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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进行到中途，我脑海里整晚都在回放这一切：巴士和雪，沿着斜坡走的那段路，在我前方隐约浮现的教堂，电梯里的陌生人，拥挤的客厅里人们的脸庞、笑容与不安都被烛火照亮，钢琴的音乐声，声音嘶哑的歌手唱的歌，四处弥漫的松香味，这些都伴随着我流连于各个房间。
或许今晚我应该到得早一些，又或者再晚一点，或者根本就不应该来。
洗手间的墙上有一幅古典的棕褐色雕刻画，门外是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向更为私密的非宾客区域。长廊回转，又能神奇地领宾客回到先前的客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起来，我被人群挤向窗边，在巨大的圣诞树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自以为静一些的位置。这时，有人突然向我伸出手，道了一声：“我是克拉拉。”
“我是克拉拉”，这句话就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需要立刻让人知道，似乎我也应当知晓。看到我没有认出她来，或者也许正试图不去认她，她便打破了我的伪装，让我把她的脸对应上这个人人都听过很多次的名字。
在别人看来，“我是克拉拉”这句话是打开话匣的一个试探性的开场白，温顺、谦恭又充满自信和随意，甚至带着冷淡的距离感。像是随意地握手打招呼一样稳重和有活力，却没有用力过度或者毫无生气的肢体相碰之感。
一个害羞的人说出“我是克拉拉”这句话需要鼓足勇气，且几乎筋疲力尽。如果对方没有捕捉到这句话的暗示，反倒会令这个害羞的人心怀感激。
这一次，“我是克拉拉”就像某个人讲了太多次的开场白一样轻车熟路，既不过于自信，也不让人感到唐突，伴着一张试图打破陌生人之间沉默的笑脸。对她、我，乃至对生活来说，自我介绍是让人紧张、局促不安的，甚至有点好笑。这些悄然发生在我们之间，就像某个必须经历又毫无意义的形式。不过，此刻时光正好，我们两人远离了那些在客厅中央即将开始歌唱的人。
她的开场白像吹走障碍物的一阵狂风，敲开了所有的门与窗，吹开了隆冬季节里的四月花，轻易地扰动了那些在人生道路上浮躁、万事不上心的人。她既不匆忙慌乱，也没有略过烦琐细节，这句开场白中带着一丝危机和骚动，但并不让人觉得无心与冷漠，倒是很适合她的形象，那扬起的傲慢的下巴，那胸前敞开的深红色薄纱衬衫，皮肤的光泽与锁骨的线条，还有细铂金项链上镶嵌的钻石闪耀着冷峻的光芒。
在未经任何提示下闯入的一句“我是克拉拉”，就像在剧院开幕前几秒钟突然挤进人群的观众，乱一阵又即刻恢复平静。不过，很显然，她为自己突然打扰了我而感到一点尴尬。就像在剧院里刚找到她自己的座位，就脱落外套，同时转向她的邻座，想要低声自然地为刚才的打扰道歉，悄声地说道：“我是克拉拉。”这话意味着，我就是那个今年你会天天见到的克拉拉，所以让我们好好相处吧。我就是你从没想过会坐在你身边的克拉拉。我也是你余生的每年、每月、每日都希望在此遇到的克拉拉。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尽管你极力掩饰，但你看到我的一瞬间，你的心里就明白了这一切。
在“你怎会不知道？”与“这是什么表情？”的交织中，她似乎在说“看这儿”，像是魔术师要教小孩一个简单的把戏：“拿着这个名字，把它紧紧地放在掌心，当你独自在家时，摊开手回想，我今天遇到了克拉拉。”又像是给一位即将发脾气的老绅士递上一块榛子味的巧克力，并告诉他：“在吃它之前，请什么都别说。”她就是这样，就算挤到或推搡了你，但是在你察觉之前或者想要抱怨之前，就立刻弥补了过错。所以你也分不清她的道歉与推搡到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又或许它们之间根本没有关联，而是围绕着那句“我是克拉拉”，像闹着玩的威胁，伪装成了无聊恶作剧的模样。
遇到她之前，遇到她之后。
在遇到她之前的一切，没有生机、空洞，只是无聊度日。在遇到她之后的一切，激动人心又让人害怕，像站在一座响尾蛇山谷之上看到的海市蜃楼。
“我是克拉拉”，这一句是我最确信的事。警惕、温暖、刻薄又危险，每次回想起她，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她的一切都从这句话展开，仿佛这是一个紧急的宣告，被神秘地写在火柴盒背面，你把它偷偷地塞进皮夹——当一个美梦、一段渴望的生活骤然被点亮时，这张小小的纸片便可以唤回那个夜晚。
尽管这只是一个虚幻的想法，却让我如此心动，如此渴望快乐，以至于炙热到让我几乎相信，在那样的一个夜晚，我是真的很快乐，如同四月的花丛莽撞地在冬至里蔓延开来。
派对结束后，我还会有这种感觉吗？或者我潜意识里会找到狡猾取巧的方式来琢磨一些细微的缺陷，直至这个美梦被扼杀，失去渴望的光泽。当这份光泽消失殆尽，我会被再次敲醒：人生的幸福是唯一一样无法靠他人获得的东西。
当她在那晚的人群中消失，我担心会就此失去她时，“我是克拉拉”这句话便融入了她的声音、她的笑容和她的面庞，仿佛有了魔力。好像只要我对自己悄悄说一声“我是克拉拉”，她就又会出现在我身旁，回到在这棵圣诞树旁，还是警惕、温暖、刻薄又危险的样子。
在见到她之后的几分钟里，我就知道也许我们再也不会相遇。我已经开始在心里演习如何将这句“我是克拉拉”带走，回家与我衬衫的袖扣、领撑、腕表和钱夹一起，藏进我的抽屉。
我已逐渐令自己相信这个美梦不会超过五分钟，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茫然而不真实的片段，就像生活中那些发生太快、太容易的事，轻而易举地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闭环——虽然还是我们生活的样子，却是我们一直渴望又一直欺骗自己、逃避活成的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终于回归正轨，用正确的时态来讲述，以一种适用于自我，且只有我理解的语言来演绎。
生活终于变得真实而明亮起来，因为它不再通过我们本身来发现，而是在别人的声音里或是从别人的手中，抑或在一个绝对不可能陌生的人脸上。但她又恰恰是个陌生人，凝视着我，并在目光里诉说——今晚，我就是你生活的全部面目，生活的所有方式；今晚，我是你回望整个世界时的眼睛。
“我是克拉拉。”它的意思是：现在请轻声说出我的名字，一周后再来看它，看看它周围有没有长出水晶。
“我是克拉拉”——她曾微笑，像是她一直在笑某人刚刚对她说的某件事，并借着笑声开始了另一种情景：她在圣诞树后转向我，告诉我她的名字，伸过来让我握她的手，让我想对那些从未听过的笑话突然发笑，最后意识到她的幽默感真的和我如出一辙。
这就是“我是克拉拉”对我的意义。它制造了一种亲密无间却又时隐时现的情谊的错觉，仿佛以前我们相识，却一直没有联系。所以当她向我伸出手的那个瞬间，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重逢。
她正在做一件我们早就该完成的事——试想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失去了联系；或者经历了太多，抑或我们是很久以前的恋人，直到像死亡这样微不足道和愚蠢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之间——所以这一次，她不打算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是克拉拉”的意思是，我已经认识你了，这并非平常的琐事。如果你不信命运在其中已安排妥当，那么请再三思考。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用随意的鸡尾酒来寒暄，假装这一切都如你所想。抑或，我们可以放下一切，不用理会任何人，像小孩子一样在圣诞前夜在熙攘的客厅中搭起小帐篷，进入一个充满欢笑和能预知的美好世界。这里没有危险，没有羞耻，没有怀疑，也没有恐惧，在这里，所有话语都是玩笑、巧思和妙想，因为最严肃的事情也往往打着恶作剧和寻欢作乐的幌子。
