我第一次听微生物学家马克·斯利夫卡聊起一只叫“小嚼”的宠物草原犬鼠，是在波士顿一家威斯汀酒店的宴会厅里，那是11月一个寒冷的清晨。斯利夫卡是痘病毒方面的世界顶尖专家，适才在一小群传染病专家面前做了一次报告，这些专家都是来参加流行病动力学专题报告会的。（37）

斯利夫卡告诉我，2003年，小嚼的主人在刚刚得到它之后，把它带到兽医那儿检查身体。这只宠物一直在打喷嚏和咳嗽，他们很担心它的身体状况。兽医决定对小嚼实施氧气雾化治疗，他将小嚼放在一个仓鼠球（由塑料制成的空心球）中，同时透过通风孔把氧气射入球内。

兽医当时并不知道，作为本地物种的小嚼（草原犬鼠是一种北美地松鼠）已经暴露在源于半个地球之外的病原体杀手面前了。这只动物曾被关在一家宠物配送中心，与它关在一起的还有一箱通过商业航班自加纳抵达的动物，工作人员正要把它们送往宠物行业。 ¹ 那个箱子里有1只冈比亚巨颊囊鼠、9只睡鼠和3只绳松鼠，它们是在加纳的撒加科夫附近被俘获的，而当地40%的绳松鼠以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类，已接触痘病毒了。 ²

小嚼以及关在同一家宠物配送中心的其他几十只草原犬鼠都开始打喷嚏、咳嗽，因为它们全染上了猴痘。猴痘病毒在小嚼的皮毛下形成病灶，源源不断渗出这种病毒；而它肺部的病灶则使它呼出的气体中也携带了病毒。兽医将小嚼放在仓鼠球里做雾化治疗，正好让整个球体里充满了气溶胶病毒。换句话说，斯利夫卡认为兽医制造了一颗痘病毒炸弹。（38）

当兽医打开仓鼠球让小嚼出来时，炸弹被引爆了。一团猴痘病毒粒子飘进了房间，它们感染了10个人，不仅包括当时正好在房间里的，还有稍后碰巧从房间门口路过的。最后，被加纳宠物感染的小嚼和其他草原犬鼠一共将猴痘传到了6个州，感染了72个人。幸运的是，进入美国的猴痘病毒是一种毒性温和的西非亚型，而非更为致命的中非亚型。仅有19人必须入院接受治疗。 ³

我觉得斯利夫卡应该很喜欢这个故事，一名兽医无意中制造出一种致命生物武器，多讽刺啊。但若不是因为有了商业航班，猴痘是不可能离开加纳丛林进入小嚼的小小身体里的，商业航班给了病原体一双翅膀，也给了它一张实现全球传播恰好需要的免费机票。航班不仅把这些受痘病毒感染的啮齿类动物运入美国，还将来自欧洲的一种真菌——锈腐柱隔孢——带入了纽约。这种真菌很可能是粘在探险者布满泥土的靴子上，从欧洲腹地的蝙蝠洞穴内进入美国的，它能入侵并消溶蝙蝠的表皮。2006—2012年之间，该真菌引发的白鼻综合征在美国16个州和加拿大4个省杀死了数百万只蝙蝠，导致蝙蝠的整体数量下降了超过80%。 ⁴

航空旅行不仅能带着病原体满世界跑，还决定了这些病原体所能造成的大流行的形态和传播范围。你可以打开一张世界地图，虚构一次流感的现代大流行。理论物理学家德克·布洛克曼2013年时就曾这样做过。整个流行模式将是混乱无序的。疾病可能首先在某地暴发，而后随机在欧洲和北美出现，中间没有任何经停站，就好像猴痘先在加纳暴发，然后直接出现在了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宠物配送中心。似乎没有什么模式可以解释这种传播，而且没人能猜到病原体接下来有可能会跳去哪里。

但布洛克曼发现，如果在一张绘有连接各个地点的航线地图上虚构同样一场大流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在这张地图上，纽约与3 000英里外的英国伦敦之间的联系，要比仅300英里外的普罗维登斯和罗得岛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就是直飞航班带来的便利。在一张航班时刻表上虚构一次流行病传播，其结果就没有在一张普通地图上看到的那么混乱了。大流行宛如投石入湖激起的层层涟漪，不断向外辐射。布洛克曼的地图显示，流行病更多地是受我们的交通网络而非自然地理环境影响。 ⁵ （39）

若不是因为19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型运输模式，霍乱根本不会引发大流行。霍乱在国际舞台上首次亮相前夕，跨洋运输才刚开始重塑整个工业世界，快帆船和轮船在大洋中来回穿梭，新建的运河将人和商品运送到各个国家的腹地。要传播霍乱弧菌这样的水生病原体，这种运输系统再合适不过了。

你或许会认为，霍乱弧菌这样的海洋生物因为生活在海洋之中，就能抵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岸。毕竟海水都是相连的，而且一直处于循环之中。目前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洋流厄加勒斯洋流正好就把位于霍乱老家印度洋西南部的海水径直送往非洲南端——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 ⁶ 当然了，一些漂得比较远的弧菌寄居桡足类动物确实有可能借用这股水流，冲出南亚。

