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大赤包变成全城的妓女的总干娘。高亦陀是她的最得力的太监。高先生原是卖草药出身，也不知怎的到过日本一趟，由东洋回来，他便挂牌行医了。他很谨慎地保守他的出身的秘密，可是一遇到病人，他还没忘了卖草药时候的胡吹乱嗙；他的话比他的道高明着许多。嘴以外，他仗着“行头”鲜明，他永远在出门的时候穿起过分漂亮的衣服鞋袜，为的是十足地卖弄“卖相儿”；在江湖上，“卖相儿”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古老的文化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一些外来的新文化，便更复杂得有点莫名其妙，于是生活的道路上，就像下过大雨以后出来许多小径那样，随便哪个小径都通到吃饭的处所。在我们老的文化里，我们有很多医治病痛的经验，这些经验的保留者与实行者便可以算作医生。赶到科学的医术由西方传来，我们又知道了以阿司匹林代替万应锭，以兜安氏药膏代替冻疮膏子药；中国人是喜欢保留古方而又不肯轻易拒绝新玩意儿的。因此，在这种时候要行医，顶好是说中西兼用，旧药新方，正如同中菜西吃，外加叫条子与高声猜拳那样。高亦陀先生便是这种可新可旧，不新不旧，在文化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找饭吃的代表。
他的生意可惜并不甚好。他不便去省察自己的本事与学问，因为那样一来，他便会完全失去自信，而必不可免地摘下学贯中西的牌匾。他只能怨自己的运气不大好，同时又因嫉妒而轻视别的医生；他会批评西医不明白中国医道，中医又不懂科学，而一概是杀人的庸医。
大赤包约他帮忙，他不能不感激知遇之恩。假若他的术贯中西的医道使他感到抓住了时代的需要，去作妓女检查所的秘书就更是天造地设的机遇。他会说几句眼前的日本语，他知道如何去逢迎日本人，他的服装打扮足以“唬”得住妓女，他有一张善于词令的嘴。从各方面看，他都觉得胜任愉快，而可以大展经纶。他本来有一口儿大烟瘾，可是因为收入不怎么丰，所以不便天天有规律地吸食。现在，他看出来他的正规收入虽然还不算很多，可是为大赤包设法从妓女身上榨取油水的时候，他会，也应当，从中得些好处的。于是，他也就马上决定天天吸两口儿烟，一来是日本人喜欢中国的瘾士，二来是常和妓女们来往，会抽口儿烟自然是极得体的。
对大赤包，在表面上，他无微不至地去逢迎。他几乎“长”在了冠家。大家打牌，他非到手儿不够的时候，绝不参加。他的牌打得很好，可是他知道“喝酒喝厚了，赌钱赌薄了”的格言，不便于天天下场。不下场的时候，他总是立在大赤包身后，偶尔地出个主意，备她参考。他给她倒茶，点烟，拿点心，并且有时候还轻轻地把松散了的头发替她整理一下。他的相貌、风度、姿态、动作，都像陪阔少爷野游，帮吃帮喝的“篾片儿”。大赤包完全信任他，因为他把她伺候得极舒服。每当大赤包上车或下车，他总过去搀扶。每当她要“创造”一种头式，或衣样，他总从旁供献一点意见。她的丈夫从来对她没有这样殷勤过。他是西太后的李莲英。
可是，在他的心里，他另有打算。他须稳住了大赤包，得到她的完全的信任，以便先弄几个钱。等到手里充实了以后，他应当去直接地运动日本人，把大赤包顶下去，或者更好一点把卫生局拿到手里。他若真的作了卫生局局长，哼，大赤包便须立在他的身后，伺候着他打牌了。
