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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之国”、伊朗或西方人眼中的古国波斯占据着我们称之为中东的战略枢纽。一些人认为它是在巍峨山脉庇护下的堡垒，另一些人则将它视为夹在南面波斯湾和北面里海两大洼地之间的三角地带；今天的它坐落于土耳其、阿拉伯诸国、印度、俄罗斯区域之间的交叉口，这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这片土地被这般竞相争夺，以及为什么其文化影响力得以超出中东这狭小的范围，而远播至欧洲和中国。
今天的伊朗位于一片部分地区干旱贫瘠的辽阔高原上，国土面积约164万平方公里，“其一侧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自然延伸，另一侧是中亚的西部边陲” 1 。伊朗群山环绕，使得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土最低海拔在460米，而其六分之一领土的海拔超过2000米。
如此，在伊朗以北，里海沿岸多个亚热带气候的地区组成了一条长650公里、宽介于112与160公里之间的狭长地带。位于厄尔布鲁士山脚下，这些地区的高度从海拔3000米直降到海平面下27米，最终在这一位置上与一片长满芦苇和高草的宽阔沼泽汇合。守卫着这些地区并蔓延至呼罗珊的厄尔布鲁士山确实拥有多座山峰——剧烈火山活动的遗产，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德马峰，以其5671米的高度成为中东最高峰，山顶经年积雪。该地区的这一侧凭借其浓密的森林的确易守难攻。厄尔布鲁士山在阿富汗边界以弧线终结，其山脚浸没在一片干燥贫瘠的荒漠中。从没有入侵者能穿越这一屏障，无论是亚历山大带领的希腊人，还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从没有军队能侵犯居于这里的在古代传说中被称为“白鬼”的居民。这里是伊朗遭受外敌入侵时反抗者避难的“圣地”。
伊朗不仅在北面得到如此严密的防护，其西北直到东南也由扎格罗斯山脉守卫着。扎格罗斯山脉从亚美尼亚的领土起始，最终抵达波斯湾，绵延1000多公里，宽度有时超过200公里，由几条平行山脊组成，拥有多座高峰，包括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伊朗中央高地之间4548米的扎尔德峰。在西侧，数条河流将扎格罗斯山脉切分成多个窄长峡谷和长50至100公里、宽10至20公里的肥沃山谷。这里植被丰富，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橡树、榆树、枫树、朴树、榛树、开心果树和梨树，山沟里还长有柳树、杨树和悬铃木。在山脉与高原之间，零星的刺柏、巴旦杏树、有刺灌木和野果灌木在挣扎存活。当高山在南部海岸让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旅行者将从近2000米的海拔高度下降至一片海拔600米的阶梯高原，随后几乎无过渡与海岸汇合。如此构成的这一部分国土，其核心地区与北部同样难以进入，陆续生活在这里的人群，不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都十分善于利用这个天然壁垒。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同族群先后首选山脊位置定居，这并非毫无缘由。事实上，平均海拔约900米，最高峰却超过3000米的伊朗高原由两个条件极其恶劣的沙漠区域组成。南方的一片，卢特沙漠，布满了石块和随风移动的沙丘，并在山坡位置上逐渐让位于更加肥沃的土地。从远古时代起，几处稀有的水源曾令这里出现长满葡萄、柽柳、杨树、椰枣树、爱神木、欧洲夹竹桃、刺槐、柳树、榆树、李树和桑树的绿洲。多个种族的人群曾在这里定居，靠着这一沙漠商队必经之路获益。
北边则是一片盐的海洋，卡维尔盐漠占据着伊朗高原长320公里、宽150公里的范围。断断续续的溪流偶尔打破它的单调。有人说，传说中的罗得之城就在这个地方，《古兰经》中对这个城市有所提及，《圣经》中将其称作所多玛。上帝亲手将其毁灭，并以盐撒满四处，使这片区域成为不毛之地。
在伊朗，人群定居点的选择取决于是否靠近水源，不论那水来自扎格罗斯山还是厄尔布鲁士山。在所有的河流之中，只有卡伦河可通航，因为其他河流都落差太大。尽管如此，卡伦河随着季节的变化，流量也在每秒200立方米至2125立方米之间摇摆，春季带来洪涝，夏季呈现干旱。人类凭借工程技术，在几个世纪中通过运河、水井和技术灌溉
得以驯服它的起伏涨落。对于这个缺水的文明，花园仍是一种奢侈。
这是一片表面上保存完好的地域，“骆驼、瞪羚与狮子的国度，但也同样适合养殖牛、马” 2 ，反差强烈的堡垒高原，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丝绸之路上的必经通道，伊朗这个沸腾着文明与文化的熔炉，直至今日还不断激发着各方的欲望与野心。
