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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杀人迅猛，其间没有冗长的健康衰退过程。新近感染者一开始还感觉良好，但不出半日，霍乱便会排空他或她的体液，仅留下一具蓝色的尸囊。（3）
正因如此，感染之初，你甚至能在酒店享用一顿不错的早餐，吃着单面煎蛋，抿一口温热果汁。你可以开车通过漫天风沙、坑坑洼洼的道路，前往机场。在机场排队时，你也会自觉状态良好。哪怕这位杀手已悄然潜入你的消化道，你仍能将背包放入安检机器，甚至在咖啡馆买个羊角面包，在店门口一张凉爽的压模塑料椅上享受片刻喘息，等到广播沙沙作响，通知你的航班开始登机。
直到你迈过登机桥，寻着属于自己的那张微微破裂的软垫座位，你体内那个外来者才会在一次致命的、爆炸式的腹泻冲击中显露面目，突然间残酷地中断了你的这次越洋旅行。若没有现代医疗迅速提供救助，你面临的将是50%的幸存率。
2013年的夏天，同样的故事就发生在美国精神航空公司从海地太子港飞往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952次航班，坐在我前面的那位乘客身上。霍乱正在侵袭那个男人，而余下被困在登机门和飞机之间的闷热大厅里的乘客则准备登机。我们等待期间，机舱内正在进行紧急消毒。机组人员并未告知我们航班延迟一小时起飞的原因。一位工作人员从飞机里疾奔而出，穿过大厅去拿更多的补给品，不耐烦的乘客对他发出了一连串的质疑。他转过头吼着解释道：“一个男的拉裤裆里了。”当时海地正处于一场可怕的霍乱疫情中，人们一听便清楚发生了什么。（4）
如果这个患病男性的感染时间推后一两个小时，而且在我们都已就座之后才发病，我们的胳膊会和他的在共享的狭窄座位扶手上推搡，膝盖彼此擦磨，会触碰他也碰过的头顶行李柜，病原体就可能直驱我们体内。我曾在治疗霍乱的诊所和饱受霍乱侵袭的社区里四处探访疫情，却未曾料想这种可怕的病原体几乎在我的归途航班上找到了我。
会造成下一波潜在的世界级流行病疫情的微生物（或病原体）其实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尚不清楚它的名字或发源地，但可以先管它叫“霍乱之子”，因为我们知道它很可能会沿着霍乱走过的道路前进。
霍乱只是能在当代引发疫情的几种病原体之一，其他还包括腺鼠疫、流感、天花和艾滋病病毒，这些流行病能在人群间广泛传播。但霍乱在这些流行病中比较特殊。跟鼠疫、天花和流感相比，霍乱的出现和传播过程自源头起就被人类记录在案。自两个世纪前首次出现后，霍乱一直很活跃，它带来死亡和混乱的力量从未衰减，952次航班上的景象便是明证。而且，与艾滋病病毒这样相对新出现的病原体不同，霍乱在流行病中已经是个老手了。在2010年海地发生的最新霍乱疫情中，它已经带走了七条生命。
如今，人们认为霍乱只发生在贫穷国家，但并非总是如此。在19世纪，霍乱袭击了当时世界上最现代、最富裕的城市，富人穷人都不放过，从巴黎和伦敦一路杀到纽约和新奥尔良。1836年，霍乱在意大利夺走了法兰西国王查理十世的性命；1849年，它在新奥尔良杀死了詹姆斯·波尔克总统；1893年，它在圣彼得堡让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一命呜呼。纵观整个19世纪，霍乱令亿万人患病，罹难者超过半数，可谓是世上传播最快、最令人恐惧的疾病之一。 1 （5）
引发这一疾病的微生物被称作霍乱弧菌，是在英国殖民南亚内陆期间传至人类群体中的。然而，实则是工业革命的迅速变革给这一微生物摇身变为流行病病原体提供了机会。包括蒸汽船、运河和铁路在内的新出行方式，让霍乱弧菌得以深入欧洲和北美内陆。迅猛扩张的城市中拥挤和不卫生的条件，让细菌能有效地一次感染多人。
霍乱疫情一再发生，给病发地的政治和社会机制带去了强劲的挑战。防控霍乱须寻求国际合作，建立有效的市政管理机制，提升社会凝聚力，但对于新兴工业化城镇而言，这一切都尚未成形。找寻解药（即清洁水源）需要医生和科学家们超越健康和疾病传播方面的固化思维。
致命霍乱在诸如纽约、巴黎和伦敦这样的城市肆虐近百年，人们才出手反击。要控制住霍乱，人们必须重新建构自身的居住方式，管理好饮用水源和垃圾，治理好公共卫生状况，建立国际关系，理解有关健康和疾病的科学。