但事实上，若仅凭霍乱弧菌自身的移动能力，它几乎是静止不动的。霍乱弧菌可寄居的桡足类物种中有超过75%会一直待在自己发生进化的那片浅浅的表层海域。极少数会搭上洋流顺风车，但很快也会被大洋的深层海水制服。大洋是海中的撒哈拉沙漠，那里食物稀少到威胁生存的地步，且生长缓慢。 ⁷

人类当然能携带这种微生物，但也仅仅是携带而已。霍乱患者的确是行走的病毒播种者，他们的粪便以及被粪便污染过的手或个人物品都会沾染弧菌。霍乱弧菌在人体中的寄居期很短，哪怕患者没在短时间内死亡，弧菌寄居的时间最长也不超过一周。19世纪霍乱初现之时，寄居期如此之短，霍乱弧菌几乎不能到达距苏达班5 000英里、人口稠密的欧洲。（40）

霍乱要实现异地传播，人口大规模聚集是前提。一大群易感患者接连感染后，弧菌存续的时间就能延长，其影响的地理范围也会扩大。但对病原体来说，这种传播形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同时有大量人口患病，细菌自身也会覆亡，因为它所有潜在的携带者要么死了，要么产生了免疫反应。但与此同时，若只有少量人口患病，病原体依次感染足够多的旅行者以实现长距离传播的机会就会减少。

即便真有足够多的旅行者供霍乱弧菌传染，它也只能在旧大陆的土地上肆虐。要点燃全球大流行的导火索，霍乱必须能抵达新世界以及19世纪生活在那里的、易受影响的、忙忙碌碌的人们，包括定居者、奴隶和原住民。霍乱必须穿越深海大洋，一定得有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捎上它。

欧洲人和美国人认为霍乱是落后的东方特有的疾病，断不会出现在文明的西方国家。1831年的一部法语巨著里就提到，霍乱是“域外来者……在亚洲未经耕种的干旱平原发迹和演变”。他们有意称其为“亚洲”霍乱，以区别于当时他们称为“霍乱病”（cholera morbus）的普通腹泻。 ⁸

例如，法国基本不担心当时的情况，一位法国评论者就自豪地宣称：“除了英格兰，没有哪里不忠实遵循卫生准则。” ⁹ 巴黎有钱人中意空旷的庭院以及灌满香氛沐浴水的大理石浴缸，这样的地方岂是泥泞、长满红树林的苏达班比得上的。 ¹⁰ 云泥之别，巴黎可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世界各地的医学生都来到这座城市新建的医院里，向法国顶级医生学习最新技术和发现。 ¹¹

霍乱还是缓慢但坚定地走到了欧洲的大门口。1817年秋天，霍乱沿着恒河向上游行进了1 600英里，在一个军营中夺走了5 000人的性命。1824年，霍乱辐射到中国和波斯，那年冬天停留在了俄国。几年后，印度暴发第二波感染潮。1827年，英军入侵旁遮普；1830年，俄军进攻波兰。霍乱如鬼影般随军前进。 ¹² （41）

1832年3月末，霍乱占领巴黎。在没有现代医学遏制的情况下，霍乱杀死了一半的感染者，并引发一系列恐怖的病症。患者不会出现悲惨的结核性咳嗽，也不存在看似富有情调的疟疾热。区区几个小时，霍乱的脱水效应就会使受害人的脸部和皮肤起皱，双颊凹陷，泪管排空。血液则会变成焦油状，凝结在血管中；缺乏氧气的肌肉剧烈颤抖，有时甚至会撕裂。随着器官逐个衰竭，患者会陷入急性休克，而意识却保持清醒，并持续排出大量液状便。 ¹³

故事不胫而走：病人吃午饭时还好好的，等上甜点的时候就死了；男人回家发现门上贴了纸条，上面写着妻儿已在医院病逝的消息；火车司机在乘客面前突然倒下。 ¹⁴ 受害者可不只是紧抓胸口、倒在地板上，他们的肠道会不受控制地释放出大量液状便。霍乱的病状极不文明、令人羞耻，是对19世纪大众情感的冒犯。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就写道，这个异域入侵者让开明的欧洲人变回了野蛮人。 ¹⁵

埃文斯写道：“想到自己可能在有轨电车上、餐馆里，或是在大街上，突然发生止不住的腹泻，而且是在几十或几百个体面人旁边，这种感觉一定跟想到死亡一样恐怖。” ¹⁶ 的确如此，可能不止于此。

霍乱引发了各种持续的恐惧，其中之一就是过早下葬。如今我们能通过各种发出哔哔嗡嗡声的仪器来监测我们的重要器官是否衰竭，除了少数吸睛的罕见病例，生死之间的灰色领域其实已经很狭窄了。但在19世纪，这片灰色领域要比现在宽阔得多，传说，有的尸体本来被裹在整齐的裹尸布里，但日后挖掘出来时被发现肢体扭曲、骨头折断，已成白骨的手埋在扯乱的、落满了报纸和杂志碎片的头发里，这些都是死前极力挣扎的证据。

