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三百年来记载河东君事迹者甚众，寅恪亦获读其大半矣。总括言之，可别为两类。第一类为于河东君具同情者，如顾云美苓之《河东君传》等属之。第二类为于河东君怀恶意者，如王胜时沄之《虞山柳枝词》等属之。其他辗转抄袭，讹谬脱漏者，更不足道。然第一类虽具同情，颇有隐讳。第二类因怀恶意，遂多诬枉。今欲考河东君平生事迹，其隐讳者表出之，其诬枉者驳正之。不漏不谬，始终完善，则典籍禁毁阙佚之后，精力老病残废之余，势所不能，此生无望者也。故唯有姑就搜寻所得，而可信可喜者，综贯解释，汇合辑录，略具首尾，聊复成文。虽极知无所阐发，等于钞胥，必见笑于当世及后来之博识通人，亦所不顾及矣。
就所见文籍中记载河东君事迹者言之，要推顾云美所撰《河东君传》为最佳。就其所以能致此者，不独以其人之能文，实因其人于河东君具有同情心之故。可惜者，顾氏为牧翁晚年门生，虽及见河东君，而关于河东君早岁事迹，或欲有所讳饰，或以生年较晚，关于河东君早岁身世，其隐秘微妙者，有所未详也。兹先略述云美之事迹，然后移写顾氏所撰《河东君传》中有关早岁之一节，参以他种史料，解释论证之。
《牧斋外集》一六《明经顾云美妻陆氏墓志铭》略云：
留守相国瞿稼轩既殉国，其幼子玄镜奉其骨归自桂林。甲午正月至常熟，顾苓云美来吊。玄镜从其兄拥杖出拜。云美问其兄，曰：“吾幼弟也。生长西南，今九年矣。”云美出，谓其表弟严武伯曰：“子为我语瞿氏，以我女字玄镜。”瞿氏诺之。云美告余曰：“苓以女字留守相公之幼子矣，夫子其谓我何？”余曰：“有是哉！”后六年己亥四月十日，云美之妻陆氏卒，越七日，云美之父处士君卒。云美居丧守礼，不置姬侍，躬保护其女。服除，而玄镜孤贫无倚，云美收为赘婿。壬寅五月，吉安施伟长见玄镜于云美之侧，喜而告余。及秋，余过虎丘塔影园，云美出玄镜拜床下，抠衣奉手，目光射人。归而诒书云美曰：“忠贞之后，仅存一线。今得端人正士，以尊亲为师保。稼轩忠魂，亦稍慰于九京矣。”
同治修《苏州府志》八八《顾苓传》略云：
顾苓，字云美，少笃学，晚居虎丘山塘。萧然敝庐，中悬思陵御书，时肃衣冠再拜，欷歔太息。女一，妻桂林留守瞿式耜子，易其姓名，俾脱于祸，人尤高之。（寅恪案：《初学集》七四《先太淑人述》云：“孙爱之议昏于瞿给事之女孙也。太淑人实命之，曰：‘人以汝去官，结昏姻以敦世好，不亦善乎？’”然则云美亦与牧斋为间接之姻戚。但云美以其女妻稼轩之子，时间甚晚，远在钱、瞿两氏议昏之后矣。）
寅恪案：顾氏为明末遗老，不忘故国旧君者，其人品高逸，可以想见，不仅以文学艺术见称也。清代初年东南诸眷恋故国之遗民，亦大有党派及意见之分别，未可笼统视之。牧斋早为东林党魁，晚乃附和马、阮，降顺清朝。坐此为时人，尤为东南旧朝党社中人所诟毁。斯问题于此姑置不论，倘取顾氏《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传》读之，则知云美对于牧翁平生前后异趣之见解，与当日吴越胜流之持论有所不同，而与瞿稼轩所怀者正复相类也。观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一《浩气吟跋》略云：
稼轩先生少年连染于牧斋之习气。自丙戌以后，牧斋生平扫地矣。而先生《浩气吟》中犹惓惓焉，至形之梦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斋颜甲千重，犹敢为《浩气吟》作序乎？一笑也。
可知钱、瞿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全氏之论固正，但于河东君阴助牧斋复兴明室之活动，似尚有未尽窥见者，关于此点，俟于第五章论之。所可注意者，即与稼轩特厚之人，不独宽谅牧斋之晚节，而尤推重河东君。就其所以然之故，当与钱柳同心复明一端有关。如牧斋《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第三首“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句，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考牧斋所谓“夷陵文相国”者，即《明史》二七九有《传》之文安之。其人之为大学士，由瞿式耜所推荐，可知文、瞿两人交谊实为密切。云美以女妻稼轩之子，则其于稼轩与文氏有同一之观感及关系，又可推之。文氏既遗书牧斋，称道河东君若是，宜乎云美为河东君作传，其尊重之意溢于言表也。后来有“超达道人苇江氏”者，题云美此传后，谓其于河东君“别有知己之感”“阿私所好”，则殊未明钱、瞿之交谊，钱、柳之关系，与夫君国兴亡，恩纪绸缪，死生不渝之大义，所以借是发幽光而励薄俗之微旨。乃肆意妄言，无复忌惮，诚可鄙可恶，更不足置辨矣。
复次，关于思陵御书一事，详见杜于皇濬《变雅堂文集》七《松风宝墨记》，兹不移录。寅恪昔年曾于完白山人后裔家，见崇祯帝所书“松风水月”四字，始知于皇此文中“端劲轩翥”之评，非寻常颂圣例语。邓氏家之思陵御书，自与云美所藏者不同物，初未解此三百年前国家民族大悲剧之主人翁，何以喜作“松风”二字之故，后检杨留垞锺羲《雪桥诗话续集》一云：
顾云美庐阊门外，半潭绕屋，引水自隔。庄烈帝御书“松风”二大字，云美得之某司香，遂揭于斋中。顾黄公〔景星〕为赋诗四首。卒章有云：“奇峰名淑景，御坐正当中。五粒皆银鬣，双珠倚玉童。”谓万岁山淑景峰有石刻御坐，二白松覆焉。
然则世上留传崇祯帝“松风”手迹不止一本者，殆与景山石刻御坐有关耶？俟考。
顾氏《河东君传》寅恪所得见者，节略之本不计外，共有四本，即罗刖存振玉“殷礼在斯堂丛书”《塔影园集》本（第一卷），范声山锴《华笑庼杂笔》本（第一卷），缪筱珊荃孙《秦淮广记》本（第二之四）及葛雍吾昌楣《蘼芜纪闻》本（卷上）。四本中以范本为最善，兹悉依此本移录，其他诸本与范本异者，皆不一一标出也。复次，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三《顾云美书河东君传册跋》略云：
顾云美撰《柳蘼芜传》并画像真迹，乙巳冬得之吴中。《传》载蘼芜事实甚详。吴人某所著《野语秘汇》，述虞山被逮时，河东君先携重贿入都，赂当道，乃得生还。其权略尤不可及，可谓奇女子矣。《传》中记蘼芜初归云间孝廉为妾，殆先适陈卧子，他记载所未及。其归虞山在明亡前三年，时年二十四。至癸卯下发，年四十有六。逾年而值家难。光绪丁未三月将取付影印，以贻海内好事者，俾益永其传，并缀辞于后。上虞罗振玉刖存父。
寅恪案：刖存先生以“云间孝廉”为陈卧子。五十年前能作此语，可谓特识。但其于河东君适牧斋后，尚称之为“蘼芜”，又言其携重贿入都，俾牧斋得脱黄毓祺之案及癸卯岁年四十六下发等事，皆不免差误。详见有关各节所论，兹不辨及。
顾《传》云：
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塔影园集》一《河东君传》“婉媚绝伦”作“风气奕奕”。）顾倜傥好奇，尤放诞。孝廉谢之去。
寅恪案：云美此《传》于河东君之本来姓氏、籍贯及在“适云间孝廉为妾”以前之事迹，不道及一字，当有所隐讳，未必绝不能获知其一二也。职是之故，不得不取其他史料，以补此间隙。但此段时间，材料极少，又多为不可信者。故今仅择其材料直接出于与河东君有关之人者，以之为主，而参取后来间接传闻者，以补充之。其间若有诬枉或不可信者，则稍加驳正。固不敢谓尽得其真相，然亦不至甚远于事实也。兹引王沄《虞山柳枝词》之前，先略述胜时之事迹，盖王氏乃最反对河东君之人，其所言者，固不可尽信。然诬枉之辞外，亦有一二真实语。实因其人与陈子龙及其家属关系密切，所知河东君早岁事迹，必较多于顾云美，特恨其具偏隘之见，不欲质直言之耳。乾隆修《娄县志》二五《王沄传》略云：
王沄，字胜时，幼为陈子龙弟子。处师生患难时，卓然有东汉节义风。以诸生贡入成均，不得志。著有《辋川稿》。
李叔虎桓《耆献类征初编》四四四《顾汝则传》下附王沄事迹，引章有谟《笔记》略云：
陈黄门子龙殉难后，夫人张氏与其子妇丁氏居于乡，两世守节，贫不能给。王胜时明经沄常周恤之。
及《陈忠裕全集·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岁在癸酉〔康熙三十二年〕仲春之吉，孺人命从侄倬来，知予子栘有女孙同岁生，请问名。予额手曰：“此小子宿心也。敬闻命矣。”乃告于先祠，以女孙字世贵焉。（寅恪案：世贵乃陈子龙之曾孙。）
寅恪案：王胜时文章行谊卓然可称，然其人憎恶河东君，轻薄刻毒丑诋之辞，见诸赋咏者，不一而足。以常情论，似不可解。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胜时孙女之字卧子曾孙，结为姻亲，时间固甚晚，然其与陈氏家庭往来，在卧子生存时已然。卧子死后，胜时周恤其家备至，即就卧子夫人张氏欲与胜时之家结为姻亲一事观之，可以推知矣。据《陈忠裕全集》所载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二年己巳”条云：
〔祖母高〕太安人以予既昏，遂谢家政。予母唐宜人，素善病，好静，不任事。乃以筦钥属予妇，予始有晨昏之累矣。
及《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张〕孺人通《诗》、《礼》、史传，皆能举其大义，以及书算女红之属，无不精娴，三党奉为女师。有弟五人，庄事女兄如伯兄然。孺人屡举子女不育，为置侧室，亦不宜子。孺人心忧之。乃自越遣人至吴，纳良家子沈氏以归。
则知大樽之妻张氏为一精明强干而能治家之人。故入陈氏之门不久，其祖姑高氏即授以家政也。假使王氏称其能通书史大义之语非出阿私，然绝不能如河东君才藻博洽，可与卧子相互酬和者，自不待论。倘若张氏转移其待诸弟之威严以临其夫，则恐卧子闺门之内亦不得不有所畏惮顾忌也。又观其为大樽选纳良家女沈氏为妾一端，知大樽之娶妾，张氏欲操选择之权，更以良家子为其意中之对象。如取以与牧斋夫人陈氏相较，则牧斋用匹嫡之礼待河东君，而陈夫人亦无可如何，安之若命者，诚大不侔矣。复观牧斋之子孺饴（孙爱）所辑《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中《柳夫人遗嘱》云：
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寅恪案：“汝”字指其女，即赵管妻。）从不曾受人之气。
呜呼！假使河东君即仅在陈家二十五月，甚至二十五日，亦不能不受人之气，尤不能不受张氏之气，而张氏更不能如牧斋夫人之受河东君之气，可以断言无疑也。河东君之与大樽，其关系虽不善终，但双方之情感则皆未改变，而大樽尤缱绻不忘旧欢，屡屡形之吟咏。然则其割爱忍痛，任河东君之离去，而不能留之者，恐非仅由河东君之个性放诞使然，亦实因大樽妻张氏之不能相容，即不能受河东君之气，如牧斋夫人者，有以致之也。河东君所以不能见容于大樽家庭之事实及理由，王胜时必从张氏方面得知其详。三百年前陈氏家庭夫妇妻妾之间，其恩怨是非固匪吾人今日所能确知，既非负古代家属委员会之责者，自不必于其间为左右袒，或作和事老。是以此点亦不须详考。但应注意者，则胜时为大樽嫡妻张氏之党。故其所言者，皆张氏一面之辞，王氏既不能不为其尊者即大樽讳，又不能不为其亲者即张氏讳。于是遂隐没其师及张氏与河东君之关系，而转其笔锋集矢于河东君矣。苟知此意，则王氏所述河东君之事迹不可尽信，止能供作参考或谈助，而不必悉为实录，亦甚明也。
王氏之后，复有钱钝夫肇鳌著《质直谈耳》一书，亦述河东君早岁轶事，其言颇有与王氏类似者。然据此书钱大昕《序》云：
吾弟钝夫以暇日撰次生平所见闻，可喜可愕，足资惩劝者，汇为一编，名之曰《质直谈耳》。
又，光绪修《嘉定县志》二八《艺文别集门》载：
《巢云诗草》。钱肇鳌著。
诗规摹盛唐。
则是钝夫生年甚晚，其书所述河东君事自得之辗转间接之传闻。《巢云诗草》不知尚存否？兹取王、钱两氏所言河东君最初轶事，参以陈子龙及宋徵璧（即与河东君直接有关之人）所作诗篇，考辨论证之如下。
王沄《辋川诗钞》四《虞山柳枝词》第一首云：
章台十五唤卿卿，素影争怜飞絮轻。（“影”及“怜”二字可注意。）白舫青莲随意住，淡云微月最含情。（“云”字可注意。）
自注云：
姬少为吴中大家婢，流落北里。杨氏，小字影怜，后自更姓柳，名是。一时有盛名，从吴越间诸名士游。
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条（寅恪案：原文“之”字乃“是”字之误，下文同。参仲虎腾《盛湖志补》四《杂识门》及葛昌楣君《蘼芜纪闻（上）》）云：
如之幼养于吴江周氏，为宠姬。年最稚，明慧无比。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以是为群妾忌。独周母喜其善趋承，爱怜之。然性纵荡不羁，寻与周仆通，为群妾所觉，谮于主人，欲杀之。以周母故，得鬻为倡。其家姓杨，乃以柳为姓，自呼如之。居常呼鸨母曰鸨、父曰龟。
综合王、钱两氏所述，河东君最初果为何家何人之婢或妾，并在何年至此家，出而流落人间耶？兹据与河东君直接有关者之所传述以考定之。宋徵璧《含真堂诗稿》五《秋塘曲（并序）》云：
宋子与大樽泛于秋塘，风雨避易，则子美渼陂之游也。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且出其所寿陈征君诗，有“李卫学书称弟子，东方大隐号先生”之句焉。（寅恪案：陈眉公《岩栖幽事》载其所作《清平乐》下半阕云：“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可与河东君“大隐号先生”之句相印证。）陈子酒酣，命予于席上走笔作歌。
江皋萧索起秋风，秋风吹落江枫红。楼船箫鼓互容与，登山涉水秋如许。江东才人恨未消，郁金玛瑙盛香醪。未将宝剑酬肝胆，为觅明珠照寂寥。不辞风雨常避易，鲤鱼跃浪秋江碧。长鲸泄酒殊未醉，今夕不知为何夕。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琭琭。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家。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骅骝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陈王宋玉相经过，流商激楚扬清歌。妇人意气欲何等，与君沦落同江河。我侪闻之感太息，春花秋叶天公力。多卿感叹当盛年，风雨秋塘浩难极。
寅恪案：让木此诗乃今日吾人所知河东君早期事迹最重要材料之一。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条云：
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倡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
卧子原作《秋潭曲》载《陈李唱和集》中，即在崇祯六年秋间所作，第二章已略引之矣。同为此游四人之内，河东君不论外，尚有彭燕又宾一人。其人亦当有诗纪此游，惜今未能得见，亦可不论。秋潭或秋塘者，据《陈忠裕全集》十《秋潭曲》题下附考证引《松江府志》略云：
