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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使用选定的优秀样本（优质样本）来做出人类最优能力的生物学分析的研究。在此我想举几个例子：在一次探索性调查中，我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心理健康，心理上处于“优越”地位的人是更好的认知者和感知者，即使在感觉水平上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在区分细微色调差异等方面表现得更加敏锐，也并不会令我意外。我曾经组织过的一项未完成的实验，可以作为此类“生物学实验”的模型。我计划对布兰迪斯大学所有即将入学的新生班级进行测试，使用当时可用的最优技术——精神病学访谈，投射测试及表现测试等，从中筛选出2%最健康者，2%中等健康者及2%最不健康者，让这三组人借助一组约十二种感觉、知觉和认知工具的量表来测试先前的临床人格学的发现，即健康者能够更好地感知现实。我预计这些发现将会得到证实。当时，我的计划是不仅在大学的四年之中，而是之后也要继续跟进这些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初始测试等级与大学生活各方面的实际表现，所获得的成就和成功联系起来。我还认为，可以建立纵向组织的研究团队来持续进行纵向研究，那么即使我们的生命终结，研究也不会停止。其目的是通过对整个群体完整生命周期的追踪以对我们所提出的健康概念做出最终验证。其中有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寿命对身心疾病的抵抗力、对感染的抵抗力等。我们还期望后续随访也能揭示一些不可预测的特征。这项研究的精神与刘易斯·特曼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大概40年前，他在加利福尼亚州选出了一批高智商儿童，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对他们进行了多方面测试，直至今天仍在继续。他的总体发现是，那些因为智力超群而被选中的儿童，在其他方面也都很出众。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所有的理想品质都呈正相关。
这种研究设计的意义在于改变我们对于统计学，尤其是抽样理论的设计。我在此明确支持的是我一直以来所称的“生长尖端统计学”，这一得名来源于以下事实：最大的遗传作用发生在植物的生长尖端。就像年轻人所说的那样：“那里是发生作用的地方。”
如果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能够做什么？”我想要询问的是小范围经过挑选的优秀人群，而非全人类。我认为享乐主义价值论和伦理学理论在历史上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是，哲学家们将病态动机带来的愉悦感与健康动机带来的愉悦感捆绑在一起，将疾病与健康、优秀样本与低劣样本、善于选择者与不善选择者以及生物学上健全与不健全的样本全部混为一谈，并得出平均值。
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可以长到多高，显然，最好是选出那些已知的最高者并对他们进行研究。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可以跑多快，那么无须从总体人口中挑选出“优秀样本”，并对他们的速度加以平均，直接对奥运会金牌得主的成绩进行统计会好得多。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认为可以对道德伦理上最有建树，或是最圣洁的人进行研究。
总体而言，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人类的历史是以人性被轻视的方式记录的。人性的最高可能性实际上一直被低估了。即使有历史上的圣人、圣贤和伟大领袖等“优秀样本”可供研究，人们也常常将其视为拥有超自然的天赋，而非普通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