医生们就死亡的确切症状，以及所谓“真死”和“假死”之间的区别争吵了几个世纪。1740年，杰出的法国医生让—雅克·温斯洛认为当时一些普遍存在的死亡测试——扎针和外科切口——缺乏精准性。（可怜的温斯洛还是孩子时就曾两次被错误宣告已死亡而被装入棺材。）有些人认为最靠谱的死亡信号应该是躯体的腐化。但这种方法对死者亲属来说是严峻且充满恶臭味的考验，他们可能被迫等待所爱之人身体腐烂，之后才能哀悼。即便到了这份上，也还是有人坚持认为尸体是活着的，只是昏睡过去而且长了坏疽。（42）

应对死亡或曰“疑似死亡”的躯体的新律法、新发明、新方法开始出现，减少了误判死亡的问题。18世纪90年代，巴黎的各个太平间实施了一套新制度，工作人员必须给尸体戴上专用手套，如果尸体的手指出现比较大的颤抖，就会牵动一根细绳，并推动一个大锤子敲打警报器。安保人员会遵循当地医生的指导在太平间里巡视，聆听是否存在异响。（如今，我们在生者中寻找死亡的迹象；彼时，人们在死者中寻找生命的迹象。）1803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在疑似死亡与葬礼之间应相隔一天，以免有人弄错。1819年，法国医生勒内·雷奈克发明了听诊器，能让医生听到心脏微弱跳动的声音（同时，也防止别有用心的医生为了听心跳声而直接把耳朵压到女性患者的胸脯）。英国皇家人道协会等慈善组织也相继成立，其成立伊始的目的是拯救溺水者的生命，但由此引发了探讨生死之间更细微差别的运动，提高了公众意识。（皇家人道协会的口号是“一息尚存，绝不言弃”，沿用至今。） ¹⁷

霍乱扰乱了生死差别的特征，把巴黎人吓坏了。霍乱很轻易就能让活人看起来像具尸体：病人浑身泛蓝，肌肉凹陷，一动不动。“人们太容易弄错状况，”一位医生在1832年霍乱暴发时期抱怨道，“有次我把一个病人登记成‘已死’，结果其实他在几个小时后才真正去世。” ¹⁸ 延迟下葬的规定实际上在疫情期间就已被推翻了，死者尸体和那些疑似过世的人一道被堆到摇摇晃晃的四轮马车上，尸体多到偶尔会从车上直接掉到大街上。所有“尸体”都被埋在巨大的墓穴中，一共埋三层。

地方当局宣布禁止在市中心举行公众集会或举办集市。他们给病患的房子做好标记，把活人也圈禁在里面。尽管采取了这些举措，但丧葬队伍还是连绵不断。教堂被漆成黑色。市医院里躺满了无法动弹、处于生死边缘的病人，在霍乱的摧残下，他们的肤色呈现吓人的紫色。一息尚存的病患则以酒代药，麻醉自己。旅法美国记者N. P.威利斯写道：“这真是极其残忍的情形。他们坐起来，从一张床移到另一张床，脸色依旧惨白，嘴唇呈蓝色，还穿着白色的病服，看上去真的就像一具具痛饮狂欢的尸体。”装满死者的马车沿着城市鹅卵石路行进，他们的血和体液就这样不断从车上泄下。（43）

在那个可怕春天的夜晚，巴黎的精英们依旧参加精心打扮的化装舞会，他们否认和蔑视霍乱带来的死伤，将自己装扮成病态死尸的模样，跳起了“霍乱华尔兹”，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即将变成这副模样。威利斯参加了一次这样的所谓霍乱舞会，他写道，有个男人打扮成霍乱本尊，“穿着骷髅盔甲，装着布满血丝的红眼，行走的瘟疫应有的其他可怕行头也一应俱全”。时不时就有且饮且舞的人摘下面具，面露紫色，倒地不起。霍乱杀伤力太大，死者就这样穿着舞会服装直接下葬了。 ¹⁹ （巴黎的霍乱舞会以及威利斯的报道激发了巴尔的摩一位时年30岁的讽刺作家的创作欲望，埃德加·爱伦·坡就此写下《红死魔的面具》，这部短篇小说描述了一场化装舞会，一个戴面具的人物“从头到脚打扮成仿佛从坟里爬出来的模样”，给“在血淋淋的舞会大厅里狂欢的寻欢作乐者”带去了死亡。）

到了4月中旬，霍乱已经杀死了超过7 000名巴黎人。最终的死亡人数至今仍不明确。为了减少恐慌，政府直接停止公布死亡数据。 ²⁰

那些有本事逃离城市的人，将一个崩溃的社会留在了身后。虽有护士、医生和警官们共同管理，霍乱依旧毫无顾虑地肆虐。 ²¹ “霍乱！霍乱！如今这是唯一的话题，”威利斯哀叹道，“路上的行人随身带着香樟袋，并在鼻孔里滴几滴香醋——这是横跨所有阶层的普遍恐慌，有能力走的人都逃走了。”约五万名惊慌的巴黎人逃离城市，成群的避难者挤满了道路、河流甚至海面，他们将霍乱带到了新大陆，传播效率甚至比先于他们抵达的水手、商人和士兵还要高。 ²²