我握着她的手比往常更久一些，我想告诉她我已经接收到了这个讯息，但又不确定是不是自己误解了这一层意思，所以很快就又放开了。
这就是我对这个夜晚的署名与记忆，我对一个普通打招呼式握手产生的曲解。如果她知道如何读懂我，她就会看穿这种无聊的假象，看到更深处的内里，但我不愿意抹去这种无聊感，尤其是在一个只用三个词和轻轻一瞥，就轻易掌握了我所有藏身之匙的人面前。
我没有想到，闯入我生活的人，也能同样自然、轻易地走出我的生活。就像一个在音乐会开始前几秒钟闯入音乐厅的人，发现自己坐错位置后，突然站起来再次打扰大家，而不是等到中场休息的时刻。
我看着她，我认得她那张脸。“你看起来很面熟。”我正想说。
“你看起来很迷茫。”她抢先一步。
“有这么明显吗？”我回答道，“大多数人在聚会上不都显得很茫然吗？”
“有的人会，但他不是。”她指着一个在和女人说话的中年绅士。他正靠在一根一眼就能辨认出是假的科林斯风格的柱子上，手里拿着一杯清澈的酒，似乎他有的是时间。“他看起来可一点也不失落。她也是。”
我是克拉拉。我可以看透你们。
“‘舒科夫’先生和夫人。”她在一旁给他们取了名。
舒科夫先生和夫人迫不及待地都要把衣服扯下来，他一边喝着酒，一边眨着眼睛说：“给我一秒钟，我们就可以起飞。”
“‘舒科夫’的意思是：人们总是无法摆脱希望能摆脱的人。
”她揶揄地解释道。我们开怀大笑。
然后，克拉拉谨慎地指了指一个穿着红色长裙和黑色漆皮鞋的六十多岁的女人说：“圣诞老人的奶奶。你看那个——”克拉拉指着另一个女人，肚子上绑着一条宽大的金扣漆皮腰带，戴着一顶闪闪发光的金色假发，假发的两鬓像两只小野猪的鬃毛，又松又硬，卷着她的耳朵。从她的耳垂上垂下的两颗片状的大珍珠，像是微型的UFO，只是里面没有小绿人。克拉拉叫她“玛菲·米特福德”，然后继续阐述玛菲的故事。她把我也纳入其中，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是否同意加入这个揶揄他人的游戏中。
玛菲说话带着颤音，我说，玛菲在家里穿的是浅蓝色的长毛绒拖鞋。她说，玛菲下身穿着家居服，而且总是穿家居服。玛菲家有一只没修剪体毛的贵宾犬，叫苏莱曼，她有一个绰号叫“薯条”的丈夫，还有她的儿子，叫……皮普，女儿叫米米，不，叫巴菲——和玛菲押韵。玛菲·博蒙特，还是蒙特贝罗，不，是贝尔蒙特。不，还不如叫舍恩贝格，克拉拉说。玛菲还有一个英国女佣，来自什罗普郡。不，是诺丁汉姆。不，是东安格利亚，东科克，小吉丁，我说。她纠正道，是烧毁的诺顿，下一秒又想了想说，不如来自群岛。马略卡岛。
我说：“那要像蒙塞拉特这样的名字才行。”
“不，不。是多洛雷斯、卢斯、贝尔塔、法蒂玛、康苏洛、雅辛塔、法比奥拉、伊内兹、埃斯梅拉达……”——这些名字永远没有终点，因为它们的魔力在于其中的韵律，它们抑扬顿挫，不断在最后一个名字上叠加，如同远洛克威海滩上的沙子。直到说到罗德里格斯——这让我们大呼过瘾。我们看到玛菲跟随着歌手洪亮的声音和节奏笑着扭动臀部，腰带随着抖动逐渐垂下来，就像一个肥大的象征。她的酒杯是空的——她一边喝着酒，一边眨着眼睛说，再给我倒一杯马提尼，看我变成粉红色。
“你是汉斯的朋友，对吗？”她问。
“为什么这样说？”
“你没唱歌。我也没唱歌。”她停顿了几秒，见我没有完全明白她的解释，又补充道，“汉斯的朋友不唱歌。只有格雷琴的朋友才会唱歌。”她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仿佛是为了忍住一个她不打算分享的私人笑话的最后一丝笑意，虽然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却让你一点也不想错过。“很简单。”她边说边明显地指着那些围在钢琴旁的人，那儿有一群人正围着一个嗓音洪亮正唱得尽兴的男子。
“那么，格雷琴一定是两个人中更有音乐天赋的。”我不紧不慢地补充道，我只是想说点什么，什么都行，即使我知道这场闲聊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沉默。但克拉拉的回答让我的话泄了气。
“格雷琴懂音乐？就算音乐在格雷琴耳边放屁，她也听不见。你看她，只是傻站在门后迎接所有的客人，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突然想起了那个蹩脚的握手、敷衍的问候，以及那个为了不弄花了她的妆容而在你耳边擦过的贴面吻。
这句话让我一惊，但我只能听而不闻，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或反驳。
“不过，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她指着那些唱歌的人说道。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着他们的脸。“换了你，你会去唱歌吗？这不过就是一个圣诞派对，大家为何都像吸着蛋奶酒的大金鱼一样兴高采烈？”
我继续沉默。
“说真的，”她补充道，说明刚刚并不是一个反问，“看看这些欧洲的舒科夫吧，他们不都像那些总是在圣诞晚会上唱歌的人吗？”
我是克拉拉。这句话变得令人讨厌。
“但我会唱歌，只是偶尔。”我虚伪地说道。我试图让自己听起来不像那些人一样普通或幼稚，他们认为在聚会上唱歌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也许我只是想看看她会如何收起她的敌意，因为此刻她已经无意中把我卷入了这场战火中。又或者我只是在逗她，不想让她知道，她对社交唱歌的愤世嫉俗与我对自己的评价有多相像。
“‘但我会唱歌’……”她边说边抬了抬眉，似乎我说了什么复杂难懂的事情。她点头，好像在思考我言语中的深层意味，似乎正在权衡如何表达。但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她并不是在说她自己，她只不过是在模仿我刚才对她说的话——但我会唱歌——而且是带着嘲弄的口吻把它再次丢给我，如同一件已经拆开盒子且变得皱巴巴的礼物被退回到面前。
“所以你会唱歌……”她说。显然她还在考虑这件事，还是说，她中了我的招儿之后，已经在反悔嘲笑这件事了？
“是的，我会唱歌，有时……”我回答说，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别太得意或太认真严肃。我假装没有听出她声音中的嘲讽，当我正要加上“在洗澡时”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在克拉拉的世界里，洗澡时唱歌这件事正是每个人都愿承认的，尤其是当他们狡猾地承认“有时喜欢唱歌”时。这本就是一件预料之中的事，仿佛我能听到她在依次解开我句子中的每一个陈词滥调。
“原来你会唱歌，”她开始说道，“一会儿就听你唱吧。”
猝不及防的回应。我使劲摇了摇头。
“怎么，在别人面前唱得不好吗？”她问。
“大概是吧。”我想说“我能唱得更好”，但忍住了，只能这么蹩脚地回应她工作报告式的打趣。但此刻，我已无话可说。
她犹豫片刻，然后看着我的肩膀，打破了沉默：“想听我唱歌吗？”
