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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学的心理学阐释始于一种敏锐的认识，即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一种自主的、非人类的，或者本身具有内在规则的“事物”。它因人类的动机而生，最终服务于人类动机，并受人类更新和维护。科学的法则、架构和表述不仅取决于它发现的现实本质，还取决于完成发现的人性本质。心理学家，尤其是掌握一定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能够以个人方式，通过研究各种人，而不是他们创造出的抽象概念，相当自然且自如地处理任何问题，就如同科学家对待科学一样。
有部分人仍对此存有误解，他们错误地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并坚持主张科学是全然自主的，能够进行自我调节。他们将科学视作一场公正的游戏，认为它本身就内含了棋类游戏一般的鲜明规则。然而，心理学家却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且不合实际的，甚至违反了事物经验。
在本章中，我希望首先明确作为这一论题基础的自明之理，它们极其重要。随后，我将介绍本论题包含的一些含义和影响。
作为人类一员，科学家如同其他成员一般，也会受到来自各种需求的刺激：对各类食物的需求；对安全感的需要；对群居和亲密关系的需要和对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的需要；对自我实现或发挥个人所长，以及激发全人类共有的潜能的需求。对心理学家而言，这些需求再熟悉不过，原因很简单，一旦这些需求不被满足，人们便会随之出现精神机能障碍。
尽管相关研究较少，但通过初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家们还具有其他几种需求：对纯粹知识的认知需求（好奇心）以及对于理解的需求（一种有关哲学、神学、构建价值系统解释的需要）。
最后，最不为人所知的需求是一种对美、对称、极简、完满和秩序的渴望，我们可以将这些渴望称为审美需求、表达及表现的需求，以及或许与审美需求相关的、想要推动事物完满的需求。
到目前为止，似乎所有其他需求，也可以说是欲望或者内驱力，要么是达到上述基本目的的手段，要么就是神经过于敏感，或是某些学习过程的产物。
显然，认知需求是科学哲学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正是人类不屈不挠的好奇心。也正因为人们同样固执地渴望理解和解释事物，以及期望将世界系统化，人类才得以在更理论化和抽象化的层面上发展科学（另一方面，在更理论化并且更抽象化的水平上，科学则产生于人类同样执着的理解欲望、解释欲望，以及将事物系统化的欲望）。然而，准确来说，后者才是一种科学的必要条件，毕竟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中是十分常见的。
当然，科学发展的各阶段也确实包含其他动机。我们常常忽略一点，即最早的科学理论家往往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帮助人类进步的手段，例如，培根一心期望科学能够降低疾病影响并改善人类的贫穷状态。即便是在希腊科学中，即以柏拉图一派为中坚力量，强调纯粹的、不依靠体力的思考，实际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倾向也同样相当明显。一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甚至更为强烈的对人类的热爱，往往是许多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原始动机。就像他们可能进入社会工作或者迈入医疗领域一样，选择科学也是他们尽力帮助人类的一种方式（一些人全身心投入科学，若非科学，他们同样也会投身于社会工作或者医疗行业，他们的目的只为帮助人类）。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任何其他需求都可能成为进入科学领域、从事或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威望的来源，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者是任何神经质需求的满足。
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起作用的是各种不同动机的联合，而不是一个单一的重要动机。最合理的假设是：就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他的工作不仅是出于爱和对声望的需要，也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和对物质金钱的需要等。
总的来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把理性和动物性完全二分是过时的。理性就如同进食一般，都是动物性的，至少对于人类来说是如此。冲动不一定和明智的判断相对，因为明智本身就是一种冲动。总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智和冲动在健康人的身上是协作的，并且是强烈趋向达成的协作。非理性不一定是反理性的，它通常是前理性的。意动与认知之间的长期差异或对立通常是社会或个人病态的产物。
