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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我提出了十六种关于动机的命题，任何一个合理的动机理论都应当涵盖这些命题。其中的一些命题真实得近乎平庸，但我仍然觉得需要重新强调一下，还有一些可能没那么容易被接受，争议更多一些。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是，所有个体都是一个完整的、有组织的整体。心理学家通常会非常虔诚地接受这种理论说法，然后常常在实际的操作中平静地忽略它。在健全的实验和合理的动机理论成为可能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既是一种实验现实，也是一种理论现实。在动机理论中，这个命题包含着许多具体的事情。例如，受到外界推动的是整个个体，而不仅仅是部分。在一项好的理论中，不存在例如胃或嘴，或生殖器的需要，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想要食物，而不是他的胃要吃东西。此外，满足感会席卷整个个体，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满足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胃的饥饿感。
实验者们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仅仅当作胃肠道的一种功能来对待，这令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人饥饿时，不仅是他的胃肠功能发生了变化，其余许多方面，甚至可能是他具有的大部分功能也都发生了变化。他的感知能力会发生变化（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注意到食物）；他的记忆会发生变化（此时的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记住一顿大餐）；他的情绪会发生变化（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也更激动）；他的思考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他更倾向于思考如何获得食物，而不是如何解决一道代数题）。这份列表可以扩展到所有生理和心理的官能、能力和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饿的时候，饥饿席卷了他全身，此时作为个体，他有别于其他任何时候。
事实上，选择饥饿作为其他所有动机状态的范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明智也不合理的。通过更为仔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相比于一般动机，饥饿驱动更像是一种动机特例。它比其他动机更为孤立［格式塔派（Gestalt）和戈尔茨坦派（Goldsteinian）的心理学家使用了“孤立”这个词］；比其他动机不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极其罕见的。那么，更常见的直接动机有哪些？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一日的生活过程，很容易地发现问题。从意识中掠过的欲望通常是对衣服、汽车、友谊、陪伴、赞扬、名誉等的欲望。通常，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或文化驱动力，人们认为这些驱动力与真正“值得尊敬的”或最重要的驱动力（生理需求）不在一个层面。实际上，这些驱动力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也更为常见。因此，我们最应该选择它们中的一个作为范例，而不是饥饿驱动。
一般的假设认为，所有的驱动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动力的例子。但现在，我们可以合理预言，这将永远不会发生。大多数驱动力都不是独立的，不会局限在躯体的某一部分，也不能被视作当时有机体中发生的唯一事情。典型的驱动力、需求或欲望不会，也可能永远不会与特定的、独立的、局部的躯体基础有关。典型的欲望显然是整个人的需要。可以说，选择这种驱动力作为研究模型会更加有效，比如说，选择对金钱的渴望，而不是单纯的饥饿感，或者你可以选择更好的范例——一个更为基础的目标，比如，对爱的渴望，而不是任何片面的目标。考虑到我们如今掌握的所有证据，无论我们多么了解人体对消除饥饿的渴望，也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一个人对爱的需要。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更有力的说法，即相比于透彻研究饥饿驱动力，充分认识到机体对爱的需要，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动力本身）。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与爱的驱使相比，饥饿的驱使似乎很简单，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事例和活动，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单一性的面貌。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一项重要的活动与人身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都保持着动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选一项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是典型的活动呢？仅仅是因为我们习惯的（但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有关隔离、还原的实验技术更容易操作，或是相比于其他活动，它更为独特？