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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斯顿把手放到门的把手上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放在桌子上的日记本还没合上，“ 打倒老大哥 ”的大字全在上面了，字体大得即使从房间的这边看过去也清晰可见。这样做实在是愚蠢至极。但是，他也意识到就算在这种六神无主的时刻，自己也不想在墨水还没干的时候就合上那个本子，这样会弄脏那张细腻洁白的纸的。
他深呼吸一口气，打开了门。一个面容憔悴、苍白无力的女人映入眼帘，稀疏的头发，满脸的皱纹。这时，他心头那块石头才落了地，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流遍全身。
“呀，同志呀，”她用一种近乎悲切的疲惫声问道，“我刚才听见你进了房间的声音，你能不能过来我家帮我看看我家厨房的水池怎么回事，好像堵住了，还——”
原来是帕森斯太太，是住在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在党内是不太受党的欢迎的——你应该称每个人为“同志”，但人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称呼某些女人为“太太”。）她大约三十岁，但看起来却要更老一些，看起来像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灰尘。温斯顿跟着她走到过道的另一头，像这种业余的维修工，他每天都得接手，真是烦死人了。这座胜利大厦是栋老房子，大约是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都摇摇欲坠了。天花板和墙壁上的水泥总是不断地剥落。到了寒冬时候，水管就爆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水。供暖系统如果不是由于节约需要关闭掉的话，一般也只能烧到半温半热的状态。这种维修的事情要么自己动手，要么就需要经过某个高层委员的批准才有人来维修，可像换块玻璃这种小事，该委员会都很有可能拖上两年时间才批准。
“汤姆如果在家就不用麻烦你啦。”帕森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帕森斯家的公寓比温斯顿的还要大一些，但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肮脏。房间里看起来像被什么东西敲打和践踏过一样，犹如刚刚来过一头凶猛的大野兽。尽是一些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被踢爆了的足球、一条向外翻着的汗迹短裤——全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桌子上还放着一堆脏兮兮的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挂着青少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副老大哥的巨大画像。这房间和整座大楼一样，弥漫着一股煮卷心菜的气味，但也掩盖不了那股更强烈的汗臭味，这汗臭味——只要闻一闻就知道，但这味道不是从这间屋子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虽然这实在是很难解释得通。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有人用卫生纸贴在梳子上做乐器来吹，想跟上电幕上那些军乐的节拍。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慌张地朝门口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呢，当然了——”
她有一种话只说半句的习惯。厨房的水池里的水已经脏得开始长绿毛了，而且满得快要溢出来，味道比那些卷心菜还难闻。温斯顿弯下腰，检查了水管的拐弯接头处。他不是很愿意干这种活，也不愿意弯下腰去，这样做总是会引起他的咳嗽。帕森斯太太在一边又帮不上忙，只能在旁边看着他忙乎。
“当然了，要是汤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弄好的。”她说，“他喜欢干这个，他的手非常灵巧，汤姆就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材发胖、头脑简单但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满腔低智商的热情——是那种完全忠心耿耿的顺从之士，毫无情趣可言。他们比思想警察更能维持党的稳定。他今年三十五岁，前不久刚刚被青年团请了出来，在升上青年团之前超过了规定年龄但还是赖在侦察队多呆了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的职位，这不需要什么智力就可以胜任，但另一方面，他在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可是个核心人物，此外其他那些需要集合群众来参加的活动，譬如在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中，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他会一边叼着烟，一边心平气和地告诉你，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会到集体活动中心去。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染上他那浓烈的汗臭味，这无意中便成为了他生活精力充沛的象征。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摸了摸接头处的螺丝帽问道。
“扳手呀，”帕森斯太太说着马上又变得不太有把握了，“我不知道呢，说不定孩子们——”
随着一阵靴子的踢踏声和吹梳子的声音响起，孩子们冲进了房间。帕森斯太太找到了扳手，温斯顿把水放掉，强忍着呕吐的冲动把堵在水池里的那一团头发取了出来。他在水龙头下洗干净了手，然后回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
