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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我们正处于把主观生活与外部客观指标联系起来的新飞跃边缘。由于有了这些新的表现，我期待神经系统研究实现巨大飞跃。
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为未来研究所做好的准备。奥尔兹
的研究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通过在嗅脑的中隔区植入电极发现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实验设计使白鼠能够通过植入的电极来刺激自己的大脑，当电极被植入这个特殊的快乐中枢时，它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种自我刺激。当然，也发现了产生不愉快及疼痛的区域，而在得到机会时，动物会拒绝做出刺激举动。对于动物而言，刺激快乐中枢显然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是可欲的、有益的、奖励性的、产生愉悦感的，或者任何我们用来描述这种情况的词语），以至于它会放弃任何其他的外界快乐，例如食物或性等。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类似的依据来推论人的情况，说明人以这种方式也可以产生的愉悦体验。此类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对不同的中枢进行了区分，如睡眠中枢、饱足中枢、性刺激中枢和性饱足中枢等。
如果我们把这种实验与另一种实验结合起来，例如卡米亚所做的实验，就会开辟新的可能性。卡米亚运用脑电图和操作性条件反射技术来进行实验，当他自己脑电图中的阿尔法波频率达到某个点时，便向受试者提供了可见的反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外部事件或信号与主观感受的事件状态关联起来。卡米亚的受试者可能会建立对自己脑电图的自愿控制。也就是说，他证明了一个人有可能控制自己的阿尔法波频率达到特定水平。
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卡米亚偶然发现，将阿尔法波提升到特定水平，可以使受试者进入宁静、沉思，甚至幸福的状态。一些对学习了东方冥想和冥想技巧的人进行的后续研究表明，他们会自发地发出类似卡米亚的受试者所进入的那种“宁静”的脑电图。这也就是说，存在着教会人们如何感受到快乐和宁静的可能性。这不仅对人类的福祉，而且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也有着革命性的影响。其中有着大量的研究项目，足以使众多的科学家在21世纪忙碌不堪。一直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身心关系问题似乎可以开始研究了。
这些数据对于规范生物学的问题至关重要。现在我们显然可以说，健康的有机体本身会发出清晰响亮的信号，表明它自己的倾向或选择，或是认为满足需要的事物。如果将这些称为“价值”是否恰当？生物内在的价值？类似于本能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做出描述性声明：“如果让实验所用的老鼠在按下两个自动产生刺激的按钮之间进行选择，它们几乎100%都会按下刺激快乐中枢的按钮，而不会按下产生其他刺激或自我刺激的按钮。”这种表述与“老鼠倾向于对快乐中枢进行自我刺激”有显著区别吗？
我必须说，无论是否使用“价值”一词，对我而言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也可以不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我所描述的全部内容。也许从科学策略的角度来看，或者至少从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策略来看，如果我们不通过谈论价值来混淆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具策略性。我想这其实并不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非常重视心理学以及生物学在选择、偏好、强化、奖励等方面的新发展。
我还要指出的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种研究和理论化所固有的某种循环性的困境。这种困境对于人类的研究而言最为明显，但我想其他物种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优秀样本或健康物种选择或偏好的事物”这一说法之中隐含着循环性。我们该如何处理施虐狂、性变态、受虐狂、同性恋、神经病、精神病、自杀者与“健康人类”做出的不同选择？将这种困境与在实验室中进行了肾上腺切除术的动物与所谓的“正常”动物做出不同选择的行为相提并论是否公平？我应该明确指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和忽视它。对于人类受试者而言，可以很容易通过精神病学和心理测试技术（例如在罗夏测验或智力测验中）选出“健康”者，然后得出在其中得到特定分数的人也会是在自选（食品）实验中做出优秀选择的人。选择标准与行为标准截然不同。同样很合理的是，而且事实上在我看来很有可能的是，我们认为有可能通过神经学刺激来证明所谓的“性变态”“杀人犯”“施虐狂”或“恋物癖”的“快乐”与奥尔兹和卡米亚的实验中的完全不同。当然，这是我们从主观精神病学技术中主观了解到的。任何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迟早都会认识到，在神经性“快乐”和性变态的背后，实际上是极大的烦恼、痛苦和恐惧。在主观领域本身，我们从那些经历过不健康以及健康的快乐的人身上了解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他们基本上都会表示偏爱后者，而对前者感到不安。科林·威尔逊已经清楚地证明，性罪犯的性反应并不强烈，而是非常微弱的。柯肯德尔也证明了有爱的性相对于无爱的性具有主观优越感。