白龙潭在府城谷阳门外，花晨月夕，箫鼓画船，岁时不绝。（寅恪案：《陈忠裕全集》为嘉庆八年所刻。今取嘉庆二十四年修《松江府志》九《山川志》校之，其文悉与此条相同。然则嘉庆二十四年修《松江府志》，当是承用康熙二年所修之《府志》，而此诗考证乃录自康熙《志》也。）
故知宋让木于崇祯六年秋间，在松江府谷阳门外白龙潭舟中，亲从河东君得闻其所述自身之事迹，实为最直接之史料。今依据宋氏之所传述，取与王、钱两氏所言者参证之，则第一问题，即“吴江故相”果为何人乎？依让木所谓“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之语，则此“故相”之时间条件为上距崇祯六年不久之宰辅。其地理条件为吴江县籍贯之人。依此两条件以求之，先检崇祯朝宰相之籍贯，唯有周道登一人适合也。陈盟《崇祯内阁行略·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号念西，吴江人。〔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金瓯之卜，以礼部尚书召入内阁，崇祯〔元年〕戊辰六月加太子太保，晋文渊阁。〔崇祯二年〕己巳正月引疾去。归而著书自乐，不问户外。〔崇祯五年〕壬申以疾卒。
及知服斋本曹洁躬溶《崇祯五十宰相传（初稿）·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邦（？），吴江人。〔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由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郎起升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己巳正月闲住。癸酉年（崇祯六年）卒。（寅恪案：“癸酉”二字知服斋本如此。与胡氏问影楼本及宣统三年辛亥铅印本曹书此《传》，俱作“壬申”即崇祯五年者不同。但知服斋本曹氏此书《宰相年表》亦列周道登卒于“五年壬申”，岂曹书此《传》初稿作“癸酉”，后来乃改为“壬申”耶？抑或后人据《明史稿》及《明史·周道登传》改易耶？俟考。）
又，《明史稿》二三五《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道登者。吴江人。崇祯初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先后交劾之，遂放归。居五年卒。
《明史》二五一《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吴江人。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交劾之，乃罢归。阅五年而卒。
及乾隆修《吴江县志》二八《人物门·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岸。〔天启〕七年冬庄烈帝立，首重阁臣之选，上自祝天，取会推诸臣姓名置金瓶中卜之，得钱龙锡囗六人，道登与焉。召为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春，御史任赞化等交章论列，上遂勒令致仕。归就道，复疏言蓟门重地，兵额不宜过汰。家居一年卒。值温体仁当国，赐祭葬咸杀礼。
谈孺木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周道登”条云：
吴江周相国性木强，不好矜饰。一日侍朝默笑。先帝见之，诘其故。不对，亦不谢。既出，华亭钱相国〔龙锡〕尤之。曰：“已笑矣，奈何！”上自此浸疏。讣闻，仅祭一坛，予半葬。典礼虽薄，犹同官斡护之。
寅恪案：周道登之卒年虽有问题，然据陈盟、曹溶两书，其卒当在崇祯五年。《明史稿》“放归，居五年卒”之语，其所谓“五年”者，即从崇祯二年己巳正月算起，亦不过谓道登卒于崇祯六年而已。若《明史》谓“罢归，阅五年而卒”，则殊有语病矣。至乾隆修《吴江县志》言“上遂勒令致仕。家居一年卒”之“一”字，疑是误字也。考潘力田柽章《松陵文献》六有《周道登传》。柽章弟耒作此书《后序》云：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春，归自都门，有言《新志》全用亡兄之书者，索而观之，信然。
稼堂所谓《新志》，即康熙间叶星期燮所修之《吴江志》，而乾隆间沈冠云彤所修之《吴江县志》乃承用叶《志》之旧文。今观潘氏《松陵文献》中《周道登传》，不著道登卒年，故康熙《志》亦阙而不载。乾隆沈《志》所书道登卒年，殆取他书移补《旧志》之阙耳。然则潘氏与周氏为姻戚（见第二章所引《松陵文献》），乃阙书道登之卒岁，可知柽章作《传》时已不能详矣。但力田所作《道登传》末云“道登事兄如父。无子，以兄子振孙为后”数语，与兹所考证者有关。其他如道登人品、学术之记载，于此姑置不论。总而言之，道登之卒，早则在崇祯五年壬申，迟则在崇祯六年癸酉，或者其卒实在五年，而京师抚恤典之发表乃在六年，致有卒于“癸酉”之纪载耶？寅恪以为道登之卒，在崇祯五年，或崇祯六年，固未敢确定。但河东君之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则当为崇祯四年辛未，可于卧子《几社稿》中崇祯五年绮怀诸作及《癸酉长安除夕诗》考之（见下引《陈忠裕全集》十《属玉堂集》所论）。复参以陈卧子崇祯五年所赋《柳枝词》“妖鬟十五倚身轻”（见《陈忠裕全集》一九《几社稿·柳枝词四首》之四），及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章台十五唤卿卿”诗句，尤足证河东君于崇祯四年辛未十四岁时，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其始遇卧子，实在五年，其年龄正为十五岁。或疑让木《秋塘曲序》中“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之“新”字，其界说如何？鄙意欲决定此字意义，不必旁征，即可于卧子诗中求得例证。如《陈忠裕全集》六《陈李唱和集·酬万年少（五古）二首》其一云：
与君新结交，意气来相凭。帝京共游戏，江表观徽绳。
其二云：
秋英粲林麓，扬舲大江湄。
考万寿祺为崇祯三年庚午举人，与卧子为乡试同年。卧子之得交年少，应在崇祯三年秋南京乡试时。榜后，陈、万两人并与诸名士会饮于秦淮舟中（见《陈忠裕全集·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条附考证，并《隰西草堂集》附刻李辅中编《万年少先生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自陈、万两人结交之日起，下距卧子崇祯六年秋作此二诗时止，其间已有三年之久。卧子于距离三年之时间，既可云“新”，则让木于崇祯六年秋作《秋塘曲》时，上溯至四年，更得谓之“新”。然则陈、宋辈之作诗文，其用“新”字之界说，亦不必泥执为数旬数月之义，固可包括至三年之时日。由此言之，河东君在崇祯四年辛未出自周家，流落人间，让木仍可谓之“新”也。
又，让木《秋塘曲》中“平津”“丞相”之辞，自指道登本人而言，其家庭诸男子，如其兄或振孙等，皆不足以当此“平津”“丞相”之名。故河东君其初必为周道登之妾，可以推知。若王沄《虞山柳枝词》谓河东君为“吴中大家婢”，则婢妾之界线本难分判，自可不必考辨。然则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乃“吴中周氏宠姬”，要是可信。至言周氏主人在崇祯四年时尚有母在，固为可能之事，但无证据，未敢确定。或者此端乃是传闻之误，亦未可知也。
让木诗中所言河东君事迹，辞语不甚明显，但以其关系重要，未可忽视。故姑就鄙见，推测解释之于下。
诗云：
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琭琭。
寅恪案：“校书婵娟年十六”句，“婵娟”不仅为通常形容女性之美辞，疑亦兼寓河东君原名“云娟”中之“娟”字。此点已详第二章所论，兹不复赘。“年十六”则正是河东君纪年实录。盖崇祯六年河东君之年岁如此。以若是之妙龄女子，而能造诣超绝，与几社胜流相比并，固不必同于世俗之女性，往往自隐讳其真实年龄也。“雨雨风风能痛哭”句，初读之，颇不能解。后得见河东君《戊寅草》，并取卧子《集》中有关之篇什参互证之，始恍然知让木此句实指崇祯六年春季河东君所赋风雨诸篇什而言。如《游龙潭精舍登楼作，时大风，和韵》云：
琢情青阁影迷空，画舫珠帘半避风。缥缈香消动鱼钥，玲珑枝短结甃红。同时蝶梦银河里，并浦鸾湖玉镜中。历乱愁思天外去，可怜容易等春蓬。
《伤歌》（寅恪案：《乐府诗集》六二《伤歌行古辞》云：“春鸟向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河东君盖自比春鸟，赋此伤春之辞也）云：
翔禽首飘翳，白云寄贞私。岁月荡繁圃，风物遑弃时。揽衣眷高翮，义大难为持。沙棠亦已实，乌椑亦已侈。渌水在盛霄，碧月回晴思。厉飙忽若截，洞志讵有私。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诚恐不悟此，一日沦无期。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我行非不远，我念非不宜。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一言违至道，谅为达士嗤。
又，《寒食夜雨十绝句》，其五云：
房栊云黑暮来迟，小语花香冥冥时。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寅恪案：《全唐诗》第二函乔知之《绿珠篇》有“此时可喜得人情”“常将歌舞借人看”及“一旦红颜为君尽”等语。河东君诗句，盖即用乔氏诗语也。）
今取《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之诗，其作成时间确知为崇祯六年癸酉春季者，如《花朝大风》《寒食雨郊行（七古）二首》（见《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唱和集》）及《清明四首》之三（见《陈忠裕全集》一九《陈李唱和集》）云：
梨花冷落野中分，白蝶茫茫剪翠裙。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窈娘坟。
河东君之“画舫珠帘半避风”“可怜容易等春蓬”“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即让木所谓“雨雨风风能痛哭”者，而“想到窈娘能舞处”与卧子“雨中独上窈娘坟”同用一典，其相互关系，自不待言。又，李舒章所谓“春令之作，始于辕文者”（详见下论），当亦指此时而言。盖崇祯六年春季特多风雨，而辕文与河东君此际关系甚密，宜有春闺风雨之作也。
抑更有可论者，据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寅恪案：“之”当作“是”。下同）条载宋辕文因受责于其母，遂与河东君踪迹稍疏事（详见下引）。推计其时间，约略相当于河东君赋《伤歌》之际。此歌云“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岂河东君以徵舆踪迹稍疏，出此怨语耶？后来终与辕文决绝，而转向卧子，其端倪盖已微见于此诗矣。
诗云：
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
似谓河东君最初所居之地也。其地虽难确定，若依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云“听其音，禾中人也”之语，应是指河东君原籍之嘉兴而言。但鄙意此点不必过泥，颇疑宋诗之“横塘”，即谓吴江县盛泽镇之归家院。陈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上巳行》云：“重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见《陈忠裕全集》一一《平露堂集》）陈诗之“古渡”，即宋诗之“官渡”；陈诗之“寒塘路”，即宋诗之“横塘路”。卧子赋此诗时，在崇祯十二年己卯。河东君于崇祯八年乙亥秋深离松江往居盛泽归家院。虽其间去来吴越“行云无定所”（此句见《太平广记》四八八《莺莺传续·会真诗》），然其经常住处，当仍为归家院。故可以取归家院地域形势以统属河东君。据此陈、宋两诗可以互相证明也。余参后论陈卧子《上巳行》节。更考“横塘”地名之出处，时代较早，且为词章家所习用者，恐当推《文选》五左太冲《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地实在江宁。后来在吴越间以“横塘”为名者更多，故文人作品中，往往古典今典参合赋咏。即就让木同时人之诗言之，如吴梅村《圆圆曲》“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之“横塘”，依靳介人《注》，则在苏州（见靳荣藩《吴诗集览》七上，并参第五章论《圆圆曲》节）。钱牧斋《茸城惜别》诗“绣水香车度，横塘锦缆牵”之“横塘”，依钱遵王《注》，则在嘉兴（见钱曾《有学集诗注》七）。此皆其例证。由是言之，让木诗中之“横塘”，虽与嘉兴之环境符合，然吴越水乡本甚相似，故亦能适合吴江盛泽镇归家院之地，不必限于禾中一隅也。仲廷机《盛湖志》十《列女名妓门》略云：
徐佛原名翿，字云翾，小字阿佛。嘉兴人。随其母迁居盛泽归家院。
同书四《街里门》略云：
市北自西荡口北岸至东，以衖名者，曰归家院。东市口曰梭子归家。百嘉桥之北，曰石敢当。
同书同卷《桥梁门》“百嘉桥”条下注云：
俗称栢家，旧名终慕。
同书五《古迹门》云：
归家院在终慕桥北堍，地名十间楼，明才媛柳是故居。
下注引王鲲《十间楼》诗云：
柳阴深处十间楼，玉管金樽春复秋。只有可人杨爱爱，（寅恪案：前所论苏子美《杨爱爱传》，王氏未必得见。此不过用昔人李师师之例，以“爱爱”为称耳。）家家团扇写风流。
及卷末《杂识门》云：
十间楼者，栢家桥北一带是也。即《觚剩》所云“归家院”。
寅恪案：《盛湖志》所纪徐佛所居之归家院，亦可与让木诗语相合。岂河东君最初亦居盛泽归家院近旁耶？让木诗“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者，谓河东君少小待字闺中也。“横塘”“官渡”“宛转桥”“相思树”等四句，乃指禾中盛泽之地，谓河东君即居其处也。
诗云：
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家。
