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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修订中，我试图收录最近十六年来的主要课程。这些课程的数量相当可观。尽管本书重写的篇幅有限，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范围修改。因为本书的宗旨已经在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修改，对此我将在下面详述。
1954年，这本书首次出版时，它本质上是尝试在古典心理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建树，并未想要否定这些学派或建立另一个与它们对立的心理学派。它试图通过深入探索人性的“高级”层次，来拓展我们对人格的概念。（我最初打算用的书名就是“人性的高级境界”）如果我要把这本书的主题浓缩成一句话，我会这么说，除了当时的心理学派所描述的人性之外，人还有一种更高的本性，这种本性是类本能的，也就是说，这是人本质的一部分。如果我还能再说一句话，那我想要强调人性的高度整体性，这与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分析—分解—原子化—牛顿式的分析方法截然相反。
或者换一种说法：我当然接受，而且依赖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现成资料，我也赞成前者的经验精神和实验精神，以及后者对事实的揭露和深入探索，但同时我拒绝接受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的形象。也就是说，这本书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人性哲学，一种全新的人的形象。
在我当时看来，这只不过是心理学家族内部的一场争论。但事实上，从那时起，这场争论就已经相当于一种新时代精神的局部表现，一种新的全面的人生哲学。这种新的“人本主义”世界观似乎是一种焕然一新、更具希望且令人振奋的方式，它可以构想人类知识的任何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每一个行业，如法律界、政治界、医学界，还有所有的社会职能机构，如家庭、教育、宗教，等等。在修订本书时，我本着这种信念，在本书提出的心理学理论中写下了以下看法：这是一个更全面的世界观和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的一个侧面，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部分完善，至少达到了可以站得住脚的地步。因此，必须严肃对待。
这场货真价实的革命（一种人类、社会、自然、科学、终极价值观、哲学等的新形象）竟几乎被许多知识界的人完全忽视，尤其被当中那些掌控与文化群体和青年沟通渠道的人所忽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称之为“被忽视的革命”）。
知识界的许多成员提出了一种极度绝望且愤世嫉俗的观点，这种观点有时甚至会堕落为腐蚀性极强的恶毒和残酷。实际上，他们否定了改善人性和社会的可能性，否定了发现人类内在价值的可能性，否定了普遍热爱生命的可能性。
他们怀疑诚实、善良、慷慨、友爱的真实性，甚至进一步逾越了合情合理的怀疑，直接做出判断，在与被他们斥为笨蛋、“童子军”、榆木脑袋、傻瓜、蠢货或盲目乐观的人打交道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敌意。这种主动的批判、仇视和破坏态度远远超出了蔑视的范围。有时，这似乎是一种愤怒的反击，反击一切试图愚弄、欺骗和嘲笑他们的一些侮辱性企图。我想，精神分析学家会认为其中含有一种动力学——对过去的失望，以及对幻灭的愤怒和报复。
这种绝望的亚文化，这种“比你更具破坏性”的态度，这种相信弱肉强食和悲观失望，而不相信真正的善意的反道德，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是完全矛盾的，也受到了本书以及本书中提及的许多论著所初步提供的资料的反击。尽管在确认人性“善”的前提条件时，我们仍必须非常谨慎（见第7、第9、第11、第16章），但已经可能有部分人坚定地反驳了那种绝望的信念，即人性在最根本上是堕落和邪恶的。这样的信仰不再仅仅是品位的问题。如今，只有牢牢抱着盲目、无知的态度，拒绝考虑事实，才能继续维持这种局面。因此，必须将此视为一种自我投射，而不是一种合理的哲学或科学的态度。
前两章中阐述的人本主义和整体论思维，得到了过去十年中许多发展的有力的证实，尤其是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其著作《个人的知识》一书中做出了有力确证。加之，我在《科学心理学》中也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论题。这些书直接与仍在广为流传的古典、传统科学哲学背道而驰，它们为与人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替代品。
这本书从头到尾依靠整体论方法，但在文中则对整体论思维进行了更为深入、详尽的探讨。整体论显然是正确的，毕竟宇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任何个人也都是一个内部互相关联的整体。然而，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整体论总是很难得到贯彻和运用。最近，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原子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轻度精神障碍的表现，或者至少是认知不成熟综合征的一种表现。整体论的思维和观察方式似乎会自然而然地被更健康的自我实现型的人所接受；对于开化程度、成熟程度和健康程度较低的人来说，就异常难以接受。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印象，我也并不想过分强调。但我觉得在这里把它作为一个假设提出来是有道理的，这样方便日后检验，这也是相对容易做到的。