他们步行逃出城，坐上马车，再划船往下游去，最后登上远洋船。因为有了新的贸易路线，他们很快就将霍乱传遍了大洋沿岸，甚至深入北美内陆。（44）

哥伦布时代后的几个世纪，跨越大西洋仍然充满危险，人类仅偶尔为之。荷兰人抵达了后来的纽约市所在地并定居下来，之后在有需要的情况下，也只一年一次包船横渡大西洋。这趟艰难又烧钱的旅程要花费八周时间，部分原因是谨慎的船长会选择避开经过北大西洋禁航区的最短路线。在整个英国殖民时代，严苛关税和海盗掠夺扼杀了船家们跨越大西洋运送货物和人的愿望，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港口经营惨淡。哪怕到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时，一个人想横渡大西洋也得等当地船家公布开船日期，还得期待有足够多的货物和其他乘客同行，如果万事俱备，通常还需要在港口城市度过一周或更长时间，等待适宜的风向和天气。

拿破仑战争期间，整个欧洲闭关，波士顿和费城的港口抓住了这个机会，获取了与中国之间有利可图的部分海上贸易。1817年，霍乱刚在苏达班兴起，雄心勃勃的美国船队则在新近成立的曼哈顿银行公司（后来成为跨国巨头摩根大通集团）的资助下，创立了跨大西洋航运中一种全新的事物：美国港口与利物浦、伦敦和勒阿弗尔等欧洲港口之间的定期航运服务。人们再也不用在港口甲板上苦苦等待了。这些邮船属于黑球、库纳德等航运公司，它们每周从美国启航，满载乘客、邮政包裹和其他物品跨洋往返。 ²³

17—18世纪，仅有约50万欧洲人成功抵达新大陆。而在跨大西洋的邮船出现后，不到百年就已有3 000万欧洲人乘船前往美国。大西洋原本是霍乱传播的天然生态屏障，如今已成为人与货物及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携带的看不见的微生物真正的通途。（45）

登上邮船的乘客很容易把弧菌传给未感染者。头等舱乘客享受着优雅的住宿环境和精致的餐点，而大多数海上乘客挤在三等大舱里，他们未得到清洗的手和身体紧紧贴在一起。夜幕降临或天气不佳时，舱门必须关闭，这会把三等舱乘客困在甲板下面的船舱中，里面的空气潮湿而污浊。一位体验过这种航运的记者抱怨道：“三等舱乘客在吃饭前要先把虫子从食物里挑出来，在闷热、发臭的双层铺位上进食，或是在可供150人睡觉的大隔间那种炎热且散发恶臭的环境中吃饭，都这样了，他们怎么还会记得自己是个人类？”几百名乘客只能共用为数不多的几个厕所坑位，排泄物与底舱污水混杂在一起，渗入各层甲板。 ²⁴

登船作业本身就会把霍乱传给乘客。每次起航前，船员都会从当地人洗澡和排泄的溪流、河湾里取水，灌到船上的饮用水桶里。要是霍乱袭击了船队起航或途经的任何一座城镇，人们不经意间就会将当地的弧菌带到船上的饮用水中。这些水就这样被装在几乎没怎么清洗过的木桶和木箱里，跨越大洋。在整个旅途中，乘客们喝的和做饭用的都是这些水。 ²⁵

一旦霍乱袭击乘客，整艘船就会成为霍乱弧菌的流动传染源，这些船会将受污染的排泄物直接排到它们途经的海洋、海湾和港口中。 ²⁶

这些船只自身也可能会携带霍乱弧菌，哪怕乘客登船时是未被感染的。19世纪的船只运输各种哺乳动物、鸟类、植物以及其他有意或无意带上船的生物。牲口、伴侣动物乃至害虫都有可能匆匆登船。藤壶、软体动物、藻类以及其他易受霍乱弧菌感染的海洋生物则会钻入木制船体并附着在上面，从而完成无法依靠自身达成的长途旅行。（一种微小的、喜钻入红树根部的甲壳纲动物钻孔团水虱，就是这样的“搭船客”。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团水虱会在某个时刻钻进木制船体，直接从老家印度洋“搭顺风船”到达大西洋，如今它们仍在大西洋沿岸繁衍生息，用力咀嚼着佛罗里达及别处的红树林的根部。）（46）

船只的压舱物（用来让空船在水体中也能保持平衡的重物）也在全世界散播了数千种物种。木制运输船一般使用干压舱物，比如几吨沙子、泥土和石头，这些东西内部就生活着蟹、虾、海蜇、海葵、海草和藻类等生物。人们抵达目的地上岸时，会将这些干压舱物铲到距离聚居区几英里外的地方丢弃，由此造成大量外来物种入侵。少数易受弧菌感染的甲壳纲动物可能就处于一堆干压舱物中，它们跨越大洋，创造了一片新的殖民地。

铁制船使用的压舱水携带霍乱的效率更高。铁制船具有水密性，因此可以利用水来压舱，而且铁制船还比木制船更快、更坚固，存储空间也更大。世界上第一艘铁制蒸汽船修建于1820年，从伦敦驶往法国勒阿弗尔，再沿河开到巴黎。1832年，欧洲已有铁制船开往非洲和印度。

海洋生态学家J. T.卡尔顿写道，“压舱水”是海洋生物运输的一种途径，“其涵盖的生物广度以及运送效率在陆上和海上都无可匹敌”。 ²⁷ 现代研究表明，压舱水每周能携带约1.5万种海洋生物漂洋过海，霍乱弧菌就位列其中。人们从受霍乱侵扰的欧洲和亚洲的浅海湾与河口中吸纳了数百万加仑压舱水，其中每一加仑都可容纳数百亿个病毒样颗粒，等待着在跨洋后自由行动。 ²⁸