似谓河东君初入徐佛家为婢，后复由徐氏转入周道登家。河东君与徐佛本同乡里，云翾收取为婢，自极寻常。至周家之收购，则必经一度之访觅也。后来河东君被逐于周氏，流落人间，辗转数年，短期与卧子同居，又离去卧子复返盛泽，居云翾寓所，与诸女伴如张轻云、宋如姬、梁道钊等同在一地耳。（参乾隆刊《盛湖志（上）·形胜门》仲时镕《凌巷寻芳诗序》及仲廷机辑《盛湖志》十《列女名妓门·徐佛传》末所附梁道钊、张轻云、宋如姬事迹。又，梁道钊事迹详见邹枢《十美词纪》“梁昭”条及徐树丕《识小录·梁姬传》。）又据第二章所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载“崇祯九年丙子张溥往盛泽镇访徐佛。佛已适人，因得见其婢杨爱事”（参陈琰辑《艺苑丛话》九“柳如是曾在苏属盛泽镇徐家作婢”条）。可知河东君在崇祯九年云翾未适周金甫以前，尚与之同寓一处。或者徐既适人后，始独立门户耶？至钱肇鳌云：“得鬻为娼。”其实乃是河东君之再度流落。前引沈虬之文谓河东君为云翾之婢，如指未入周家以前，则近事实。若言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丙子尚在徐家为婢，则时限太晚，殊为不合也。然据《牧斋遗事》中“初吴江盛泽镇有名妓曰徐佛”条记张溥访徐佛事，作“养女杨爱”。钮玉樵琇《觚剩》三《吴觚》“河东君”条亦纪此事，作“其弟子曰杨爱”，则颇近事实。惟此等材料之作成，皆在沈氏之后，岂亦知沈氏所言不合情理，遂改易之耶？寅恪初读让木“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之句，以为“平康”“狭邪”出自唐人《李娃传》，非不易解之故实。至“玉指”“流霞”之句，则难通其义。“流霞”之语，虽与《李义山诗集（中）·花下醉（七绝）》“寻芳不觉醉流霞”句有关，然疑尚不能尽宋氏之旨意，当必更有其他出典。因检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七下《草部》“凤仙”条云：
时珍曰：其花头翅足具备，翘然如凤状，故以名之。女人采其花及叶包染指甲。其实状如小桃，老则迸裂，故有指甲、急性、小桃诸名。宋光宗李后讳凤，宫中呼为好女儿花。张宛丘呼为菊婢。（寅恪案：“菊婢”之名，可参张耒《柯山集》八“自淮阴被命守宣城，复过楚。雨中过孚，因同诵楚词，为书此以足楚词”，五言古诗云“秋庭新过雨，佳菊独秀先。含芳良未展，风气已清妍。金凤汝妾婢，红紫徒相鲜”等句。）韦后呼为羽客。（余详赵恕轩学敏《凤仙谱》。）
始悟让木实有取于张文潜目此花为“菊婢”之意，暗寓河东君初在徐佛家为婢事。其辞微而显，婉而成章，可谓深得春秋之旨矣。又，河东君性情激烈，以“急性子”方之，亦颇适切。又，卧子词有云“小桃纤甲印流霞”（见《陈忠裕全集》二十《诗余·天仙子》），可取与让木此句参证也。“紫烟便入五侯家”句，合用吴王夫差女小玉，即紫玉化烟事，并韩君平《寒食》诗“轻烟散入五侯家”之语，易“轻烟”为“紫烟”，与“青鸟”为对文耳。此固易晓，不待多论。至“青鸟乍传三岛意”句，则青鸟为西王母之使者，亦常用典故，无取赘释。“青鸟”与“三岛”连用，自出《李义山诗集（上）·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之语，又不待言也。所可注意者，据钱氏所述周文岸之母以河东君善于趋承，爱怜之。后又因周母之故，免于被杀，得鬻为娼。似河东君与周母之间，原有特别关系。或者河东君之入周家，本由周母命人觅购婢女以侍奉己身。故河东君初时实为周母房中之侍婢。宋氏用青鸟之典，以西王母比周母，即指此而言。文岸之以河东君为妾，殆从周母处乞得之者。此类事例，乃旧日社会家庭中所恒见。若作如此假设，关于河东君所以因周母而得免于死之故，更可明了矣。
诗云：
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骅骝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
似谓河东君自周家放逐，流落人间之由，即钱肇鳌所云，河东君为周氏群妾所忌，谮于主人，谓其与仆通，因被放逐之事。据诗意，即河东君所自述，乃周仆不解事，与己身无干也。让木诗此节第一、第二两句，言周文岸素以风流著称，姬妾甚多也。“十二云屏坐玉人”者，用杨国忠故事，（见苏鹗《杜阳杂编（上）》“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条及《太真外传（上）》“忆有一屏风”节下注文。）与下文“鹦鹉偏知丞相嗔”句之出《杜工部集》一《丽人行》诗“慎莫近前丞相嗔”之指杨国忠者相照应也。“十二”二字出《白居易文集》五《酬〔牛〕思黯〔僧孺〕戏赠，同用狂字（五律）》前四句“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自注云：
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来诗谑予羸老，故戏答之。
盖乐天借用《玉台新咏》九《歌词二首》之二“头上金钗十二行”之古典，以指牛氏姬妾之众多，与《歌词》之原旨并不适合。但其后文人袭用，“十二金钗”遂成习见之俗语矣。（可参《全唐诗》第七函白居易三三《酬思黯戏赠》，并汪西亭立名注《白香山诗后集》一五此题，及汪氏案语引朱翌《猗觉寮杂记》云“乐天诗：‘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以言声妓之多。盖用古乐词云：‘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是一人头插十二钗耳，非声妓之多，十二重行也。”）让木诗“常将烟月号平津”句，“烟月”者，烟花风月之义（可参陶穀《清异录》一《人事类》“蜂窠巷陌”条）。“平津”者，用公孙弘故事（见《汉书》五八本传）。当时党社中人如让木辈门户之见颇深，其诋斥周氏如此，固不足异。（可参潘柽章《松陵文献》六《周道登传》论及乾隆修《吴江县志》二八《周道登传》后附朱鹤龄语。并朱氏《愚庵小集》一四《书阁学周公〔文岸道登〕事》云：“李可灼进红丸，大宗伯孙公〔慎行〕议当加首辅以弑君之诛。公独不附其说，且曰：‘果律以《春秋》之义，某与诸公同在朝，亦当引罪。’及居政府，依傍东林者，遂极口排诋，不久去位。然公言实为平论，后世必有能辨之者。钱虞山有言：近代进药之狱有二，以唐事断之可也。援《春秋》则迂矣。□世宗之升遐也，与唐宪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决处死，王金等之议辟，宜也。李可灼之事，与柳泌少异，以和御药不如法之例当之可也。当国之臣，则有穆宗贬皇甫镈之法在，不此之求，而远求《春秋》书许止之义，效西汉之断狱，此不精于经义之过也。吁！虞山公东林党魁也，而其言若是，然则公之不附孙宗伯，可不谓宰相之识哉？”朱氏之论，颇袒文岸。但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述牧斋阁讼始末，即“钱少宗伯谦益声气宿望虚誉隆赫”条云：“〔温〕体仁、〔周〕延儒交遂合，始有召对钱千秋之事。谦益等又欲攻去周辅道登，故道登亦从中主持。”夫牧斋在当时俨然为东林党社之宗主，文岸乃与乌程阳羡合流，而为钱、瞿所欲攻去之人。宜乎让木有此不满于念西之辞也。长孺之论，岂为亲者讳耶？）是非如何，兹可不论。但可注意者，即让木赋此诗后七年，即崇祯十三年庚辰河东君所作“向来烟月是愁端”之语（见《东山酬和集》一《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与宋诗此句不无关涉也。此点俟后详论之。“将军”一辞出辛延年《羽林郎》诗（见《玉台新咏》一），以冯子都比周仆。“鹦鹉”乃河东君取以自比之辞，即卧子崇祯六年癸酉《秋夕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七律）二首》之二所谓“已惊妖梦疑鹦鹉”者（见《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皆用唐天宝宫中白鹦鹉梦为鸷鸟所搏，后果毙于鹰之故典（见《杨太真外传（下）》并《事文类聚后集》四十及《六帖》九四所引《明皇杂录》）。盖指在周家为群妾所谮，几被杀之事而言，但不免过于刻薄耳。
诗云：
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夕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
让木此诗《序》言，河东君在白龙潭舟中，出示寿陈眉公继儒诗。又，卧子《秋潭曲》中“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可知河东君此时必将其诗稿出示同舟之陈、宋、彭诸人。让木此四句诗似述卧子、河东君两人今夕之因缘也。卧子有先于苏州与河东君相遇并在陈眉公处得见河东君之可能，见下文所考，兹暂置不论。“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夕重教看”，即谓此次集会之事。“乘槎拟入碧霞宫”者，自是指泛舟白龙潭而言。但《李义山诗集（上）·碧城三首》之一，其首句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注家相传以为“碧城”即碧霞之城（见朱鹤龄注引道源语）。义山此题之二，其首句云：“对影闻声已可怜。”宋氏用以指河东君当时“影怜”之名。又，《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自慨四首》之四，其第三、第四两句“难谐紫府仙人梦，近好华阳处士风”自注云：
予七八岁时，梦天阙榜名，题云：“乘槎入北海，紫府录清虚。”余近好读《真诰》，故有“华阳”之句。
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然今日读此诗而能通解者，恐不易见也。河东君平生学问受卧子影响颇大，其著述中吾人今日所得见者，亦有明著《真诰》之名，如《与汪然明尺牍》第二七通云“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之类，即是例证。卧子作《自慨》诗与作《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诗，皆在崇祯六年癸酉秋季，此时间卧子与河东君情意甚密，又为卧子好读《真诰》之时。故疑河东君之与《真诰》发生关系，实在此际。盖河东君于崇祯六年癸酉，年仅十六岁，在此以前未必果能深赏华阳处士之书也。后来牧斋即取《真诰》之语，以绛云为楼名，暗寓河东君之原名，已详第二章。然则河东君与陶隐居殊有文字因缘，而陈、杨关系未能善终，岂“难谐紫府仙人梦”之句，乃其诗谶欤？“因梦向愁红锦段”者，用温飞卿诗“欲将红锦段，因梦寄江淹”之语（《温庭筠诗集》七《偶题》）。此句言今则两人同舟共载，不必如向时之赋诗寄怀矣。（可参下论卧子《吴阊口号》第十首“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等句。）
诗云：
陈王宋玉相经过，流商激楚扬清歌。妇人意气欲何等，与君沦落同江河。
似即让木此诗《序》中所谓“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据此可想见河东君当时及平日气概之一斑矣。
复次，据《陈眉公集》卷首载其子梦莲所作《年谱》，崇祯六年眉公年七十六岁，其生日为十一月初七日，则《宋诗序》中所引河东君寿眉公诗，自不能作于崇祯六年。此寿诗之作成，疑在崇祯四年冬或五年冬眉公七十四或七十五岁生日相近之时耶？又，河东君“李卫学书称弟子”之句，李卫者，李矩妻卫铄之谓，盖以卫夫人自比。此虽是用旧辞，然其自负不凡，亦可想见矣。更观此句，似河东君亦尝如同时名姝王修微辈之“问字”于眉公之门者。（参汪然明汝谦《春星堂诗集》二《绮咏》载陈继儒《序》云：“又有二三女校书，如〔王〕修微、〔林〕天素，才类转丸，笔能扛鼎，清言无对，诗画绝伦。”同卷有《山中问眉公先生疾，时修微期同往，不果》诗，又有《王修微以冬日讯眉公先生诗见寄。有云，何时重问字，相对最高峰。余初冬曾过先生山居，赋此答之（五律）》，并赵郡西园老人即李延昰《南吴旧话录》二四《闺彦门》“王修微”条所记“王修微将至匡山，问法憨山〔德清〕师，诣东佘别陈征君。适有貌者王生在山中，遂写草衣道人话别图”事。）以常情测之，当不过虚名而已。今资益馆本眉公《晚香堂小品》五有《赠杨姬》诗云：
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
暗寓对“影”不自怜，而自妒之意。盖以河东君之名为戏也。此诗后接以《登摄山（五绝）》（此集分体编辑，故全卷皆是五绝）。摄山在南京近旁，或疑此杨姬亦与南京有关。但检“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六（此卷亦全是五绝）有《赠金陵妓》及《马姬画兰》两首，似亦与南京有关。唯未载《赠杨姬》及《登摄山》两诗，不解何故。考陈梦莲编《陈眉公集》附梦莲撰《眉公年谱》，六十岁以后并不载其往游金陵事。“眉公集十种”本之《眉公诗钞》及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其诗编纂往往不依年月先后，甚难确定此《赠杨姬》诗之年月，亦不知其与《登摄山》诗究有无地理上之关系也。兹因《赠杨姬》诗，依其内容有“对影自怜”之意，暗藏“影怜”名字。姑假定此乃为河东君而作者，与《登摄山》诗并无关系也。至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四《端午日白龙潭同杨校书侍儿青绡廿一首》，（“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亦载此题，但少第一七“往往来来客似潮”一首，共止廿首。）其第一二首云“别后双鱼书一纸，秦淮江上正通潮”，及第一三首云“白门红板渐平潮，侬比垂杨侬更妖”“醉后思家留不住，倩谁同挽紫罗绡”。则此杨校书及其侍儿青绡居处在金陵，必非河东君可知。“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此廿首之后，即接以《赠妓》一题（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中无此诗），其诗首句云：“翰墨姻缘岂有私，旧知毕竟胜新知。”故知此妓当是青绡之主人杨校书。眉公因过誉其侍儿之故，遂别作一诗稍慰其意耳。此诗又云：“团扇挥毫字字奇。”明是一能书之人。考“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白石樵真稿》一七载有《题杨媛书》一文，中有“止生复购永兴禊帖，归作道师。此后散花卷上，不待言矣”，是此“杨媛”即茅元仪妾杨宛。《列朝诗集》闰四及《明诗综》九八《杨宛小传》，俱载其为金陵妓，善草书。然则上引“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所谓“杨校书”及“赠妓”之“妓”，乃指杨宛叔而言，与河东君无涉也。
