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不论从何处出发，不论道路多么曲折，我们终究会抵达人格失调的根源，见到心理疾病的源头，就像针对几乎所有其他心理学的发现一样。针对这个发现，我们同样可以说：这其实是一个重新发现。历来的诗人与哲学家都懂得，平静安详、通情达理的人绝不会沦落为精神错乱的牺牲品，而遭受内心冲突折磨的人却难免此劫。用现代语言来说，每一种神经症，不论症状描述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所以我们在理论与治疗中努力的目标，必须是加深对神经症性格构造的理解。

诚然，弗洛伊德伟大的开创性工作日益趋同于这种观念，但其起源学说未容许他对其进行清晰地阐述。但继续并发展了弗洛伊德工作的其他人，尤其是弗兰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廉·赖希，还有哈拉尔德·舒尔茨-亨克，他们更清晰地定义了这种观念。不过，他们当中还没有人对这种性格构造的具体性质与诱发动因取得一致意见。

我自己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的假定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什么东西构成了男子气概或女性气质？我们的想法明显受到了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在我看来同样明显的是，弗洛伊德由于没有考虑这些因素而得出了一些错误结论。十五年来我对这个课题的兴趣逐渐增强。我与埃利希·弗洛姆的联手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兴趣。弗洛姆通过其在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两方面的渊博知识，使我更懂得了社会因素对女性心理的重要性，超越并高于其受限的应用。当我于 1932 年来到美国时，我的印象得到了证实。我当时看到，在这个国度里，人们的态度与神经机能病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在欧洲国家观察到的情况，我还明白了只有文明的差异可以解释这种状况。我终于在《当代神经症人格》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的主要内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更具体地说，神经症产生于人际关系中的困扰。

在我写作《神经症人格》之前的数年间，我曾继续进行另一条线上的研究，从逻辑上而言它是较早那个假设的延续。它围绕着神经症驱动力何在的问题展开。弗洛伊德是指出这是强迫性驱动力的第一人。他把这种驱动力看作天性中的本能，旨在得到满足与排斥挫折。因此他相信这些驱动力并不局限于神经症本身，而是作用于所有人类。然而，如果说神经症是困扰的人际关系的产物，这个假设就不可能成立。简而言之，我在这方面得出的想法如下：强迫性驱动力是神经症特有的；它们产生于孤独感、绝望、恐惧和敌意，代表了为应对鄙视这些感情的世界所采取的办法；它们主要追求的不是满足，而是安全；它们的强迫性是缘于潜伏在其背后的焦虑。这些驱动力中有两种，即对感情与权力的神经症渴望，在《神经症人格》一书中首次以分明的轮廓引人注目，并且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那个时候，尽管我保留了我所理解的弗洛伊德学术的基本原理，我仍然意识到，我对加深理解的探索已经将我引向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方向。如果说，那么多被弗洛伊德当成本能的因素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如果说，那么多被弗洛伊德当成性欲的因素是神经症对感情的欲求，是由焦虑导致的，是为了与他人相处时感到安全，那么，力比多理论就不再能站住脚了。童年的经历仍然是重要的，但其对我们生活施加的影响就以新的面目出现了，随之而来的必然会是理论上的其他差异。因此我有必要在自己脑子里定位我相对于弗洛伊德而言的立场。澄清这个问题所得到的结果便是《精神分析新方法》一书的诞生。

与此同时，我对神经症驱动力的探索仍在继续。我把强迫性驱动力称为神经症倾向，而在我接下来的著作中描述了其中的十种类型。当时我又到达了一个里程碑，认识到神经症性格构造具有最高的重要性。那时候，我认为它是由许多微观世界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宏观世界。每个微观世界的核心都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种神经症理论有过实际的应用。如果说，精神分析的主要手段并非将我们现在的困境与我们过去的经历关联起来，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对我们现存人格中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理解，那么在只有少量甚至完全没有专业帮助的情况下，要认识并改变我们自己也是完全办得到的。人们对精神治疗有广泛的需求，而可以得到的援助是不足的，面对这种情况，自我分析似乎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可以满足性命攸关的需求。由于那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讨论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法，所以我将之命名为《自我分析》。