这便是流行病的变革力量。
为防控霍乱弧菌等病原体，19世纪，人类在医疗和公共卫生方面做出了极富成效的改进，以至于在20世纪大多数时候，流行病学家、医学历史学家和其他专家学者都固执地认为发达社会已将传染病涤荡干净。西方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显著因素便是流行病的实质性消除”，这是病毒学家麦克法兰·伯内特爵士在1951年写下的。 2 他后来又在1962年写道：“谁要是写传染病，就是写历史上的已逝之物。” 3 20世纪初，普通美国民众的平均寿命是50岁，到了20世纪末已达80岁。 4
“流行病转型论”最初由埃及学者阿卜杜勒·阿姆兰提出，依据该理论，传染病在富裕社会中的消亡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进步，疾病类型也会跟着发生变化。生活在富裕社会的居民不再为传染病所困，主要是经受病程缓慢、非流行性的慢性疾病（比如心脏病和癌症）的折磨。（6）
我要坦承自己也曾笃信这个理论。从我去过的地方来看，事实的确如此，例如，在我父亲长大成人的孟买南部贫民区，那里确实拥挤、不洁、贫瘠。我们每年夏天都在孟买度过，和亲戚们挤在一栋烂尾楼的一个两室公寓里。包括我们在内，楼里的数百位居民都直接把垃圾丢到院子里，用破败的塑料桶盛着自家污水倒进公用厕所，并在门槛上装两英尺高的踏板以防老鼠入内。与其他拥挤不堪、布满垃圾、规划堪忧的社会一样，感染在这里是平常事。
然而，每年夏末，我们登上回家的飞机，沿着我父母带着塑封的医学博士学位证第一次离开印度前往纽约时走过的路，似乎好不容易摆脱了那种传染肆虐的生活方式。我们一家生活在美国小镇，那里的饮用水源早已清洁干净；污水被合理控制、处理，远距离存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都已完备，传染病的问题已被解决。
但是，后来，让人们相当诧异的是，正是导致霍乱在19世纪肆虐纽约、巴黎和伦敦的相同条件，让这些微生物卷土重来。人类对偏远栖息地的开发将新的病原体引入人群。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更迅速的国际旅行模式，也给病原体提供了新的传播机会。城镇化、贫民窟和工厂化农场的增加，让流行病得以燎原。霍乱曾得益于工业革命，如今霍乱之子开始从工业社会带来的影响中获益——数百年来化石燃料的燃烧向大气释放了过量的碳，由此导致了气候变化。
首个袭击富裕西方、打破所谓“后传染”时代美梦的新流行病病原体是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或称艾滋病病毒），它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尽管无人知晓它从何而来，该如何应对，但许多评论家仍坚信只要时候一到，医学自然能彻底摧毁这种自命不凡的病毒。以药物医之，再以疫苗驱之。公共辩论不顾艾滋病病毒带来的可怕生物威胁，只关心怎么让医疗体制更迅速地行动。事实上，我们从该病毒的早期命名就能看出，人们似乎想彻底否认这是一种流行病。一些评论家压根不愿接受该病毒的传染特质（却乐意以“恐同”的心态寻找替罪羊），直接宣称这其实是一种“同志癌症”。 5 （7）
而后，其他流行病病原体依次降临，我们长期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预防策略和防控措施无法撼其毫毛。除了艾滋病病毒，还有西尼罗病毒、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以及各种可以感染人类的新型禽流感病毒。新近活跃的微生物已然学会了规避人类用来检测的药物，耐药结核病、复发性疟疾以及埃博拉都是如此。总之，1940—2004年间，共有超过300种新发或复发流行病出现在从未谋其面目的地区和人群中。 6 病毒攻击密度如此之大，哥伦比亚大学病毒学家斯蒂芬·莫尔斯承认自己确曾考虑过这些奇异新生物从外太空而来的可能性：真正从天而降的仙女座毒株。 7