对冠晓荷，他只看成为所长的丈夫，没放在眼里。他非常的实际，冠晓荷既还赋闲，他就不必分外的客气。对常到冠家来的人，像李空山、蓝东阳、瑞丰夫妇，他都尽量地巴结，把主任、科长叫得山响，而且愿意教大家知道他是有意地巴结他们。他以为只有被大家看出他可怜，大家才肯提拔他；到他和他们的地位或金钱可以肩膀齐为兄弟的时候，他再拿出他的气派与高傲来。他的气派与高傲都在心中储存着呢！把主任与科长响亮地叫过之后，他会冰凉地叫一声冠先生，叫晓荷脸上起一层小白疙瘩。
冠晓荷和东阳，瑞丰拜了盟兄弟。虽然他少报了五岁，依然是“大哥”。他羡慕东阳与瑞丰的官运，同时也羡慕他们的年轻有为。当初一结拜的时候，他颇高兴能作他们的老大哥。及至转过年来，他依然得不到一官半职，他开始感觉到一点威胁。虽然他的白发还是有一根便拔一根，可是他感到自己或者真是老得不中用了；要不然，凭他的本事、经验、风度，怎么会干不过了那个又臭又丑的蓝东阳，和傻蛋祁瑞丰呢？他心中暗暗地着急。高亦陀给他的刺激更大，那声冰凉的“先生”简直是无情的匕首，刺着他的心！他想回敬出来一两句俏皮的，教高亦陀也颤抖一下的话，可是又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把太太也得罪了；高亦陀是太太的红人啊。他只好忍着，心中虽然像开水一样翻滚，脸上可不露一点痕迹。他要证明自己是有涵养的人。他须对太太特别的亲热，好在她高兴的时候，给高亦陀说几句坏话，使太太疏远他。反正她是他的太太，尽管高亦陀一天到晚长在这里，也无碍于他和太太在枕畔说话儿呀。为了这个，他已经不大到桐芳屋里去睡。
大赤包无论怎样像男人，到底是女子，女子需要男人的爱，连西太后恐怕也非例外。她不但看出高亦陀的办事的本领，也感到他的殷勤。凭她的岁数与志愿，她已经不再想作十八九岁的姑娘们的春梦。可是，她平日的好打扮似乎也不是偶然的。她的心爱的红色大概是为补救心中的灰暗。她从许多年前，就知道丈夫并不真心爱她。现在呢，她又常和妓女们来往，她满意自己的权威，可是也羡慕她们的放浪不拘。她没有工夫去替她们设身处地地去想她们的苦痛；她只理会自己的存在，永远不替别人想什么。她只觉得她们给她带来一股像春风的什么，使她渴想从心中放出一朵鲜美的花来。她并没看得起高亦陀，可是高亦陀的殷勤到底是殷勤。想想看，这二三十年来，谁给过她一点殷勤呢？她没有过青春。不管她怎样会修饰打扮，人们仿佛总以为她像一条大狗熊，尽管是一条漂亮的大狗熊。她知道客人们的眼睛不是看高第与招弟，便是看桐芳，谁也不看她。他们若是看她，她就得给他们预备茶水或饭食，在他们眼中，她只是主妇，而且是个不大像女人的主妇！
在初一作所长的时节，她的确觉得高兴，而想拿出最大的度量，宽容一切的人，连桐芳也在内。赶到所长的滋味已失去新鲜，她开始想用一点什么来充实自己，使自己还能像初上任时那么得意。第一个她就想到了桐芳。不错，以一个妇女而能作到所长，她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女中的豪杰。但是，她还没得到一切。她的丈夫并不完全是她的。她应当把这件事也马上解决了。平日，她的丈夫往往偏向着桐芳；今天，她已是所长，她必须用所长的威力压迫丈夫，把那个眼中钉拔了去。
赶到晓荷因为抵制高亦陀而特别和她表示亲密，她并没想出他的本意来；她的所作所为是无可批评的。她以为他是看明白了她的心意，而要既承认君臣之兴，又恢复夫妻之爱；她开始向桐芳总攻。
