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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官方”科学的缺点和过错。除了林德的绝妙分析之外，几乎所有关于过失源头的讨论都被人们忽视了。本章将试图指明传统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许多缺陷源头在于以方法中心或技术中心的角度来解释科学。
我更倾向于认为方法中心科学的精粹在于工具、技术、程序、设备和方式，而不是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目标。实际上方法中心就是将科学家混同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医、实验室技术员、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员、机器看管人等。再总结得精确一些，方法中心就是将科学和科学方法混为一谈。
一味强调雅致、完善、润色、技术和设备，总难免会带来一个结果，即淡化问题本身和一般创造力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的学生都会明白它的实践意义。一个在方法论上令人满意的实验，无论究竟是否微不足道，都很少会受到批评。反之若是一个大胆的、突破理论基础的问题，只因为它可能会面临“失败”，便总是被各类批评扼杀在摇篮中。的确，科学文献中批评的通常只是方法、技术、逻辑等。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还从未看到过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琐碎或毫无意义。 [1]
因此，人们逐渐倾向于认为学术论文的内容并不重要，只需要润色得足够好就行。总而言之，学术论文再也不会贡献知识。博士研究生们也只需要知道自己研究领域中的技术手段，以及当中已经积累的数据资料。通常没有人会强调和重视好的研究计划。于是，那些明显完全没有创新力的人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
在较低层次上来说，高中和大学的理科教学里，也会出现极其相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理科与直接的设备操作方式以及菜谱中死板的规定程序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跟着别人的指导，重复已知的发现。没有人教给他们：科学家不是一名技术员，也不是科学读物的读者。
这些观点十分容易被误解，其实我并没有贬低方法的意思，我只希望能指出，即使在科学中，方式也极有可能与目的混淆。我们应当明白，只有科学的目标或目的，才能体现方式的重要性及合理性。当然，有作为的科学家应当关心技术，但只能是因为这些技术有助于实现他合理的目标——解答重要的问题。一旦忘记这一点，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眼镜却根本不用眼镜的人了。
方法中心论往往把技术员和“设备操作员”推崇至科学的主导地位上，而不是选择那些“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我并不是想划分出一道极端且不真实的分界线，但事实上，我们依然可以区分出仅仅掌握了操作方法的人和除此之外还明白为什么而做的人。前者的数量不在少数，并且总免不了成为科学领域的“牧师”，甚至是礼仪、程序和仪式方面的权威人物。这些人在以前不过就是有点讨厌，但如今科学已经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这些人也因此成为可能随时造成破坏的隐患。这种趋势无疑是危险的，因为相比于去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理解事物的操作者对外行人而言更加省力。
方法中心论倾向于不分青红皂白地高估量化的价值，并将此视为目的本身。这种现象必然发生，因为方法中心论向来更注重陈述的方式，而不是陈述的内容。于是，形式上的雅致和精确便与内容上的切实与宽泛形成了对立。
拥护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令自己提出的问题适合自己的技术，而不是改进技术来解决问题。他们最初提出的问题往往是：用我现在拥有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解决哪些问题？而不是提出更平常的问题，例如，我应该花时间去解决哪些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除此之外，如何解释大多数普通科学家一生都被耗费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呢？这个区域的边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基本问题来界定的，而是由一件设备或一种技术的极限来界定的 [2] 。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们代表这些人不在乎是否真的可以解决问题，他们只要能够各自使用那些动物资料和统计数据就满足了。这让我们不禁想起那个有名的丢了钱包的酒鬼，他不去丢失的地方寻找，执意在路灯下找钱包，“因为那儿光线好”。或者，这也会让我们想起那个医生，他将自己的所有病人都诊断为痉挛症，因为那是他唯一会治的病。
方法中心论的另一种强烈倾向就是将科学分为不同等级，而这样做是相当危险的。在这份等级中，人们认为物理学比生物学更“科学”，而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又比社会学更“科学”。不过只有在完美、成功和精确的技术基础上，这种等级的假设才有可能实现。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永远不会提出这种等级说，因为谁会从本质上认为失业、种族偏见或是爱情问题，会不如形体、钠或肾功能的问题重要呢？
方法中心论倾向于将科学进行严苛的划分，在每部分间筑起高墙，使得各部分孤立，分属不同领域。当人们询问雅克·勒布（Jacques Loeb）他究竟是神经科医生、化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是回答道：“我只解决问题。”当然，这本应是一种更寻常的回答。如果科学界有更多像勒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的迫切需要却受到哲学的鲜明阻碍：如今的哲学令科学家成为技师和专家，而非富有冒险精神的真理探求者，令他们成为学富五车却不懂提问的人。