如果我们面临以下问题选择：（1）处理从实验性角度来说极为简单，但意义不大或毫无意义的问题；（2）解决实验角度极其困难但尤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如果仔细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欲望，我们就会发现它们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并不是目的本身。我们需要钱，目的是为了买一辆汽车。反过来，因为邻居买了一辆车而我们不想低人一等，因此我们也想要一辆汽车，如此一来便可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可以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通常，当我们分析某种有意识的欲望时，会发现其实可以深入表象的背后，探求个体内心更基本的其他目的。换言之，我们面临着一种与精神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非常相似的情况。这些症状很重要，但重要的点并不在于症状本身，而是在于它们的最终含义，即它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或者说它们会达到怎样的效果。研究症状本身并无甚意义，但研究症状的动态意义十分重要，因为它的成效颇大，举例来说，它能实现心理治疗。那些在我们的意识中一天穿梭数十次的特定欲望，它们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什么，它们指向何处，在经过深层分析后它们最终意味着什么。
这种更深层次的分析有个特点，即它总是最终指向某些我们无法实现的目标或需求；也就是说，满足这些需求似乎就是目的，似乎不必再进一步证明或核实。这些需求在普通人身上呈现出某种特点，即通常无法被直接发现，更多的时候，这种需要像是来源于繁多的、意识明确的欲望概念的一种衍生物。换句话说，对动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是对人类终极目标、欲望或需求的研究。
这些事实暗示了健全动机理论的另一个必要性。由于这些目标在意识中通常不会直接显现，我们因此不得不即刻解决无意识动机的所有问题。仅仅仔细研究有意识动机的生活，往往会令我们遗漏许多与意识中看到的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东西。精神分析反复证明过，一种有意识的欲望以及欲望之下隐藏着的最终无意识目标，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必是直接的。事实上，就像在反应形成中展现的那样，这种关系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消极关系。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断言，健全的动机理论不可能会忽视无意识生活。
如今，有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虽然人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的差异极大，但所有人的基本欲望或最终欲望差异并没有那么大。主要原因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可能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满足某种特定的欲望。以自尊为例。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靠自己好猎手的身份获得自尊；而在另一个社会里，获取自尊却要靠当一位伟大的医生或一位勇猛的战士，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等。那么，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考虑，或许可以认为，一个人想要成为一名好猎手的欲望和另一个人想要成为好医生的愿望，有着同样的动力和同样的根本目标。随后我们可以断言，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将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有意识欲望归于同一范畴，而不是纯粹基于行为依据将它们归入不同的范畴，会更有用。显然，目的本身远比通向目的的道路更为普遍，因为这些道路依赖于特定文化，具有当地性。人类比你最初想象的更为相似。
我们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中了解到，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或一种有动机的行为，具有与我们刚刚讨论的同出一源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这种欲望或行为可以作为一种渠道，其他意图可以通过这种渠道来展现自己。其实有好几种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众所周知，性行为和有意识的性欲所暗含的、无意识的目的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对一个男人来说，性欲可能实际上代表着证明自己阳刚之气的欲望。但在其他人身上，性欲可能从根本上代表了一种想要让人记住的欲望，或者是对亲密、友好、安全、爱的渴望，又或是这些欲望的任意组合。在意识当中，所有这些人的性欲可能内容都是相同的，而且可能所有人都会错误地认为他们只是在追求性满足。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认知是不正确的；解决这些性欲和性行为在根本上代表的问题，而不是人们在意识中认为的它们代表的方面，对于理解个体尤为重要（无论是预备行为还是完成行为都是如此）。