她的话听起来像是一种夸张的冒险。我猜这不过是个玩笑，在对格雷琴和那些朋友的歌唱表现出反感之后，她此刻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唱歌。但还未等我思考出恰当的话回答她，她已然加入了合唱。我永远也无法将她的声音和脸一并而论，也不相信那是属于她的声音，因为她唱得太声情并茂，仿佛在那一刻，在我身边唱歌的时候，她流露出了更深沉的另一面，提醒着我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看法：从喧嚣如风声般的揶揄，到毒镖般尖锐的嘲讽，可能都是错的。“刻薄”有其更温顺谦恭的一面，“危险”也可以让人有忧虑和怜悯。她充满了如此令人惊讶的转变，以至于要跟上任何一个拐点试图猜测方向，都是毫无意义的。尽管世人有时粗暴且傲慢，但只要有几个音符就能轻易地让人心悦诚服，人的内心和本质是如此善良、坦率，甚至是脆弱的。尽管仍有不安的怀疑，但从一个这样的人转变为另一个那样的人的能力，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我被那声音、被那个人、被无法掌控的转折情景、被如此轻易就得到的愉悦迷住了，无助、无知地被迷住了。她的歌声不仅从她的身体里传出来，也似乎是从我的身体里迸发出来的，像一个久远的承诺，可以追溯到久远的童年；像被遗忘的故事回声，终于可以破喉而出。这种感觉是什么？它又来自哪里？为什么我听见她的歌声，或者盯着她敞开几颗扣子的深红色衬衫，她那暴露的、闪闪发光的领口，让我想活在它的魔咒之下。然后，靠近她的心，贴近它，在她的心里，我在旁边偷看，那个领口之下的项链吊坠细微地来回晃动。此刻，我想把它含在嘴里。
但如同尤利西斯对海妖的诡计有所察觉一样，一部分的我仍然在摸索着不要上当、不要相信的理由。如此完美的声音，衬得她太过完美。
还未过多久，我突然意识到，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钦佩，也并非敬畏，似乎也不是羡慕，而是“崇拜”，这个词就像“我可以崇拜像她这样的人”，当时还没有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尽管那天晚上，我和她站在一起看着白色哈德逊河上的那艘被月光点亮的驳船时，我确实感受到了对她的崇拜和爱慕。平和的冬景让人们的灵魂得到抚慰和升华，让人们的警惕性降低。因为一部分的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界定的虚拟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这里的一个词语，那里的一个字，任何一个词汇，都是我在向一个比我自己强大得多的意志投降之前所要坚持的一切。因为在繁忙拥挤的房间里，当我听到她唱歌时，我发现自己在琢磨一个词，这个词是如此常见，如此老套，又如此安全，以至于我一度很想忽略它，但这也正是我选择它的原因，这个词是：有趣。
她很有趣。不是因为她知道什么，或者她说了什么，甚至不是因为她是谁，而是因为她如何看待和反复思考事物，因为她声音中暗含的戏弄，似乎既欣赏你，又似乎要贬低你，以至于你不知道她到底是闪光的天鹅绒还是一张普通的砂纸。她很有趣，我想了解她更多，听到她说更多，也愿意接近她更多。
但“有趣”实在不是我想要的词。当下一杯酒下肚，我终于想到这个词的时候，这个挣扎着想要听到的词，就会如此自然、毫不费力、无拘无束地溢出来，以至于我站在壁炉边上和她说话，盯着她的皮肤时，我的感觉如同一个梦中之人进入一辆拥挤的地铁车厢，和同伴打招呼后，低头看自己的脚，才发现自己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更没有穿裤子，腰部以下完全赤裸，但一丝一毫不觉得羞耻，也不觉得碍事。
为了避免说出我真正想说的话，我发起了新的话题。只有那些舌头打结的人，在没有勇气时才会畏畏缩缩说得太多。为了阻止自己这样继续下去，我闭上了嘴。我试着让她来主导谈话。然后，为了不打断她，为了不说错话，我咬住了自己的舌头。我咬住的不是舌尖，而是舌头的中部，死死地咬住。如果我去感受的话，甚至可能会感到很疼。虽然我咬住了舌头，却没有改变嘴的形状。然而，我太想打断她了，我想打断她，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用一个既考究又粗鲁、猥琐的词来侵犯和震慑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这么做。
这些话在我嘴里来回蹦跳了好多遍。我想说，我喜欢这个房间，喜欢河滨大道上的积雪，喜欢远方乔治·华盛顿大桥像光秃秃的脖子上一条垂下的项链那样斑驳美丽。我也喜欢她的项链，还有戴着项链的脖子。
我想告诉她，我有多么喜欢她的声音，或许我也该试着说些别的话，羞涩的或试探性的话语，我希望一旦我开始言语，一切都会变得大胆，一切都会导向别的地方。但我刚要提到她的歌声，她就打断了我的话。
“我曾是音乐专业的。”她说，明明是在及时扼杀住我的赞美，但又因对我的赞美置之不理表现得更不耐烦。她的意思是，不要觉得自己有义务说什么，我见多了。
“我想去另一个房间。这里太吵也太闷了。”
我只能沉思着说“好”。还能怎么样？
“不如我们去图书室。那里比较安静。”
她想让我跟着她。我记得我被这个想法逗乐了：所以她是想让我跟着她。
图书室里其实也同样拥挤，大量稀有的皮装书整齐地堆放在墙壁周围，被窗户和看似面向河流的阳台中断。白天，这扇特殊设计的法式窗户一定能让最宁静的光线洒进来。“我可以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余生。”我不由感叹。
“很多人都可以。看到那边的书桌了吗？”
“看到了。”
书桌上摆满了开胃菜。
“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在那里写的。”
“周围有那么多食物？”
她向我匆匆点了点头，立刻否定了这个冷笑话。“我在这个房间里拥有过许多美好的回忆。每一天从早晨九点到傍晚五点，我曾经在这个房间里待了整整一年。他们甚至让我周末都来这里。我还记得这里的夏天和秋天，我记得在这里看着外面下雪，然后是春天，是四月。一切过得真快。”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象着克拉拉在每个冬天的早晨都会准时来到这里写上一整天论文。那时的她戴眼镜吗？是全神贯注于写论文，还是在独自一人时也会觉得无聊？她的思绪又会飘向哪里？克拉拉是否在冬日的午后，在心底曾梦见爱情？是否也曾有忧伤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你真的很怀念写毕业论文的日子吗？因为大多数人有些讨厌想起那段时光。”
“我不怀念，但也不讨厌。”
我的问题似乎没让她提起兴趣。我想让她告诉我，她希望回到的是哪些日子，或者不希望经历过的是哪些日子。但我得到的却是最理智的回答。我很想对她说，你的观点非常可爱而直率，但我忍住了，这样未免显得我高高在上，或者让她误会成是一种讽刺。换了我，我可能会说，即便我很讨厌那些日子，但我也很怀念那时的每一天。我会为了达到某种聊天的目的而说出这个想法，也许是为了从她或我自己身上重新找出一些东西，也许是为了测试她是否对这个悖论饶有兴趣，看看我们是否能在含糊其词的闲聊中，找到一些共同之处。
但我觉得这些事情在她的世界里行不通，比如你想念却讨厌的东西，讨厌你爱过的人，想要拥有就立刻会拒绝的事物，所有这些都如同扭曲繁杂的喷绘屏幕，故意无序杂乱和词不达意只会激起她无趣的点头和再见。
我是克拉拉。请再告诉我更多。
“那是关于什么的？在哪方面上？”
“你说论文？”
“是的。”
“当然是在桌子上，不然呢？”
所以此刻她是在还我冷笑话的人情。谢谢你。
“不，说真的。”我说。
“你的意思是，这是如何对生活在一个霸权、单语种的社会里，被重农论制度殖民的边缘化妇女的对话方式吗？”
非常有趣。
“嗯，不是的。”她补充道。
瞬间，我们陷入沉默。
“我应该继续问吗？”
“没有人要求你问什么。但你应该继续问。”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即将失去她。我也笑了：“论文的内容是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
