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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引用的是阿尔文·温伯格的优秀著作《大科学沉思》中的章节标题，该书包含了许多我想阐明的观点。引用他的术语，我可以更生动地阐明我的备忘录的主旨。我认为曼哈顿计划正在攻击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大问题，不仅针对心理学，而且针对所有具有历史紧迫感的人类（这是一项研究的“重要性”标准，我现在将其添加到传统标准中）。
第一个重中之重的大问题是要造就优秀人类。我们必须成为更好的人类，否则很可能会全部灭绝。即使没有灭绝，也肯定会成为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的物种。当然，这里的先决条件是定义优秀人类，我在备忘录中都已经做了各种陈述。我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数据和指标，或许与曼哈顿计划所得到的数据一样多。我本人相信这个伟大的计划是可行的，也相信自己可以列出一百个、两百个甚至上千个部分问题或附属问题，这些问题足以使大量参与者陷入忙碌。这样的优秀人类可以被称为自我进化的人，对自己和自身发展负责的人，被充分启蒙或觉醒或有见识的人，有完全人性的人，自我实现的人，等等。很明显，在任何情况下，除非人们足够健康、足够进化、足够强大、足以理解并希望将其以正确的方式付诸实施，否则任何社会改革，美好的宪法、纲领或法律都毫无意义。
与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同样紧迫的大问题是建立良好社会。良好社会与优秀人类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既彼此需要，也是彼此存在的必要条件。显然，它们是齐头并进，同时发展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缺少一项，另一项都不可能实现。我所说的优秀社会归根结底是一个物种所处的一个世界。关于自治社会的可能性，也就是非心理安排的可能性，我们也有了初步信息（见第14章）。我想明确一下，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在人的美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可能做出的社会安排会迫使他们做出坏事或好事，重点是必须将社会制度安排与精神内部健康区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优缺点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
社会协同作用的关键概念是，在某些原始文化以及大型工业文化中，有一些社会趋势超越了自私与无私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有一些社会安排必然使人们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制度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反过来说，利他主义和助人者必然会获得利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所得税这种经济措施，会从一个人的好运中获取给普通民众的利益。与此相反的是，营业税从穷人那里获得的要比从富人那里更多，并且具有鲁斯·本尼迪克特所称的汇集效应，而不是分流效应。
我必须郑重严肃地强调，这是终极的大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要重要。温伯格的著作以及其他人谈到的大多数技术产品和技术进步在本质上可以被认为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基本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意味着，除非我们将技术和生物学的进步交给优秀人类，否则这些进步会是无用的或危险的。我在此所说的甚至包括征服疾病，增加寿命，减轻痛苦、悲伤和消除苦难。重点是：又有谁想让恶人更长寿？或者更强大？例如原子能的使用和在纳粹之前实现其军事用途的竞赛。原子能如果掌握在希特勒手中——如今有许多国家都由“希特勒”领导——绝对不是好事，而是个巨大的危险。但是其他任何技术改进也是如此。人们总是可以问这个标准的问题：这对希特勒而言是好还是坏？
技术进步的副产品是：恶人可能，或者说很有可能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更具威胁性，这仅仅是因为先进技术赋予了他们力量。残酷的社会所支持的残酷者很可能不会被击败。
因此，我谨敦促所有生物学家，正如我敦促所有其他善良的人一样，把他们的才能用在解决这两个大问题上。
上述考虑有力地支持了我的观点，即将古典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中立、无价值取向、价值中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这可能使我们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因此，我再次强调，正如波兰尼提出的出色论点那样，科学本身就是来自人类，以及人类的激情和利益。也正如布罗诺夫斯基令人信服的观点，科学本身必须是一种道德准则，因为如果人们承认真理的内在价值，那么通过自己为这一内在价值的服务，会产生各种后果。我要补充的第三点是，科学可以寻求价值，并可以在人性之中发现它们。事实上，虽然尚未得到充分和最终的证明，我想声明它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至少达到了使这一声明合理的水平。现在可以使用技术来找出对人类有益的东西，即人类的内在价值。已经使用了不同的操作来指示这些内在的人性价值。我想在此重申，无论是在生存价值上还是在成长价值上，这就是使人能更健康、更明智、更善良、更幸福、更满足的实现自身潜能。
这便引出了我可以称之为生物学家未来研究的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在追求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之间存在协同反馈。现在，大多数精神病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只是简单地假设，绝大多数疾病，甚至所有疾病都可以无一例外地被称为身心或机体疾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任何身体疾病追求得足够深入，他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心理、个人和社会变量也是决定因素。这绝对不是为了使肺结核或骨折变得虚无缥缈，仅仅意味着在结核病研究中，人们发现贫困也是因素之一。至于骨折，邓巴曾经以骨折病例作为对照组，假设其中肯定没有掺杂心理因素，但令她惊讶的是确实有心理因素掺杂其中。因此，我们现在对容易发生事故的性格以及“事故孕育环境”非常有经验了。这也就是说，即使是骨折也是身心的和“社会—躯体”（我创造了sociosomatic一词来作为术语）的。这一切都说明，即使是那些传统生物学家、医生或医学研究者，在寻求减轻人类病痛、苦难和疾病时，也应该比他之前所研究的疾病心理和社会决定因素考虑得更加全面。例如，如今已经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对癌症有效的广谱攻击还应该包括所谓的“身心因素”。
换句话说，有迹象表明（主要是推断，而不是数据确凿），通过例如精神病疗法来增进心理健康，同时可能也可以使优秀人类长寿，并降低其疾病感染性。
低级需求的剥夺不仅可能产生传统意义上称为“缺乏症”的疾病，而且对于第23章中提及的“超越性变态”似乎也是如此，这里指的是被称为精神、哲学或存在主义的失调，这些也可以被称为缺乏病。
简言之，安全与保护、归属感、爱、尊重、自尊、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等基本需求满足的缺失会导致疾病和缺失。这两种症状合在一起就叫作神经症和精神病。但是，从本质上讲，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人，自我实现的人，具有真善美、正义、秩序、法律、统一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可能会在超越性动机层面上遭受损失。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感或这些价值的缺乏会产生我所说的一般和特定的超越性病态。我将这些疾病与坏血病、糙皮病、情感渴求等保持在同一连续体上。在此应补充说明，传统上证明维生素、矿物质、碱性氨基酸等是人体机体需求时，首先是要对抗未知原因的疾病，然后再寻找病因。就是说，如果对某种事物的剥夺产生疾病，就认为它是必要的。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我坚持我所描述的基本需求、超越性需求也是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需求。也就是说，对它们的剥夺会导致疾病。出于这个原因，我使用了自创的术语“类似本能”来表明我坚定的信念，即这些数据已经充分证明这些需求与人体本身的基本结构有关，存在一定的遗传基础，无论这关联有多微弱。这也使我对终有一天生物化学、神经学、内分泌学基质或人体机制会产生的发现充满信心，这些发现将在生物学层面解释这些需求和这些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