2008年，一本前沿医学期刊承认了这个已然明显的事实：发达社会流行病衰退的论述“完全被夸大了”。 8 流行病病原体已经复归，不仅出现在世上无人在意的贫困角落，也出现在最发达的城市及其富裕郊区。同年，疾病专家们在一张世界地图上用红点标注了每一次新病原体出现的地点。密集的红色区域覆盖了北纬30至60度、南纬30至40度。全球经济的命脉——美国东北部、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东南部——全被红色湮没。阿姆兰错了，经济发展没能为防控流行病提供万灵药丹。 9
随着医疗体制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微生物的力量也被放大了，这是一支由微小有机体构成的军队，小到人类光凭裸眼根本观察不到，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原生动物和微型藻类。如今的流行病专家非但没能征服这些微生物，反而开始大谈特谈打败它们日渐衰微的概率，癌症与精神疾病曾被我们归因于生活方式和基因问题，流行病专家现在开始讨论它们实则是由某些尚不可控的微生物引发的可能性。 10 驾驭微生物的老一套话术今已坍圮。201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专家布拉德·斯贝尔伯格就曾对满屋同僚说过：“你们肯定听过这种比喻，什么我们非得打赢抗击微生物的战争。真的吗？微生物不可计数，合起来可能是人类数量的百万倍。我不认为人类有胜算。” 11 （8）
随着新病原体数量上升，死亡人数也上升了。1980—2000年之间，光在美国，由病原体引发的死亡数就上升了60%。其中艾滋病病毒导致的死亡占据很大的比重，但并非全部。除去艾滋病病毒，因病原体感染而死的人数增长了22%。 12
许多专家认为，一场与霍乱类似的流行病疫情正在路上。流行病学家拉里·布瑞里安特发起的一次调查显示，90%的流行病学家都曾说过，一场将导致10亿人感染、1.65亿人死亡、触发全球衰退、耗费人类3万亿美元防控的流行病疫情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两代人中发生。 13 目前，由人类新发现的病原体——艾滋病病毒和H1N1—所引发的两场流行病在传播速度和致命性上都比不过霍乱。艾滋病病毒当然是致命的，但它传播得很慢；2009年的H1N1流感传播迅速且广泛，但致死人数仅占感染者人数的0.005%。 14 然而，新病原体在我们的动物同伴中已经引发物种灭绝等级的流行病疫情。1998年首次被人类发现的壶菌如今正导致许多两栖类物种灭绝。2004年，传粉昆虫开始消失，它们死于至今依然成谜的某种蜂群崩溃失调病。2006年，由真菌病原体锈腐柱隔孢引发的白鼻综合征开始大批杀死北美蝙蝠。 15
这种对流行病即将到来的感知，部分是源于生物学意义上有能力引发这样一场大流行的病原体的确越来越多，但同样也反映出，在面对流行病疫情时，我们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国际合作模式和维持社会凝聚力的能力存在短板。现代社会迄今为止处理新型疾病暴发的手段不尽如人意。埃博拉病毒疫情是2014年初在几内亚一个偏远的森林村落里暴发的，若能一早在源头上遏制，仅用最简单、最便宜的手段就能轻易防控。但情况并未如此，病毒起初仅感染了几百人，仅在一年时间内就接连感染邻近五国，人数超过26 000人，防控须耗费数十亿钱财。 16 哪怕是我们熟识的、仅用药物和疫苗便能轻易控制的疾病，在本应有效止息疫情的富裕国家也失控了。2014年寒假期间一场始于迪士尼乐园的疫苗可控麻疹传播至七个州，令数千人感染。1996—2011年间，美国经历了15次类似的麻疹暴发。 17 （9）
人们尚不清楚，哪种新病原体会在人间引发下一场大流行疫情，在海地登上那趟班机前，我已亲身遇过几个有力竞争者。
2010年，我的两个儿子，一个10岁，一个13岁，他们俩宛如行走的痂块。他们的双腿露在薄薄的运动短裤下，在柏油道上踢破破烂烂的足球，从屋后的小桥上往岩石河床里蹦，还在坑洼的石造地板上晃荡。
那年春天，大儿子在膝盖上贴了一块创可贴，我本没留意。等他开始抱怨的时候，绷带边缘已经磨损，露出的胶黏剂已经粘了几天的粗砂。他说自己膝盖疼，但很容易就搪塞过去了。据他说，伤疤结痂在膝盖上方，但以他的秉性，不可能让伤口维持长时间静止以便结痂。只消看一眼创可贴中间那个暗红色的斑点就能明白，那个结痂的伤口肯定是被不断破坏的。我心想：“这样当然会疼啊。”