另一种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人们发现一个单一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可能同时代表着几种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欲望。一只因癔症而无法正常活动的手臂可能象征着，在同时面临对复仇、怜悯、爱和尊重的欲望时，个体得到了全部满足。若是仅从纯粹的行为方式考虑，无论是第一个例子中的有意识的愿望，还是第二个例子中的显性症状，都意味着我们武断地放弃了全面理解个人行为和个体动机状态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强调，若是一种行为或一个有意识的欲望只有一个动机，那一定是，不寻常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机体状况本身也是一种激励状态。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失恋了，那么我们想表达些什么？静态心理学会在这句话后面加个句号，然后就满足了。但是，动态心理学会在大量的经验论证基础上，通过这句话传达出更多的含义。这种感觉在整个有机体的身体和心理方面都会产生影响。例如，它还意味着紧张、压力和不愉快。此外，除了目前与有机体其他部分的关系之外，这种状态会自然而然地、无法避免地促发许多其他情况，例如，想要重新赢得感情的强迫欲望、各种各样的自卫努力、敌意堆积等。
很明显，如果我们想要解释“这个人失恋了”这句话隐含的状态，那么就必须添加相当多的论述来讨论他因为失恋而遭遇了什么。换句话说，失恋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激励状态。一般情况下，或者可以说至少在一般情况下，目前流行的动机概念是建立在一种猜测之上的，即假设动机状态是一种特殊的、不寻常的状态，与有机体中发生的其他事情有明显的区别。相反，健全的动机理论应该假设动机是恒定的、永无止境的、会起伏的，也是复杂的，而这些特征几乎是所有有机体状态的普遍特征。
人是一种不满足的动物，只能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除此之外则很少能再有。当一个愿望得到满足时，另一个愿望便会出现，取代它原来的位置；当这个需求被满足时，又会有另一个欲望探出脑袋。一个人几乎总是在渴求着什么，这是贯穿人类一生的特点。因此，面对诸多渴求，我们必须研究所有动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全面了解我们探究的动机关系，又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孤立的动机单元。动机或欲望的出现，由它引发的行动，以及获得目的物品后带来的满足感，将这些全部加在一起，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一个从动机单元复合物提取出的人工的、孤立的、单一的例子。实际上，整个有机体可能包含的其他所有动机的或满足或不满的状态，总是会制约这种现象的出现，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优先欲望已经达到了相对满足的状态。想要某种东西本身就意味着存在对其他需求的满足。假如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饥肠辘辘，假如我们一直觉得口渴难耐，假如我们不断地受到一场即将来临的灾难的威胁，或者假如每个人都恨我们，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作曲或构想数学体系的欲望，也不会有装饰房子、打扮自己的欲望。
动机理论的建构者从来没有对以下两个事实给予恰当的尊重：第一，除了递进或相对递进的方式，否则人类永远不会满足；第二，欲望似乎会按照某种优先等级自动排列。
我们应该彻底地放弃想要为驱动力或需求列出分解图表的想法。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这些目录在理论上就是不可靠的。首先，它们意味着列出的各种驱动力是均等的，具体来说即是指在效力上和出现的概率上是均等的。然而这并不正确，因为在意识中浮现出的任何一种欲望的概率，取决于其他优先欲望的满足与否状态。各种特定驱动力出现的概率有极大差别。
其次，这样的列表意味着这些驱动中的每一种都是毫不相干的。自然，它们之间并不是以任何形式形成孤立的。
最后，因为这种驱动力目录通常是基于行为制定，完全忽略了我们所知道的驱动力的动态特性，例如，它们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方面可能是不同的；一种特定的欲望实际上可能是其他几种欲望表达自己的渠道；等等。
这种目录的愚蠢之处还在于，这些驱动力并不是以孤立的、互不相关的数值算数作为排列依据，而是按照每种驱动力的具体特征排列。这就意味着，一个人选择在目录中列出多少种驱动力，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些驱动力具体特性的分析程度。这份目录呈现出的真正图景并不是许多木棒依次排列，而是像一组套盒，一个大盒子里有另外三个盒子，每个盒子里有另外十个小盒子，这十个盒子里每个又装有其他五十个更小的盒子，以此类推。或者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类比，将其当作在不同的放大倍数下观察一块组织切片。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谈论满足或平衡的需要；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吃东西的需要，是填饱肚子的需要，是对蛋白质或是某种特定蛋白质的需要等。然而，我们现有的目录毫不区分地将太多以不同程度放大后的需求混合在了一起，这种混乱导致部分目录包含了三到四种需求，而更有一些包含了数百种需求。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制作一种包含从一到一百万的任何一个数量的内驱力目录，内驱力数量完全取决于分析的具体性。此外，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试图讨论基本的欲望，就应该清楚地将它们当作不同的欲望组，当作不同欲望的基础类型或集合。换言之，这种基本目标的列举应是一种抽象的分类，而不能做成所谓的目录清单。