现在，我正在研究一组由如上所述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观点。它也许有助于显示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后果和启示。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数据是站在有机体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选择的一方。与一个世纪前的观点相比，有机体倾向于选择健康，生长与生物学上的成功。总的来说，这是反专制、反控制的。对我而言，它使我重新关注整个道家观点，在当代生态学和伦理学研究中，我们学会了不加以干扰和控制，但对于人类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多地信任孩子本身对于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冲动。这代表着更加注重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在此引用我的《科学心理学》中的一篇主要论文片段：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还能继续严肃地将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几乎可以说是恰恰相反——至少对人类来说是这样。我们自身是否希望被预测和可预测？受控且可控？我不会言过其实，说自由意志的问题必然包含在它古老、经典的哲学形式之中。但我要说的是，在此出现的疑问与要求治疗的疾呼确实与主观感觉有关，这种感觉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是自己选择的，而不是受到外部控制的，诸如此类。无论如何，我都可以肯定地说，被我们定义为健康的人类不喜欢被控制，他们更喜欢感到自由，并作为自由的人存在。”
该思维方式的另一个非常普遍的“气氛”后果是，它必然会改变科学家的形象，不仅是在他自己的眼中，而且在普通人的眼中也是如此。已经有数据表明了这一点。例如，高中女生认为科学家是怪物，是恶魔，并且害怕他们；她们不认为科学家是好丈夫人选。我必须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仅仅是好莱坞那些“疯狂科学家”电影带来的后果；虽然被夸大了，在这些画面中还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事实是，传统科学概念是由控制者、负责者决定的，是对人、对动物或对事物的主宰，是研究对象的主人。在对“医生形象”的调查中，这幅画面更加清晰。在半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他通常被视为主人、控制者、切割者、没有痛苦的商人等。他绝对是老板、权威、专家、掌管一切并发号施令的人，我认为这种“形象”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最糟糕的，因为现在，大学生经常将他们视为操纵者、说谎者、隐藏者和控制者。
如果有机体被视为具有“生物智慧”会怎样？如果我们学会给予信任，认为它是自主的、自治的和自我选择的，那么显然我们作为科学家而不是医生，老师甚至父母，必须将我们的形象转变为更为道家的形象。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词语，它概括了更加人本主义的科学家形象的许多要素。道家意味着问而非说，意味着不干预、不控制。它强调无干扰的观察，而不是控制性的操纵。它是接受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和强迫的。这就像是说，如果你想了解鸭子，那么最好去询问鸭子而不是告诉鸭子。人类的孩子也是如此。在规定“什么对他们最好”时，似乎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告诉我们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
事实上，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已经使用了这样的模式。这便是他的运作方式。他有意识地努力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患者发掘内心。心理治疗师帮助他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什么对他自身有益，而不是什么对治疗师有益。这与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与教学恰恰相反。它绝对建立在我在上文已经提及的影响和假设之上，尽管我必须说，它们很少被采用，例如，信任大多数个体的健康发展方向，期望他们更倾向于健康而不是疾病；相信主观幸福的状态是“对其最好”的向导。这种态度意味着对自发性的信任胜过对控制的信任，对有机体的信任而不是怀疑。它假设人想要成为完满者，而不想生病、痛苦或死亡。在心理治疗中，当我们确实发现死亡愿望、受虐愿望、自我挫败行为，自我施加痛苦等，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如果这些人经历过更健康的状态，会宁愿选择那种状态，而不是痛苦。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认为受虐狂、自杀冲动、自我惩罚等行为是对健康愚蠢的、无效的、笨拙的探索。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教师、父母、朋友、爱人之间的道家新模式之中，最后还有更具道家风格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