“举起手来！”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叫嚷道。
一个九岁的男孩子，长得英俊但表情冷酷，正拿着一把玩具自动枪正对准他，还有那个大约比他小两岁的妹妹也在一旁做着相同的动作。他们两个都穿着蓝色的短裤，灰色的衬衫，戴着红领巾，那一套正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将手举过头顶，心里隐隐感到不安，男孩做出如此恶狠狠的动作，可不是闹着玩呀。
“你这个卖国贼！”男孩大声说道，“你这个思想犯，你这个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毙了你！我要将你蒸发掉，我要把你送到盐场去！”
突然，两个小孩子开始围着温斯顿不停地跳，还大声喊着“卖国贼”和“思想犯”。小女孩模仿着哥哥动作的每一个细节。不知怎么的，看着真的让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他们看起来像两只小虎崽在相互嬉戏，不久就会长大成那种会吃人的大猛兽。男孩眼神流露出一种恶狠狠的神色，显然想要对温斯顿又打又踢，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到可以做这件事了。温斯顿暗地里想，幸好他拿的不是真枪。
帕森斯太太的眼光在温斯顿和孩子之间不安地游来游去。客厅的光线挺明亮的，所以温斯顿注意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藏有灰尘，觉得真有趣。
“他们真会闹，”她说道，“不能去看绞刑，孩子们都很失望，所以才会闹得这么厉害。我又太忙了，根本没时间，等汤姆下班的话又来不及。”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呢？”男孩扯大嗓门问道。
“我要看绞刑，要看绞刑！”女孩蹦蹦跳跳喊着。
温斯顿猛地想起来了，今晚有几个欧亚国的俘虏因为犯了战争罪会在公园里处以绞刑。这种事情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大家都很爱看。孩子们总喜欢吵着去看热闹，温斯顿向帕森斯太太告辞后就朝门口走去了。他在房子的过道里还没走上几步，就有什么东西突然击中他的脖子，瞬间疼痛难忍，像是一根烧得通红的铁丝狠狠戳了进去。他转过身来，只看见帕森斯太太把孩子拽到了房间，男孩正往自己兜里塞弹弓。
“戈斯坦因！”男孩在被房门关上的时候吼了一声，但让温斯顿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女人苍白脸上那种无助又恐惧的神情。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温斯顿快步走过电幕，又坐到那个桌子的前面，手还在揉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已经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声音，正在以一种残酷的口吻宣读一篇关于新式水上堡垒武器装备的文章，这个堡垒不久前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的地方抛锚了。
他在心底想，养着这样一群孩子，那个可怜女人的生活一定是过得提心吊胆的了。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夜监视着她，企图发现任何异端思想的迹象。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诸如侦察队这样的组织，孩子们被系统地训练成一种无法管教的小野人，但又不会引起他们任何对党的纪律控制的反对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关于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打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在他们身上，所有的残暴都是一致对外的，针对的对象是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卖国贼、破坏分子、思想犯等等。过了三十岁的人害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也不是没道理的，因为《泰晤士报》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刊登出一篇关于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告密者的文章——而一般都是“小英雄”这样的称呼——他们偷听父母说的一些不敬言论，然后向思想警察告发他们。
弹弓造成的刺痛感慢慢消退了。温斯顿心不在焉地拿起笔，想看看是不是可以想到更多的事情写在日记本上。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兰。
几年前——究竟有多久了？一定有七年了——他梦见自己正在穿过一个漆黑的房间。在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他说得很平静，几乎是随意脱口而出，是一种陈述的语气，不是命令。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留。奇怪的是，当时在梦中，这句话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是慢慢到了后来，这句话的意义才突显出来。现在的他也记不清他第一次见到奥布兰是在做梦前还是做梦后了，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认出那是奥布兰的声音。但是无论怎么样，他认定了是奥布兰在黑暗中同他说话。
温斯顿从来都不太确定——即使在今天上午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一闪之后也不能确定——奥布兰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其实这也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之间这条理解的纽带，比起友爱和党派之间的情谊更重要。“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他曾经这样说过，温斯顿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它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来显示的。