几天后，他一站起来就痛得龇牙咧嘴。我还想：“真是爱演。”第二天早晨，他跛着走到了厨房。
我们撕开创可贴，发现伤口根本没结痂，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巨大的红色脓肿区域。其中最高的一个肿块甚至高达1英寸，即2.5厘米啊！而且往外流出一股病态的液体，沾到了创可贴上。
我们很快便得知，制造出这些脓肿的病原体叫作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MRSA（专家们一般读作“穆尔萨”）。这是一种耐抗生素细菌，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截至2010年，它杀死的美国人比艾滋病杀死的还多。 18 儿科医生一般来说都平易近人，但那位医生看了一眼我儿子的膝盖后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实验室检测结果还未出来，她就已开出一大堆处方：强效抗生素克林霉素和备用旧方磺胺甲恶唑，还要加上残酷的治疗方式——我们必须用热敷和虎钳式挤压将脓液从肿块里挤出来。这种挤压极其痛苦，因为脓肿层已经扩展到组织深处（我儿子光是想想就已哭出来了），这一操作还很危险，因为脓液里满是MRSA。每滴脓液都必须精心收集和处置，以免其进入人体皮肤的细微裂缝，更糟的情况是滴入我们的地毯、床单、沙发或柜台中，这种细菌能潜伏一年之久。 19 （10）
通过为期数周的挤压和药物治疗，感染似乎被控制住了。一位顶尖微生物学家告诉我：“他很幸运，那条腿本来可能保不住。” 20 然而，当我们走进儿科医生办公室接受随访时，才知自己还未见识到这一难以预测和控制的新病原体的最后阶段。
儿科医生告诉我，在有些家庭，所有成员都会感染上MRSA，连续几年重复不断地交叉感染。当时我已经做了一些调查，知道这种细菌是有本事置人于死地的。但为我们看诊的外科医生中，无一人知道如何预防重复感染，以及如何防止细菌从我儿子传到其他家庭成员身上。一位医生建议每两周做一次20分钟的消毒液泡澡。他随后添了一句：“这不是个舒适的疗法。”好像还需要他这么澄清一下似的。他说，我们应该坚持消毒液洗浴，直到确定不存在残余细菌为止，也就是说，可能要洗几个月乃至几年。另一位医生推荐了同样的疗法，只是细节稍有不同，他让我们在泡澡水里加一半的消毒水。这个医生没提时间和频率这些细节，我当时极度震惊，也忘了问。
共识缺乏、治疗时间不确定，以及可怕的治疗方式本身，开始动摇我们的决心。我们开始疑惑：他们是在瞎编乱造吗？那个时候，关于消毒液治疗有效性的研究仅有一项，该实验是2008年进行的，其结果表明中等浓度消毒液洗浴能将MRSA的物质“去殖化”。但效果能持续多久？它在研究使用的材料上起作用是否意味也会在人体皮肤上起作用？最重要的是，它究竟能不能对人感染MRSA的频率产生影响？连这也是未知数。或许MRSA一直就在人体内部潜隐，或是感染者不知怎的注定要被感染，又或是因其他来源偶然染得，这样的话，其实消毒水压根没用。再者，正如我丈夫指出的，附近游泳池里有能中和MRSA的、高度氯化的水，在那儿定期游泳，可能会获得相同的效果。甚或是定期将皮肤暴露在阳光下也行。（11）
医学在对付这一自负的细菌新手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让我深感挫败。身为两位医学专家的孩子（一位是精神病学家，另一位是病理学家），我打小就认为医学能解决一切疾病。为何过去的言之凿凿，这么快便降格为“也许”和“可能”？
我回忆起全家遭遇MRSA前一年发生的事，不安又加深了。2009年，一种全新的流感，即H1N1流感开始在本地中小学传播。为了让我的孩子能接种到H1N1流感疫苗，我同数十个烦恼的父母在小诊所喋喋争吵。但H1N1流感来得太快太猛，诊所压根就没这么多疫苗。等到我的两个孩子接种疫苗时，已经迟了；流感（大概率是H1N1流感，因为它是那个冬天大流行期间的主要毒株）已经开始在他们体内孵化。两个原本生龙活虎的男孩只能静卧数日，他们的身体为了驱逐病毒，发热至39.4摄氏度。至于MRSA，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什么也给不了。最终，孩子们从H1N1流感中康复，但全世界超过50万人死于那场疫情，其中美国的死亡人数就超过1.2万。在那个流感季余下时间里，跟我儿子在同一个足球场里踢球的那群男孩，陆续发出同样骇人的咳嗽声。 21