如果科学家把自己看成是问题的提出者和解决者，而非专业的技术人员，那么现在就会出现一股涌向最新科学前沿的洪流，涌向那些我们本应最为了解却实际知之甚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极少有人涉足、深入这些领域？为什么同样情况下一百名科学家选择从事物理或化学研究，却只有十二名研究心理问题？派一千名头脑聪明的人去制造更先进的炸弹（甚至是更优化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解决民族主义、心理治疗或剥削的问题，究竟解决哪一个问题对人类来说更好？
科学中的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和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在他们寻求真相和理解真相的各种方法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把科学定义为追求真理、领悟和理解，关注重要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区分科学家和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 [3] 。他们公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一样的。当然，最终应该进行一个诚实的语义上的区分，而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分必须主要基于防止错误的方法和技术上的差异。然而，如果科学家、诗人和哲学家之间的差距不像今天这样严重，那么对科学研究来说显然会更好。方法中心论仅仅简单地将它们放在不同的领域，而问题中心将把他们想象成相互帮助的合作者。多数伟大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情况更接近事实。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本身也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常常从哲学家那里获得各种营养，数量不亚于从他们的科学家同事那里得到的营养。
方法中心论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科学上的正统现象，而这种正统又反过来造成一种异端。科学中的疑难和问题很少能被系统性地阐明、归类，或是归入档案系统。过去的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答案。未来的问题尚未出现，但它们有可能可以确切阐述过去的方法和技术，并将这些方法和技术分门别类。这些问题便被称为“科学方法的法则”。它们披着传统、忠诚和历史的外衣，被奉为圣典，因此往往是当下的桎梏了（而不仅仅具有暗示启发或帮助作用）。在那些缺乏创造力、胆小、守旧的人手中，这些“法则”实际上成了一种要求，要求我们按照前辈解决他们当时问题的手段来解决如今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尤为危险。在这里，采取真正科学的指令通常被翻译为：使用自然法则和生命科学的技术。因此，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往往倾向于模仿旧的技术，而不是创造和发明新技术；然而这些新的技术是我们必须的，因为它们的发展程度、谈论的问题和收集的数据在本质上不同于物理科学。对于科学来说，传统可能会成为一种危险的“恩赐”，而忠诚是绝对危险的。
科学正统观念的一个主要危险是，它往往会阻碍新技术的发展。如果科学方法的法则已经被制定，那么剩下需要做的事情就只是应用它们。新的方法、新的处理方式，必然会被怀疑，而且常常会遭到敌视，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这种预料之中的敌意，可能部分是由于新的心理和社会科学所要求的相互依存、功能全面的逻辑、统计和数学尚未出现。
一般情况下，科学的进步是一种合作的产物。否则，局限性鲜明的个体怎么可能获得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在没有合作的情况下，发展很容易衰竭，除非出现了一帮不需要帮助的巨人。正统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无论是正统派还是异端派）很少出现天才，那么就只有坚持正统科学，才能持续、平稳地发展。我们可以预见，异端思想在长期的令人厌烦的忽视或反对中被搁置，然后突然突破屏障（如果它们是正确的话），继而转身变为正统观念。
正统观念带来的另一种可能更为严重的危险是，它往往会对科学的范围进行越来越多的限制。这些正统观念不仅阻碍了新技术的发展，而且往往会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因为读者很可能会认为，目前已有的技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观和宗教的问题。就是这些愚蠢的理由导致不必要的认输，导致“不科学的问题”这一概念自相矛盾，就好像有什么问题我们既不敢问，也不敢答。诚然，任何一个读过并且理解科学史的人，都不敢谈论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只会谈及尚未解决的问题。若是依照后一种表达方式，我们的行动的确有了明确的动机，有了进一步发挥创造力和创造性的契机。就目前的科学正统观念而言，我们可以用科学方法（我们知道的）做些什么？我们被推至反向，主动地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抛弃了人类的广阔利益。这种趋势可能走向最不可思议且最危险的极端。最近，国会正在讨论努力建立国家研究基金会，在讨论过程中，甚至有些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关于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不应该享有基金会的补助，因为这些研究都不够“科学”。假如不是仅仅出于对精良和成功技术的尊重，毫无对科学提问本质的认知，以及它来源于人类价值观和动机的了解，那么，这种发言是凭何提出的呢？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该如何解释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说出的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嘲弄？我应该使用他们的技术吗？但是这些技术其实对我的问题毫无用处，那如何解决心理问题呢？难道这些心理问题不应该解决吗？或者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把它还给神学家？或者这是针对个人的嘲弄？这是否意味着心理学家是愚蠢的，物理学家是聪明的？但这种毫无根据的荒谬论断是因何产生的呢？根据印象？那么我必须来谈谈我的印象，我认为任何一个科学团体中都有傻瓜，谁都不能避免。那么，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只能说他们暗地里将技术摆在了首要位置，也许还是唯一的位置，除此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其他什么可能的解释了。