书中第3章到第7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本书从头到尾都在阐述动机理论，这种理论有一段有趣的历史。1942年，它首次在一个精神分析协会中被提出，这种理论试图将我在弗洛伊德（Freud）、阿德勒（Adler）、荣格（Jung）、D.M．利维（D.M.Levy）、弗洛姆（Fromm）、霍妮（Horney）和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 Goldstein）等人理论中看到的部分真理，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结构中。我从自己零星的治疗经验中了解到，上述每一位论述者都能在很多时候对一些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我要提的问题本质上是临床问题：哪种早期剥夺会导致神经症？哪种心理药物治疗神经症？什么样的措施可以预防神经症？对心理药物的需求顺序是什么？哪些最有效，哪些又是最基本的？
可以说，这一理论在临床、社会和人格方面都相当成功，但从实验室和实验角度来看仍然行不通。它非常符合大多数人的个人经验，并且常常能给他们提供一种结构化的理论，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似乎有一种直接的、亲身的、主观的合理性。可是，它仍然缺乏实验的验证和支持。我还没有想出一个能够把它放在实验室里进行检验的好办法。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将这种动机理论应用于工业情境中，进而找出了这个谜题的部分答案。他发现这种理论有助于整理资料数据和观察结果。与此同时，这些资料数据还可以反过来作为验证和核实该理论的溯源。现在，正是从这一领域，而不是从实验室中，这一理论得到了经验性的支持（参考书目包含选择出来的部分此类报告）。
我从这里以及后来从生活的其他方面得到的教训是：当我们谈论人类的需要时，我们就是在谈论他们生活的本质。我又怎么能以为可以将这种理论、这种本质放在动物实验室或某支试管中进行检验呢？显然，它需要的是全人类在其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证实或否定。
第4章揭示了这种理论起源于临床治疗，因为它仅强调神经症的产生，而不是那些并不会给心理治疗者带来麻烦的动机，比如惰性和懒惰、感官愉悦、对感官刺激和活动的需要、对生活的纯粹热情或对生活缺乏热情、希望或绝望的倾向，在恐惧、焦虑、匮乏等情况下或多或少容易退化的倾向，等等。更不用提那些激励人类的最高价值观，例如美、真理、美德、成就、正义、秩序、一致、和谐等。
我在下列论著中探讨了对于第3、第4章的必要补充：《存在心理学初探》的第3、第4、第5章；《良好精神的管理》中有关低级抱怨、高级抱怨和超级抱怨的章节；以及《超越性动机理论：价值生活的生物学基础》。
如果不考虑到人生最崇高的理想，就永远不能理解人生本身。现在，成长、自我实现、追求健康、寻找自我和独立、渴望更加完美（以及对努力“向上”的其他说法），这一切都应该被当作一种广泛的，抑或普遍的人类趋势而毫无疑问地接受。
然而，倒退、恐惧、自我贬低的趋势也依然存在，只是当我们（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沉浸在“个性成长”之中时，很容易把它们抛诸脑后。我认为，预防这种现象的一项必要措施，就是需要全面了解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我们必须明白，很多人做出的选择常常不但不明智，而且极其糟糕。成长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因此，有人会选择逃避这一过程；我们不光热爱生命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对其感到恐惧；我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对真理、美、美德抱有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既爱又怕。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来说，弗洛伊德的著作仍然是必读书（读他的事实，而不是他的形而上学）。在此，我也乐于推荐一本霍加特（Hoggart）的著作，当中见解极其敏锐，这本论著定会有助于我们共情、同情地去了解他所描写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被粗俗、琐碎、低劣、虚假的东西所吸引。
第4章和第6章的内容中提到，在我看来已经构成了一个内在人性价值及人性善意体系的基础，这一体系自身便可证明自己的意义，无须我们进一步证实。并且，从本质上来说，人性的内在价值和善意体系是美好而理想的。这是一个存在于人性本质之中的分层价值体系。它们不仅是全人类都渴求的，并且在避免一般疾病和心理病变的意义上说，也是十分必要的。换句话说，这些需求和超越性需求同时也是内在的强化因素和无条件的刺激因素，是可以将各种工具性学习和条件建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为了获得这些内在利益，动物和人类都愿意去学习一切有助于它们得到这终极利益的东西。
尽管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在此进一步拓展这个观点，我还是得提一句：将类本能的基本需求和超越性需求当作需求的同时，也应将它们视作一种权利，这既合情理也颇具益处。既然我们承认人有权成为人，如同猫也有权成为猫一样，那么这种权利观点便油然而生。要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些需求和超越性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它们也因此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权利。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分级的需求和超越性需求体系对我也有所帮助。我感觉它就像是一张自助餐台，人们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胃口和口味任意挑选。也就是说，在一个人判断别人的行为动机时，也需要考虑到评判者的个性风格。他将一切行为动机普遍概括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在从中挑出某些动机后，将行为归因于这些选出的动机。我发现，当今人们会更常见地选择后一种动机，也就是悲观主义的动机。这种情况太过频繁，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动机的贬低”。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在解释中宁愿选择低级需求也不愿选择中级需求，宁愿选择中级需求也不愿选择高级需求的倾向。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纯粹的物质主义动机，而不是社会性动机或者超越性动机，更不是三者的混合。它是一种偏执的怀疑，是一种对人性的贬低。这种情况我经常看到，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充分描述这一情况。我认为，任何完整的动机理论都必须包括这一额外的变量。