人类对爱和尊重的需求，就如同他对真理的需求一般，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和“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相差无几。人性决定了它们，这两者之间甚至没有必要被区分开来。科学给人带来乐趣的同时也带来了益处。希腊人尊崇理性并非是错误的，只是不应该过分排他。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爱也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同样是人性的。
认识的需求满足和情感的需求满足之间偶尔会有冲突，这就提出了一个整合、协调且并行的问题，而不是矛盾且对立的问题。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中肯、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威胁到其他同样重要的人类需求的满足，例如，对于安全的需求。我在此提到不仅是原子弹这个明显的例子，还指一个更普遍的事实，即科学本身意涵着一个价值体系。毕竟，“纯理论”科学家接近达到的境界不是爱因斯坦或牛顿，而是集中营实验中的纳粹“科学家”或好莱坞的“疯狂”科学家。对真理和科学的更全面、更人本主义和更先验性的定义是可以找到的。为科学而科学是病态的，就像为艺术而艺术一样。
人们在社会生活、职业生涯以及婚姻中都会追求各种不同需求的满足，在科学工作中也是如此。科学没有一个特定的受众，它能吸引各种各样的人，无论你年纪如何、是大胆的还是羞怯的、是富有责任感的还是单纯寻欢作乐的，都是如此。有些人直接在科学中追求人道主义，另一些人则恰恰喜欢它没有人情味的一面。有些人主要追求合理性，另一些人则强调它的内容，希望能够更看重事实，即使不那么精确。有些人想要开拓和创新，另一些人却宁肯只是做整顿工作（组织、整理、管理已经征服的领域）。一些人在科学中寻求安稳，另一些人则倾向冒险、追求刺激。我们不可能描述出理想的妻子，一般来说，我们也无法描述出理想的科学、科学家、方法、问题或研究工作。也如我们可以赞成普通的婚姻，在科学中我们同样可以保留个人的选择，实现多元化。
我们在科学上至少可以区分出以下功能：
1．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鼓励直觉、做出假设；
2．它可以测试、检验、证明、重复实验、积累事实且使事实更可靠；
3．它能使事物条理化、理论化，也可以进行建构以及大范围的概括；
4．它具有史学收藏功能以及学术功能；
5．它提供科技方面的支持：器械、方法、技术等；
6．它帮助行政、管理、组织工作；
7．它有助于宣传教育；
8．它为人类服务；
9．它给人带来欣赏、愉悦之情，也让人得以庆祝进步并获得荣誉。
如此之多的功能也必然意味着劳动的分工，因为很少有人能够集所有技艺于一身。劳动分工需要不同的人，他们有不一样的兴趣，能力侧重不同，所掌握的技能也不同。
兴趣映射的是性格和人格的不同，就比如科学家对于科学的选择，有的人就会选择物理学而不是人类学。在学科领域内也是如此，有的人会倾向于研究鸟类学而不是遗传学。甚至在某个具体领域内对具体课题的选择中也可以观察到，只是区别不那么大，比如，追溯性抑制和洞察力。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对于方法、材料、精确度、适用度、可行性以及人类关联度的选择。
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每个人都喜欢物理学而不喜欢生物学，那么也就不能指望科学进步了。幸运的是，就像我们对于气候、乐器有不同的追求一样，我们对于科学的追求也不尽相同。一个管弦乐队需要有人演奏小提琴、单簧管，也要有人打鼓。科学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有不同的研究方向，才有可能使最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成为现实。就像在艺术、哲学、政治中一样，科学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但不是“科学可以容忍各种各样的人”），需要擅长不同领域的他们来提出不同的问题。即使是精神病患者，他也能有所贡献，因为他的病会让他在某些方面极其敏感。
一元论的压力在科学中是真正的危险，因为“关于人类的知识”事实上只是“关于自己的知识”。我们太容易把自己的兴趣、偏见和期望投射到宇宙上。例如，一些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表明，由于他们所选择的领域不同，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也会有本质的区别。正因为有不同的兴趣，我们也完全可以期待他们对科学、方法、目标和价值有着不一样的定义。显然，就像在人类其他领域所做的那样，我们对于科学家之间的个体差异也要尊重和接受。
毋庸置疑，对科学家的研究是对科学进行研究的一个基本方面，甚至是十分必要的。科学作为一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性某些方面的放大投影，因此这些方面的任何知识增长都会自动地成倍增长。例如，每一门科学以及每一门科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将受到这些知识增长的影响：
1．片面和客观的性质；
2．抽象过程的性质；
3．创造力的性质；
4．文化的性质以及科学家对文化的抵制；
5．愿望、希望、焦虑、期待对感知的干扰；
6．科学家的作用和地位；
7．我们文化中的反智主义；
8．信仰、确信、信念、确定的本质，等等。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我们已经提到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科学家的动机和目标的问题。