此外，所有已经公布的驱动力目录似乎都显示，各种驱动力间存在相互排斥的情况，但事实并非如此。通常驱动力之间会有重叠，这种重叠令我们几乎不可能将任何一种驱动力与其他一种非常清晰、明确地区分出来。在对驱动力理论的所有批判中也应该指出，驱动力概念本身可能就来自对生理需求的执着。在处理这些需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区分出刺激物、动机行为和目标对象。但是，当我们谈论对爱的渴望时，区分动机和目标对象就变成了一项难事。在这种情况下，驱动力、欲望、目标对象、行为活动似乎都是一回事。
在我看来，现有的大量证据表明，可以区分动机生活的唯一一种可靠且根本的基础，就是基本目标或需求，而不是一般刺激物意义上的驱动力目录（是“拉动”而不是“推动”）。动态方式向心理学理论建设强加了不停变化的要求，而只有基本目标可以在所有的变化中保持不变。我们在前文中谈论到各种考虑情况正支持了这一论点，无须进一步证明。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动机行为可以表达许多情况，所以它无疑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分类基础。同理，特定的目标对象也不是很好的分类基础。一个人对食物有欲望，然后以适当的方式获得食物，继而咀嚼食用，实际上他可能是在寻求安全，而不是食物。一个人经历了性欲、求爱、完美性行为的全部过程，但实际上他可能是在寻求自尊而不是性满足。通过内省出现在意识、动机行为，甚至明确寻求的目标对象或效果中的内驱力，都不是建立人类动机生活的动态分类的坚实基础。真希望我们可以只凭借逻辑的排斥过程，最终留下多半无意识的基本目标或需求，作为动机理论分类的唯一可靠基础。 [1]
学术派的心理学家在动机领域的研究主要依靠动物实验。白鼠不是人，这一点不言而喻，但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有必要再强调一遍，因为动物实验的结果常常被当作我们对人性理论研究依据的基础资料。
动物资料当然有很大的用处，但需要我们谨慎且明智地使用它们。
我认为动机理论必须以人类为中心，而不能以动物中心。首先让我们聊一聊本能的概念。我们可以明确地将本能定义为一个动机单位，在这个单位中，内驱力、动机行为、目标对象或目标效果，都明显地由遗传决定。随着我们研究的物种级别不断上升，在这种定义下的本能有逐渐消失的趋势。例如，在白鼠身上，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根据我们的定义，它们的身上存在饥饿本能、性本能和母性本能。在猴子身上，性本能已经完全消失了，饥饿本能也明显地以各种方式被削减，毫无疑问，猴子的身上只有母性本能还肯定存在。至于人类，根据我们的定义，这三种本能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遗传反射、遗传驱动力、自主学习和动机行为中的文化学习和目标对象选择中的文化学习（见第6章）。因此，如果我们细细研究人类的性生活，我们会发现纯粹的内驱力本身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对象的选择以及行为的选择，一定是在生活的历史过程中学会的。
随着研究的物种级别进一步上升，对高等级物种来说，食欲变得越来越重要，饥饿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举个例子来说，与猴子相比，白鼠在选择食物方面的可变性要小得多，而猴子的可变性又比人类小得多。
最后，当我们研究的物种等级上升，本能逐渐削弱，生物越来越依赖作为一种适应工具的文化。如果我们必须用动物资料来解释这些事实的话，我可以举个例子，要是仅仅因为我们人类更像猴子而不是白鼠，那么我们应该更喜欢将猴子作为动机实验的对象而不是白鼠。哈洛（Harlow）和许多其他灵长类动物学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我只谈到了有机体本身的性质。现在我有必要至少简单地谈一谈生物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我们当下必须承认，如果不是与环境和其他人发生联系，人类的动机很少可以在行为上实现。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无可厚非地考虑到这一事实，这意味着它不仅需要包括环境，而且需要包括有机体本身，以及文化决定的作用。
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仍然需要提醒理论家，不要过分专注于外部、文化、环境或情境。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走向这种极端：它将有机体仅仅看作是场域中的一个附加对象，相当于一个障碍物，或者个体试图获得的某个物件。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自己的价值目标，部分障碍物和目标的术语上的界定原则，必须由某种情景下特定的有机体来设定。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普遍地定义或描述某种领域，且能够在描述时抛开其中特定的有机体的功能。当然，我必须指出，当一个孩子试图实现对他来说有价值的目标，却受到某种障碍的限制时，他不仅会确定这个目标是有价值的，而且会确定这个障碍一定是个障碍。从心理学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障碍一说，只有具体的某个人在试图获取所求之物时的阻力。
在我的印象里，当以不充分的动机理论作为基础时，极端的或排他的情境理论叫嚣得最为热烈。比如，任何纯粹的行为理论都需要情境理论来赋予它所有意义。一个基于现有内驱力，而不是目标或需求的动机理论，如果不想被推翻，也需要强有力的情境理论。然而，一个强调恒定的基本需求的理论，本身是相对长久的，并且更独立于有机体所处的特定环境。因为需求组织了自己行动的可能性，可以说是以最有效的方式且极具变通性，不仅如此，它还组织甚至创造了外部的现实。换种说法就是，如果我们接受科夫卡（Koffka）对地理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区分，那么理解地理环境是如何成为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理解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是有机体在特定环境中的当前目标。