这次的对桐芳攻击，与从前的那些次大不相同。从前，她的武器只是叫骂吵闹。这样的武器，桐芳也有一份儿，而且比她的或者更锐利一点。现在，她是所长，她能指挥窑子里的鱼兵虾将作战。有权的才会狠毒，而狠毒也就是威风。她本来想把桐芳赶出门去就算了，可是越来越狠，她决定把桐芳赶到窑子里去。一旦桐芳到了那里，大赤包会指派鱼兵虾将监视着她，教她永远困在那里。把仇敌随便地打倒，还不如把仇敌按着计划用在自己指定的地方那么痛快；她看准了窑子是桐芳的最好的牢狱。
大赤包不常到办公处去，因为有一次她刚到妓女检查所的门口，就有两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大声地叫她老鸨子。她追过去要打他们，他们跑得很快，而且一边跑一边又补上好几声老鸨子。她很想把门外的牌子换一换，把妓女改成更文雅的字眼儿。可是，机关的名称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她只好以不常去保持自己的尊严。有什么公文，都由高亦陀拿到家来请她过目；至于经常的事务，她可以放心地由职员们代办，因为职员们都清一色地换上了她的娘家的人；他们既是她的亲戚，向来知道她的厉害，现在又作了她的属员，就更不敢不好好地效力。
决定了在家里办公，她命令桐芳搬到瑞丰曾经要住的小屋里去，而把桐芳的屋子改为第三号客厅。北屋的客厅是第一号，高第的卧室是第二号。凡是贵客与头等妓女，都在第一号客厅由她自己接见。这么一来，冠家便每天都贵客盈门，因为贵客们顺便地就打了茶围。第二号客厅是给中等的亲友与二等妓女预备着的，由高第代为招待。穷的亲友与三等妓女都到第三号客厅去，桐芳代为张罗茶水什么的。
一号和二号客厅里，永远摆着牌桌。麻雀，扑克，押宝，牌九，都随客人的便；玩的时间与赌的大小，也全无限制。无论玩什么，一律抽头儿。头儿抽得很大，因为高贵的香烟一开就是十来筒，在屋中的每一角落，客人都可以伸手就拿到香烟；开水是昼夜不断，高等的香片与龙井随客人招呼，马上就沏好。“便饭”每天要开四五桌，客人虽多，可是酒饭依然保持着冠家的水准。热毛巾每隔三五分钟由漂亮的小老妈递送一次；毛巾都消过毒——这是高亦陀的建议。
只有特号的客人才能到大赤包的卧室里去。这里有由英国府来的红茶，白兰地酒，和大炮台烟。这里还有一价儿很精美的鸦片烟烟具。
大赤包近来更发了福，连脸上的雀斑都一个个发亮，好像抹上了英国府来的黄油似的。她手指上的戒指都被肉包起来，因而手指很像刚灌好的腊肠。随着肌肉的发福，她的气派也更扩大。每天她必细细地搽粉抹口红，而后穿上她心爱的红色马甲或长袍，坐在堂屋里办公和见客。她的眼和耳控制着全个院子，她的咳嗽与哈欠都是一种信号——二号与三号客厅的客人们若吵闹得太凶了，她便像放炮似的咳嗽一两声，教他们肃静下来；她若感到疲倦便放一声像空袭警报器似的哈欠，教客人们鞠躬告退。
在堂屋坐腻了，她才到各屋里像战舰的舰长似的检阅一番，而二三等的客人才得到机会向她报告他们的来意。她点头，就是“行”；她皱眉，便是“也许行”；她没任何的表示，便是“不行”。假若有不知趣的客人，死乞白赖地请求什么，她便责骂尤桐芳。
午饭后，她要睡一会儿午觉。只要她的卧室的帘子一放下来，全院的人都立刻闭上了气，用脚尖儿走路。假若有特号的客人，她可以牺牲了午睡，而精神也不见得疲倦。她是天生的政客。