以方法中心论为核心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求安全、求稳固”，而不是大胆勇敢。这一想法令科学家的常规工作越发平缓，像是在精心布置的道路上一寸一寸地前移，而不是在未知的领域中开辟新径。它迫使人们在面对未知问题时，持保守态度而不是选择激进的方法。这也往往会使科学家成为定居者，而不是开拓者。 [4]
对于科学家而言最恰当的位置，或至少可以说是一段时间内最恰当的位置，是在未知的、混沌的、朦胧的，或是难以控制的、神秘的、未被清楚表达的事物之中。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中，哪里有需要，他就应该出现在哪里。也正是因为科学中强调手段的方式，令科学家无法突破。
过分强调方法和技术会促使科学家认为：（1）他们比自己实际的情况更为客观，并没有太过主观；（2）他们不需要从价值角度考虑自身。方法在伦理上是中立的，疑难和问题可未必如此，因为它们迟早会涉及关于价值的难以解决的争论。避免价值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强调科学的技术，而非科学的目标。事实上，科学方法中心论导向的一项主要根源，似乎就是尽可能追求客观（无价值）。
但是，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科学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也就是说，科学无法独立于人类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甚至应该好好讨论一下，它究竟是不是应该保持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本章和上一章中列出的所有错误都证明了，若是忽视了人性的缺点，那是极其危险的。神经症患者不仅为自己的徒劳付出了巨大的主观代价，而且更为讽刺的是，他也会逐渐沦为一个思想越来越匮乏的可怜人。
由于这种幻想中的价值独立，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如果方法中心论的哲学体系非常极端（但他们很少是这样的），或是如果它们能够保持始终如一（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会得出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就没有办法区分出所谓的重要实验和不重要的实验，只有可能找出技术上完善的实验和技术上糟糕的实验 [5] 。若是只利用方法论的标准，那么最微不足道的研究也可以要求与最富有成果的研究一样，得到同样多的尊重。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极端，只是人们试图呼吁除了方法论之外的标准和尺度。然而，尽管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形式出现，但它常以不明显的方式出现。科学期刊上的很多实例都说明了这一点：不值得做的事也不值得做好。
如果科学只不过是一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象棋、炼金术、“防护学”（Umbrellaology）或牙科就诊活动有什么区别呢？
[1]
“但是，即便是那些学者也有可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他们称呼其为开创性研究。这些研究的重点是，他们发现的事实之前无人知晓，而并非这些事实值得去了解。或许另一些专家迟早会运用到这些事实。所有大学里的专家们实际上都在为了不可知的结果，以建筑师的耐心，为他人写作。”（Van Doren, C.,
Three Worlds
, Harper & Row, 1936, p. 107.）
“或者他们整天坐在沼泽边，手里拿着钓竿，并因此感觉自己学识渊博，他们在没有鱼的沼泽边钓鱼，无论是谁，我甚至都无法称他浅薄。”（Nietzsche, F.,
Thlls Spake Zarathustra,
Modern Library, 1937, p. 117）所谓的“运动爱好者”就是坐在那里旁观运动员风姿的人。
[2] “我们倾向于重复已经懂得如何做的事情，而非尝试进行应该完成的事情。”（Anshen, R. ed., Science and Man ,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42）
[3]
“你必须热爱问题本身。”——里尔克（Rilke）
“我们已经了解了所有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问题。”（A. MacLeish,
The Hamlet of A. MacLeish
,
Houghton Mifflin）
[4] 天才是装甲部队的先头部队；他们闪电般地进入无人地带，留下了必然无人保护的侧翼部队。（Koestler, A., 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 , Macmillan,1945, P.241.）
[5]
“科学家的伟大之处，与其说在于他解决了一个问题，不如说在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将带来真正的进步。”（Cantril,H.,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 J. abnorm. social Psychol
.,1950.45, 491-505）
“一个问题的表述往往比它的解决方案更为重要，因为解决方案可能仅仅是关于数学或实验技能的问题。提出新的问题，指明新的可能性，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老问题，需要创造性的想象，这些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Einstein. A., and Infeld. L.,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Simon and Schuster.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