当然，思想史的研究者肯定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轻易地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它们普遍具有既抬高人类动机，又贬低人类动机的倾向。目前来说，在我们文化中，还是普遍倾向于贬低的。为了达到解释的目的，低级需求被严重滥用，而高级需求和超越性需求却鲜有人提起。在我看来，这种倾向更多依赖于先入为主的想法，而不是经验性的事实。我发现，高级需求和超越性需求的决定作用，比我的病人们自己所认为的要大得多，也比当代的知识界人士敢于承认的作用要大得多。很显然，这是一个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一问题极为重要，所以绝对不能留给某个派系或内部群体来解决。
我在讨论了满足理论的第5章中，增加了一节与满足病理学有关的内容。人们在得到了长久以来渴望的东西之后，自然会以为随之而来的是幸福，但事实上，结果可能是完全病态的。放到十五或者二十年前，我们不可能对这一情况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们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身上学到的东西是，我们应当警惕自己的愿望——因为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后往往会发生悲剧。看来这种事在任何一个动机层次上都会发生，无论是物质层次、人际层次，还是超验层次。
我们可以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中得知，满足基本需求的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一种人们可以寄予希望、可以为之奉献的价值体系。与之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倒可能会变得厌倦、漫无目的，甚至是崩溃之类。显然，只有在为弥补自己缺乏的事物而奋斗，为得到自己未拥有的东西而追求，在将力量积蓄起来努力满足这些愿望时，我们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事实证明，满足的状态并不一定是一种幸福或称心如意的状态。它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既可以解决老麻烦，同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这个发现的含义是，对于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人能想出的唯一定义就是“缺乏某样不可缺少的东西并为之努力奋斗”。但我们知道，对于自我实现型的人来说，即使所有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他们也会觉得生活是可以更为丰富、更加美好的，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活在存在主义世界的王国中。因此，那种广为人知的生活意义的思想，实际上是错误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成熟的想法。
对于我所说的牢骚理论（Grumble Theory），人们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简言之，我所观察到的是，需求得到满足后只会带来暂时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往往会被另一种（希望是）更甚的不满所取代。人类期盼得到永恒幸福的愿望看来是永远都无法实现了。不过，幸福的确降临过，是真真切切，你可以得到的。但是，我们似乎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它在本质上是变幻无常的，特别是当我们过分关注于它的比较强烈的呈现形式时。高峰体验不会持续多久，也无法持续很久。强烈的幸福感是偶发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
但是，这意味着要对统治我们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幸福理论进行修正，而这种理论决定了我们对于各种事物的观念，比如，对天国、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完善的人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爱情故事在结尾时总会交代：“从此以后，他们一直幸福地生活着。”我们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理论也是如此。同样，对于各种被反复提及的改良，例如，社会中确实进行了但用处十分有限的改良，我们早已听够，因此大失所望。改良工联主义，改良妇女选举权，改良直接选举参议员制度，改良分级纳税，改良许多早已被我们写进宪法修正案的条例，反反复复地提，我们真的听够了。每一种改良都本应该为我们带来千禧之年，带来永久的幸福，带来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结果却总是碰壁现实后的理想幻灭，但幻灭意味着我们曾追求过。这一点似乎可以清楚地讲明：我们期待改良，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我们如果还期望着完美的人生，期望着永恒的幸福，那就是毫无道理可言了。