对于伊朗高原上人类居住和社会生活的最早遗迹，围绕其时间定位的争论很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推测这些遗迹指向的年代约在七千甚至一万年前，而19世纪60至70年代由德黑兰大学考古系主导的研究通过撒格扎巴德（伊朗核心地区，萨韦附近）一座小城遗址的发现（七千年前，即公元前五千年）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回答，使人有理由推断这里人类存在的时期可能更早。而且，小城居民使用的语言并非雅利安语，有可能是前印欧语言。迄今为止，对此尚未有任何科学的解释。据此，我们可以比较保险地说，在接近公元前6千纪那个时期，一些游牧民族在这里逐渐定居，并占据了苏萨、锡亚尔克和卡尚西部高地肥沃的山坡，在此留下了今天我们所知的遗迹。然而，鉴于这些居民处于原始史时期的远古年代，在没有其他考古发现能够补充我们信息空缺的情况下难以进行更精确的研究推断。
雅利安人在伊朗的这片土地落户以前，一个非闪米特、非印欧的人种被证实曾在这里居住，居住时期从公元前至少4千纪末开始，居住地为底格里斯河谷东侧和伊朗高原西南侧，从扎格罗斯山坡一直延伸至波斯湾，相当于现在伊朗的胡齐斯坦省、法尔斯省西北部和伊拉克南部。这就是埃兰人。他们的王国被称为埃兰，偶尔也称为苏西亚纳——直至公元前1千纪，其版图都在不断变化——并自始至终全部或部分地被一侧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述人和另一侧的米底人、波斯人支配甚至征服。
它的存在从19世纪末开始才分阶段被发现。然而，它在《圣经》中早已被提及（《创世记》10:22；《以斯拉记》4:9
），其中使用的“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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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很可能意味着“高地，多山之国”，并既指一个国家也指其居民。文中的埃兰人指的是埃兰的后代，埃兰则是闪的长子，而闪又是诺亚的儿子。罗曼·葛施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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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国的“发现者”，提出该国领土覆盖35万多平方公里，由多个微型地区组成，以苏萨为首都。它坐拥山坡的优势地理位置，那里分布着大量矿藏和一个被卡伦河及其支流灌溉的辽阔山谷。这一王国是城邦制。尽管权力斗争不断，它与所有邻邦——巴比伦人、亚述人、加喜特人和卢卢比人——都开展商贸活动。在国家的顶层，一个国王和一个副王在多个诸侯的协助下保证国家的协同运作。
在其所有城邦中，除富足的苏萨以外，安善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脱颖而出，它位于连接伊朗高原西部与苏美尔国的商贸路线上。从公元前7世纪起，它就在伊朗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只因此地曾诞生了一个小国王，而他在日后将成为居鲁士大帝，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创立者。
埃兰人凭借美索不达米亚和周围不同文化的贡献，发展出光辉灿烂又具有创造力的文明。他们是出色的农民，擅长种植小麦和小米，而苏萨和安善的考古发掘证明他们的艺术，如在青铜器和瓷器的处理方面，与苏美尔艺术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却又不从属于它。公元前2千纪这里出现了气势恢宏的建筑：宫殿、神庙、多层金字形神塔，其中的装饰、浮雕和琉璃瓦点缀的宗教图案有一部分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神庙汲取的灵感。很早，埃兰人就与各邻邦建立了商贸关系，并向他们出口本国生产的宝石、金属和木材。他们也为半宝石提供仓储服务，如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对其需求量都很高
。
在宗教方面，不同地区尊崇不同的神。比如，在扎格罗斯山区的安善，人们信仰纳毗日沙（“大神”），他是本源之水和彼岸的象征，也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水神恩基的表兄弟。而在苏萨，人们则更偏爱因舒希纳克（“苏萨的主”）——春季大自然复苏之神，作为该城的保护神，他拥有自己的金字形神塔。
俗权与宗教保持着紧密关系，埃兰的君主既是神明的信使也是城邦的组织者。这一双重构建影响着后世的伊朗各帝国，俗权与神权在数个世纪中相互妥协、彼此渗透。埃兰的数千年文明就这样融合在波斯文明中，使其宝贵遗产得到保留和传承。
鉴于相关资料都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上古时期的资料更为稀少，埃兰的政治史尚不清晰。其政治史可能在公元前6000年以前就开始了。但通过考古研究只能看出在公元前3200至公元前2700年之间安善和苏萨在青铜和黄铜工艺方面的重要性。或许倚赖更加先进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兰的这两个中心最终都发展出了属于它们自己的天地，并开始思考朝着富足的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文化、领土和商业扩张。