“不，我只是认为我应该问才问的。”
“关于福利亚舞曲
，一种音乐流派。没什么有趣的。”
“福利亚舞曲？像我这样的人会知道这种音乐吗？”
“像你这样的人……”她重复着我的这句话，仿佛是见到了一种奇怪的水果，她仍在琢磨其不同寻常的味道，然后决定做出判断，所以她之前才说“我们聪明又敏锐”。下一秒，她回过神来，说：“难道我应该猜到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她一下说中了我的心思。她在我之前就已经识破了我的花招，我试图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想要让她问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我是克拉拉。做得不错。
“我相信你以前一定听过福利亚舞曲，即便你可能不知道。”
忽然间，她的声音在拥挤图书室的喧闹声中突然响起，吟唱着亨德尔著名的《萨拉班德》中阴郁的开场白。从前我一直不解男人为什么喜欢女人在他们面前唱歌，那个瞬间豁然开朗了。
“听出来了吗？”
我听出来了，但我没有回答，而是说：“我喜欢你的声音。”不知怎么我脱口而出，犹豫着是否该说点别的，或者，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也愿意把它收回。这个时刻的我，再一次赤裸裸地向前走，并悄悄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兴奋。
“基调虽然总是一样的，但变化却是无限的。想来点水果酒吗？”她的话闯进我的思绪，仿佛把我的赞美和犹豫着进一步拉近关系的举动都立刻遏止住。她的话说得太过突然，再一次让我觉得她的目的是想让我注意到她在故意转移话题。不过在这之前，我早已经发现她不屑伪装对恭维话的嫌恶。
我笑了笑。她看到了，在捕捉到我的笑容后，几乎是在自嘲中回以微笑。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已经猜到我看穿了她的假装，她就得承认，我对她的解读非常接近事实。所以她笑了，既是承认自己的花招被发现，也是表明我们的游戏真的很有趣。我们是如此敏锐、如此聪明，不是吗？
或者她的微笑是反驳我针锋相对的一种方式，就像她被看穿一样，她也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些值得嘲弄的东西，那就是我从那些难以言喻的情绪起伏中获得的快乐，一种近乎罪恶的快乐。也许我们都知道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空洞的信号相互传达。但我当时并没有刻意掩饰，反而回以一个近乎欢笑的灿烂笑容。
她也看穿了这一点吗？她能看出我想让她知道吗？
紧张和焦灼徘徊在我们之间，就像她思考很久却又马上压制住的玩笑。她是真的要在这个微笑之后，对我说些什么吗？让我拼凑完整，说出我对她千回百转的解读吗？你是谁，克拉拉？
有那么一瞬间，也许是为了得到最坏的结论，我开始凝神思索那个穿着宽大敞开的深红色衬衫的女人，她来自未来的岁月，就像我能从窥镜的另一端向她招手一样，作为一个我在遥远的聚会上见过一次的人，作为一个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很快就忘记了的人，一个我本可以为之改变生活的人，或是一个让我的生活严重偏离了轨迹的人，以至于要花上几年、一辈子以至于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记忆。一想到以后没有她，我就能预见在每个工作日的夜晚、每个星期日一整天是怎样的空洞和无趣。我的某一部分已经阻拦不住向前奔去，似乎在失去她很久之后，又传来点滴消息。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从她家来回的路，从她家阳台上看到的风景，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再去看一次。或许我也曾忽略了一些我可能从未注意的角落，早晨她家里咖啡机的声响，她家猫砂盆周围的气息，每日深夜倒垃圾时那扇门发出的嘎吱声，邻居家三层锁打开和关闭的咔嚓声，她的床单和毛巾上的气味，整个世界在我接触它之前就已经飘走了。
我突然停住了脚步，按照迷信者的逻辑，我知道即将到来的悲伤预示着之后会有一定的快乐，但无疑我想追求快乐，却害怕失去，反而再次陷入悲伤。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抛弃的漂流者，在荒岛的高处瞥见一艘帆船时，并没有点燃火堆，因为以前见过太多这样的船，所以不想让希望再次破灭。当我的求生欲催促自己点燃火堆时，又开始对船上的陌生人有了新的怀疑——他们或许比我见过的蟒蛇和科莫多巨蜥更危险、更可怕。我平日里独处的夜晚似乎也没那么面目可憎，无聊的星期天似乎也不太糟糕。不会有什么回响，我不停劝说自己。除此之外，一想到我已然注定要失去她，也许反倒会缓解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让我停住脚，重新站直，显得更自信些。
坦白说，我不想感受到的反而是希望，在希望的背后，一定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以至于任何人看到我都会立刻知晓我那份彻底的、无可救药的痴情。
我不介意让她知道。我想让她知道。像克拉拉这样的女人，如果她知道你被迷住了，也希望你被迷住，那么一切正如她所愿，她能发现你每一次试图掩饰的软弱。只是我不想表现出来，不想让她发觉我努力保持镇定的样子。
为了躲避她的目光，我试图看向别处，显得心不在焉。我想让她问我为什么突然离她而去，想让她担心她会失去我，就像我知道我会轻易失去她一样。但我也想让她嘲笑我，因为我做的正是我所想做的。我想让她看穿我假装的冷漠，把我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暴露出来，并以此衬托她对这个游戏玩法足够熟悉，因为她自己已经玩过很多次了，也许现在依旧在游戏中。我又咬了咬舌头，无耻的念头在我心里涌动。我在这里，一个害羞的人正在假装害羞。
“喝酒吗？”她说。像有人在你面前打了个响指，让你回到人间一样，重复着说一个音调。“会唱歌的人。”她又补充揶揄道，走过去准备给我拿水果酒来。
我告诉她不用给我带什么，我可以自己去拿。我知道这是没必要的，我可以很从容简单地接受她的提议。但我一旦开始陷进去，就无法自拔，我似乎下定决心要表现出我不喜欢有人给我送喝的，而不是受宠若惊于她主动给我送饮料。
“我只是想这么做。我甚至会在盘子里扔上一些好吃的……如果你现在让我过去拿，就别等这些唱歌的绅士把一切都吃光。”她补充道，好像这是她的最后诱饵。
“你真的不必这样做，真的。”
也许我想要的并不是让她不去做这件事，而是阻止她动身，因为最微弱的一步都可能把我们分开，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我们之间发生，我们可能会失去在图书室的位置，再也找不回我们原本的谈话。
她又问了一遍。我坚持说我自己会去拿酒。我知道此刻我听起来很腼腆，也很虚伪。
然后，我担心的事就发生了。
“哦，好吧。”她耸耸肩，意思是“随你便吧”，或者更糟的是“拜拜”。她的声音仍然被我们刚才的笑声所鼓舞；但在某处有一个金属声，不像是讽刺或好心情的轻快，而像是文件柜被关上的低频撞击声。
我立刻因她的变化而感到后悔。
“这些好吃的东西会在哪里呢？”我顺便摸索着回到了她最初的提议，假装之前在图书室里没有注意到这些好东西。
“哦，你别动，我给你拿点。”她的声音里带着佯装的气愤。我看着她的领口，她又变回了冷淡的样子，就像一件两面穿的外套，现在是反面，砂纸变成了天鹅绒。我在想，擦肩而过是不是她侧身的方式，她通过传达很多东西来化解紧张的气氛。如果她再靠近你，就会把你打发走，但她的动作就像一只不想被看穿却渴望被抚摸的野猫，悄悄接近你。