电幕上的声音暂停了，在这浑浊的空气中响起一阵悦耳动听的声音。接着那声音又刺耳地响起：
“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插播一下马拉巴尔前线的急电。我们前方的军队在印度南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宣布，我们所插播的这次战役将大大推动战争结束的步伐。急电如下——”
坏消息要来了，温斯顿想了想。果不其然，在插播完一段描述如何消灭一支欧亚国军队并报告了大量的死伤和俘虏数字之后，来了一个通告从下周开始，巧克力的定量将从每天的三十克降低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劲头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幕上——或许为了庆祝胜利，或许为了掩盖大家对巧克力供应减量的印象——奏响了雄伟的《大洋国呀，这是为了你》的歌曲。这个时候按照常理是要立正的，但他此刻所站的位置，电幕是看不到他的。
《大洋国呀，这是为了你》之后来了一段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保持着背对电幕。天气仍然明朗而清冷。远处某个地方一枚火箭弹爆炸了，沉闷的轰鸣声在久久回荡着。目前，这种火箭弹在伦敦一个星期要掉下二三十枚左右。
在下面的街道上，风把这张撕破了角的宣传画吹得啪啪响，“ 英社 ”二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幻无常的过去。他感觉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漫步一样，迷失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他形单影只。过去已经死亡，未来却无法想象。他如何能确定有一个活着的人站在他那边呢？他又怎么知道党的统治不会 千秋万代 地传下去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那三句宣传标语像答案一样映入他的眼帘：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上面压铸着同样的宣传标语，小而清晰，另外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硬币上，邮票上，书本封面上，旗帜上，烟盒包装上——无处不在，那双眼睛总是会盯着你，那声音总包围着你。无论是睡觉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在洗澡还是在床上——你无处可逃。除去脑子里那几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
窗口如枪眼一般恐怖的真理部
太阳已经西斜了，真理部的无数窗口因为没有阳光的照耀显得阴森恐怖，像一座堡垒上的枪眼。在这座巨大金字塔形状的建筑前，他的内心感到恐惧。它太坚固了，无法被占据，即使是一千枚火箭弹也无法摧毁它。他又开始想，自己究竟是在为了谁写日记。为未来，为了过去——为了一个可能是乌托邦的时代。等待着他的不是死亡，而是毁灭。日记会被烧成灰烬，他自己也将被人间蒸发。只有思想警察会读到他写的东西，然后再把它销毁，再把它从记忆中清除。你自己，甚至你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的一句匿名的话都不可能实际地存在，你又怎么能向未来呼吁呢？
电幕上的钟敲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在十四点三十分之前赶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刚刚响完，他精神为之一振。他是个孤独的鬼魂，正在讲述一个谁也不会听的真相。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某种连贯性就以一种不明显的方式延续下去。不是通过让他人听到你所说的话，而是通过保持理智的清醒，将人性的传统继承下去。他回到桌子边上，蘸了一下墨水，又继续写道：
致未来或过去，致思想自由、人们各自不同但并非孤独生活着的时代——致真理尚存、发生过的事实不会被清零的时代：我们从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您致敬！
他已经死了，他想。对他而言，好像只是现在，在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系统化表达之后，他才迈出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每个行动的结果都包含在行动本身之中。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致人死亡：思想罪 本身就是 死亡。
既然他已经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已是死人一个，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他右手的两个指头沾了墨水，像这样的小细节是可能暴露自己的行为的。部里有个爱到处打听消息的热心人（很可能是个女的，像那位黄红色头发矮个子女人或者小说司里那个黑头发女孩这样的女人）或许会琢磨他为什么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会用那种老式的钢笔，他究竟在写 什么 呢？——然后向有关部门暗示一下这个事情。他跑到厕所里用一块深褐色粗糙的肥皂擦洗干净手中的墨迹，这种肥皂像砂纸一样摩擦着你的皮肤，用来擦洗墨迹还蛮管用的。
他把日记放回抽屉里，要把它藏好是没什么用的，但至少可以确认自己的笔记本是否已经被发现。要是夹一根头发就太明显了。于是他用指尖夹起一粒自己能辨认出来的白色灰尘放进封面的一个角落里，要是有人动过日记本的话，它肯定是会被抖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