遇到好的天气，她不是带着招弟，便是瑞丰太太，偶尔地也带一两个她最宠爱的“姑娘”，到中山公园或北海去散散步，顺便展览她的头式和衣裳的新样子——有许多“新贵”的家眷都特意地等候着她，好模仿她的头发与衣服的式样。在这一方面，她的创造力是惊人的：她的灵感的来源最显著的有两个，一个是妓女，一个是公园里的图画展览会。妓女是非打扮得漂亮不可的。可是，从历史上看，在民国以前，名妓多来自上海与苏州，她们给北平带来服装打扮的新式样，使北平的妇女们因羡慕而偷偷地模仿。民国以后，妇女的地位提高了一些，而女子教育也渐渐地发达，于是女子首先在梳什么头，作什么样的衣服上有了一点自由，她们也就在这个上面表现出创造力来。这样，妓女身上的俗艳就被妇女们的雅致给压倒。在这一方面，妓女们失去了领导的地位。大赤包有眼睛，从她的“干女儿”的脸上、头上、身上、脚上，她看到了前几年的风格与式样，而加上一番揣摩。出人意料地，她恢复了前几年曾经时行的头式，而配以最新式样的服装。她非常的大胆，硬使不调和的变成调和。假若不幸而无论如何也不调谐，她会用她的气派压迫人们的眼睛，承认她的敢于故作惊人之笔，像万里长城似的，虽然不美，而惊心动魄。在她这样打扮了的时节，她多半是带着招弟去游逛。招弟是彻底的摩登姑娘，不肯模仿妈妈的出奇制胜。于是，一老一少，一常一奇，就更显出妈妈的奇特，而女儿反倒平平常常了。当她不是这样怪里怪气的时候，她就宁教瑞丰太太陪着她，也不要招弟，因为女儿的年轻貌美天然地给她不少威胁。
每逢公园里有画展，她必定进去看一眼。她不喜欢山水花卉与翎毛，而专看古装的美人。遇到她喜爱的美人，她必定购一张。她愿意教“冠所长”三个字长期地显现在大家眼前，所以定画的时节，她必嘱咐把这三个字写在特别长的红纸条上，而且字也要特别的大。画儿定好，等到“取件”的时节，她不和画家商议，而自己给打个八折。她觉得若不这样办，就显不出所长的威风，好像妓女检查所所长也是画家们的上司似的。画儿取到家中之后，她到夜静没人的时候，才命令晓荷给她展开，她详细地观赏。古装美人衣服上的边缘如何配色，头发怎样梳，额上或眉间怎样点“花子”，和拿着什么样的扇子，她都要细心地观摩。看过两三次，她发明了宽袖宽边的衣服，或像唐代的长髻垂发，或眉间也点起“花子”，或拿一把绢制的团扇。她的每一件发明，都马上成为风气。
假若招弟专由电影上取得装饰的模范，大赤包便是温故知新，从古旧的本位的文化中去发掘，而后重新改造。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美，可是她的文化太远太深了，使她没法不利用文化中的色彩与形式。假若文化是一条溪流，她便是溪水的泡沫，而泡沫在遇上相当合适的所在，也会显出它的好看。她不懂得什么叫文化，正像鱼不知道水是什么化合的一样。但是，鱼若是会浮水，她便也会戏弄文化。
在她的心里，她只知道出风头，与活得舒服。事实上，她却表现着一部分在日本辖制下的北平人的精神状态。这一部分人是投降给日本人的。在投降之后，他们不好意思愧悔，而心中又总有点不安，所以他们只好鬼混，混到哪里是哪里，混到几时是几时。这样，物质的享受与肉欲的放纵成了他们发泄感情的唯一的出路。假若“气节”令他们害怕，他们会以享受与纵欲自取灭亡，作个风流鬼。他们吸鸦片，喝药酒，捧戏子，玩女人；他们也讲究服装打扮。在这种心理下，大赤包就成了他们的女人的模范。大赤包的成功是她误投误撞地碰到了汉奸们的心理状态。在她，她始终连什么亡国不亡国都根本没有思索过。她只觉得自己有天才，有时运，有本领，该享受，该作大家的表率。她使大家有了事作，有了出风头的机会与启示。她看不起那模仿她的女人们，因为她们缺乏着创造的才智。况且，她们只能模仿她的头发、衣装、与团扇，而模仿不了她作所长。她是女英雄，能抓住时机自己升官发财，而不手背朝下去向男人要钱买口红与钻石。站在公园或屋里，她觉得她的每一个脚指头都嘎噔嘎噔地直响！