因此，可靠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到情况，但决不能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明确地愿意放弃了解有机体恒常的本性，转而去了解它所生活的世界。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我需要强调一下，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行为理论，而是动机理论。行为是由几种决定因素决定的，动机只是其中一种，环境又是另一种。动机的研究不是否定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它们各自占有一席之地。
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到两个事实，第一，有机体通常表现为一个整体；第二，但并非所有时间里都是如此。这是因为，除有机体整体外，还有一些特定且孤立的条件作用和习惯，以及各种各样的分层反应，和我们所知道的大量分裂和缺乏整合的现象。不仅如此，有机体更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以非同时的方式做出反应，就像我们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一样。
显然，当有机体全然面对一次巨大的欢愉或极具创造力的瞬间，或是一个重大问题、一次威胁或一场紧急情况时，它最能发挥融合作用，自成一体。但是当威胁具有压倒性优势，或者当有机体太过虚弱或无力掌控情况时，它就会分裂。总的来说，当生活轻松顺利时，有机体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朝着多个方向发展。
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现象，看上去似乎是具体且孤立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通常可以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来证明它们在整个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转换性的歇斯底里症。这种明显的整合能力的缺乏，有时可能只是我们自己无知的反应，但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可以确定在某些情况下，孤立的、局部的或是分层的反应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如今越来越清楚，这种现象并不一定是软弱的、不好的或病态的。相反，它们通常被视为有机体中一项最重要能力的证明，即有机体可以以局部、特定或分层的方式处理不重要的或熟悉的或容易克服的问题，从而使有机体的主要能力仍能自由地用于更重要或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在我看来，并不是所有的行为或反应都是有动机的，至少不是普通意义上追求需要的满足，即寻找所缺少或需要的东西，不过心理学家几乎普遍接受与我的看法相反的观点。成熟、表达、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的现象都违背了普遍动机规则，我们最好将这些现象视为表达而不是应对。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特别是第10章和第14章。
此外，诺曼·麦尔（Norman Maier）还有力地提醒我们注意弗洛伊德学派经常提及的一种区别，但他们从未清晰明确地解释过这种区别。大多数神经症症状或趋势都是基本需求满足受到扭曲的冲动，这些冲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阻碍或误导，或被与其他需求混淆，或是用错了方式。然而，其他症状并不是满足感的扭曲，而是单纯的保护或防御。他们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防止自己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威胁或挫折。这种症状区别就好像是两个战士间的差异，一个仍然希望胜利，另一个对胜利毫无希望，只想尽可能不要输得太惨。
由于放弃和绝望一定与治疗中的预断、与对学习的期望，甚至可能与寿命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任何完善可靠的动机理论，都必须涉及麦尔的区别论以及克利（Klee）对这种区别的解释。
杜威（Dewey）和桑代克（Thorndike）强调了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已经被大多数心理学家完全忽视的方面，即可能性。总的来说，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可以确实获得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对愿望的现实态度要比精神分析学家所允许的更为现实，因为他们总是专注于无意识的愿望。
当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时，他发现自己积极地渴望和争取一些他几年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普通的美国人渴望汽车、冰箱和电视机，因为它们是真正可能获得的东西；他们不奢望游艇或飞机，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距离普通美国人很遥远。很可能就算在无意识里，美国人也不会想要它们。