科学是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体系。人类对于情感、认知、表达和审美的需求而产生了科学，它们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目标。任何这种需求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正如对真理或确定性的追求一样，对于安全性也有追求。简洁、精练、优雅、整洁之类的审美满足无论对工匠、艺术家、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来说都是价值。
但这还远未涉及作为科学家的我们有着共同文化的基本价值观这一现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一直保持这样。这些价值观中包含诚实、人道主义、尊重个体、服务社会、平等地对待他人的任何决定、敬畏生命、保持健康、消除痛苦、尊重他人所得的荣誉、讲信用、有体育道德精神、讲求“公正”等。
显然，“客观性”和“公正的观察”是需要重新定义的短语。“排除价值观”最初意味着排斥神学和其他权威主义教条，因为这些教条已经对这些事实做了预先判断。在今天来说，这种排斥就像在文艺复兴时代时一样，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仍然希望这些事实不会受到干扰。即使是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我们国家的科学构成了非常微小的威胁，我们仍要用强劲的政治和经济去与之抗衡。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唯一可以预防人类价值观干扰我们对自然、社会以及自己感受的方法就是始终对价值观有清晰的认识，并理解它们对我们感知的影响，继而对此进行必要的干预（这里的干扰，我指的是心理决定因素和现实决定因素的叠加作用，我们要理解的是后者）。对于价值观、需求、愿望、偏见、恐惧、兴趣和精神疾病的研究也必须成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其中还包括抽象、分类、理解异同的人类普遍倾向。一般来说，要有选择地根据现实和人的利益、需求、愿望以及恐惧来对生活进行调整。以这种方式将我们的知觉过程组织成各方面，其中有的方面是健康有益的，有的方面是有害的，因为它在突出现实的同时也会给现实蒙上一层阴影。我们必须清楚一点——自然为我们提供的分类线索往往是最低级的或模棱两可的，即使它是“天然的”分界线。我们必须自己创造或赋予它一个分类，这样，我们依据的就不仅仅是自然了，还符合人性、无意识价值、兴趣和利益。只有完全了解这些因素才能将人的决定因素降到最低，从而达到科学的理想程度，而不是一味否定它们的影响。
那些不安的纯理论科学家应该感到放心，因为这些令人忧虑的价值观讨论都是在促使他达成他的目标——增进我们对自然的认识，通过对知识人的研究来优化我们的知识结构。
人类的心理规律和非人类的自然规律在一些方面是相同的，但在其他方面又不全然相同。人类生存在自然界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法则要与自然一致。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也免不了要对现实世界做出让步，但这并不是否认人类的内在规律。而这些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那些规律，它们呈现出的不是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它们是愿望、忧虑、梦想、希望……哲学和桥梁没法以同样的方式建构，家庭和水晶也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研究。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论述并不是说要把自然界主观化或心理化，但是，人性是必须心理化的。
非人类的现实实际是独立于人类愿望和需求的，既不仁爱也不怀恶意。它们没有意图、目的、目标或机能（只有生物才会有意图），也没有意向或情感倾向。因此，如果人类全部消失，这些现实也将不复存在。
无论是出于“单纯的”无私的好奇心，还是为了人类的直接目的而预测和控制现实，只要不强加个人意念去了解事实本身都是可取的。康德声称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非人类的现实实际，这一点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一点点接近它、一点点认识它。无论其中的真实度有多少，至少我们还有尝试的可能。
对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家的研究越发值得关注。如果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变量所决定的，那么科学家的产物同样也是由这些变量所决定的。科学研究需要多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科学家在多大程度上必须跳出他所属文化的限制；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人；科学家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他所属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为了更合理地解释和更充分地理解文化对自然观念的影响，我们必须提出并解答这些问题。
科学是获取自然、社会和心理现实性知识的一种手段。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文学家，甚至是无名之辈，都可以是真理的发现者，他们理应像科学家一样受到鼓励