我还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现在看来已十分明显，但几乎被普遍忽视了。那就是，对于我们已经得到的好处，会慢慢地被自己认为是理所应当的，然后会被忘记，会从意识中消失，最后甚至不再被珍惜，直到失去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再例如，当我于1970年1月写这篇前言时，美国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这样。为之奋斗一百五十年并最终获得的无可置疑的进步和改良，却被许多无知的浅薄之辈抛到一旁，认为那些全都是虚假的、无价值的东西，不值得我们为之奋战，也不值得捍卫和珍惜。而这，也只不过是因为社会并非完美世界而已。
可以用目前的女性“解放”斗争来做一个例子（我也可以列举出几十个其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复杂但也十分重要的问题，来证明有多少人倾向于一分为二的分割式思维方式，而不是选择根据等级、整体进行思考。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年轻姑娘们最常见的，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梦想，就是能有一位男士爱上她，并和她组建家庭，养育儿女。在这个梦中，她会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事实上，不管一个人多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情人，她迟早也会对拥有的这些感到厌倦，认为这些是理所应当的，会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仿佛还缺了点什么，自己似乎应该得到更多。于是她们会经常性地犯下错误，认为所谓的家庭、孩子和丈夫都是假的，或甚至认为这些都是一种陷阱、一种奴役。随后，她们开始以一种非此即彼、抛弃兼顾的方式渴求更高的需求和更高的满足，例如职业生涯、自由旅行、个人独立等。牢骚理论和需要层次-整体理论（Hierarchical-Integrative Theory of Needs）的主要观点认为，将上述这些认作互相矛盾的选择，是不成熟、不明智的表现。心怀不满的女性的真实写照就是，强烈地希望牢牢抓住自己拥有的一切，然后再像工会成员一样，要求得到更多。也就是说，她一般会希望保留现有的既得利益，然后再期望得到额外的利益。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还没有吸取到这个永恒的教训——无论她渴求的是什么，无论是一种职业还是别的东西，一旦得到了，整个过程就会再次重复。幸福、激动、满足的情绪一过，就无可避免地再次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然后再一次陷入不安、不满，继续要求得到“更多”！
我要提出一种这样的现实可能性供大家思考：如果能够充分地认识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对于永恒幸福的幻想，如果能够承认我们只能拥有转瞬即逝的愉悦，然后不可避免地会再次开始抱怨，并继续要求得到“更多”的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让其他人都懂得自我实现的人会做些什么，即能够细数自己得到的幸福并为之感到庆幸，以及能够避开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陷阱。女性也可以在拥有所有特定的女性满足（被爱、有家、有孩子）前提下，不抛弃任何一种已经得到的满足继续前行，可以超越女性特征，同男性共享完全的人性。举例来说，她的智力、她可能拥有的任何天赋、她自己独特的潜力、她自己的个人实现方面，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
相较于之前，我对第6章中有关“基本需要的类本能性质”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写。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遗传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让我们不得不在十五年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认基因不可忽视的决定作用。我认为，这些发现里对心理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X和Y染色体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甚至消失，等等。
与此同时，我也根据这些新的发现，在第9章《破坏能力属于类本能？》中进行了大量修改。
或许，相较于现已展现的发展，这些遗传学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和传达我的观点。目前，关于遗传和环境作用的辩论，几乎和过去五十年毫无差别，一样把这些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化。一方学者认为它仍然是一种简单的本能理论，等同于动物身上各种各样的本能；另一方则是完全否定整个本能观点，倒向完全的环境论。在我看来，这两种立场都很容易被驳倒，它们完全站不住脚，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愚蠢的。与这两种两极分化的立场相反，本书的第6章和其余章节提出了站在第三种立场上的理论，即人类身上其实只留下了非常微弱的本能残余，我们并没有什么被称为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下来的本能和类本能倾向极为微弱，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便可以轻松将其击溃。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化和教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精神分析学说和其他揭露疗法一样，都可以被视作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更不用说“自我认同”了；它们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习惯和文化的表层来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和类本能倾向，以及我们隐隐约约显露出来的本性到底可能是什么。总之，人类有一种微妙且难以确定的生物本性，需要特殊的手段才能追寻到它，因此，我们必须逐一且主观地去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种类性。