又，卧子《秋潭曲》言及书法一端，则当日河东君在同辈诸名姝中，特以书法著称。兹暂不广征，即据第二章所引牧斋《观美人手迹》七诗，已足证知。云美之《传》及其他记载，皆称河东君之能书，自非虚誉。寅恪所见河东君流传至今之手迹，既甚不多，复不知其真伪，固未敢妄论。然据翁叔平同龢《瓶庐诗稿》七《客以河东君画见示，伪迹也。题尤不伦。戏临四叶，漫题》云：
铁腕拓银钩，曾将妙迹收。（自注：“在京师曾见河东君狂草楹帖，奇气满纸。”）可怜花外路，不是绛云楼。
翁氏乃近世之赏鉴家，尤以能书名，其言如此，则河东君之书为同时人所心折，要非无因，而“狂草”“奇气”更足想见其为人矣。
抑更有可论者，卧子《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两诗，皆明著杨姬之名，其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但有一疑问，尚须略加解释。即卧子平生狭邪之游、文酒之会，多与李舒章、宋辕文相偕，何以崇祯六年癸酉秋季白龙潭舟中及集杨姬馆中，与卧子同游会者，仅彭宾、宋徵璧二人，而不见李雯、宋徵舆之踪迹耶？考光绪修《华亭县志》一二《选举上·举人表》云：
宋徵璧。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
宋存楠改名徵璧，见进士。案：《宋府志》作“青浦学”。今因《进士题名录》补。
及嘉庆修《松江府志》四五《选举二·明举人表》云：
彭宾，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
然则卧子崇祯六年秋季作此两诗时，与燕又让木皆是举人。舒章、辕文二人，尚未中式乡试。崇祯六年秋季适届乡试之期，舒章之应试，自无问题。又假定辕文虽年十六亦得有应试资格，此两人谅必离去松江。陈、彭、宋三人则已是举人，因留本籍，以待往北京应次年春间之会试耳。此两次游会所以无李、宋二人之参预者，殆职是之故欤？
河东君自为吴江周氏所放逐，遂流落人间，至松江与云间胜流往来交好。前引李舒章《蓼斋集》二六《坐中戏言分赠诸妓四首》之四所谓“梦落吴江秋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正谓此时河东君出自念西之家，而以杨影怜为称也。
又，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云：
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其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时有徐某者，知如之在佘山，以三十金与鸨母求一见。徐蠢人也，一见即致语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见。”如之不觉失笑。又云：“一笑倾城。”如之乃大笑。又云：“再笑倾国。”如之怒而入，呼鸨母，问：“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见我。”知金已用尽，乃剪发一缕，付之云：“以此偿金可也。”又徐三公子为文贞之后，挥金奉如之，求与往来。如之得金，即以供三君子游赏之费。如是者累月，三君意不安，劝如之稍假颜色，偿夙愿。如之笑曰：“当自有期耳。”迟之又久，始与约曰：“腊月三十日当来。”及期果至。如之设宴款之，饮尽欢，曰：“吾约君除夕，意谓君不至。君果来，诚有情人也。但节夜人家骨肉相聚，而君反宿娼家，无乃不近情乎？”遽令持灯送公子归。徐无奈别去。至上元，始定情焉。因勖徐曰：“君不读书，少文气。吾与诸名士游，君厕其间，殊不雅。曷不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差可款接耳。”徐颔之。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乱中死于炮。其情痴卒为如之葬送，亦可悯也。初，辕文之未与柳遇也，如之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蚤赴约，如之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之急令篙师持之，挟入床上，拥怀中煦妪之。由是情好遂密。辕文惑于如之，为太夫人所怒，跪而责之。辕文曰：“渠不费儿财。”太夫人曰：“财亦何妨？渠不要汝财，正要汝命耳。”辕文由是稍疏。未几，为郡守所驱，如之请辕文商决。案置古琴一张，倭刀一口。问辕文曰：“为今之计，奈何？”辕文徐应之曰：“姑避其锋。”如之大怒曰：“他人为此言，无足怪。君不应尔，我与君自此绝矣。”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辕文骇愕出。
寅恪案：河东君与宋、李、陈二人之关系，其史料或甚简略残阙，或甚隐晦改易，今日皆难考证翔实。姑先论李、宋，后及陈氏。至钱氏所言“徐三公子”乃文贞之后。文贞者，明宰相华亭徐阶之谥。阶事迹见《明史》二一三本传，兹不征引。以时代考之，此徐三公子当是阶之曾孙辈。观几社胜流《钓璜堂集》主徐闇公孚远，乃阶弟陟之曾孙，可以推知也。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五四《徐阶孙继溥传》附弟肇美事略云：
肇美，字章夫，以锦衣卫武生仕本卫百户，亦以不屑谒崔魏告归，终身放于诗酒。
然则此徐三公子，或即肇美之子，所以能“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盖由久受家庭武事之熏习所致，后因承袭父荫，以武弁出身。否则河东君恐无缘以“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勖之也。河东君除夕之约，乃一种爱情考验。其考验徐三公子之方法与其考验宋辕文者，虽各互异，而两人结果皆能及格，则实相同，可称河东君门下文武两状元矣。河东君所以遣人持灯送徐三公子归家者，盖恐其不归徐宅，别宿他娼所耳。名为遣人护送，其实乃监督侦察之。于此愈足见河东君用心之周密也。徐三公子固多金，然陈、李、宋三人何至间接从河东君之手受之，以供游赏？钱氏所言，殆传闻过甚之辞，未必可尽信也。若“蠢人”徐某者，其人既蠢，又不载名字，自不易知。此“蠢人”固非徐阶、徐陟之亲支，但松江徐氏支派繁衍，此“蠢人”所居当距佘山不远，或亦阶、陟之宗族耶？又据《陈忠裕全集》一二《焚余草·饮徐文在山亭（七古）》一首后附案语略云：
徐景曾，字文在，华亭人。文贞公阶曾孙。居文贞公别业西佘山庄。
则佘山近旁有徐氏产业，可以证知。河东君既居佘山，其与近旁大族往来，自为当然之事。故此“蠢人”极有为徐阶同族之可能。至徐景曾虽是阶之曾孙，但颇能诗，宋辕文曾序其《集》，则必非钱氏所谓“徐三公子”可知。或者徐三公子乃文在之兄弟辈欤？更有可笑者，今观此“蠢人”与河东君之语，乃杂糅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及白居易《长恨歌》二者组织而成者，是一曾间接受班孟坚、白乐天之影响。倘生今日，似不得称为甚蠢。然因此触河东君之怒，捐去三十金，换得一缕发，可谓非“一发千钧”，乃“一发千金”。但李太白《白纻词》云：“美人一笑千黄金。”（见《全唐诗》三李白三。）后来谢象三以《一笑堂》名其诗集，钱牧斋垂死时《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诗，有“买回世上千金笑”之句（见《有学集》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四），则此蠢人所费仅三十金，而换得河东君之两笑，诚可谓“价廉物美”矣。岂得目之为蠢哉？
兹更有可论者，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云“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见下引全文及所论），可知卧子等实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参预河东君在内之花丛欢宴。（第二章所引李舒章《分赠诸妓》诗，或即作于是夕，亦未可知。）肇鳌所言徐三公子欲于腊月三十日，即岁除日宿河东君家，当即指崇祯五年除夕而言。检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崇祯五年、六年、七年，十二月皆小尽。唯四年、八年，十二月大尽。肇鳌是否未曾详稽当时所用之官历，遂以五年除夕为腊月三十日。抑或肇鳌所言无误，而近人所推算之明历，不合实际，如第四章所引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横山晚归作》诗“最是花朝并春半”句，可证牧斋当日所依据之官历，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为春分节。但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则崇祯十四年春分节在二月十日，相差两日。吾人今日因未得见明代官历，不能决定其是非。故此问题，可置不论。今谓徐三公子欲于除夕宿河东君馆中，似应在崇祯五年除夕。盖四年为时太早，河东君尚在苏州，此年除夕未必即移居松江。六年除夕卧子固在北京，而肇鳌谓陈、李、宋三人劝河东君“稍假颜色”，是徐、杨会晤之日卧子等当必与徐三公子同在松江。故可决定必非六年除夕。且据卧子崇祯六年秋所赋《秋塘曲》及《集杨姬馆中诗》，知陈、杨两人关系已甚密切，徐三公子自不敢作与河东君共度除夕之事。七年除夕陈、杨两人将同居于徐武静别墅，徐三公子更无希望同宿之理。至于八年除夕，河东君已离去松江，迁往盛泽镇，徐、杨两人应无遇见之可能。然则肇鳌所言之除夕，非五年之除夕不可。既为五年之除夕，则河东君以道学先生之严肃口吻，拒绝徐三公子者，恐由此夕与卧子已有成约在先，遂借口节日家人应团聚之语，押送徐三公子归家。斯为勾栏中人玩弄花招，不令两情人觌面之伎俩，其情可原，其事常见，殊不足论。所可怪者，此年除夕，卧子普照寺西宅中，尚有祖母高安人、继母唐孺人、嫡妻张孺人、妾蔡氏及女颀，并适诸氏妹等骨肉在焉（见《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自撰年谱》及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竟漠然置之，弗与团聚，岂不内愧徐三公子耶？于此可见河东君之魔力及卧子之情痴矣。
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第六首云：
尚书曳履上容台，燕喜南都绮席开。闪烁珠帘光不定，双鬟捧出“问郎”来。
自注云：
姬尝与陇西君有旧约，以“问郎”玉篆赠别。甲申南都，钱为大宗伯，一日宴客，陇西君在坐，姬遣婢出问起居，以玉篆归之。
寅恪案：“问郎”者，华亭李存我待问也。胜时讳其名字，仅称“陇西君”，以其与河东君有旧约为可耻，遂为贤者讳耶？殊可笑也。嘉庆修《松江府志》五五《李待问传》略云：
李待问，字存我，华亭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寅恪案：据同书四五《选举表二·明举人表》，李待问、彭宾、陈子龙均为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受中书舍人。工文章，精书法。沈犹龙事起，待问守城东门。城破，引绳自缢，气未绝，而追者至，遂遇害。
查伊璜继佐《国寿录》二《进士李待问传》云：
李待问，字存我，江南松江人，工书法，董玄宰尝泛滥于古帖，然气骨殊减，自蝇头及大额而外，便不令人嘉赏。待问傲然为独步，与玄宰争云间，然位不及，交游寡，其为攻苦不若。要之得意处有过董家者。
徐闇公孚远《钓璜堂存稿》一六《吾郡周勒卣、夏彝仲、李存我、陈卧子、何愨人皆席研友。勒卣独前没，四子俱蒙难。流落余生，每念昔者，便同隔世。各作十韵以志不忘。如得归郡兼示五家子姓》，其第二首“李存我”云：
李子多高韵，豁然尘世姿。兰风殊蕴藉，鹤步有威仪。不饮看人醉，能书任我痴。笑谈真绝倒，爽气入心脾。观国宁嫌早，释巾稍觉迟。螭头官暇豫，薇省使逶迤。将母方如意，滔天事岂知。凭城鼓角死，捐脰血毛摧。愧我数年长，依人万事悲。几时旋梓里，应得为刊碑。
王东溆应奎《柳南续笔》三“李存我书”条云：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其昌〕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阴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寅恪案：董玄宰所题衙宇寺院匾额，亦曾被人焚毁殆尽。见曹千里家驹《说梦》二“黑白传”条。）
又，钱础日肃润《南忠记》“中书李公”条云：
李待问，号存我，崇祯癸未进士。守城力战被杀。待问善法书，有石刻《九歌》，仿佛晋、唐人笔意。妾张氏，亦善书。人欲娶之，不从。（可参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藏顾云美自书诗稿《李存我中翰示余‹九歌›图并小楷，余亦以隶书‹九歌›索题（七律）》。）
寅恪案：河东君所与往来之名士中，李存我尤以工书著称。河东君之书法，当受存我之影响无疑。至王东溆所言，董玄宰购焚李书之事，未必可信。据王胜时沄《云间第宅志》云：
坦水桥南李中翰待问宅有“玉裕堂”，董文敏其昌书。
是存我亦请香光题己宅之堂额。其钦服董书，可为一证。又，胜时《志》中所记如李耆卿之海闾堂，董景传宅之筑野堂，胜时先人宅之与书堂，李延亮宅之栖云馆，宋存标之四志堂等之堂额，及董尊闻宅内张氏之石坊“威豸德麟”四字，皆存我所书。可见李书之存于崇祯末年松江诸家者尚不少，且香光之声望及艺术远在存我之上，亦何至气量褊狭，畏忌乡里后辈如是耶？东溆欲推崇存我之书法，遂采摭流俗不根之说，重诬两贤，过矣！但东溆之言，即就流俗之说，亦可推知当日存我书法享有盛名，迥非云间诸社友所能及也。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河东君与宋辕文之关系，其初情感最为密好，终乃破裂不可挽回。宋氏怀其悔恨之心，转而集矢于牧斋。论其致此之由，不过褊狭妒嫉之意耳。其人品度量殊为可笑可鄙，较之卧子、存我殊不侔矣。兹先节录关于宋氏事迹之材料略加考释，后引宋氏诋
牧斋之文并附朱长孺之驳正宋氏之语，以存公允之论焉。
嘉庆修《松江府志》五六《宋徵舆传》略云：
宋徵舆，字辕文，华亭人，顺治四年进士。〔仕至〕左副都御史。卒年五十。
吴骏公伟业《梅村家藏稿》四七《宋幼清墓志铭》略云：
崇祯十有三年，吾友云间宋辕生、辕文兄弟葬其先君幼清公偕配杨孺人、施孺人于黄歇浦之鹤泾。公讳懋澄，字幼清。同年白公正蒙精数学，能前知。尝为公言：“我两人将先后亡，不出两岁。”具刻时日。公初娶杨孺人，继娶施孺人。杨孺人之殁也，公在京师，不及见，为其留侍张太孺人也。张太孺人殁，公免丧后，复远游，所至必与施孺人偕。