说回陆上，当霍乱兴起之时，美国内陆大多还处于难以踏足的蛮荒状态。整个国家的大多数道路不过是穿越森林和泥沼的泥泞小道，倾倒的树和烂泥就能轻易将马车和货车的前行之路阻断数周。走陆路将货品运进运出这个国家，哪怕只是走数十英里路途，其耗费的时间和财力也和跨洋水运至英国无异。 ²⁹

相形之下，船舶运输灵活且可靠。新发明的蒸汽船能让乘客循着天然水道抵达各地，比如300英里长的哈德孙河，从阿迪朗达克山脉一直流到纽约，还有2 000英里长的密西西比河，源自明尼苏达北部，流入墨西哥湾。（47）

但在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东部连绵不绝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仍是一堵巨大的屏障，将密西西比河五大湖沿岸的船运贸易与依凭哈德孙河和大西洋发展起来的国际航运贸易区分开来。 ³⁰ 霍乱弧菌或任何一种水源传染病原体就算抵达美国海岸，也无法通过水道深入中西部内陆。

1825年开放的伊利运河改变了一切，它将大西洋的咸水与内陆水网的淡水连接起来。这条运河径直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连接了哈德孙河和远在300英里之外的伊利湖（连接点为水牛城所在地）。这是一个工程奇迹，当时的总造价达到天文数字般的700万美元（约相当于2010年的1 300亿美元），纳撒尼尔·霍桑是这样描述的：“这条高速水道连接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繁忙贸易，在此之前，二者甚至无法互通有无。”伊利运河让内陆与海岸间的交通成本缩减了95%，它改变了整个水道南部终点站——纽约——的经济地位。多亏了这条运河，纽约甩开了费城、波士顿和查尔斯顿等与之竞争的港口城市，成为“万船之城，两侧堤岸泊满了船只，绵延不断，船桅如林，其他城市实难相提并论”，一位观察者这样描述道。 ³¹

运河急剧促进了贸易，但同时也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微生物病原体深入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为了庆祝运河通航，达官显要们从世界上的著名大河——恒河、尼罗河、泰晤士河、塞纳河、亚马孙河等等——盛来13瓶河水，再加上一瓶伊利运河的河水，一起倒入纽约湾的漩涡之中。此举是为了庆祝水路贸易进入便捷的新阶段，但更准确地说，这种仪式开启了水源传染疾病的新时代。 ³²

运河交通极为繁忙。哪怕是沿岸最小的村庄，每天也会发出窄窄的运河船只，没日没夜地在运河上行驶。三万人在运河的83个船闸与渡槽之间辛勤劳作，用马和骡子拉船前行，一户户人家就住在岸边，维护运河的各项日常功能。到1832年，共有50万桶面粉以及超过10万蒲式耳小麦通过伊利运河那浑浊的浅水运往各处，更别提仅这一年就有总长度达3 600万英尺的木材从中运过。运河船上堆满了原木，挤满了乘客，有时甚至要在船闸排队等候长达36个小时才能通行。（48）

随小麦和茶叶等货物一起来的，还有移民潮。移民们从横渡大西洋的纵帆船下来后，骑马沿着运河前进，行出运河水道后转移到新船上，继续走水路向西航行，由此带来了霍乱。 ³³

1832年春天，从霍乱肆虐的欧洲跋涉而来的成千上万移民抵达北美东海岸的各大海港。霍乱首先侵袭了蒙特利尔和魁北克，两城乃是遍布北美的河流与运河网络的西北部终点站。11个残酷的日夜过后，霍乱在加拿大的这两座城市杀死了3 000人，且有往周边运河城镇蔓延的趋势。一旦霍乱侵入运河系统，就相当于拿到了侵袭北美大陆其他地区的船票。许多士兵从纽约出发向西前往伊利诺伊的争议领土，与印第安人的英雄“黑鹰”作战。霍乱如影子一般跟随他们西进。数十名士兵在江轮上就已病倒，他们被遗弃在路上，就此播撒下了新疫情的种子。其他人则惊恐万分，四散而逃。一个路人从休伦湖南端的密歇根州底特律赶往格拉夫堡，沿途竟陆续遇到六名被霍乱感染的逃兵，第七个逃兵的尸体正被猎狗啃食。“一些士兵死在了树林里，尸体已被狼吃了个干净，”研究霍乱的历史学家J. S.钱伯斯写道，“其他人则倒在了乡野或道旁，尸体无人敢碰。掉队的幸存者四处游荡，无处可依，因他们被视作致命疾病的传染源头。”整个派遣队伍有超过一半的士兵死亡或离队，“一枪都没开过”。