这实际上等于得出了一种结论——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至也无法增强遗传性潜能，但可以轻易扼杀或者削弱这种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就社会而言，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论点，证明世界上每一个新生婴儿都享有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在恶劣的环境中，人的潜能很容易丧失或者毁灭，那么这种说法就可以作为倡导健全社会的一项有力论点。这完全不同于曾经提出的观点：我们作为人类一员，根据这一不争事实的本身，即拥有成为完整人的权利，也就是说，可以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的意义上，也必须对成长为人的概念进行定义。在此意义上，一个婴儿只不过是一个潜在的人，必须在社会、文化、家庭中成长为懂得人性之道的人。
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以远比现在更为严肃的态度，对待同类的身份以及个体的差异。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个体的差异。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们是可塑的、是浮于表面的、是易被改变和揭穿的，但会由于这些情况产生各种各样微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下一项棘手的任务——我们须尝试揭示每个人的性情、素质、隐藏的个性，使他能够按照自己的风格，不受束缚地成长。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带来心理以及生理上隐性的代价和痛苦，这些代价并不一定能被意识到，从外表也难以被察觉。这种态度要求心理学家给予这种代价和痛苦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反过来，这意味着我们要更为仔细地关注各个年龄阶段“健康成长”的实践意义。
最后，我必须指出，如果放弃社会不公正这个借口，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动摇性后果，那么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做好准备来应对这种后果。我们愈削减社会不公，就愈发现它会被“生物不平等”所取代，因为婴儿一出生就具有不同的基因遗传潜能。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提供充分机会，发挥每个婴儿潜能的程度，那就意味着我们也必须接受他们的劣势潜能。如果一个新生婴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或者肾功能不健全，或者神经系统有缺陷，那我们又该怪谁呢？如果只能怪造物者，那么对这位被造物者“不公”对待的个体的自尊，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一章中，以及其他一些论文里，我介绍了“主观生物学”（Subjective biology）这一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弥补主观与客观以及现象与行为之间的裂缝。我发现，人们能够而且必须内省地、主观地研究自身的生物学。我希望这一发现能够对他人有所助益，特别是对生物学家。
我全面修订了论述破坏性的第9章。我把它归到了范围更大的罪恶心理学类下，希望通过详述罪恶的一方面，来证明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科学上，都可以解决整个问题。对我来说，将它置于经验科学的管辖下，意味着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对它不断增加了解，这一现象总是代表着我们可以对此采取某些措施了。
我们已经知道，进攻性是由遗传和文化两方面决定的。而且我还认为，健康的与不健康的进攻性之间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进攻性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内在人性一样，很显然，一般的邪恶既不能说是单纯的社会产物，也不能判为纯粹的心理产物。这一点实在太明显了，甚至不值一提，但现在有许多人不仅相信这些站不住脚的理论，还根据这些理论行事。
我在第10章《行为的表现成分》中介绍了“理性控制”（Apollonian controls）的概念，它非但不会危及满足感，而且有助于增强满足感的理想控制。我认为这个概念对理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使我能够区分（病态的）冲动性和（健康的）自发性，这种区别是当今迫切需要的，特别是对年轻人，以及其他许多认为任何控制都必然是压抑和邪恶的人来说，这种区别尤为需要。我希望这个见解能像帮助我一样帮助他人。
我没有花费时间将这一概念作为工具，来解决自由、伦理、政治、幸福之类的老问题，但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在有关的领域中进行着严肃思考的人来说，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都是显而易见的。精神分析学家将会注意到，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和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发生了重叠。如果心理动力学的理论家们能够仔细琢磨两者间的异同，我想这必将使他们受益匪浅。