。他们不应该被看作是相互排斥的，甚至不能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一位可以同时被看作是诗人、哲学家，甚至是梦想家的科学家肯定比他所处领域中的其他人优秀得多。
如果我们受心理多元论的影响，认为科学家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才能、动机和兴趣组成的管弦乐队，那么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专注于对科学概念进行批判和分析的科学哲学家，无疑更接近那些对纯理论感兴趣的科学家，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科学家。提出有组织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或诗人自然也更接近心理学家，而不是工程师。科学史学家可以是历史学家，也可以是科学家。一个对个案做研究分析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内科医生可能会从小说家那里，而不是从进行抽象研究和实验的同行那里得到更多启发。
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把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区分开来。我们甚至不应该追求把实验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很多以科学家自居的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进行科学实验。一个在大专学校教化学，却从未在化学方面有过任何新发现，只是简单地读过化学杂志的人也自称是化学家。而他所做的只不过是照搬、重复他人的实验而已，一个对地下室发生的一些事情极为好奇的聪明的十二岁学生，或是一个对广告内容有所质疑并积极去核实的家庭主妇都比他更像是一个科学家。
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些方面仍是一个科学家呢？他的所有时间（可能到去世的那天为止）都将用在行政组织工作上，可他仍然乐此不疲地称自己为科学家。
如果一个科学家把富有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实验核查者、哲学体系的建设者、历史学者、技术专家、组织者、教育家、作家、宣传者、应用者和鉴赏者都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地设想出一个理想的团队。这个团队由几名具备不同能力的专家组成，他们中没有人需要自己成为一个全能的科学家！
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用二分法来区别科学家和非科学家是不合理的。还有一个普遍的结论值得我们注意：从长远来看，过度单一专业化通常对事物发展没有多大好处，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么做必定是要在其他方面受苦的。全面发展的健康人在大部分事情上比有缺陷的人都处理得更好。比如，一个试图压制自己的冲动和情感来成为纯粹思想家的人，到最后反倒成了一个只能用病态思维来思考问题的病人。他最后只能是一个糟糕的思考者。总的来说，一个有点艺术气质的科学家要胜过一个没有丝毫艺术感的科学家。
如果我们纵观历史，这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通常都有着广泛的兴趣，自然也不是什么眼光狭隘的技术专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莱昂纳多（Leonardo）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富有灵气的。他们不仅对人文主义感兴趣，也热爱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
现在，我们应该得出一个结论——科学中心理学的多元主义教会我们：通向知识和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可以是创造性的艺术家，也可以是哲学家或人文主义作家。无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个体的某些侧面，都可以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执行官）在快乐的、有安全感的、平和的、健康的时候要比他们在不幸福、不安定、不健康且有困惑的时候好得多。神经质的人常常歪曲事实，对现实抱着不该有的期望。他们惧怕未知的新奇事物，总是不停地记录现实。他们也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且极度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
这个事实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科学家（准确来说是真理的追寻者）应该拥有健康的心理，而不是在不健康的时候去工作。第二，可以认为，随着文化的改善，公民的健康状况也会得到改善。这一点也将使真相的寻求工作得以改进。第三，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有效促进科学家的工作。
我们已经承认一个事实：通过减少压力，例如争取学术自由、延长任期、提高薪水等，我们可以帮助那些追求真理的人，继而改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