在她的客厅里，她什么都喜欢谈，只是不谈国事。南京的陷落与武汉的成为首都，已使她相信她可以高枕无忧地作她的事情了。她并不替日本人思索什么，她觉得日本人的占据北平实在是为她打开一个天下。她以为若没有她，日本驻北平的军队便无从得到花姑娘，便无法防止花柳病的传播，而连冠家带她娘家的人便不会得到一切享受。她觉得她比日本人还更重要。她与日本人的关系，她以为，不是主与仆的，而是英雄遇见了好汉，相得益彰。因此，北平全城只要有集会她必参加，而且在需要锦标与奖品的时候，她必送去一份。这样，她感到她是与日本人平行的，并不分什么高低。
赶到她宴请日本人的时候，她也无所不尽其极地把好的东西拿出来，使日本人不住地吸气。她要用北平文化中的精华，教日本人承认她的伟大。她不是汉奸，不是亡国奴，而是日本人在吃喝穿戴等等上的导师。日本人，正如同那些妓女，都是她的宝贝儿，她须给他们好的吃喝，好的娱乐。她是北平的皇后，而他们不过是些乡下孩子。
假如大赤包像吃了顺气丸似的那么痛快，冠晓荷的胸中可时时觉得憋闷。他以为日本人进了北平，他必定要走一步好运。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到。他奔走得比谁都卖力气，而成绩比谁都坏。他急躁，他不平。他的过去的经历与资格不但不足以帮助他，反倒像是一种障碍。高不成，低不就，他落了空。他几乎要失去自信，而怀疑自己已经控制不住环境与时代了。他不晓得自己是时代的渣滓，而以为自己是最会随机应变抓住时机的人。照着镜子，他问自己：你有什么缺点呢？怎么会落在人家后头了呢？他不明白，他觉得日本人的攻占北平一定有点错误，要不然，怎会没有他的事作呢？
对于大赤包的得到职位，他起初是从心里真的感觉快活。他以为连女人还可以作官，他自己就更不成问题了。可是，官职老落不到他的头上来，而太太的气焰一天高似一天，他有点受不住了。他又不能不承认事实，太太作官是千真万确的，而凡是官就必有官的气派，太太也非例外。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忍耐着。他知道，太太已经是不好随便得罪的，况且是有官职的太太呢。他不便自讨无趣地和她表示什么。反之，他倒应该特别地讨太太的喜欢，表示对她的忠诚与合作。因此，他心里明明喜爱桐芳，可也没法不冷淡她。假若他还照以前那样宠爱桐芳，他知道必定会惹起大赤包的反感，而自己也许碰一鼻子灰。他狠心地牺牲了桐芳，希望在他得到官职以后，再恢复旧日的生活秩序。他听到太太有把桐芳送到窑子去的毒计，也不敢公开地反对；他绝对不能得罪太太，太太是代表着一种好运与势力。鸡蛋是不便和石头相碰的；他很自傲，但是时运强迫他自认为鸡蛋。
他可是仍然不灰心。他还见机会就往前钻；时运可以对不起他，他可不能对不起自己。在钻营而外，他对于一些小的事情也都留着心，表现出自己的才智。租下钱家的房子是他的主意。这主意深得太太的嘉奖。把房子租下来，转租给日本人，的确是个妙计。自从他出卖了钱先生，他知道，全胡同的人都对他有些不敬。他不愿意承认作错了事，而以为大家对他的不敬纯粹出于他的势力不足以威镇一方的。当大赤包得了所长的时候，他以为大家一定要巴结他了。可是他们依旧很冷淡，连个来道喜的也没有。现在，他将要作二房东，日本人，连日本人，都要由他手里租房住！二房东虽然不是什么官衔，可是房客是日本人，这个威风可就不小。他已经板着面孔训示了白巡长：