同书二九《宋辕生诗序》云：
吾友宋子辕生，世为云间人。膏粱世族，风流籍甚，而能折节读书。
同书二八《宋直方〔徵舆〕林屋诗草序》云：
往余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大樽必取直方为称首，且索余言为之序。当是时大樽已成进士，负盛名，凡海内骚坛主盟，大樽睥睨其间无所让，而独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乃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为不可及也已。于是言诗者辄首云间，而直方与大樽、舒章齐名。或曰陈、李，或曰陈、宋，盖不敢有所轩轾也。
王贻上士祯《池北偶谈》二二“宋孝廉数学”条云：
云间宋孝廉幼清，直方父也。精数学，直方生时，预书一纸，缄付夫人曰：“是子中进士后，乃启视之。”至顺治丁亥捷南宫，开前缄，有字云：“此儿三十年后当事新朝，官至三品，寿止五十。”后果于康熙丙午迁副宪，至三品。明年卒官，年正五十也。
寅恪案：《梅村集》中关于宋氏父子兄弟之材料颇多，今不悉引，即就上所录者观之，亦可略见宋氏为当日云间名门，而辕文之特以年少美材著称，尤为同辈所不能企及也。渔洋所记宋懋澄预知其子徵舆之官品及卒年事，甚为荒诞，自不必辨，当是由梅村《幼青墓志》中白正蒙预知幼青卒年一事，辗转傅会成此物语耳。但辕文卒于何年，志乘未载。据此物语，乃可补其阙遗，亦可谓废物利用矣。依渔洋所言，辕文卒于康熙六年丁未，年五十岁。然则辕文当崇祯四、五、六、七年之时，其年仅十四、五、六、七岁。实与河东君同庚，而大樽则十年以长，其他当日几社名士，年岁更较辕文长大。即此一端，可知河东君之于辕文最所属意。其初情好或较甚于存我、大樽，自非无因也。惟吾人今日广稽史料，尚未发见直接根据，足以证实钱肇鳌之说。然于间接材料中得有线索，可以知辕文在此时期实有为河东君而作之文字。此作品今已亡佚，但亦足明钱氏所言之非诬。据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云：
黄九烟曰：“兰陵邹祇谟、董以宁辈分赋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徵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遁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杂体。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为欠事。”
寅恪案：今检邹祇谟《丽农词（上）·小令·惜分飞第二体，本意庚寅夏作十六首》皆为艳体。（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孙默编《十五家词·丽农词》本，将此词所附诸家评语及邹氏原序删去。可参孙默编《十五家词》二七王士祯《衍波词（上）·惜分飞第二体，程邨感事作惜分飞词五十阕，为殿一章》。）后附王士祯评语云：
阮亭云：“名士悦倾城，由来佳话。才人嫁厮养，自昔同怜，程邨《惜分飞词》凡四十余阕，无不缠绵断绝，动魄惊心，事既必传，人斯不朽，正使续新咏于玉台，不必贮阿娇于金屋也。今录其最合作者十六首如右，俾方来览观者，虽复太上忘情，亦未免我见犹怜之叹尔。”
又，《序》略云：
仆本恨人，偶逢娇女。斯人也，四姓良家，三吴稚质。霍王小女，母号净持。（阮亭评《惜分飞》第二首“却怪净持原老妪，生得霍王小女”云：“霍王小女，引喻极切。”）邯郸才人，终归厮养。左徒弟子，空赋娇姿。
同集同卷《中调簇水·问侍儿月上花梢几许》附评语云：
阮亭云：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率皆镂肠
胃之作。“花间”“草堂”后一，正不可少此种。
寅恪案：邹氏《序》中“四姓”“三吴”及“霍王小女”之语，知其情人为朱姓吴人，殆故明之宗室耶？今无暇详考。但必与河东君无关，可以决言。又观孙氏编《十五家词》二九董以宁《蓉渡词》，其中艳体触目皆是，尚未见有与邹氏《惜分飞十六首》相应者。然据阮亭“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之言，则董氏必有十六艳之作无疑也。殳丹生词，则王昶《明词综》八所选录者，仅一首，殊难有所论证。沈雄词兹见于王氏《国朝词综》一四者，亦止《浣溪沙·梨花》两首。第一章末已移录论及之。至汪枚、张赤两人之词，则以未见，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陈忠裕全集·诗余》中有关涉春闺题目之词，虽前后分列，而其数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为河东君而作之“春令”。斯问题俟后详论，兹暂不涉及。今所欲论者，即关涉河东君与辕文之公案也。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徘耳。我兄身在云端，昂首奋臆。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计日握手，不烦远怀。
寅恪案：舒章书云“我兄身在云端”，又云“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略云：
榜发，予与彝仲俱得隽，而廷对则予与彝仲俱在丙科，当就外吏。予观政刑部。季夏就选人，得惠州司李。抵瀛州，闻先妣唐宜人之讣。
然则舒章此书作于崇祯十年卧子选得惠州推官之后，唐宜人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谓“春令”，当即卧子诗余中有关春闺艳词。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则卧子此等艳词疑是与舒章同和辕文之作。今《辕文集》不可得见。《蓼斋集》中又少痕迹可寻，恐经删改。辕文既为“春令”之原作者，则此原始之“春令”当作于辕文与河东君情好关系最密之时，即自辕文白龙潭爱情考验以后，至河东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时。后来与辕文连类之友人，直接与河东君有关系之卧子及间接与河东君有关之舒章，皆仿辕文原始之作品继续赋咏，而辕文亦复相与酬和也。（今检顾贞观、成德同选《今词初集》宋辕文、李舒章两人之词，取河东君《戊寅草》及《众香集》所载并《陈忠裕全集》中同调或同题或同意者相参校，则宋、李词中似有为河东君而作者。何未有明证，不敢确言。姑列举可注意之词于下，以俟更考。此等词如辕文之《菩萨蛮》《忆秦娥·柳絮》《画堂春·秋柳》《柳梢青》《醉花阴》《虞美人》《青玉案》《千秋岁》，陈有。《南乡子》《江神子》，陈、柳俱有。舒章之《阮郎归》即《醉桃源》第一阕，《南歌子》即《南柯子》，《虞美人》《临江仙·春潮》，《蝶恋花》第一阕《落叶》及第二阕，《苏幕遮·枕》两阕，陈有。《少年游》第一阕或第二阕，《江神子》即《江城子》，陈、柳俱有等，皆是其例。）至黄氏所言邹、董、沈、殳诸人中，今唯考得董氏生于崇祯二年己巳，卒于康熙八年己酉，年四十一（见张维骧《毗陵名人疑年录》一）。其余诸人之生年及籍贯，与陈、宋、李三人，虽皆不远，（如邹氏《丽农词（上）·苏幕遮第二体·丙戌过南曲作》。“丙戌”即顺治三年，可见程邨在此年所作已斐然可观矣。）然年龄资格究有距离，自不能参预卧子、舒章、辕文等文酒狭邪之游会。况据邹氏《惜分飞词序》，所指之人明是别一女性，与河东君无关涉耶？故邹、董等所赋艳词，与陈、李、宋之“春令”乃是两事。黄氏之意，本有分别。读者不可以其同为玉台之体，遂致牵混，目为一事。因特附辨之于此。
复次，辕文经白龙潭寒水浴之一度爱情考验以后，本可中选。意当日辕文尚未娶妻，其母施孺人不欲其子与河东君交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辕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乡贡，在经济上亦必不能自立门户，故受母责怒，即与河东君稍疏也。钱肇鳌所言驱逐河东君之郡守，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三六《职官表》载：
方岳贡，谷城人，进士。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
同书四二《方岳贡传》略云：
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
同治修《谷城县志》五《耆旧门·方岳贡传》云：
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人。
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条云：
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试诸生，拔予为第一。
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君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君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疾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惭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兹节录《痛史》第二十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遗事》附宋徵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侧闻先生泛轻
，驾华轩，惠然贲于敝邑。惟敝邑之二三子及不佞徵舆在远闻之，以为先生有岁时之事，信宿而已。日复一日，骊驹不歌。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呜呼！以先生之密迩，曾不闻敝邑之病乎？敝邑狭小，有明之末，困于烦赋。顺治二年大兵攻焉，宿而守之，为之将者，若李若吴，皆叛帅也；其为郡守者，若张若卢，皆残吏也。（寅恪案：嘉庆修《松江府志》三六《职官表·武职》载：“李成栋，顺治二年，松江提督。吴胜兆，顺治三年，松江提督。马进宝，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止，松江提督。”及同书三七《职官表·府秩》载：“张铫，偃师人，举人，顺治二年，松江知府。卢士俊，锦州人，监生，顺治五年至六年，知府。李正华，献县人，拔贡，有传，顺治十年至十三年，知府。郭起凤，锦州卫人，拔贡，顺治十四年，知府。祖承勋，汉军正黄旗人，贡生，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知府。”又，同书四三《名宦传·李正华传》略云：“李正华字茂先，献县人，精明强干，奸弊一清。提督马进宝威悍莫与抗，独心惮正华。去之日，儿童妇女竞以束蔬尺布投其舟几满。”）视民如仇，而慑之以军。十年以来，无岁不灾，无家不役。今郭以内，皆列伍也。郭以外，百金之家可籍而计也。江南诸郡，松难深矣。邀天之幸，获一廉守，鸠我残黎，而又以法去。（寅恪案：董含《莼乡赘笔》二略云：“吏兹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董氏所言与辕文书及《松江府志》违异。俟考。）今亦惟是新帅之纪律，新守之惠义，若时雨焉。（寅恪案：“新帅”指马进宝，“新守”指郭起凤或祖承勋。）小人闵闵皇皇耕其五谷，织其卉麻，以庶几供旦晚之命，如是而已，而何足以淹从者？且先生少怙隽才，壮而通显，所事者，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弘光帝，以至今朝廷，历六君矣。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所变亦已广矣，所取亦已侈矣。丑于记而给于辨，游人文吏亦内服矣。宜乎动为人师，言为人则，而乃不能割帷薄之爱，负难受之声，忘其蘧蒢，而仿其谑浪。是以谤言流传，达于行路，使我三吴之荐绅言及变色，无以应四方之长者。先生虽不自爱，其若虞山之水何？呜呼！鬼神不吊，延先生以年，其将益其疾，而降之大罚耶？抑使先生自播其行，以戒我吴人耶？未可知也。然如先生者，可以归矣！可以休矣！南使之便，敬布腹心，惟先生加意焉！
寅恪案：《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序》末云：“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徵舆，在远闻之”，“〔先生〕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也。（《松江府志》载马进宝顺治十四年始任松江提督，有误。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据《江南通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三年升苏松提督，移镇松江，因定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游松江，甚确。）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借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赏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此烟幕弹耳。辕文方仕新朝，沾沾自喜。其痛诋牧斋出于私意，与吴越旧时党社胜流之不忘故国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一语，如见其肺肝。噫！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辕文作此书之时，上溯至崇祯七年壬申，或六年癸酉，辕文与河东君决裂之时，其间已历二十五六年之久，何尚未忘情耶？夫辕文因己身与河东君之故，痛诋牧斋，固已可鄙，似犹有说，而王胜时以其师与河东君之故，复附和辕文集矢钱柳，（或疑《纪钱牧斋遗事》为王沄辈所作。俟考。）则殊可笑，实更无谓也。辕文书中又云“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盖牧斋之至松江，实阴说提督马进宝，即辕文书中所谓“新帅”，以响应国姓进攻崇明南都。此为牧斋复明活动之一端，俟后第五章详论之。或谓辕文于此中秘密似有所知，而尚未得确证，故未告诸清廷捕杀牧斋，以报其私怨也。鄙意此时清廷尚欲利用马进宝，揆之清初驾驭汉奸之常例，即使辕文言之于清廷，恐清廷不但不接受其告密，转而因此得罪。斯又怯懦之辕文所以虽知牧斋有所活动，而终不敢为告密之举欤？