在有关自我实现的第11章中，我把这个概念明确地限定在年长的人身上，从而消除一个干扰因素。因为根据我所用的标准，自我实现不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还没有实现自我认同或独立自主，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经历一段长久、忠诚、后浪漫主义的恋情，去找到自己的使命，找到能够为之献身的祭坛。他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没有足够的经历（对他人的责任、悲剧、失败、成就、成功）能使自己放弃对完美主义的幻想，从而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也不能平和地对待死亡；他们缺乏耐心；对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邪恶了解甚少，因此并未学会同情；他们也没有经历世故，无法超越对父母和长辈，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矛盾心理，他们大体上也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缺乏足够的知识，无法展现成为智者的可能性；他们一般也还未达到勇敢拒绝随大溜，坦然捍卫自己坚守的道德等境界。
无论如何，更为明智的心理学策略应当把以下这两种概念区分开来：一种是成熟、具备完整人性的自我实现者，在他们的身上，人类的各种潜能都已经得到了体现或实现；另一种则是健康，可以出现在任何年龄阶段。我发现，如此一来这一问题便自己转化为有关“朝向自我实现的健康成长”，这是一个意义非凡且便于研究的概念。我对大学时期的年轻人做了相当多的调查研究，因此我确信，我们有可能区分“健康”和“不健康”。在我的印象中，健康的青年们往往仍在继续成长；他们非常可爱，也招人喜欢，毫无恶意，心里暗藏着善良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羞于诉之于口），对于那些值得尊敬的长辈心怀敬意。青年人对自己的信心不大，没有定型，因为和同代人相比处于少数地位，所以感到不太自在（他们私下的观点和品位更为规矩，行动更为直率，受超越性动机的影响，也就是说会比一般人更加道德一些）。对于年轻人身上经常表现出的残忍、卑鄙和暴民精神等，他们私下里会感到不安。
当然，我并不确定这种表现必定会发展成为我为年长者描绘的那种自我实现。这一点只能通过纵向研究才能确认。
我曾把自我实现的人描述为超越民族意识的人。现在，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他们也超越了阶级和等级。我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我可以预见：富足和社会尊严将会促使更多人完成自我实现。
我在开始的报告中没有意料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只能同“好人”生活在一起，只能生活在一个完美世界中吗？在我以往的印象中（这种印象当然还有待验证），自我实现型的人本质上是十分善于灵活应变的，他们可以很自然地令自己适应任何人、任何环境。我觉得他们随时都可以用恰当的方式与好人相处，同时又能以合理的方式来对付坏人。
在研究“牢骚”之外，我还对低估一个人已经取得的需求满足，甚至贬低、抛弃这种需求满足的普遍倾向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对自我实现型的人的另一点描述。相对来说，自我实现的人可以免受这种人类不幸的深刻根源的影响。总之，他们是懂得“知足”的。在他们的意识中，一直能为自己得到的感到庆幸。奇迹即使再次发生也依然是奇迹。他们知道，不能认为好运和恩赐是理所当然的，而这能确保他们一直珍惜生活，活出自我。
我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结果相当不错，我必须承认，这让我颇为宽慰。毕竟这是一场非常惊险的赌博，在倔强地追求一种凭直觉而生的信念，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违背了科学方法和哲学批评的一些基本准则。但这些都是我自己相信且接受的准则，所以，我也明白自己是在铤而走险。因此，我的探索总是在焦虑、矛盾和自我怀疑中进行的。
如今，已经没必要再怀揣这种基本的担心了，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明和证据（见书目）。但我非常清楚，我们仍面临着这些基本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已经完成的工作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运用更为客观、备受赞赏且不掺杂个人因素的协作方法来选择自我实现的人（健康、自主、具有完全人性）来研究了。交叉文化的研究显然也是需要的。对人一生的追踪研究将会提供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证明，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除了像我这样，用筛选奥运会金牌得主的办法来进行选择之外，对总人口进行抽样调查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理解不可还原的人类罪恶，除非我们还能更全面地探索“无法治愈”的罪恶，以及我们能找到的最优秀人类的不足。
我坚信这些研究将会改变我们的科学哲学：伦理学和价值理论、宗教学、工作观念、管理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观念，以及社会哲学和其他各种观念。此外，我认为，一旦我们的年轻人放弃他们对完美主义、完美的人、完美的社会、完美的教师、完美的父母、完美的政治家、完美的婚姻、完美的朋友、完美的组织等的幻想，社会和教育几乎可以立即发生巨大的变革。当然，其中不包括短暂的高峰体验和完美融合等。我们即使所知甚少，也非常清楚这样的期望只不过是幻想罢了，一样会不可避免地被残忍摧毁，随之而来的只是厌恶、愤怒、沮丧和报复。我现在逐渐发现，“立刻超脱”这个要求本身就是邪恶的主要来源。如果你需要一个完美的引领者或者一个完美社会，那么你就放弃了好与坏之间的选择。如果不完美被定义为邪恶，那么一切都是邪恶的，因为没有什么是完美的。
同时我相信，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项伟大研究所开辟的新领域最有可能成为我们学习的途径，成为我们了解人性内在价值的源泉。这里存在着全人类都渴求的人生哲学，例如，价值体系、宗教替代物、理想主义的满足和标准的人生观。没有这些哲学，人类就会变得卑鄙、刻薄、庸俗、微不足道。