至于下游的纽约，超过七万名居民因听闻霍乱侵入北美而逃离城市。 ³⁴ 如今，伊利运河所开创的大运河时代踪迹难觅。马里兰州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现状佐证了伊利运河急剧的衰落。伊利运河于1831—1924年间曾是运输采自阿勒格尼山脉的煤矿的要道，如今基本上就是个休闲娱乐区。长长的河渠大多已经干涸，沿岸专供船闸管理人及其家属居住的值班房也已坍圮。只有房屋的石基以及周边水泵残留下来，隐匿在矮矮的木瓜林中。屋子的厕所就在几码之外，如今已被用花哨的合成纤维制成的浅蓝色移动厕所取代，这些厕所供路过的自行车车手使用，下方便是沿着运河的旧拖道，骡子和马曾在这些道上拉船前行。这里的河流水面宽阔但水较浅，仅够勉强通航，却吸引着皮划艇爱好者前来，胆大的当地孩子也会冲进树林，跳入河里，享受一番夏日畅游。 ³⁵ （49）

尽管运河已经被人遗忘，但它们开启的贸易运输时代持续至今，速度甚至更快。

运河和蒸汽引擎，加上煤、轧棉以及工厂时代的其他奇迹，首次破除了全球经济的历史束缚。几百年来，世界的经济生产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每个世纪仅增长约1.7%，饥肠辘辘的人类基本是靠自身新陈代谢的微薄力量来勉强生存。然后，人们突然释放了化石燃料原本被埋藏的力量，引发了工业革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1820—1900年）内，世界经济生产总量翻倍了，而且持续不断地增长。过去的60年间，全球贸易增量巨大，翻了20倍，其增长率高于人口或GDP增长率。 ³⁶

运河埋下了自身衰落的种子。各条运河将美国人带入国际贸易体系之中——水牛城的农民第一次享受到新鲜的长岛牡蛎，以及茶叶和糖这样新奇的外国商品，与此同时，打开了他们永远满足不了的胃口。对更快、更强大的交通的需求，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运河是完全跟不上这种发展速度的。毕竟它们只有约四英尺深。起初，铁路兴起；然后是高速公路；如今，飞机负责运输全球贸易中价值最高的货物，睥睨一切。

莱特兄弟于1903年发明的这种机器，现在每年都会携十亿人冲上云霄。 ³⁷ 这些乘客可不只是在少数几个大城市的著名机场间来回，他们还会前往成千上万的小城镇机场，这些机场甚至位于最偏远、航线最漫长的国家。美国约有1.5万座机场，但全世界可不止这些：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有超过200座机场，泰国有100座，截至2013年，中国有将近500座。 ³⁸ （50）

纽约今天已不再是全球交通运输网络的中心。中心已转移。全球最大、最繁忙的10座机场，9座在亚洲，其中7座在中国。 ³⁹ 如果说美国的对外门户是纽约，中国的对外门户就是香港，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货物”在这里被装上飞机，数量比世界其他地方都多。霍乱靠船帆和蒸汽引擎走遍世界，霍乱之子则能依凭飞行抵达寰球。 ⁴⁰

活禽市场数量的增长为SARS病毒扩散至人类创造了条件，但真正让其散播到整个世界、触发2003年全球大流行的是现代空运网络，以及一家不起眼的商务旅馆——位于香港九龙中心地带的京华酒店。

彼时，华南地区首批“非典”病人被急匆匆地送入当地医院，其中就包括广州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该院的临床医生拼尽一切治疗“非典”病人，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要继续。其中就有刘剑伦医生，他在结束了一轮治疗“非典”病人的值班后，消毒换衣，离开广州，南下90英里抵达香港去参加一场婚礼。几个小时后，他入住京华酒店的911号房间，就是在这儿，他体内的SARS病毒粒子开始逸出。 ⁴¹

有太多病毒从刘剑伦体内逸出到房间里，几个月过后，调查者仍能从地毯里发现病毒存在的基因证据。 ⁴² 刘剑伦将SARS病毒传给了酒店的另外12名住客，我们至今仍不清楚这是怎么做到的。或许他们同乘过电梯，又或是他曾在房门外咳嗽或呕吐，而其他人路过了那段走廊。还有可能他用擤过鼻涕的手扶过廊墙，而其他人也恰好碰过那堵墙。甚至有可能是在他冲厕所时，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离开了他的房间。 ⁴³ （51）

我们知道的情况是，与刘剑伦同期入住的客人是一群跨国移动的旅客。2012年冬天，我入住了这家旅馆（现已更名为维景酒店），我发现与自己同时入住的客人也来自世界各地。酒店酒吧里灯光昏暗，吊顶上贴满了光滑的黑色瓷砖，说西班牙语的夫妻正安静地饮酒，一个满头白发的澳大利亚人正在浏览英文报纸的商业版。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听到他跟一个瘦削的亚洲商人讨论他在坦桑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交易。

说回2003年，与刘剑伦同期入住的一位客人是空乘人员。她是飞到新加坡之后才入院的，她把病毒传给了她的医生，而这位医生当时正打算飞去纽约参加一次医学会议。他最远飞到了德国柏林。在京华酒店被刘剑伦感染的其他客人登上了飞往新加坡、越南、加拿大、爱尔兰和美国的航班。不出24小时，从刘剑伦体内逸出的SARS病毒已经传到了5个国家；最终，SARS的踪迹出现在了32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了航空运输的奇迹，一个感染者就能引起一场全球性的暴发。 ⁴⁴

