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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客观性的传统概念来自早期科学对于物体和无生命研究对象的处理。当我们自己的愿望、恐惧和希望被排除在观察之外时，当所谓的超自然神灵的愿望和设计也被排除在外时，我们是客观的。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处理非人类物体或事物时也应如此。在这里，这种客观性和超然性非常有效，甚至也适用于低等生物。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足够超然，不参与，因此我们可以成为相对无干扰的旁观者。对我们而言，变形虫怎样移动，水螅蛇喜食什么，这些都对我们无关紧要。
但随着种系的爬升，这种超然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非常了解，当我们研究狗或猫时，很容易将人类的愿望、恐惧、希望和偏见投射到动物身上，研究猴子或猿类时更加容易这样了。因此当我们开始研究人类时，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无法成为冷静、镇定、超然、不介入、不干涉的旁观者。堆积如山的心理学数据已经证明了几乎没有人还可以继续坚持这一立场。
任何老练的社会科学家都知道，在与任何社会或亚文化群体合作之前，他必须审视自己的偏见和成见。这是避免预判的方法——事先找出它们。
但是我认为，还有另一条通向客观性的道路，即在我们自身和观察者之外对现实进行更敏锐、更准确地感知。它最初来自这样一种观察，即爱的感知，无论是情人之间的爱，还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都产生了非相爱者无法获取的知识。在我看来，这也适用于习性学。我敢肯定，我对于猴子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会更为真实与准确，也更加客观。事实是我对它们很着迷。我非常喜爱其中的个别猴子，而这不会发生在老鼠身上。我相信洛伦兹、丁伯根、古道尔和夏勒所报告的工作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启发性，而且如此真实，是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喜爱”他们正在研究的动物。那种爱会产生兴趣，甚至使他们着迷，因此可以进行耐心的长期观察。母亲着迷于婴儿，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详细检查婴儿的每一寸肌肤，那么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讲，肯定会比对那个婴儿不感兴趣的人产生更多地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恋人之间，他们对彼此倾心着迷，以至于对对方的观察、注目、倾听和探索成了迷人的活动，他们可以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对于不爱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很快产生无聊感。
但是，“爱的知识”（如果我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还有其他好处。对一个人的爱使他得以舒展、开放、卸下防御，让自己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都赤裸相见。换句话说，也就是让别人看见了自己，而没有刻意隐藏。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彼此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可理解的。但在爱情中，我们变得“可以理解”了。
但是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为之热爱、着迷或深感兴趣，就很少会加以干预、控制、改变或改善。我发现对于所爱的人，我们会听之任之。在浪漫爱情和祖辈爱情的极端情况下，被爱的人甚至可能被视为完美，因此任何改变，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无礼的，更不用说改善了。
换句话说，我们满足于听之任之。我们对他们没有要求，也不希望他们与现在不同。在他们面前，我们可以是被动的和接受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更真实地看到他们的本质，而不是我们喜欢他们成为的样子，害怕他们成为的样子，或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我们认可他们的存在，也认可他们存在的方式。事实上，他们使我们成为不干涉、不操纵、不抽象、不打扰的感知者。我们能够做到不干涉、不操纵、不抽象、不打扰的程度意味着我们实现了这种特殊客观性的程度。
我认为，这是一种方法，是一条通向某种真理的特殊途径，通过这种途径，真理可以更好地被实现。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途径，这种方式也不能获得所有真理。从同样的情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热爱、兴趣、迷恋与专注也可能扭曲关于研究对象的某些其他真相。我只想表述以下观点：在科学方法的完整体系中，出于特定目的，且在特定情况下，“爱的知识”或“道家客观性”具有其特殊优势。
如果我们现实地意识到，对研究对象的热爱会导致某种盲目性和提升某种洞察力，那么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预先警告。
对于“有问题的爱”，我甚至会这样说：“从一方面来说，很明显，你必须对精神分裂症很感兴趣，或者至少有兴趣，才能坚持下去。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个完全沉迷于精神分裂症的人会在其他问题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