心理健康不仅主观上让人感觉良好，同时也是客观的、如实的、得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病态的一切都“好”得多。它不仅是正确且真实的，而且更具洞察力，能够看到更多、更高的真理。也就是说，缺乏健康不仅让人感觉糟糕，而且是一种盲目，一种认知病理以及道德和情感上的缺失。此外，它还是某方面的残疾，是能力的丧失，或者说是行动和成事能力的下降。
健康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终归是存在的。既然健康及其所有价值（真理、善良、美等）已经被证明是有可能存在的，那么，按原则来说，它也是可以实现的。对于那些不愿盲目向往光明、希望不必经历难过就能拥有美妙体验、不愿接受残缺而坚决追求完整的人，则可以建议他们寻求心理上的健康。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女孩被问到为什么善良强于邪恶时回答说：“因为善良是更美好的东西。”我想我们可以回答得更好：同样的思路可以证明，生活在一个“健全社会”（有情有义、和谐共生、互相信任、人性本善）里比生活在一个“丛林社会”［人性本恶、极权统治、满满敌意、霍布斯式（Hobbesian）的社会］里要好得多。这两者都受生物学、医学和达尔文式的生存价值（也是由于成长的价值）的影响，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完美的婚姻，真挚的友谊，称职的父母等也是如此。这些价值不仅被人渴望（甚至是心中的首选），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就是“理想的”。我明白这会给专业哲学家们带来相当大的麻烦，但我相信他们是能够处理好的。
优秀的人虽然很少，而且极易崩塌，但的确是存在的，证明了这一点就会给我们勇气和希望，给我们继续战斗的力量，使我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健康成长的可能性。而且，只要我们对人性抱有希望，无论这种希望多么克制，也有助于我们变得有情有义、富有同情心。
在这次修订中，我决定删去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章《走向积极的心理学》。因为在1954年几乎完全是真理的东西，到了今天也就只有三分之二的正确性了。现在，积极心理学至少已经得以运用了，虽然不是特别广泛。人本主义心理学、新的超验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罗格瑞安心理学、经验心理学、整体心理学、价值寻求心理学等都在蓬勃兴起，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但不幸的是，在大部分心理学系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对这方面感兴趣的研究者还需用心寻求，否则就只能偶尔碰到这方面的资料了。对于那些想自己去体验的读者，我认为在穆斯塔卡斯（Moustakas）、塞文（Severin）、布根塔尔（Bugental），以及苏蒂奇（Sutich）和维奇（Vich）的各种读物中可以找到相关人物、观点和资料。
对于那些不满足的研究生，我还是想推荐第一版的最后一章（应该可以在大多数大学图书馆中找到），以及我的《科学心理学》。对于那些愿意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努力钻研它们的人则可以读一下该领域中的巨作——波兰尼（Polanyi）的《个人的知识》。
这一修订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人们越来越坚决地反对传统的无价值科学，而不是盲目地追求它。这本书比过去更加恪守规范，更有信心地肯定科学是一种由追求价值的科学家发起的价值探索，我敢说，他们能够揭示人性本身结构中内在的、终极的和特殊的价值观。
对一些人来说，这看起来像是对他们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的一种攻击。当然，我和他们一样对科学怀着敬意，我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担心有时也是有其道理的。有许多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界的人认为，对于无价值科学来说，唯一能够取代它的就是鲜明的政治立场（也只不过是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所定义的），而两者也是互相排斥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接受一方意味着必然要排斥另一方。
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是粗暴无知的二分法。即使你在与敌人作战，即使你公开宣称自己是政治家，也最好获得正确的信息。
但是，若是能跳出这种自欺欺人的愚蠢，并站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最高层次上来解决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相信我们便可以证明规范性的热情（行善，助人，建设更好世界）和科学的客观性并不矛盾。它甚至可以使一种更完善、更强大的科学成为可能，这种科学的领域要宽广得多。这绝不是那种试图保持价值中立（让不明事实的人对价值观随意地评判）的科学能比得了的。要想证明这一点，只需要扩大我们的客观性概念，使它在囊括“旁观者知识”（自由放任的、有关外界或来自外界的知识）的同时，还要包含经验知识，我们也称之为爱的知识或道家知识。
道家这种客观性的简单模式来自无私的爱和对他人的崇拜的现象学。例如，爱自己的孩子、朋友、职业，甚至是自己的“问题”或科学领域，可以做到完全接纳，以至于丝毫也不想改变、不想干涉。也就是说，喜欢它，就是喜欢它原本的样子。对任何事物都需要这样无私的爱才能够让它保持原样、自由随意地发展。一个人也可以如此爱自己的孩子，从而允许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这也正是我的论点——一个人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去热爱真理。一个人可以对真理极其热爱，从而也完全相信它的发展。人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孩子降生之前就开始爱他，屏住呼吸，幸福地期待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现在就爱着那个处在将来的人。