许多人担心在乘坐飞机的过程中会被传染某些“病毒”，但实际上只有某些特定的病原体才会在飞机上轻易传播。那些经由直接接触传播的病原体，不太可能在航班上扩大自身规模。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头一年，人们了解到，仅有两名感染者乘坐过飞机，而他们在飞机上均未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⁴⁵ ［埃博拉这样的接触传播病原体，最容易传播的场合还是葬礼仪式（人们会象征性地为感染者的尸体洗浴），以及医疗机构（临床医生频繁处理感染病人），此二者在2014年疫情传播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经由介体传播的病原体也极少能熬过航空旅行，比如蚊虫传播的西尼罗病毒和登革热。现代飞机舱中凉爽、干燥的环境，对携带这些病毒的蚊虫而言是致命的。

至于SARS病毒这样的呼吸道病原体，则很适合在航空环境下传播。这些病原体通过人类咳嗽、打喷嚏或气溶胶形式释放出的微末体液传播，这些超小水滴可在空中悬置许久，飞机起飞时只有一个感染者，抵达目的地时可能已是一飞机的感染者了。经由航空运输传播的病原体还有一种同样强劲但不被留意的传播方式，那就是航空大大扩展了感染者的移动范围。感染者一般因为身体虚弱而无法通过其他交通方式实现移动。举个例子，以前，外科病人对传染性病原体的全球传播几乎没有推动作用，做了手术的病人相对而言是无法行动的。但今时不同往日，外科病人做好手术后可以满世界旅行，甚至将病原体从手术室带到地球的另一边。（52）

例如，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来自美国、欧洲、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所谓“医疗游客”飞到印度等国做手术。20世纪90年代初的市场改革，让印度经济在几十年里保持8%的年增长率，印度的现代化私立医院如今使用与西方医院相同的标准实施治疗。然而，因为印度全国仍普遍存在贫困和低薪酬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医院能以较低的成本完成病人手术。结果，那些想以可承受的费用做器官移植、膝关节置换或心脏外科手术的外国病人，便成群结队地来到印度。 ⁴⁶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是一种惊人的逆转。那时的印度在经济上如一潭死水，像我们这样的移民家庭回去探亲时，行李箱里会装满自己认为到时用得上的医疗用品，这样就不必依赖当地质量参差不齐的卫生服务了。有条件的印度人则会飞往纽约或伦敦，寻求高科技医疗护理。

20世纪80年代，印度各个城市的机场还是荧光灯昏暗、摇摇欲坠的建筑，隶属各个帮派的年轻男子穿着紧身纽扣衬衫，蓄着胡子，瘦骨嶙峋，他们沿街叫喊，询问乘客要不要打车，而穷困潦倒的一家几代人则焦急地紧紧抓住手中的机票。人们最好不要去公共厕所，那里的马桶永远是堵住甚至漫溢出来的。今天，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已然是一座闪耀的建筑，配有高档咖啡馆、硕大的彩色抽象壁画，以及自动人行道，时髦又年轻的商务旅客拖着他们的黑色小行李箱从上面快步走过。2012年，我前往印度，在机场找到了去往梅第奇医院的指示牌，该院是印度众多新建的、由公司所有的私人医院之一，可以满足“医疗游客”的需求，而且它就在机场行李领取处外面不远的地方。 ⁴⁷

据梅第奇医院的发言人说，该院15%的病人是前来做手术的外国人，他们在这里须支付的费用仅为西方国家手术费的五分之一。从机场到医院只有很短一段车程，这家医院是一幢辉煌的建筑，拥有一个开阔而郁郁苍苍的花园，周围用铁栏围住，内外隔绝，旧世界的一切只存在于铁栏之外——小贩推着飞满苍蝇的木制手推车出售鲜榨果汁，工人们蹲在地上做饭，炉中冒出滚滚浓烟。铁栏里面的医院则像极了博物馆，有高高的天花板、白色的大理石瓷砖地板和巨大的磨砂玻璃墙。（53）

在一扇磨砂玻璃门后，是一间专为“医疗游客”及其家属设置的休息室。房间里面的印度人屈指可数，大多是东亚人、中东人和西方人，他们拖着连塑料膜都没来得及揭掉的行李箱。他们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一边看平面电视，一边享用免费的热饮。医院的国际患者服务团队负责组织治疗方案，协助病人和家属办理签证，提供接机服务，安排酒店预订和康复后的观光旅行。他们甚至提供餐饮和娱乐方面的门房服务。 ⁴⁸

这些“医疗游客”看起来过得很舒服，然而，一旦开刀，他们的内部组织便会接触新德里独一无二的微生物环境，他们会把手术中沾染的微生物带回家。接受外科手术的人特别容易被传染性病原体影响。当手术刀切开皮肤的保护层，身体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区隔便会消失，生活在皮肤表面上、病床周围空气里、手术设备和其他物品上的微生物就会通过切开的伤口长驱直入。巨细靡遗的消毒措施也很难彻底阻拦它们。这些进入人体的微生物很可能会茁壮成长，因为手术本身（更不用说病人术前的健康状况）会降低患者的免疫系统功能。