没多久，就在H1N1流感和MRSA相继入侵我家宅邸几个月后，霍乱冲刷了海地，那里的人民已经超过一个世纪没见过这种疾病了。
接连发生的事件让我相信，我们所遭遇的这些怪异的新感染并不孤立，每次感染看似有其特定情境，但实则是一个更宏大的全球性现象的一部分。我曾花费数年时间报道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疾病——疟疾，如今我的兴趣被迅速激发了。大多数时候，流行病的故事是从病原体在人群中已固若金汤、吸血食肉时才开始讲述，至于它们如何触抵人群，又是从何而来，这样的背景故事还须将不同的线索和迹象拼凑起来才能得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故事主题处于动态之中且不断演变；但这种背景故事至关重要，它给了我们从源头预防流行病的相关知识。一连串新病原体的降临，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实时捕捉这种背景故事。我们有可能直接追踪到那种尚不明晰的机制和途径——微生物如何变身为引发大流行的病原体。（12）
但如何着手去做的问题困扰着我。一个可能的途径是挑选一种新兴病原体，然后追踪它的发展脉络。这种方法在我看来有些冒险和功利。该选哪种病原体呢？虽然大流行的整体风险提升了，但没有人能说清楚哪种新兴或再现的病原体可以引发一场疫情。我只能做出合理猜测，已经有人这么做过了；但既然是猜测，就有可能猜错。大多数新兴病原体无法引发大流行。这其实就是道简单的数学题：只有极少量病原体会引发疫情。
还有其他方法，例如，深入研究某种已经深谙引发疫情之道的病原体的历史。这个策略稍安全些，但仍只能为我们理解现状提供部分见解。虽然霍乱、天花或疟疾的故事都很精彩，但毕竟各自根植于其特定的时代和地域内。而且还存在这么一个固有的悖论：针对某种病原体提供的历史信息越好、越详尽，其所导致的那场历史性大流行的条件就有可能越独特，由此与未来可能发生的大流行的相关性就越小。
我无所事事地浏览着关于新兴疾病的各种论文，偶然间发现微生物学家丽塔·科尔韦尔1996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由她为美国科学促进会所做的演讲整理而来。在演讲中，科尔韦尔认为可能存在一种“霍乱范式”，她常年致力于研究霍乱，而隐藏在霍乱故事背后的理念或许囊括了我们理解其他新兴疾病主要驱动力所需的所有线索。我当时突然想到，我要做的不正是把之前区隔开的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吗？通过历史上的大流行疫情这一透镜来讲述新病原体的故事，我既可以展示新病原体出现和传播的方式，也可以呈现历史上的病原体通过相同途径引发大流行的过程。微生物通往大流行的这条小道，终会在两道暗光相交之处被照亮。（13）
于是，我启程前往太子港的贫民窟、华南地区，以及新德里的外科病房，探寻新旧病原体的诞生地。我仔细考据流行病的历史，不仅是史书记录，还有已经刻进我们基因里的证据。我要踏进广泛的学科领域，从进化理论和流行病学，到认知科学和政治史，还有我自己的特殊经历。
我发现，尽管今时今日的经济、社会、政治变革步调与19世纪工业化时代极其相似，但仍然存在重要的区别。过去，深受流行病之苦的人对疾病驱动力的认知是模糊不清的。19世纪时，人们通过船只和运河带着霍乱漂洋过海，通过商业交易让它广泛传播，任其在拥挤的贫民窟里传染，所用之药令其病症更加凶险，却浑然不知原因和挽救方法。如今，当我们站在下一场大流行的边缘之时，那条从无害微生物到大流行病原体的多阶段旅途不再晦暗不明。每一个阶段都已暴露出来，供所有人观察。
本书便是要寻觅这趟旅途，从殖民时代的南亚荒原和19世纪的纽约贫民窟，到如今的中非雨林和美国东海岸的城市郊区。就霍乱及其后继者而言，这一切要从我们周遭野生动物的躯体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