我是克拉拉。她受影响而溃败。我受影响而服从。在这个拥挤而昏暗的房间里，每个人的影子都和他人的影子融为一体，我们无法选择比这更自然的角色了。
带着这种不稳定的氛围，她让你明确她心中的想法，不是因为她喜欢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而是因为她的一切都显得异常冲动、棱角分明、带着刺，若你不屈服于她的推搡打闹，就像是在对她的一切嗤之以鼻。她就是这样把你逼到角落里。若你质疑她的举止，就意味着你不仅是轻视其举止，更是轻视举止背后的人。甚至她挑眉的方式，都是在警告和暗示你立即屈服，如同小鸟奓起蓬松的粗糙羽毛把自己的体积膨胀到三倍，这样便可以更好地隐藏它们因为得不到东西而产生的恐惧。
这一切也许是我的一厢情愿。或许，她根本就没有隐藏什么。她什么都不需要隐藏，也不需要膨胀，谁都不怕。这一切可能只不过是我的无端猜测罢了。
也许克拉拉就是她外表呈现的那样：灵巧、机敏、警觉、尖刻、危险。她只是克拉拉，没有带入任何角色，也没有试图抓住我，没有对陌生人开玩笑，也没有偷偷摸摸地与陌生人为争取情谊而闲聊。如果只做自己，只说自己想说的，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让那些不习惯这种坦诚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伪装与姿态，我以为她已经学会了比大多数人更好地掩饰自己的羞涩，但也许她内心深处的试探与忐忑并不逊于我。她把手肘搭在我的肩上，意思是我们不必为去不去拿水果酒争论。这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手像是一种伪装，像闪闪发光的钻石，也很容易被误解为可能只是玻璃，直到我们再细看一眼，醍醐灌顶地拍拍额头，问是什么让我们认为这是赝品。也许虚伪的是我们。
有的人会和你产生摩擦，不知不觉中会变得亲密；争吵和怨恨同样是通往心灵的最直接的方式。
在你把话说完之前，他们就会率先把你想说的说出来，并给它一个完全不同的释义，让人觉得你一直在暗示你不愿表达，就如同你想要一杯水果酒或盘子里的其他食物，说出来的却是另一番意思。仿佛整个晚上都在为那杯水果酒心神不宁。
她会宽恕我的杞人忧天吗？还是她已经把它理解为她的胜利？抑或是她的想法截然不同？这些措辞到底该是什么？我该用什么来思考？
她一下子就消失了。我最终还是失去了她。我早该知道的。
“你真的想喝水果酒吗？”她回来时问道，她手中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有序地摆放着精致的日式开胃菜，这些小方块只有保罗·克利
才能想到。她解释说：“舀水果酒变得复杂多了。因此，没有水果酒。”听起来就像笃定结果的意思。
我很想拿这个来反击她，不只是因为我突然失望，也不只是因为“因此”这个词本身似乎有点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她说的方式很轻松，而且好像整个关于得到、未得到，然后再去拿一杯水果酒的对话交流，都只有一个目的：跟我开玩笑，并且引诱我，让我的希望升起后，再瞬间破灭。现在，为了开脱自己没有履行的承诺，或者说不屑于履行，她试图让我觉得我从未想过喝水果酒——这是事实。
我注意到她将开胃菜两两一对整齐地摆放在盘子周围，就像她为诺亚方舟精心排好了队。我想，这是她弥补不想拿水果酒的方式。金枪鱼和牛油果迷你卷，一男一女；奇异果和瓦片鱼，一男一女；烤扇贝上面放着一根粉嫩的小枝，铺着蜿蜒流畅的芜菁，罗望子果冻配着柠檬皮，一男一女，成双成对。我还没告诉她为什么这些奢侈的小菜让我笑了，就意识到这样搭配的开胃菜有着惊人之处：似乎它们即将繁殖，我还没来得及反驳，就想到了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让我的胃颤抖了一下，就像被海浪高举又瞬间摔下来一样。不是一男一女，也不是雌雄动物在黑海冰冷的岸边摇晃，在诺亚方舟旁排队等候通行的是雄性和雌性，就像你和我，只有你和我。克拉拉，等着轮到我们，轮到哪一个，现在就说点什么吧。克拉拉，我还没有喝够酒，否则我就会脱口而出，只是现在没有勇气说出来。我想摸摸她的肩膀，想用嘴唇蹭蹭她的脖子，亲亲她的右耳、左耳，沿着她的胸骨……感谢她这样摆放盘子，感谢她知道我会怎么想，感谢她和我一起想，即使她都没有想过。
“转念一想……”我开始了，不知道是否该补充点什么，但又犹豫不决，因为我不知道犹豫不决是否会引起她的注意。
“什么？”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嘲讽的懊恼。
“其实，我不喜欢水果酒。”我说。
这下轮到她笑了。
“这样啊，”她也是犹豫地说着，她也知道如何玩等待的游戏，让我屏住呼吸等待她的下一句话，“我讨厌，很厌恶水果酒、桑格利亚酒、女士酒、德贵丽酒之类的……这些酒让我作呕。”这是她的方式，当你以为你已经一举击败了她最后的反击，她还是会扯掉你脚下的地毯。我是克拉拉。我可以为你做得更好。
我们彼此都在怀疑对方的回答，但谁也没发问——如果两个人都不喜欢水果酒，我们为什么会对它大惊小怪的？再一次，我们不去问，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都想问。我们笑了笑，因为我们知道，也想让对方知道，如果对方一旦暗示了这个问题，我们彼此都会立刻坦白为什么会在水果酒上争论不休。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喜欢水果酒的人。”我补充道。
“哦，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她不服似的说道，“坦白说，我向来不喜欢派对中有一大碗水果酒摆在中间。”
我喜欢她这个样子。
“那些参加这种派对的人，你会喜欢他们吗？”
“我喜欢‘其他人’吗？”她停顿了一下，“这才是你要问的吧？”
这是我想问的。
“很少，”她说，“大多数人都是‘舒科夫’。除了那些我喜欢的人。不过在我喜欢他们之前，他们在我眼里也是‘舒科夫’。”
此刻，我渴望知道自己在她的舒科夫们的天平上排在什么位置，但没敢问。
“什么原因让你想去了解舒科夫们？”
我喜欢用她说话的方式说话。
“你真的想知道？”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无聊。”
“过着圣诞节还感觉无聊？”
在我天真单纯的意愿背后，我只想表明我很喜欢回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喜欢那个时刻，我还不想放手。
“也许吧。”她犹豫了一下。她似乎不喜欢轻易答应别人，喜欢在“是的”之前加个“也许”。我已经听到了隐隐约约要敲响的鼓声。“不过，你想想看，如果没有我，这个聚会有多无聊。”
我很喜欢这句话。
“我可能已经离开了。”我说。
“不会是我留下你的吧？”
又来了，这个讯息不是真正的讯息，但似乎也可能，一直以来都是真正的讯息。
在这波涛汹涌的潮水中，一些令人欣慰，几乎是令人心动的东西唤醒了我，我觉得她是一个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我们降生在同一个轮回，从我口中说出这些话，并通过对我的回应，就能赋予这些话生命，如果我把它们留给自己，它们就不会成真。在爆脾气的伪装下，她的话语暗示了一些善良又温馨舒适的东西，就像一条值得信赖却有着粗糙褶皱的毯子，能接纳我们的现状，明确知晓我们的睡眠方式，我们曾经历了什么，我们曾梦见了什么，看过我们急迫的渴望，也看过我们羞于在独自一人时赤裸地面对自己，她有那么了解我吗？
“大多数人仍然是舒科夫，”我说，不知道我是否是认真的，“但我可能不是。”
“你总是这样矛盾吗？”她嘲讽道。
“难道你不是吗？”