“我说，白巡长，”他的眼皮眨巴得很灵动，“你晓得一号的房归了我，不久就有日本人来住。咱们的胡同里可是脏得很，你晓得日本人是爱干净的。你得想想办法呀！”
白巡长心中十分讨厌冠晓荷，可是脸上不便露出来，微笑着说：“冠先生，胡同里的穷朋友多，拿不出清洁费呀！”
“那是你的事，我没法管！”冠先生的脸板得有棱有角地说，“你设法办呢，讨日本人的喜欢！你不管呢，日本人会直接地报告上去，我想对你并没有好处！我看，你还是劝大家拿点钱，雇人多打扫打扫好！大家出钱，你作了事，还不好？”
他没等白巡长再回出话来，就走了进去，心中颇为得意。有日本人租他的房，他便拿住了白巡长，也就是拿住了全胡同的人。
当大赤包赠送银杯、锦标，或别的奖品的时候，冠晓荷总想把自己的名字也刻上、绣上，或写上。大赤包不许：“你不要这样子呀！”她一点不客气地说，“写上你算怎回事呢？难道还得注明了你是我的丈夫？”
晓荷心里很不好受，可是他还尽心地给她想该题什么字样。他的学问有限得很；唯其如此，他才更能显出绞尽脑汁的样子，替她思索。他先声明：“我是一片忠心，凡事决不能马马虎虎！”然后，他皱上眉，点上香烟，研好了墨，放好了纸，把《写信不求人》《春联大全》之类的小册子堆在面前，作为参考书，还嘱咐招弟们不要吵闹，他才开始思索。他假嗽，他喝茶，他闭眼，他背着手在屋中来回地走。这样闹哄了许久，他才写下几个字来。写好，他放开轻快的步子，捧着那张纸像捧着圣旨似的，去给大赤包看。她气派很大地眯着眼看一看，也许看见了字，也许根本没看见，就微微一点头：“行啦！”事实上，她多半是没有看见写的是什么。在她想，只要杯或盾是银的，旗子是缎子的，弄什么字就都无所不可。为表示自己有学问，晓荷自己反倒微笑着批评：“这还不十分好，我再想想看！”
遇到蓝东阳在座，晓荷必和他斟酌一番。蓝东阳只会作诗与小品文，对编对联与题字等等根本不懂。可是他不便明说出来，而必定用黄牙啃半天他的黑黄的指甲，装着用脑子的样子。结果，还是晓荷胜利，因为东阳的指甲已啃到无可再啃的时节总是说：“我非在夜间极安静的时候不能用脑子！算了吧，将就着用吧！”这样战胜了东阳，晓荷开始觉得自己的确有学问，也就更增加了点怀才不遇之感——一种可以自傲的伤心。
一个怀才不遇的人特别爱表现他的才。晓荷为表现自己的才气，给大赤包造了一本名册。名册的“甲”部都是日本人，“乙”部是伪组织的高官，“丙”部是没有什么实权而声望很高，被日本人聘作咨议之类的“元老”，“丁”部是地方上有头脸的人。他管这个名册叫作《四部全书》，仿佛堪作《四库全书》的姐妹著作似的。每一个名字下，他详细地注好：年龄，住址，生日，与嗜好。只要登在名册上，他便认为那是他的友人，设法去送礼。送礼，在他看，是征服一切人之特效法宝。为送礼，他和瑞丰打过赌；瑞丰输了。瑞丰以为晓荷的办法是大致不错的，不过，他怀疑日本人是否肯接受晓荷的礼物。他从给日本人作特务的朋友听到：在南京陷落以后，日本军官们已得到训令——他们应当鼓励中国人吸食鸦片，但是不论在任何场合，他们自己不可以停留在有鸦片烟味的地方，免得受鸦片的香味的诱惑；他们也不得接受中国人的礼物。瑞丰报告完这点含有警告性的消息，晓荷闭了闭眼，而后噗哧一笑。“瑞丰！你还太幼稚！我告诉你，我亲眼看见过日本人吸鸦片！命令是命令，命令改变不了鸦片的香美！至于送礼，咱们马上打个赌！”他打开了他的《四部全书》。“你随便指定一个日本人，今天既不是他的生日，也不是中国的或日本的节日，我马上送过一份礼去，看他收不收，他收下，你输一桌酒菜，怎样？”
瑞丰点了头。他知道自己要输，可是不便露出怕输一桌酒席的意思。
晓荷把礼物派人送出去，那个人空着手回来，礼物收下了。