又，蔡练江澄《鸡窗丛话》“古来文人失节修史”条，附录《宋辕文杂记》云：
娄东王冏伯，弇州长子也。家有一书，编辑先朝名公卿碑志表传，如焦氏《献征录》之类，而益以野史，搜讨精备，卷帙甚富。冏伯殁，牧斋购得之，攘为己有。乃更益以新碑及闻见所记，附会其中。喜述名贤隐过，每得一事，必为旁引曲证，如酷吏锻炼，使成狱而后已。以是捃摭十余年，漫题卷上曰《秽史》。书成之夕，其所居绛云楼灾，即编纂之地也。所谓《秽史》者，遂不可复见。乃取程孟阳所撰《列朝诗选》，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传，就其烬余所有，及其记忆而得，差次成之。小传中将复及人隐过。或以鬼神事戒之，乃惧不敢。然笔端稍滥，则不能自禁。
吾邑张雪窗云：牧斋诗人小传，人多称之，而意见偏谬，则有如辕文所言者。近日顾芝岩序吾邑史氏《致身录》云：王褚下流，变乱黑白，不能自即于正，每力排正气，以为容身之地。呜呼！其不能逃于公论如此。人品如斯，何怪乎诗学之谬也。
寅恪案：辕文所记甚谬，朱长孺鹤龄尝辞而辟之矣。兹附录其《愚庵小稿》十《与吴梅村祭酒书》于后。至吴氏有无复书，今不可知。以意揣之，骏公与钱、宋两人交情俱极深厚，必难措词，当是置之不答也。朱《书》云：
忆先生昔年枉顾荒庐，每谈虞山公著作之盛，推重諈诿，不啻义山之叹韩碑。乃客有从云间来者，传示宋君新刻，于虞山公极口诟詈，且云其所选明诗，出于书佣程孟阳之手。（寅恪案：燕京重印本朱鹤龄《愚庵小集》“书”作“笔”，非。）所成《秽史》，乃掩取太仓王氏之书。愚阅之不觉喷饭。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敻乎卓绝一时矣。身居馆职，志在编摹，金匮之藏，名山之业，无不穷搜逖览。乱后悯默，乃取而部分之，自附唐韦述元危素之义。未及告成，熸于劫火，《秽史》之名何自而兴？夫古之撰文者，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如《新唐书》之修因于刘煦，《五代史》之修因于薛居正。凡载笔之家，莫不缀缉旧闻，增华加丽。（燕京本“丽”作“厉”，非。）弇州藏史未定有无，即使果出前贤，采为蓝本，排缵成书，亦复何害？宋君乃用此为
耶？鹊巢鸠居，厚诬宗匠，不足当识者之一粲。而愚敢斥言之于先生者，以其文援先生为口实也。先生夙重虞山公文章著作，岂有以郭象《庄解》，齐丘《化书》，轻致訾謷者？愚以知先生之必无是言也。先生诚无是言，当出一语自明，以间执谗慝之口。如其默默而已，恐此语荧惑见闻，好事之徒将遂以先生为口实。
又，同书一三《书王右丞集后》云：
王右丞为子美前辈，子美赠王中允诗，何等推重，且深为湔雪其陷贼之故，而《右丞集》中从无一诗及之，何也？岂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说者以王给事即王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语亦惜之，非讥之也。右丞与郑虔同污禄山伪命，乃子美诗皆无刺语，可见古人用心忠厚，非独以全交情也。今人于才名轧己者，必欲发其瘢垢，掊击不啻雠仇。解之者则曰：“文士相倾，自古而然。”呜呼！使诚为文士也，岂有相倾者耶？
可知朱氏自比少陵，不以王、郑受污禄山伪命，而与之绝交也。
上论述河东君与李存我、宋辕文之关系既竟，兹请言河东君与陈大樽之关系。杨、陈两人关系之史料，今日通常流布者，乃违反真相，绝不可信。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恐因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以乱真实，而卧子又以殉明死节之故，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也。今先略引通行以讹传讹之伪史料，然后详征杨、陈关系之真史料，以纠正旧日虚伪之传说，并附论杨、陈二人情好始终不渝之事实。但移录原文稍繁，亦有所不得已也。
《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条云：
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竟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
寅恪案：钮玉樵琇《觚剩》三《吴觚》“河东君”条，当是取材《牧斋遗事》此条。但删节河东君登卧子门相詈之语，而稍加润色。玉樵之文较佳，世人喜观之，故卧子严拒河东君之物语，遂流传于今日，莫有悟其与事实相违反者也。读者若检后列卧子所作诗词，自可知其虚伪。兹暂不辨证。又，“古学汇刊”本《牧斋遗事》及“香艳丛书”中《绛云楼俊语》（即《牧斋遗事》一书之改名），其校者将此条“女弟”二字易作“女弟子”三字，殆由浅人习闻袁枚、陈文述广收女弟子之事，因认陈大樽为随园碧城仙馆主一流人物。此端颇为可笑，而又不能不为之辨明。盖师弟尊卑殊等，旧日礼教不能有婚姻之关系，是以简斋云伯搜罗当日闺阁才媛，列诸门墙，不以为嫌。观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自常熟《致汪然明书》，尚自称为“弟”（《柳如是尺牍》逆数第二札）。考其时河东君年二十三，汪然明年六十四，（据《有学集》三二《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然明生于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其年为六十四岁。）两人年龄相差逾四十岁，而河东君乃以兄弟平辈为称谓者，以歌筵酒坐，酬酢往还，若尊卑殊等，则于礼数不便，更无论男女情好，或至发生婚姻之关系也。兹先录卧子集中明显为河东君而作之诗，略加释证，然后再就其他最为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诗词，择录少数，稍为引申。若诗词中可疑为河东君作，而不能确定者，则择其重要者，列具篇目，以供参考，不复详论焉。
前已引《秋潭曲》及《集杨姬馆中》诗句，今再录其全文于下，以其明著河东君之姓，无复致辨之余地者也。
《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唱和集·秋潭曲》（原注：“偕燕又、让木、杨姬集西潭舟中作”）云：
鳞鳞西潭吹素波，明云织夜红纹多。凉雨牵丝向空绿，湖光颓澹寒青蛾。暝香湿度楼船暮，拟入圆蟾泛烟雾。银灯照水龙欲愁，倾杯不洒人间路。美人娇对参差风，斜抱秋心江影中。一幅五铢弄平碧，赤鲤拨剌芙蓉东。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瑶瑟湘娥镜里声，同心夜夜巢莲子。
同书一五《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云：
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冷蛩啼雨停声后，寒蕊浮香见影初。有药未能仙弄玉，无情何得病相如？人间愁绪知多少，偏入秋来遣示余。
两处伤心一种怜，满城风雨妒婵娟。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无愁情尽陈王赋，曾到西陵泣翠钿。
寅恪案：此两题皆卧子在崇祯六年秋为河东君而作者，前已略论之矣。但检《陈忠裕全集》一五《几社稿》，崇祯庚午、辛未、壬申三年之间所作七律中，有《中秋风雨怀人》一题，其辞旨与《集杨姬馆中》二律颇相类似。诗中复包含“怜”“影”“云”“婵娟”等河东君之名字，尤为可疑。初见此诗后第四题为卧子六月一日廿五岁《生日偶成》诗，以为此中秋乃崇祯四年之中秋，细绎之，此《中秋风雨怀人》诗之前第六题为《伤春》，中有“海滨烽迫鲁王宫”之句。据所附考证为“指山东孔有德事”。依《明史》二三《庄烈帝本纪》所云“崇祯四年十一月丁卯，孔有德率师援辽，次吴桥反。五年春正月辛丑，孔有德陷登州”，则《伤春》一题明是崇祯五年春季之作。故《中秋风雨怀人》一诗，亦不必定为崇祯五年所赋。盖诸诗排列先后未可拘泥也，或者此“中秋”乃五年中秋，甚至六年中秋，殊未可知。卧子全集中尚多类是者，详后所论。兹姑录此诗于后，以俟更考。《中秋风雨怀人（七律）》云：
谁将幽怨度华年？河汉蒙蒙月可怜。落叶黄飞妖梦后，轻绡红冷恨情边。青鸾湿路箫声歇，白蝶迷魂带影妍。惆怅卢家人定后，九秋云雨泣婵娟。
复次，据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云：
孟冬分手，弟羁武林，兄便北上，已作骊歌，无由追送。弟薄岁除始返舍，即询知老年伯母尊体日佳。开春以来，见子服兄弟，益审动定。我兄可纵心场屋，了此区区，以慰弟辈之凉落矣。辕文言兄出门时，意气谐畅，颇滑稽为乐。张三作侠，中间乃大有合离。某某在云雾之中，怅怅不休。何物篱落间人，乃尔颠倒人意。弟辈正坐无聊，借此一鼓掌耳。今里巷之间，又盛传我兄意盼阿云。（寅恪案：李雯《蓼斋集》二二《除夕咏怀兼寄卧子》诗云：“闻君念窈娘。”舒章此诗作于崇祯六年癸酉除夕，正卧子在北京留待会试时。考窈娘事见孟棨《本事诗·情感类》。窈娘为乔知之家婢，艺色为当时第一，固适切河东君身份。又据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六年〕寒食雨夜十绝句》其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及《陈忠裕全集》一九《陈李唱和集·清明（七绝）四首》之三云：“雨中独上窈娘坟”等语，故知舒章所言之“窈娘”，即是阿云无疑矣。）不根之论，每使人妇家勃谿。兄正木强人，何意得尔馨颓荡。乃知才士易为口实，天下讹言若此，正复不恶。故弟为兄道之，千里之外，与让木燕又一笑。若彝仲，不可闻此语也。
舒章书中所谓“孟冬分手”者，当是崇祯六年孟冬。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六年癸酉”条略云：
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唱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季秋偕尚木诸子游京师。是岁纳妾蔡氏于家。
《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留别舒章并酬见赠之作二首》其第一首结句云：“秋深碣石有飞鸿。”附录李雯《送卧子计偕北上》诗原作，其第一首云“北极云平秋气屯”，其第二首云“翻然仗剑历秋城”等，可证卧子此次别舒章为深秋初冬之时。若卧子崇祯九年由松江赴北京会试，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九年丙子”条略云：
复当计偕，以先妣唐宜人久疾，予意不欲往。先妣以义勉之。冬尽，始克行。
则卧子崇祯九年北行在年杪，必非所言之“孟冬”明矣。然则卧子与河东君相遇，岂即在崇祯六年耶？鄙意在此年之前，亦有可能。何以言之？据《陈忠裕全集》十《属玉堂集·癸酉长安除夕》诗云：
岁云徂矣心内伤，我将击鼓君鼓簧。日月不知落何处？令人引领道路长。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可参同书一三《几社稿·除夕（五律）》。此“除夕”即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也。）梅花彻夜香云开，柳条欲系青丝缠。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今年此夕长安中，拔剑起舞难为雄。汉家宫阙暖如雾，独有客子知凄风。椒盘兽炭皆异物，梦魂不来万里空。吾家江东倍惆怅，天下干戈日南向。鹤驭曾无缑岭游，虎头不见云台上。且酌旨酒银筝前，汝曹富贵无愚贤。明朝曈曈报日出，我与公等俱壮年。
此诗题既是《癸酉长安除夕》，而诗中又有“去年此夕旧乡县”及“今年此夕长安中”等句，则此“红妆绮袖灯前见”之人，必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与卧子相遇。此人虽未明著其为谁，但检卧子《集》中与此诗前后时间距离不甚久所作绮怀诸篇观之，则此人非河东君莫属。故卧子于崇祯五年壬申冬季即遇见河东君，殊为可能。更据《陈眉公集》首载其子梦莲所撰《年谱》“天启七年七十岁”条云：
是冬，（寅恪案：眉公生辰为十一月初七日。）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之事也。
及《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四年辛未”条略云：
试春官，罢归。四月抵里门，即从事古文词，间以诗酒自娱。是时意气甚盛，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拟上之。陈征君怪其切直，深以居下之义相戒而止。