“这个词是我发明的。”
我是克拉拉。我发明了谜语和它们的秘籍。
我环视四周，也许是为了避免看着她。我扫视着图书室，偌大的房间里坐满了那种参加聚会的人，一大碗水果酒就放在他们无休止的聊天中，等待被人舀起。我想起了她那轻蔑的“看他们的脸就能知道”的表情，并试着向他们的方向投去阴冷的目光。这个姿态给了我一个借口，让我继续看别的地方。
“其他人……”我说，为了填补沉默，我重复了那个我们约定好的给他们的词，仿佛这个词概括了我们对其他人的一切感受，并将我们对整个人类的控诉钉上棺材板。我们都是外星人，正密谋着与地球人重新开始我们不情愿的求爱。
“其他人。”她回道，还拿着盘子，盘子里的东西我们都还没碰过。她没有给我，我也没动。
让我不爽的是她说“其他人”的方式——似乎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厌恶，而是淡淡地变成了一种灵魂上的东西，近乎悲伤和怜悯。
“其他人有那么可怕吗？”她问道，抬头向我寻求答案，仿佛我是向导，带着她走过一道并不真正属于她的风景，她对这道风景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多少耐心，但她偏偏走了进去，只是因为我们的谈话已经偏离了原本的方向。
她是在礼貌地反对我吗？或者更糟糕的是，斥责我？
“可怕吗？不。”我回答道，“重要吗？我不知道。”
她考虑了一下，说：“有些是重要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有时我不希望如此，虽然最终我们都会孤独。”
她又一次以如此哀伤、谦逊和坦率的态度说出了这些话。她似乎承认了自己身上的一个弱点，她曾经努力过但未能克服的弱点。她的话刺痛了我，因为那些话提醒我，我们两个是落在不同星系的人，我才是外星人，而她是第一个碰到我的本地人，向我伸出友好之手，准备带我进城，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和父母。我猜想，她一定喜欢着某些人，知道如何忍受舒科夫们，直到他们不再是舒科夫。
“其他人也是如此。”她补充道，目光沉郁而悠远，仿佛对他们仍有未解决的感情，“有时候，他们站在‘壕沟’前，提醒我们并不孤单。即使我们之间还有一道壕沟。所以，是的，他们很重要。”
“我知道。”我说。也许我对人类的全盘控诉走得太远了，现在是退步的时候了。“我也讨厌孤独。”
“哦，我一点也不介意孤独。”她纠正道，“我喜欢一个人。”
难道她又一次忽视了我为了与她的观点一致而做出的努力？或者，在我试图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她的时候，我是不是没有听到她在说什么？是我拼命地想让她和我一样，这样她就不会那么陌生了吗？还是，我应该试图像她一样，显得我们比看起来更为亲密？
“不管有没有他们，总是pandangst。”
“pandangst？”
“流行性焦虑症——最后一次被发现是周日晚上在上西区，但今天下午有两起未报告的目击事件。我讨厌下午。这是个令人焦虑的冬天。”
忽然间我明白了，她不介意孤独，只有那些从不孤独的人才会渴望孤独。孤独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很羡慕她。也许，她的朋友们和她的恋人或未来的恋人，并不能让她轻松地独处。她并不介意这种状况，但她却喜欢抱怨，就像那些去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抱怨他们从未见过卢克索
或加的斯
一样。
“我已经学会了接受别人提供的最好的东西。”这是一个走到完全陌生的人面前，只是用握手来打招呼的人。她的话语中没有傲慢，而是隐含着一长串挫折和淡淡的失望与沮丧。“无论在哪儿遇到，我都会接受他们的付出。”
停顿了一下。
“还有呢？”
这也许不是她的意思，但我想我已经听出了她的话中最后那个私密却响亮的建议，就像一个警告和引诱。
“剩下的就交给掷硬币？”我提出来，想表明自己在爱情之道上有足够的经验，已经领会到她的意思，而且我也犯了从别人那里拿自己需要的东西、把剩下的东西扔掉的毛病。
“掷硬币？也许是吧。”她回应道，对于我的建议，她还是不愿听从。
也许是我太苛刻、太不公平了，因为这也许不是她想说的。她心不在焉的，似乎默许了我的暗示，而她想说的，也许只是“我接受他们，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存在”。
或者这是一个更尖锐的警告——我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所以你自己要小心——我暂时没有注意到这个警告，因为这与她几秒钟前痛苦的表情不一致。
我正想改变策略，建议说，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放手任何东西，更不会爱那些我们根本就不爱的人。
“也许你是对的。”她打断我的话，“我们留住人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帮我们渡过难关，而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想要他们。我并不认为我对人总是那么好。”
她让我想起了那些让猎物苟延残喘的猛禽，猎物已然被分割成了两半，用来喂养猛禽的幼崽。
只把最好的东西拿走，其余的都扔掉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呢？
克拉拉对一个男人做了这些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是克拉拉，我对人并不总是那么好。
她这是在引导我说出来，还是在警告我，要我不要相信？
她的生活是不是被打扮成了高档精品店的样子，可实际上却是逃避现实的战壕？也许吧，她说。有些人的一生都在凡尔登
度过。
有些人在战壕附近厮打挣扎，以至于希望与爱情在我们身上都散发着焦土的味道。
这是她对战壕的形象的贡献。从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嘴里说出来，我觉得过于黑暗与凄凉。她，穿着解开几颗扣子的衬衫，戴着单一的吊坠配饰，以及像是刚从加勒比海回来晒得黝黑发亮的肤色，这副躯体里真的有着如此悲惨的人生观吗？还是说，这是她对我编造的恶魔形象的转述，好让我们之间的对话持续下去？
她说战壕里的爱情是什么意思？和别人一起生活？没有爱情的生活？生活中想要一个人与之陪伴却每每错过了？生活中有太多的人？朋友寥寥无几，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或者是单身人士的生活？生活的高低起伏，我们在大城市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露宿，寻找一些我们不再确定会被称为爱情的东西，如果爱情从附近的战壕里尖叫着冲向我们，它的名字叫克拉拉？
战壕，不管有没有人，都一样。尤其是约会，她讨厌约会，感觉是煎熬和折磨，战壕里的流行焦虑症。若去考验约会，宁可呕吐也不去约会。
周日下午的战壕。我们一致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坑，所有沟渠和散兵坑的集合。Les tranchées du dimanche
，这让它们突然间有了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光景，阿夫赖城
、柯洛
、埃里克·侯麦
。
周六也不是很好，我说。周六的早晨不管坐在里面还是在外面，总觉得别人更快乐。然后是不可避免的两个小时的洗衣服时光，你可以很容易地脱掉你的皮肤，然后和你的袜子一起扔进洗衣机。并且你感觉自己像一个甲壳类动物躲在石头里，一个新的身份正在为你旋转洗涤，希望从烘干机里出来的东西能重塑你自己。