“怎样？”晓荷极得意地问瑞丰。
“我输了！”瑞丰心疼那桌酒席，但是身为科长，不便说了不算。
“为这种事跟我打赌！你老得输！”晓荷微笑着说。也不仅为赢了一桌酒席得意，而也更得意日本人接受了他的礼物。“告诉你，只要你肯送礼，你几乎永远不会碰到摇头的人！只要他不摇头，他——无论他是怎样高傲的人——便和你我站得肩膀一边齐了！告诉你，我一辈子专爱惩治那些挑着眉毛，自居清高的人。怎么惩治，给他送礼。礼物会堵住一切人的嘴，会软化一切人的心，日本人也是人；既是人，就得接我的礼；接了我的礼，他便什么威风也没有了！你信不信？”
瑞丰只有点头，说不上什么来。自从作了科长，他颇有些看不起冠大哥。可是冠大哥的这一片话实在教他钦佩，他没法不恢复以前对冠先生的尊敬。冠先生虽然现在降了一等，变成了冠大哥，到底是真有“学问”！他想，假若他自己也去实行冠大哥的理论，大概会有那么一天，他会把礼物送给日本天皇，而天皇也得拍一拍他的肩膀，叫他一声老弟的。
因为研究送礼，晓荷又发现了日本人很迷信。他不单看见了日本军人的身上带着神符与佛像，他还听说：日本人不仅迷信神佛，而且也迷信世界上所有的忌讳。日本人也忌讳西洋人的礼拜五，十三，和一支火柴点三支香烟。他们好战，所以要多方面地去求保佑。他们甚至于讨厌一切对他们的预言。英国的威尔斯预言过中日的战争，并且说日本人到了湖沼地带便因瘟疫而全军覆没。日本人的“三月亡华论”已经由南京陷落而不投降，和台儿庄的大捷而成了梦想。他们想起来威尔斯的预言，而深怕被传染病把他们拖进坟墓里去。因此，他们不惜屠了全村，假若那里发现了霍乱或猩红热。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使他们不怕死，可是知道了自己准死无疑，他们又没法不怕死。他们怕预言，甚至也怕说“死”。根据着这个道理，晓荷送给日本人的礼物总是三样。他避免四，因为四和死的声音相近。这点发现使他名闻九城，各报纸不单有了记载，而且都有短评称赞他的才智。
这些小小的成功，可是并没能完全减去他心中的苦痛。他已是北平的名人，东方画艺研究会，大东亚文艺作家协会（这是蓝东阳一手创立起来的），三清会（这是道门的一个新组织，有许多日本人参加），还有其他的好些个团体，都约他入会，而且被选为理事或干事。他几乎得天天去开会，在会中还要说几句话，或唱两段二簧，当有游艺节目的时候。可是，他作不上官！他的名片上印满了理事、干事，等等头衔，而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他不能对新朋友不拿出名片来，而那些不支薪的头衔只招人家对他翻白眼！当他到三清会或善心社去看扶乩或拜神的时候，他老暗暗地把心事向鬼神们申诉一番：“对神仙，我决不敢扯假话！论吃喝穿戴，有太太作所长，也就差不多了。不过，凭我的经验与才学，没点事作，实在不大像话呀！我不为金钱，还能不为身份地位吗？我自己还是小事，你们作神佛的总得讲公道呀；我得不到一官半职的，不也是你们的羞耻吗？”闭着眼，他虔诚地这样一半央求，一半讥讽，心中略为舒服一点。可是申诉完了，依然没有用处，他差不多要恨那些神佛了。神佛，但是，又不可以得罪；得罪了神佛也许要出点祸事呢！他只好轻轻地叹气。叹完了气，他还得有说有笑地和友人们周旋。他的胸口有时候一窝一窝地发痛！胸口一痛，他没法不低声地骂了：“白亡了会子国，他妈的连个官儿也作不上，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