重视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一因素，对于理解美国人口中不同阶级和等级之间的动机差异，以及理解美国的文化与其他贫穷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动机差异至关重要。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现实对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对弗洛伊德来说，本我冲动就是一种离散的存在，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其他本我冲动也没有联系。
我们可以用图像来更近似地解释本我，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混乱，一锅翻涌沸腾的激荡。这些本能令本我充满能量，但它并没有组织和统一的意志，只有一种冲动，遵循快乐原则，为本能的需要获得满足。逻辑法则，尤其是矛盾法则，不适用于本我的过程。互相矛盾的冲动并存，不会相互抵消或是分离；它们最多在具有压倒性力量的经济压力下以妥协的形式联合起来，释放它们的能量。在本我中没有任何可以比作虚无的成分，哲学家们曾主张空间和时间是我们进行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但我们惊讶地发现，本我并不符合这一论断……
自然，本我不懂价值，没有善恶，不管道德。与快乐原则密切相关的经济因素，或者你可以说是数量因素，控制着本我的全部进程。本能的精神集中寻求发泄——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本我的全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诺顿出版社1933年版，第103—105页）
在某种程度上，一旦这些冲动被现实条件控制、减弱或阻止，它们就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而不是本我了。
把自我视为本我的一部分是不会错的，因为自我更接近外部世界，且受到本我的影响，所以它的力量会被削弱，但它的目的仍是接受外部刺激并保护有机体免受伤害，就像包裹住微小的生命物质的外皮层。这种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决定了自我。它承担了为本我展现外部世界的任务，从而保护本我；对于本我来说，只有完全不顾外界的优越力量，盲目地极力满足自己的本能，才能逃脱毁灭。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感知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存一幅外部世界的真实画面，与此同时，它必须通过现实测试，消除外部世界画面中来自内部激发源的所有因素。自我为了本我，控制着通往能动性的道路，但它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一拖延因素，在思考期间，它利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残余经验。无可争议地，快乐原则影响着本我的进程，但以这种方式，自我推翻了这一原则，并用现实原则加以取代，而现实原则保证了更好的安全性和更可能的成功性。
然而，约翰·杜威的观点是，成人的所有冲动，或至少是特有的冲动，都是与现实结合并受其影响的。简言之，这句话相当于主张并没有什么本我冲动，换句话说，字里行间都在表明，如果有所谓的本我冲动，那么它们在本质上就是病态的，不是健康的。
尽管我无法提供什么有经验的解决办法，但我仍然指出了这一矛盾，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无法妥协的差异。
在我们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弗洛伊德描述的那种本我冲动究竟是否存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都会证明，不顾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个人利益的幻想冲动是会出现的。问题是，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内心最深处精髓的体现？在生命的历史中，婴儿的幻想究竟是在何时开始被现实的感知削弱的？是不是所有人的出现时间都一样，神经质和健康的人都一样？高效工作的人能完全不受这种影响吗？能保护自己动机生活中的任意隐秘角落吗？或者，如果事实证明，这种完全起源于有机体内部的冲动确实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那么我们必须问：它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一定是弗洛伊德认为的麻烦制造者吗？它们一定会与现实对立吗？
我们对人类动机的了解大多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来自治疗病人的心理治疗师。这些病人既是十分有用的数据来源，也是大量错误理解的来源，因为他们明显代表了人口阶层中的下层人。即使在原则上，我们也应该拒绝以神经症患者的动机生活作为健康动机的范例。健康不仅仅意味着没什么病，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没有病。任何值得注意的动机理论都必须涉及健康强壮的人的最高能力，以及心理有缺陷者的防御策略；与此同时，它还需要涵盖并且解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优秀的人物最为关心的事物。
仅从病人那里，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这种认知。我们还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健康人。动机理论家们必须找到更加积极的方向定位。
[1] 参见默里（Murray）的《人格探索》（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 ）以及其他人关于此类观点的更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