她笑了。
轮到她：战壕，两面的泥沼，尴尬的泥沼，无聊的泥沼。伤痛，被伤痛，疏远的恋人冷淡地握手，他们出来检阅伤害，一起抽烟，与朋友玩闹，然后回到没有爱的生活中去。
轮到我：那些伤害我们最深的人，有时是我们最不爱的人。到了周日的时候，思绪繁杂如同进入泥沼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想念他们。
轮到她：思绪的泥沼总会在我们睡不好的时候浮现。你希望你能和某个人在一起，谁都行，总比没有人好，却发现没有一个人是最好的。
轮到我：思绪的泥沼还会在这时候出现——当你经过别人家时，你会想起自己有多惨，那些片段瞬间会快速回放，让你重新过一遍，只是这一次更慢，你付出那么多代价，但以后永远也不会有这些生活了。
“高度的矛盾性。”
“最近我很少在泥沼过日子了，我一只手就能数出来。”我说，“在‘玫瑰园’里的日子，一个手指头就能数完。”
“你现在还在思绪的泥沼里吗？”她毫不客气地说。
“不在泥沼里。”我回答，“只是在等着。很危险。也许是在全面反思，可能会再被拉回去。”
这句话让她很开心。她很懂我的意思，即便我们的意味和比喻越来越繁复。
“你上次去‘玫瑰园’是什么时候？”
我多么喜欢这个问题，这种切入主题的方式，带着我们一直以来的暗示比喻。
我应该告诉她吗？我听懂她的问题了，我应该假装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吗？我可以说，此时此刻就是玫瑰园，或者说我从没想过这么快就能看到玫瑰园。“从五月中旬开始就没有了。”我听到自己这么说。将这一切公之于众太轻易了，以至于我谈论到自己的不安时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我现在说的每一个字似乎都非常激动，想让众人皆知。
“那你呢？”我问道。
“哦，我也不知道。待着，最近只是静静地待着。和你一样，我想。我叫这个状态为冬眠，在隔离，在超越时空，为我的罪孽，为我的什么都行。在康复期，”她说，模仿维也纳分析家的快速停顿的口齿，决心使用多音节拉丁文为反击，“我也在被‘改造’。不是‘派对分子’，真的。”
这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眼里，她就是派对分子的化身。我到底错在哪里？担心我们的信息不对等，我问道：“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对吗？”
她被逗乐了，依旧不失时机地说：“我们知道我们说的是。”
这并没有说明白，但我喜欢阴谋地猜测，这是迄今为止我们之间最让人激动和兴奋的事情。
当她开始向图书室的另一端走去时，我看着她，那里摆放着两个书架，堆满了Pleiades，显然没有人翻阅过。她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一个在煎熬和折磨中的人。
“你觉得怎么样？”
“对这些书？”
“不，是对她。”
我看着她指的那个金发女人。她说，她叫贝丽尔。
“我不知道。不错，我想。”我说。我敢说克拉拉宁愿当场被狠狠地揍一顿。我想让她知道，我只是在假装很天真，在完成我自己的破坏工作之前坚持住。但她没给我时间。
“皮肤白得像阿司匹林，体态如木瓜这么大，她的膝盖已经被撞得毫无知觉了，你没发现什么吗？”她说，“她是用‘后腿’走路的。你看。”
克拉拉模仿着女人的步态，拿着盘子的两只胳膊软绵绵地举在半空中，仿佛它们属于一只努力装作人类的狗。
我是克拉拉。我又开始揶揄他人了。
“每个人都说她走路蹒跚。”
“我没注意到。”
“下次看她的腿。”
“什么叫下次？”我说，我试着表明我已经把她从记忆中删除归档了。
“哦，了解她。很快就会有下一次的，她盯着你看好一会儿了。”
“我？”
“别假装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然后，她突然说：“我们下楼去吧。那里比较安静。”她指着一个螺旋形楼梯，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因为在图书室里和她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停止盯着房间看。我喜欢螺旋形楼梯，可是怎么就没注意到它的存在呢？
我是克拉拉。我让人失明，失去理智。
这不是一间公寓，而是一座装扮成公寓的宫殿。楼梯上挤满了人。一个穿着紧身黑西装的年轻人靠在栏杆上，她显然认识他，他大声地，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克拉里什卡！”之后，用双臂抱住了她，而她则挣扎着把盘子从他手中拿开，用一种嘲弄的表情说：“想都别想，这不是给你的。”
“看见奥拉了吗？”
“你只要找到提托就可以了。”她打趣道。
“讨厌，讨厌，讨厌。罗洛在打听你。”
她耸了耸肩。
她说，那是帕布力图。她认识这里的每个人吗？她自称不是派对分子，不是吗？而且每个人都有外号吗？
当我们继续下楼时，她拉住了我。我感觉到我们手掌间的爱抚，一直以来都能感觉到，在这种不知疲倦的手指摩擦中，有很多美好的友情和轻薄的激情。两人都没有真正承认，也不希望它停止。这不过是一场手的游戏，这就是为什么两人都不屑于停止和隐藏，若游丝般，又带着愉悦的罪恶那样长时间触碰。
在楼下，她穿过人群，把我领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靠着一个窗台，那里有三个小小的垫子，似乎是在等我们。她本想把菜放在我们中间，但随后就坐在我旁边，把盘子放在腿上。我想，这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也就有了解释的余地。
“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我只想到了她的锁骨和上面闪闪发光的晒斑。女士与锁骨。衬衫与锁骨。致锁骨。两百年后的这根锁骨，如果在冰冷寂静的墓穴里，会让我的日子如此缠绵，让我梦中的夜晚如此寒冷，以至于我希望自己的心血干涸。要用手指去触摸和抚摸她的锁骨。这锁骨是谁，当我对着它许愿的时候，什么人、什么奇怪的意志会出来阻止我？锁骨，锁骨，你不累吗？我会为锁骨的不屈而伤心吗？我盯着她的眼睛，突然脑子里乱糟糟的，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的思绪都乱了。我甚至无法把两个念头拼凑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幼儿教导应如何走路的母亲一样，握着孩子的两只手，让他把一只脚伸到另一只脚前，但他没有动。我从一件事跌跌撞撞地走到另一件事上，然后呆呆地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想不出任何一件事。
让她知道这一切。因为我也喜欢这样。哪怕一分钟，我都不想掩饰。她的目光让我疲惫不堪，让我想吐露一切。再多一分钟，我就会崩溃得想要亲吻她，要求亲吻她。如果她说不行，绝对不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会再问一次。而且，我知道她知道。
“那么，”她打断道，“跟我说说玫瑰花丛中那个六个半月的甜心吧。”
她费尽心思地计算了月份，还故意想让我察觉？还是说，这是一条红鲱鱼，故意扔进去，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让她，或者我，轻松地摆脱我们陷入的沉默？
我不想谈论玫瑰花丛中的甜心。
“为什么不谈？”
我摇摇头，如是说：“你说得太离谱。”我试着找回一些我的聪明。