梅第奇医院的病人感染率差不多与美国医院的一样低，甚至可能更低，但二者引发病人感染的细菌完全不同。先举一例，印度医院里的大多数细菌是革兰氏阴性菌，相较于在西方医院中占主导地位的革兰氏阳性菌，它们被包裹在更加坚韧的外膜中，由此对抗生素和防腐剂更具抵抗力。（细菌的名称源自汉斯·克里斯蒂安·革兰，正是他研究出了区分两种细菌的测试标准。）另外，印度承受着细菌性疾病带来的沉重负担——腹泻和肺结核每年造成约100万印度人死亡，而且官方对抗生素的使用没有任何约束（不用任何处方，你能在印度任何地方买到抗生素），这导致印度的许多细菌性病原体已有了抗生素耐药性。美国发生的医院感染中有20%对普通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而这一比例在印度则高达50%。 ⁴⁹ （54）

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NDM—1）这种极有害的病原体，至少在2006年就已出现在新德里。这实际上是一种叫作质粒的DNA片段，能在不同种类的细菌之间传播。它的危害在于能令细菌对14种抗生素均产生耐性，包括强效静脉抗生素，这是在其他治疗方法均告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才能使用的抗生素。当NDM—1插入一个细菌性病原体时，它基本上就是让这种细菌变得无药可医。仅有两种不甚完美的药物能抑制NDM—1感染：硫酸粘菌素，这是一种较古老的抗生素，因其毒性在20世纪80年代被人类弃用；替加环素，这种昂贵的四环素目前仅被批准用于抑制软组织感染。 ⁵⁰

凭借强大、高速、相对舒适的空中旅行，最鲜为人知的病原体如今也能跨越大洲大洋。NDM—1借助“医疗游客”的身体离开了印度的手术室。2008年，斯德哥尔摩市郊一家医院在一次测量细菌水平的常规测试中，从一名59岁男子的尿液中分离出了NDM—1细菌。这名男子正是在新德里染上这种细菌的。瑞典和日本相继出现了其他病例，这些病例都与前往印度或巴基斯坦做整容手术或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有关。2010年，三名美国病人被发现感染了NDM—1细菌，三人均曾在印度接受过医疗看护。2011年，土耳其、西班牙、爱尔兰和捷克共和国都有病人被离析出了NDM—1细菌。到了2012年，“医疗游客”帮助NDM—1辐射到了全世界29个国家。 ⁵¹

目前，NDM—1质粒大多是在宿于人体内部的无害细菌种类里发现的，比如宿于健康人类口腔、皮肤和肠道内的肺炎克雷伯菌，以及消化道内的大肠杆菌。然而，促使这种质粒传播开来的“医疗旅游业”依旧活跃、有利可图。工业化国家的卫生医疗费用持续飞涨，病人们不得不乘飞机离开祖国，寻找更便宜、更迅速的治疗方法。哪怕出现了NDM—1质粒，他们也没想把自己紧握在手里的机票退掉。这些病人以及其他人把NDM—1携带得越远，这种质粒在传播进程中能遇到的细菌种类就越多，它转移到某种危险的细菌病原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55）

要是这样的病原体被NDM—1质粒侵入，将给医学带来沉重负担，导致几乎无法阻止的感染。没有什么手术值得冒这种风险。“所有的医学成果都将终止，”新德里甘加拉姆爵士医院的医学微生物学家钱德·沃塔尔预测道，“骨髓移植，这种或那种移植，都将消失。” ⁵²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交通网络轻而易举就能促使像NDM—1这样的潜在大流行等级的病原体传播开来，而且自霍乱时代以来，交通网络完成这一任务的速度更快、更高效了。

但我们并不是移动性的被动受害人，也不会因为充满恶意的微生物乌云尾随我们就再无翻身余地。全球分布是大流行的必要条件，却不是独立的充分的条件。哪怕病原体真的无处不在，也只有当它们在目的地遇到恰当的传播机会时才有可能引发大流行。一种广泛分布的病原体要是没有遇到这种机会，就跟拔去尖牙的蛇一样无害。

而且，病原体对特定的传播模式十分依赖，不能灵活变通。一旦病原体适应了某种传播模式，就无法轻易更改自身逐渐形成的、在不同感染者之间传播的复杂机制。从历史上来看，这也是那些蚊虫传播病原体无法进化为水源传播病原体的原因，而后者也无法进化为空气传播病原体。然而，虽然它们的传播模式相对固定，但它们能利用的传播机会是流变的：这种机会几乎完全由我们人类的行为形塑。

的确会有一些病原体利用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亲密行为（比如性行为或其他彼此处于呼吸范围的亲密举动）来传播自身，但仍有许多病原体是通过更模糊不清、错综复杂的方式传播的，这些方式相对罕见或者比较容易被改变。举两个例子：弓形虫病原体的传播首先需要啮齿类动物食入弓形虫卵，而后猫捕食啮齿类动物，人再把自己暴露于受感染的猫的猫砂盆附近；病原体枪状双腔吸虫的传播则需要蜗牛孵化虫卵，然后蚂蚁吸入蜗牛的黏液，再由食草动物食用蚂蚁。（56）

像霍乱弧菌这样的病原体，其传播需要人类持续摄入自己的排泄物。这算是个好消息，我们很容易就能剥夺它的传播机会，因为停止摄入彼此的排泄物对人类而言既无关生存，又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坏消息则是，有时各种历史条件会合谋，将最不必要、最危险的行为变成近乎无法避免的局面。 PuS5Iv0qeZ08fIKTbBhc646TsC/E3iucq028LKGTQWjsNxN2g1jFDJlIDSnvwu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