纯粹的埃兰政权的最早证据出现在公元前2700年，当时这一地区由苏萨北面的阿万王朝（前2700—前2210年）统治
。很可能在那个时期，这个王朝令周围的美索不达米亚邻邦感到担忧，因为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强大的商业对手。如果埃兰这个词出现在这些王国的泥版上，那他们之间最初的冲突也同时出现了。根据《苏美尔王表》（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记述了美索不达米亚从其疑似起源开始的历史），阿万王朝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启什的多个国王、阿卡德帝国、古蒂
）之间曾有过多次交锋，交锋的结果不尽相同。
对那个传说与史实混杂的时代所发生的所有政权运动进行详细说明实在太过复杂。然而，在伊朗高原这一区域的几个演变的关键时间点中，可以特别提到埃帕尔提王朝（约前1850—前1500年）对埃兰的统治，其创立者埃帕尔提一世自称“安善和苏萨之王”，在他杰出的统治时期，除其他功绩以外，他还发展了伊朗高原开采的锡矿贸易。其继承人本想将霸权扩展至美索不达米亚，他的巴比伦征服计划却被该城邦的第六位国王汉穆拉比（约前1792—前1750年在位）提前终止了。
尽管埃帕尔提王朝随后仍显现出些许辉煌，但最终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瓦解，从此被安善王朝取代。安善王朝和随后的基德努伊德王朝进一步推进了苏萨和安善的“埃兰化”，埃兰语接替了阿卡德语。接下来的三个世纪见证了权力多次的更迭，主要发生在巴比伦人与埃兰人之间，直到埃兰人舒特鲁克·纳克杭特（前1185—前1155年在位）和他的几个儿子自认有权统治高贵的巴比伦。在亚述人的帮助下，他们在公元前1155年达成所愿，使苏萨得以骄傲地在自己的城内保有如汉穆拉比法典和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雕像等珍贵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战利品。
这些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巴比伦第四王朝国王尼布甲尼撒一世（前1125—前1104年在位）利用一个埃兰首领的叛变，于公元前1115到公元前1110年间在卡伦河上大败埃兰。随之而来的是对安善和苏萨的洗劫，马尔杜克神像也一去不返。再次被征服、毁灭的埃兰在此后的三百五十多年中落入被遗忘的尘埃。
一个新的埃兰王国于公元前8世纪建立起来，但这次又消失在亚述巴尼拔（前668—约前627年）领导的亚述攻击劫掠中，他命人在一座浮雕上为他的荣耀刻下：“我用一个月将埃兰国化为一片废墟。我消灭了这里人的话语、家禽的吠鸣、鸟儿的歌声。从此，野兽将可以在这里平静地生活。”
如凤凰一般，埃兰虽伤痕累累，却又一次尝试浴火重生。但南方的一股势力已经崛起。从东北方远道而来的几个部落，印欧人，已经占领了这个地区：他们被称为“雅利安人”。他们善于耕作，是牧人和卓越的骑兵。他们比埃兰人体格更高大，特别是比他们更加骁勇善战。现在需要将他们考虑在这个地区的政治角力之内。然而，即使埃兰将消失在未来的伊朗大帝国之中，它也会通过对新社会发挥的影响力持续存在：埃兰语将被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古波斯语甚至是直接从新埃兰语的楔形文字汲取灵感，它的艺术和宗教继续开花结果，阿契美尼德多个国王沿用它的官僚体制，苏萨将依旧是一个伟大的都城，而埃兰人的短褂将被从侍卫到万王之王的所有社会阶层穿着 5 。
1 参阅Roman Ghirshman, Vladimir Minorsky, Ramesh Sanghvi, Persia, theimmortal kingdom ,Londres, Orient Commerce Establishment, 1971, p.20。
2 参阅Jean Varenne, Zarathustra , Paris, Seuil, 1966, p.16。
3 参阅Daniel T.Potts, The Archaeology of Élam.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 Ancient Iranian Stat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ll. 《Cambridge World Archaeology》,1999, p.1-4。
4 参阅Roman Ghirshman, L’Iran, desorigines àl’Islam , Paris, Albin Michel, 1976。
5 参阅 The Splendourof Iran , vol. I: Ancient Times , Londres, Booth-Clibborn Editions,2001 (rééd. 2010), p.47; Pierre Briant, 《Le tout premier empire》, Le Point , 《La Perse》, n°2364-2365, 21-28 décembre 2017, 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