不过，我对于自己有关个体倾向的陈述并不完全满意。当然，对那些倾向本身，我都做了精确的描述；但我耿耿于怀的是，在我单纯枚举一个个病例的时候，它们是以过于孤立的形态呈现的。我能看出，对情感的某种神经症欲求，强迫性的自谦，以及对“伙伴”的需求，是搅和在一起的。我未能认识到，它们一并代表了对人对己的一种基本态度，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我现在把这些倾向捏合为一团，把它们当成所谓“亲近人”态度的核心。我还认识到，对权力、特权与神经症野心的强迫性渴望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它们大致构成了与我所谓“对抗人”态度相关的因素。而对得到崇拜的欲求和完美主义的强烈冲动，尽管已经打上了所有神经症倾向的戳记，并影响到神经症患者与他人的关系，却好像主要是涉及患者与他自身的关系。还有，对利用他人的欲求似乎不如情感欲求与权力欲求具有那么大的基础性；它貌似不如后两者那么广泛，似乎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从某个更大的整体中切割出来的。

我的质疑后来被证明是合理的。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我在《神经症人格》中说过，神经症是通过不同神经症倾向的相互碰撞而呈现的。在《自我分析》中我说过，神经症倾向不仅相互强化，而且制造冲突。不过冲突一直被当成次要的问题。弗洛伊德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内心冲突的重要性；但他将之视为已被抑制与正在抑制的力量之间的战斗。我一开始所认识的冲突是不同类别的。它们是在一组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起作用，虽然它们原本是涉及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它们包含了对自身的矛盾态度，包含了相互矛盾的品质与一整套相互矛盾的价值观。

逐步深入的观察使我看清了这种冲突的重要性。最令我震惊的是患者对自己身上明显存在的矛盾竟然视而不见。当我指出这些矛盾时，他们竟然避而不谈，似乎失去了兴趣。在反复经历这种事情后，我认识到他们的逃避表明了他们对提及这些矛盾的强烈反感。最后，突然察觉到冲突的存在引起的恐慌反应向我表明，我是在跟炸药打交道。患者有充分的理由回避这些冲突；他们害怕冲突的力量会把他们撕碎。

接着我开始认识到，为了“解决”冲突而或多或少做出的看不到希望的努力，或更准确地说，为了否认冲突的存在并制造虚假的和谐，患者投入的能量与智慧是何其之多！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四大企图，本书大致按照它们发生的次序逐一介绍。最初的企图是抹杀冲突中的一部分，而将其对立面提升至主导地位。第二个企图则是“逃避”人。神经症超然态度的作用现在有了新的面目。超然态度乃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原本相互冲突的对他人的各种态度中，超然态度是其中的一种；但它又代表为解决问题而做的一种努力，因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保持情感距离能使冲突不起作用。第三个企图在类型上大不相同。神经症患者不是逃避他人，而是逃避自身。其现实的整个自我在他看来变得有些失真了，他制造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来取而代之，在这个形象中相互冲突的部分变得面目全非，不再以冲突出现，而是变成了一种丰富人格的不同层面。这种观点有助于澄清神经症的许多迄今为止还不能为我们所理解的问题，因此也是我们的疗法还解决不了的问题。它也使从前抵制整合的两种神经症倾向各归其位了。追求完美现在表现为与这种理想化形象保持一致的企图；渴望崇拜可以视为患者对外部肯定的欲求，希望别人肯定其理想化形象是真实的他。那形象距离现实越远，这后一种欲求在逻辑上就越贪得无厌。在解决问题的所有企图中，理想化形象或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反过来它又制造了新的内心裂缝，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弥补。解决问题的第四个企图，其主要目的便是消除这道裂缝，不过它也有助于拐走其他所有的冲突。通过我所谓的“外化作用”，内心进程被当成了自我之外发生的体验。如果理想化形象意味着从现实的自我离开了一步，那么外化作用则标志着更彻底的分离。它又制造了新的冲突，或者说大大加剧了原来的冲突，即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发生的冲突。