于此两《年谱》可得两结论。一为陈眉公生日之时，祝寿客中亦必不少当日名姝如王修微辈。观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所述河东君寿眉公生日诗句，可为例证也。二为卧子会试不中式，牢骚愤慨，弃置八股时文，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但同时复以诗酒自娱。此“诗酒”即放情声色之义。前代相传俗语云：“秀才家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正卧子此时之谓也。检《陈忠裕全集》一三《几社稿》即崇祯五年壬申所作五律，其《除夕》诗之前，载《偕万年少李舒章宿陈眉公先生山房二首》，其第二首有“冰霜月起时”之句，是卧子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相近之时，曾谒眉公并宿于其山房。并同集一九《几社稿》有《吴阊口号（七绝）十首》，亦为崇祯五年冬季所作。依下文寅恪所考证，其中三首乃为河东君而赋者。由此言之，卧子至迟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不久以前，在苏州已得见河东君。或又返松江追踪河东君至佘山，于眉公生日时复相遇于祝寿宾客之中也。更取《几社稿》中其他绮怀诸作，如崇祯五年春季所作《柳枝词》之类参之，则河东君、卧子两人初次相遇，在崇祯五年春季，或竟早在四年冬季，亦未可知也。至于“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之句，“凤城”依通常解释，自指京师而言。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略云“予幸登贤书。冬月，偕计吏如京师”及“崇祯四年辛未”条云“试春官，罢归”，似亦可指崇祯三年庚午冬卧子第一次会试在京时事。然依诗中文气语意，此两句明是述崇祯五年除夕在松江情况。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七《山川志》有“凤凰山”。前引陈梦莲撰其父继儒《年谱》，亦有“凤皇山”之语。似松江府城亦可称“凤城”。若不然者，则卧子乃用典故，如《文选》二八所载陆士衡《长安有狭邪行》之类（可参《陈忠裕全集》四《陈李唱和集·长安有狭邪行》），惟易“长安”为“凤城”耳。（可参《陈忠裕全集》一三《几社稿·行乐词十首》。此词即崇祯五年所作也。）舒章书中所言之“子服兄弟”，当即指卧子妻张孺人之五弟中张子服宽及子退密（参《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下）》及后附胜时撰《三世苦节传》与《越游记》，并同书八《平露堂集·送子服之维阳，兼讯子退，期以八月会淮南》诗题下案语，又，光绪修《金山县志》一九《张履端传》及弟轨端附子宽传等）。若张孺人之幼弟子函，则在顺治四年子龙被逮时，清吏见其年稚，诱以利害，使之尽言子龙亲知，遂以此被释（见《卧子年谱（下）》后王沄附录）。以此点推之，则其在崇祯七年舒章作书时，即使已生，当亦不过数岁。（张孺人之父轨端卒于崇祯十一年戊寅二月。见《陈忠裕全集》二九《张邵阳诔》。）舒章所指，必非此人无疑。又，张孺人别有弟处中，其名为宫，明代贡生（可参《陈忠裕全集》九《焚余草·同惠郎处中胜时分赋高士传》诗所附案语并《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及《松江府志》四六《选举表》）。张氏兄弟既为子龙至亲，故舒章得从其处探悉子龙家中动定。又，书中所述宋辕文之言，可与《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唱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诗参证，俟后论之。至所言“张三作侠”之“张三”，未敢确定其为何人，然必非张孺人之诸弟张宽、张密等。因子服兄弟向畏惮其姊之尊严，自不敢参预张门快婿陈孝廉纳宠之事也。或疑此“张三”即张昂之，斯说殊有理由。据《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送张冷石太守之任阆中（七律）》题下附案语云：“张昂之号冷石。”又据光绪修《金山县志》一九《张昂之传》略云：
张昂之，字匪激，天启二年进士。令庐陵时，魏珰禁伪学，檄毁天下书院。附阉者欲就建珰祠。昂之力持不可，卒坐夺职。崇祯初，起知保宁府，以功进川东道。寻告归，寄居郡北之息庵。又尝筑圃佘山，自称六头头陀云。
及王沄《续卧子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略云：
是岁，所与往来者，故人惟张冷石先生〔等〕而已。
又，“顺治四年丁亥”条略云：
五月十六日，往载〔先生〕尸。十七日，至张冷石先生斋，于其邻，贳得一棺。张冷石先生，则先生之执友且姻也。
故从社会气类、亲友情谊言之，舒章书中作侠之“张三”，已有为张昂之之可能。又，冷石此时，以闲居好事之身，筑圃佘山。此山适为河东君卜居之地，其可能性更复增大也。但昂之是否行三，尚未发见有何证据。姑识所疑于此，以俟详考。
至河东君所以卜居佘山之故，要与陈眉公继儒、施子野绍莘诸名士直接或间接不无关系。其直接关于眉公者前已论及之矣，至于子野则亦有间接之关系。兹请略言之。或疑前所引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中“张三作侠”之“张三”即施子野。所谓“张三”者，非排行次第之义，而是“张三影”（宋张子野先）之简称，实指施绍莘而言也。检施绍莘《花影集》四《乐府·南商调·二郎神》及《春云卷（舟次赠云儿）》，同书同卷《乐府·小令·南商调·玉胞（抱）肚（赠杨姬和彦容作）二首》，同书五《诗余·菩萨蛮（和彦容留别云姬）》及《代云答》。然则此“云儿”“杨姬”“云姬”岂即河东君耶？又考《青浦诗传》一二《施绍莘小传》略云：
施绍莘，字子野，少为华亭县学生。负隽才，跌宕不羁。初，筑丙舍于西佘之北，复构别业于南泖之西，自号峰泖浪仙。好声伎，与华亭沈友夔龙善，世称施沈。时陈继儒居东佘，诗场酒座常与招邀来往。工乐府，著《花影集》行世。早夭，无子。时共惜之。
及王昶《明词综》五《施绍莘小传》引《青浦诗传》略云：
子野作别业于泖上，又营精舍于西佘。时陈眉公居东佘，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妓，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亦慕宋张三影所作乐府，著《花影集》行世。（可参《花影集》首颜彦容乃《大序》云：“冉冉月来云破，不负张郎中之后身。”及顾石萍胤光《序》云：“云破月来之句，不负自许张三影后身。”又，同书一《泖上新居》后附彦容《跋》云：“斋曰三影。”同书三《西佘山居记》云：“有斋两楹曰三影。予字子野，好为小词，故眉公先生以此名之。”）
则以施子野之为人及其所居之地言之，更似与河东君直接有关涉者。但东海黄公所辑《瑶台片玉甲种（下）》载子野《舟次赠云儿》《决绝词》《有怀》等套曲。其《决绝词》自跋云“庚申月夕秋水庵重题”，“庚申”为万历四十八年。又，《花影集》五《菩萨蛮·代云答》词后第五首同调《雨中忆张冲如》词，序中有“天启改元，正月五日，得冲如靖州家报”之语，可知子野词中之“云”时代太早，与河东君居佘山之年月不合，而舒章书中所言崇祯六年癸酉之“张三”其非施子野亦甚明矣。然据《陈眉公集》所载《年谱》“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条略云：
府君五十岁，得新壤于东佘。二月开土筑寿域，随告成。四月章工部公觐先生，割童山四亩相赠，遂构高斋，广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株，皆名种。后若徐若董，园圃相续。向有施公祠，亦一时效灵，而郡邑之礼香祭赛，并士女之游冶者，不之诸峰，而之东佘矣。
并子野《花影集》一《乐府·山园自述》自跋云：
余别业在西佘之阴，迩来倩女如云，绣弓窄窄。冶游儿乌帽黄衫，担花负酒，每至达旦酣歌，并日而醉。
及同书三《西佘山居记》云：
每值春时，为名姬闺秀斗草拾翠之地。
是佘山一隅乃文士名姝游赏之盛地。后来河东君又卜居其处，要非无因也。总之，舒章书中之“张三”，甚难确指为施子野。但以子野与佘山有关，即间接与河东君卜居其地亦有关。故略论及之，以备一重公案云尔。
又，舒章此书所言诸点今难详知，然至少与卧子纳妾蔡氏一事必有关系。因卧子于《自撰年谱》此年言：“文史之暇，流连声酒。”观其此年绮怀诸作，可以证其不虚。李舒章《蓼斋集》二五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寓书于余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律）》一首。此诗后又载《怀卧子》诗一首，有句云“可怜一别青霜后”，则知蔡氏非卧子满意之人，故“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也。卧子既不满意蔡氏，则纳以为妾，必出其妻张孺人之意。盖所以欲借此杜绝其夫在外“流连声酒”之行动。用心虽苦，终不生效，虽甚可笑，亦颇可怜。舒章所谓“使人妇家勃谿”乃事理所必至，自无足怪。“阿云”乃指河东君，详见第二章所考证。由此言之，凡《陈李唱和集》之大半及《属玉堂集》之一部分，所有绮怀诸诗，皆可认为与河东君有关，虽不中，亦不远也。
《秋潭曲》结句“同心夜夜巢莲子”之语，盖出《古今乐录·杨叛儿》第五首云：
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
卧子取河东君之姓氏与此歌名相结合，盖“杨叛儿”本亦作“杨伴儿”，歌之词意亦更相关联，颇为适切。“同心”二字尤情见乎辞矣（参《乐府诗集》四九“杨叛儿”题）。王胜时有《和董含拂水山庄吊河东君二绝句》（见董含《三冈识略》六“拂水山庄”条），其二云：
河畔青青尚几枝，迎风弄影碧参差。叛儿一去啼鸟散，赢得诗人绝妙辞。
亦用此歌第二首“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之句，而胜时诗意复与此歌第六首云：
杨叛西随曲，柳花经东阴。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
相关，殊为轻薄刻毒，大异于其师也。
复次，《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乐府·杨叛儿》云：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寅恪案：河东君后来易“杨”姓为“柳”，“影怜”名为“隐”，或即受太白诗之影响耶？据沈虬《河东君传》所云：“余于舟中见之（指杨爱）。听其音，禾中人也。”然则河东君之乡音，固是“疑”“泥”两母难辨者。其以音近之故，易“影怜”之“影”为隐遁之“隐”，亦无足怪矣。至若隐遁之义，则当日名媛，颇喜取以为别号。如黄皆令之“离隐”，张宛仙之“香隐”，皆是例证。盖其时社会风气所致。故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
详绎卧子《集杨姬馆中》诗题之意，似陈、彭、宋三人之集于河东君寓所，本欲置酒痛饮，以遣其愁恨。三人皆以微病不能饮酒，而河东君亦然。据此河东君平日之善饮可以推见也。程嘉燧《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七律）八首》，此诗亦为河东君而作者。其第二首云：
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
则河东君之善饮足以为证。又，《有学集》九《红豆诗初集·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并序）》略云：
戊戌中秋日，天酒告成，戏作《采花酿酒歌》一首，以诗代谱。其文烦，其辞错，将以贻世之有仙才具天福者。非是人也，则莫与知而好，好而解焉。
长干盛生贻片纸，上请仙客枕膝传。（遵王《注》本“请”作“清”。）老夫捧持逾拱璧，快如渴羌得酒泉。归来夜发枕中秘，山妻按谱重注笺。却从古方出新意，溲和齐量频节宣。东风泛溢十指下，得其甘露非人间。（“得其甘露”，遵王《注》本作“得甘露灭”。）
《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丙申？）春留题之作》，其第二十首云：
面似桃花盛茂开，隐囊画笥日徘徊。郎君会造逡巡酒，数笔云山酒一杯。（自注云：“盛叟，字茂开，子丹亦善画。常酿百花仙酒以养叟。”）
同书二十《小山堂诗引》云：
比游钟山，遇异人，授百花仙酒方。采百花之精英以酿酒，不用曲糵，自然盎溢。
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一四《盛鸾传》附宗人盛胤昌传云：
宗人胤昌字茂开，工画。持身高洁，年几九十，行步如少壮时。胤昌子丹，字伯含，山水法黄筌，尝作《秋山萧寺图》，与弟琳《空山冒雨图》称二妙。琳字玉林，每当春日，酿百花酒以养亲。胤昌顾而乐之。
《有学集》一九归玄恭《恒轩集序》略云：
丙申闰五月，余与朱子长孺屏居田舍。余繙《般若经》，长孺笺《杜诗》，各有能事。归子玄恭俨然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两人若不相为谋者。玄恭作《普头陀传》，高自称许，把其本向长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剑外，每过武侯祠屋，叹卧龙无首，用耿、邓自比。归玄恭身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逼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寅恪案：同书五《绛云余烬集（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归玄恭（七律）》一首后四句云：“何处青蛾俱乞食，几多红袖解怜才。后堂丝竹知无分，绛帐还应为尔开。”附自注云：“是日女郎欲至，戏以玄恭道学辞之。来诗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答。”牧斋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阳月二十八日，《恒轩集序》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闰五月，故序有“杜二腐儒”之语，乃指甲午冬假我堂文宴时事也。）
《牧斋外集》二五《题邓肯堂劝酒歌》（寅恪案：邓林梓字肯堂，常熟人。事迹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一及六有关邓肯堂等条）云：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四《归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以王无功《醉乡记》羼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余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杯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有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性〕四通》之二（寅恪案：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三六本传及《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酿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复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三《钱尚书牧斋手迹跋》略云：