预先给孩子设定人生轨道，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这和道家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意味着要求孩子成为父母心中期待的人，而不是实现自我。这样的孩子生来就被套上了隐形的约束衣。
同样，人也可能热爱和相信尚未被证实的真理，也在它的本性显露出来时感到欣慰。我们可以相信，未受干预时的真理将比我们强迫它符合先验的期望、希望、计划或当前的政治需要时更美好、更纯洁、更真实。因此，真理也可以是生来就穿了隐形约束衣的。
规范性的热情可能会被误解，它们会用先前的要求来扭曲将要到来的真相。我担心有些科学家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实际上是为了政治而放弃了科学。但是，对于一个更加道家化的科学家来说，这根本是不必要的，他们对于即将诞生的真理的热爱足以给它设想一个完美的结果。正是如此，为了自己规范性的热情，科学家才会对真理放任自流。
我也相信这一点：真相越纯粹，越少受有着先入之见的教条主义者的干预，就越有利于人类的未来。我相信，世界将更多地受益于未来的真相，而不是我现在所持的政治信念。相比现在的认识，我更信赖将来的认识。
这是“不是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的人本主义科学版本。我对人类的担心和希望、我对行善的渴望、我对和平和友情的渴望以及我对规范的热情，在我对真理保持谦虚的开放态度、拒绝预先判断或篡改真理，并且在道家意识中保持客观和无私的情况下，我会觉得这些都是最好的。如果我继续去相信，我知道的就会越多，我就会更加强大。
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以及在本书之后的许多出版物中，我都假定一个人真正潜能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拥有能够满足他基本需求的父母和其他生活参与者，取决于现在被称为“生态学”的因素，取决于是否有“健康的”文化，取决于整个世界的状况，等等。向自我实现和完全人性的发展是由一个复杂的“良好的先决条件”层次构成的。这些物理、化学、生物学、人际、文化条件对个人至关重要，到了决定能否向个人提供人类必需品和基本“权利”的程度，使得他们足够强大，可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旦对这些先决条件进行探讨，我们就不免会陷入悲伤，因为人类的潜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被压制、被摧毁。因此，一个具有完整人性的人就像是一个奇迹，因为实在太罕见，所以他们也备受尊敬。同时，自我实现的人确实存在，因此他们是可能实现的，危险的挑战是可以进行的，终点线是可以跨越的，所以这一事实让人振奋。
在这里，研究者几乎都会陷入人际和内心指责的双向攻击中，要么是“乐观”，要么是“悲观”，这点就取决于他目前的侧重点了。这时，一方会指责他宣扬遗传学，另一方又会责怪他宣传环境论。各种政治派别则无疑会按自己当时的宣传需要，强行给他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
当然，科学家会抵制这些粗暴划分、乱贴标签的行为，然后继续系统地思考问题，在不同层次中寻找那些共同作用的决定因素。他将尽力接受各种资料，并尽可能清楚地将它们同自己的情绪区别开来。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是健康的人，什么是健全的社会，这些问题都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推进这些领域的知识。
这本书更关注的是第一个问题，即完整的人格为何样，而不是什么样的社会有可能塑造出完美的人格。自从本书于1954年出版以来，我就这一问题写了大量文章，但我并不想把这些研究成果纳入修订本。相反，我要请读者参考我就这一问题写的一些文章。同时，我想着重强调，有必要研究一下关于规范性社会心理学的文献（有时它还被称为组织发展、组织理论、管理理论等）。在我看来，这些理论、病例报告、研究等极具深刻意义，提供了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和极权理论，以及其他现有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可供人们选择。我一次又一次感到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心理学家知道阿吉里斯（Argyris）、本尼斯（Bennis）、利克特（Likert）和麦格雷戈等人的研究工作，而这些人都是这一领域的知名人物。无论如何，任何想要认真对待自我实现理论的人也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新的社会心理学。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让我推荐一本刊物，我会选择《应用行为科学学报》，尽管它的名称肯定会让人产生误解。
最后，我想就本书作为向人本主义心理学（也称为“第三种力量”）的过渡说几句话。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本主义心理学还不太成熟，但它已经打开了研究超验和超越个人的心理现象的大门。而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内在的哲学局限性则对此有所限制。在这些现象中，我不仅讨论了更高和更积极的意识和人格状态（超越物质主义、束缚的自我、原子分裂的敌对观点等），而且还阐述了价值观（永恒的真理）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已经拓展了一种新的认识。一份新的刊物《超越个人的心理学学报》已经开始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了。
现在，已经有可能就超越人类进行探索了，这是一种超越人类本身的心理学和哲学。它尚未发生，但即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