我把这些步骤称为解决问题的四大企图，部分是因为它们似乎总在所有神经症中发生作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部分是因为它们给人格带来了直接的改变。但它们绝非仅有的企图。还有一些不那么具有普遍意义的企图，包括以下一些对策：如主观正确，其作用是压制所有的怀疑；如严格自制，它靠纯粹的意志力来把撕裂的个体拢合起来；还有愤世嫉俗，它贬低所有的价值，以消除与理想关联的冲突。

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未解决冲突的后果也逐渐在我眼前变得清晰起来。我看到了产生的多种恐惧、精力的浪费、节操的必然损害，以及由千丝万缕感情纠葛导致的深度绝望。

只有在我把握了神经症绝望的意义之后，我才终于认识到了施虐狂倾向的意义。我现已明白，这些倾向代表了一种通过间接体验的生活来恢复原状的企图，这是无望于活出自身本色的人才会着手进行的。在施虐狂的追求中通常被观察到的强烈激情，是产生于这样一个人对报复性胜利的贪得无厌的欲求。于是我逐渐认识到，对破坏性利用的欲求事实上并非独立的神经症倾向，而只是永不会出错地表明了一种综合性更强的整体倾向，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我们将这个整体倾向称为“施虐狂”。

于是一种神经症理论逐步形成，其动力学中心是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它们分别是“亲近人”“对抗人”与“逃避人”。神经症患者一方面由于他害怕被撕裂，而另一方面由于作为整体运行的必要性，他会拼命地尝试解决冲突。尽管他能够如此成功地制造出虚假的平衡，但新的冲突会不断产生，总是需要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来消除这些冲突。在这种为统一性而做的斗争中，每个步骤都使神经症患者更有敌意、更加绝望、更加恐惧、更加疏远自己与他人。结果是，造成冲突的困难变得更加严重，其真正的解决方法越来越难获得。他最终变得绝望，可能试图在施虐狂追求中寻找某种补偿，这反过来又具有加深绝望、制造新冲突的效果。

显然，这是一幅相当凄惨的图景，描绘了神经症患者的养成及其形成的性格构造。但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理论称为“建设性的理论”呢？首先它排除了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竟然坚信我们能用简单得荒谬的手段“治愈”神经症。但它又与同样脱离实际的悲观主义无关。我说它是“建设性”的，理由是它首次容许我们着手对付并解决神经症的绝望。我说它是“建设性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尽管它承认神经症麻烦的严重性，但它不仅允许缓和潜在的冲突，而且还允许我们在实际上解决冲突，这样就使我们能够努力获得真正完整的人格。神经症冲突无法由理性的决定来解决。神经症患者解决问题的企图不仅无效，而且有害。但要解决这些冲突，是可以通过改变人格中产生冲突的条件来达到目的的。凡是做得不错的分析工作都会改变这些条件，因为这会使患者少一些失望，少一些恐惧，少一些敌意，并少一些对自身与他人的疏远。

弗洛伊德针对神经症及其治疗的悲观主义来源于他对人类善良与人类成长的深度怀疑。他假定说，人类是注定要受苦或毁灭的。驱动人类的本能只能加以控制，至多也只能得到“净化”。我本人的信念是，人类有能力也有愿望去开发其潜能，并成为得体的人，如果他与他人的因此也是与自己的关系受到并持续遭受干扰，那么这些潜能就会衰退。我相信，人只要活着就能改变并继续改变。这种信念是随着理解的深入而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