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爱国作家、民主战士,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没落的封建家庭出身使幼年的鲁迅遍尝人间的辛酸,然而,青年时代的鲁迅却在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下,完成了由医学到文学的成功转变。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干将”,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便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的作品中,以短篇小说、杂文、散文诗、小品散文见长,且各式文体中皆流露着一种特殊的创作风格,时人便将鲁迅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这种深刻冷隽的用笔、简洁峭拔的句法和新颖独到的体裁归结为“鲁迅风”,冯雪峰称之“简短”和“凝结”并存,苏雪林则谓之“辛辣”与“含蓄”兼备。
青年时代的鲁迅先后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和南京路矿学堂,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190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旨在救治那些像父亲一样的病人,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在弘文书院学习日语时,鲁迅开始接触西方著作,并阅读由日本人翻译和编写的进化论方面的书籍。日俄战争后所签订的《朴茨茅斯合约》激起了全中国的愤怒,同时也震动了在外留学的鲁迅。在高昂的政治氛围中,一次“幻灯片”事件使鲁迅深深地领悟到了身为弱国子民的悲哀。片中的中国人“体格强壮”却“精神麻木”,竟然能够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由此,鲁迅毅然决定弃医从文,并将文学作为发现和理解国人的方法,他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了重新的解读:病根不在中国人的身体而在精神,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随后,他撰写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及《文化偏至论》等文言论文,并与周作人一起创办了文艺刊物《新生》,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在日留学期间,鲁迅加入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积极参与反清的民主革命活动。
1909年鲁迅回国,国内政治的动荡、军阀的混战、袁世凯政府对民众的压制、张勋复辟的闹剧使他感到尤为痛心,然而,苦于救国无门,他只能在任教之余抄古碑、读佛经、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这是鲁迅人生中的沉默期,是奋进之前的短暂后退。可以说,这种知识和学术的活动为他今后的创作活动做了充分的知识和技巧储备。
五四运动不仅唤醒了中国文坛,也激起了鲁迅的革命斗志。他参与了《新青年》的工作,并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顿时震撼了整个文学界。在随后的1918年到1926年间,鲁迅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鲁迅的小说以其展现的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而蕴藉了无限的艺术魅力。作品通过狂人、阿Q、孔乙己等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百态,深刻揭露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与人们强烈的变革社会的愿望之间的矛盾。细致入微的描摹、入木三分的刻画让我们在读鲁迅的小说时总有一种“发现的喜悦”。印象中的鲁镇、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在将鲁迅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同时,也将其艺术特色推向了至善至醇的巅峰。
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旨在揭示病态社会的创痛、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他的散文则是对童年温馨的回忆,对滋养过他生命的人和物的深切怀念。明净的抒情、细致的叙述、铿锵的议论引我们进入了一个奇诡幻美的散文世界。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都是他所置身的险恶世界背景下的一丝暖意、一抹底色。鲁迅的生命,因此而丰富。与此同时,鲁迅在《新青年》上相继发表新诗《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作品不但看重意境的传神,更着力于思想的深邃;既有诗歌的抒情,又有杂文的哲理,寓理于情,情理并重。
此后,鲁迅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活动,先后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左联解散以后,鲁迅投身到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在他的所有创作中,最富思想潜力和创造力的当推杂文。这种将新诗和政论合二为一的“杂感”既是一种独特形式的诗,也是他给予病态社会无情嘲讽的“匕首”和“投枪”。他的杂文涉猎甚广,既有无情的揭露,又有辛辣的讽刺;既有痛苦的呐喊,又有激情的抒发;既有果决的论断,又有热情的赞颂,纵横驰骋,神采飞扬,是其创作中的一朵奇葩。
此外,鲁迅还主编了《莽原》《语丝》《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领导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社团,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编辑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