尚书手迹共十幅，在冯研祥家，皆与冯氏群彦往还者。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细君满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兴。”细君指柳氏也。予闻之周
山，谓牧斋年六十四，（寅恪案：当作“六十”。此误。）柳氏年二十四归之。客有访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旧日风流。观此笺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黄忠烈公见诸弟子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牧斋跌荡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诮。
寅恪案：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祯孙文昌之字。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尤为密切。（见《初学集》一五《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尺牍》一《与冯秋水札》云：“西浙俊髦，无如冯〔文昌〕、范〔骧〕。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亭明玕。”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默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一四五《范骧传》、杜登春《社事本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七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一等。）《有学集》四六《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尽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授遵王，令勿远求罗浮铁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媪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十《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夫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卷搜取修罗宫。山妻按谱自溲和，瓶盎泛溢回东风。世人酺糟歠醨百不解，南邻酒伴谁与同？昔年尝酒别劲正，南薰独数松圆翁。（“薰”误。《注》本作“董”，是。）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瞢四顾折简呼小冯。（下略。）
此跋作于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以后，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可与上引前一年，即顺治十五年戊戌所赋之《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相参证。据此，颇疑冯研祥家牧斋手迹《索酒札》即此第十幅，乃顺治十六年己亥所作也。周
山即周容，事迹见《鲒埼亭外集》六《周征君墓幢铭》。其人与牧斋往来颇密，可参《有学集》四四《叹誉赠俞次寅》，（寅恪案：牧斋此文作“周茂山”。）及
山所著《春酒堂诗话》关涉牧斋诸条。夫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黄忠烈公即黄道周。“忠烈”者，明唐王所予谥也。（见《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及《文明夫人行状》。清乾隆四十一年追谥道周为“忠端”，陈子龙则追谥“忠裕”，皆是专谥。若李待问则谥为通谥之“忠节”。谢山卒于乾隆二十年，自不及知“忠端”之谥。然揆以明代殉国诸人之心理，岂能甘受清廷之谥号？谢山称之为忠烈，甚合漳浦平生志业。至王兰泉编《卧子全集》，其取今名者，盖所以避忌讳、免嫌疑，亦有不得已也。）卧子会试中式，实出石斋之门（见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卧子平生之诗为女校书如河东君而作者，亦甚不少，安能不为其师所戒乎？由此言之，卧子应与牧斋同科，谢山举此以讥牧斋，又未免失之过偏矣。
今日吾人幸得窥见河东君《戊寅草》，因取他种材料参证，遂得约略推定其中篇什作成之年月，并相与有关之人。复更取《陈忠裕全集》中《几社稿》《陈李唱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及《诗余》等，综合推计之，则论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约自崇祯五年壬申起，最迟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一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二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三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酬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兹选录陈、杨两人此三时期中最有关之作品原文，互相证发。其他最有关诸作，则仅录其题，以供参考。至《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二首》《霜月行》第三首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载其全文，不复移录焉。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二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几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唱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至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四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篱槛》两种。国朝王阮亭〔士祯〕、邹程邨〔祗谟〕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萼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沄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案：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之间隔，实为重要。兹录下列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见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类，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郎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郎神》其次序为倒数第二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二十四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兹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编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周《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第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杨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杨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未能确言。其词云：
空回首，筠管榴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
羡杀枝头豆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走，细腰空自守。
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兹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兹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三《三子诗余序》云：
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匪独庄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媠，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案：王翃字介人。见《明诗综》二二及《明词综》九小传。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五《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繇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兹无论已。
寅恪案：所可注意者，一为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二为《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辑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沄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天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土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虚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岘》《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瑟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窅昧。惟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惟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栗，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浏，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襟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寅恪案：影宋本《白氏文集》三五及《全唐诗》第七函白居易三五《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三八《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
远，宏达而微恣与！夫柳子非有雄妙窅丽之观，修灵浩荡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昼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阻，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奥，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至我地，人不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眇，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案：《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借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第四章论《有美诗》节引《戊寅草序》文中鄙注。）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因是而欲以水竹之渺蒙，庭阶之荟蘙，遂可以伏匿其声援，而震怵其意气，此实非矣。庶几石林淙舍之寂，桂栋药房之艳，天姥玉女、海上诸神山之侈以巨，使柳子游而不出焉者可也。夫灵矫绝世之人，非有以束之，固不可。苟天下有以束之，亦非处子最高之致也。则意者挟沧溟之奇，而坚孤栖之气乎？夫道之不兼，斯遇之不两得者也。故舍飙驰而就淡漠，亦取其善者而已。使繇是焉，寰中之趣，其亦可眇然而不睹也夫。陈子龙题。
寅恪案：卧子推重河东君之诗，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但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诗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