“你总能找到爱情吗？”我脱口而出，话锋一转，为我突然的勇气激动不已。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经常是这样的，或者是某个版本的爱情。常常要继续寻找它。”她立刻回答，好像这个问题并没有让她感到惊讶或吃惊。但随后，她问道：“你呢？”我自以为我巧妙地设置在我们之间的面纱突然被撕开了。她从被问者到提问者的转换太突然了，当我马上要想出一个好的答案时，我发现她又笑了，就好像我轻率提及去年五月玫瑰园这事儿，已经困扰着我，并站在我和我正在挣扎着要穿上的保护罩之间。我思索答案时，听到她在模仿问答节目倒计时时钟的嘀嗒声。她明确表示她已经凭直觉知道了我的答案，但她不会这么快就放过我。我想解释，我怎么也搞不懂是在别人身上找到爱更难，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到爱更难，流行性焦虑症的爱不应该被混淆、被误解，但她突然说——
“时间到！”
我看着她手里拿着一个想象中的秒表，大拇指按着停止键。
“可我以为我还有几秒钟。”
“节目的赞助商很遗憾地通知他们尊敬的嘉宾，他已经被取消资格，理由是……”
她在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我有尊严地退出。
我又一次摸索着寻找一些闪光和聪明的东西来挣脱这个角落，同时意识到缺乏机智的我现在处于不利地位，就像我无法说出真相，也无法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一样。
“理由是什么？”她继续说，手里还拿着那块想象中的秒表。
“基于矛盾的理由？”
“确切地说，是以矛盾的理由作为安慰奖，本节目很高兴在这个盘子里安排了这一盘开胃菜，我们敦促尊敬的客人在这里的女主人把所有东西都吃光之前，尝试品尝一下。”
我向盘子里伸出两根怯生生的手指。
“这些是最好的，它们没有大蒜。讨厌大蒜。”
“是吗？”
“非常讨厌大蒜。”
我和那些喜欢在洗澡时唱歌的人一样，喜欢大蒜，但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都讨厌大蒜。”
然后她指了指一小块滑嫩的肉，上面有一片薄薄的锯齿状叶子，像修整过的海马的鬃毛一样竖起来。
“吃掉它！精巧点吃！”
“什么意思？”
“意思是，就像你在吃需要崇敬之物一样。”
为什么我觉得她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她、对我们的一种隐晦又不那么隐晦的暗示？
“这些是什么？”我指着仿佛由保罗·克利画上布置的一个方形碎片问道。
“别问，自己拿。”
她的嘴里满满的，慢慢地咀嚼着，暗示着她很喜欢每一口食物。真是个奇怪的人。
“曼凯维奇。”一分钟后她低声说。
“曼凯维奇。”我重复道，这个词仿佛有更深的含义，我无法理解，但我认为它是“精致”的同义词。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她指的是房间里的某个人，或者是指我没有听清楚名字的开胃菜，抑或是这是在享受美食的时刻才会说的口头禅。曼凯维奇。
“谁是曼凯维奇？”
“曼凯维奇做的这些。”
“听起来不像是日本人。”
“不是日本人。”
然后就要吃一个小肉丸，要蘸着盘子里那一小撮很辣的塞内加尔酱汁吃，非常精致。她提醒说：“只能轻轻蘸一点，不能多蘸。”
我正要把肉丸放进嘴里，她却让我等一下。
她是不是很像刚从国外旅行回来，强行教他人所谓“地道”的吃晚餐仪式的客人？
“我必须警告你，这个酱汁非常辣。”
“你怎么知道？”
“相信我。”
我多么喜欢我们互相呼应的方式，不仅仅是我们的话语，还有说话的语气，仿佛在交换这些讨好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被吸引到一个磁场中，只需要屈服于它。我们的交流让我联想到了一只手，在他人天鹅绒的袖子上不断揉搓着柔软的绒毛，来来回回摩挲，仿佛我们之间的毫无意义的话语，不过是不经意间捡起的游离物，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从一个人换到下一个人，所有重要的是交流和手势，是付出和收获，不是话语，不是东西，只是来回。
“曼凯维奇。”我说，仿佛在用肉丸为健康干杯，或者说出一个晦涩的咒语，意在驱赶厄运。这让我想起了深海潜水员，他们坐在划艇的边缘，喃喃地念着一个字的咒语，然后举起两只大拇指，头朝下、脚朝上地跳入海中。
“曼凯维奇。”她嘲讽地低声说着。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我应该听从她的警告，因为一种灼烧感开始控制我，上升到我的头皮上，然后波及我的后颈。我的眼泪涌了出来，甚至在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忍住、摆出态度、吐出食物的时候，它们就溢了出来，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而每当我咀嚼食物或想把食物咽下去时，嘴里的火气就会加剧。我摸索着寻找手帕，感到无助，又非常害怕，因为无论我等多久辣味都不会消退，即使在我吞下整个肉丸后，辣味仍在不断加重，就好像第一次爆发的辣味根本不是辣，与肉丸本身无关，而是一场尚未到来的强劲辣味的前奏。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我会不会生病？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我想恢复冷静之后告诉她我发生了什么，但我的沉默、我的眼泪、我的痛苦一定已经告诉了她足够的信息。我往后仰，发现头靠在窗棂上的那一刻，这种冰凉的感觉是如此讨人喜欢，以至于在我迷茫的状态下，我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喜欢因纽特犬，为什么因纽特犬在寒冷的天气里能茁壮成长，为什么……如果我有愿望，我最想做的就是变成一只因纽特犬，在此刻窗外哈德逊河冰冷的河岸上自由地奔跑。再问我，克拉拉，我现在是不是光着身子在战壕里，我会告诉你，我掉进的这条沙丘色的战壕有多深，有多致命，我是多么绝望地挣扎着要出来；我想要的只是雪、是冰，更多的冰。
克拉拉不安地盯着我，以为我晕倒了，刚醒来。她给了我一块面包，我才意识到，这是她特意放在盘子里，跟肉丸一起吃的。我忽然希望她的嘴也能着火。我希望她能像我刚才一样感到慌乱、动摇和赤裸，这样我就不会孤单了，这样我们的嘴里都有火，脸上都流着泪，我们就能找到更多的东西来拉近我们的距离，没有言语，没有玩笑，只是我们的嘴在一起燃烧，就像一张嘴一样，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做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然而，她还是坐在那里，只是向我靠拢，她大概是在微笑，就像护士弯腰用湿海绵擦拭受伤的士兵脸上的汗水。我想到了士兵可能会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因为他失血过多，所以向一个在其他情况下，永远不会为他花时间的人敞开心扉。她是担心吗？还是说，她会等我好起来后再嘲笑我？她警告过我，不是吗？但我听了，我听了吗？就用这嘴唇碰我的脸吧，克拉拉。用你的嘴唇碰我，用你那带着嘲笑、嘲弄的嘴唇，用你的拇指碰我，克拉拉。用你的拇指和你的舌头伸进我的嘴里，把火拉出来。
更糟糕的是，这让我感到羞愤。我有什么办法消除这只是一具痛得打滚的身体的羞耻感呢？我试着用感觉良好的陈词滥调来安慰自己。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展示所有的东西远比我的话语要好得多，这才是事情的关键。但我无法让自己相信。
也许事情比我想象的复杂。因为一部分的我最喜欢向她展示我是如何被组合在一起的，以及哪里容易被拆开。但当我真的把自己赤裸裸地摆放在那里时，就像一本解剖书一样，一一掀开，显示出我咽喉中火的颜色，以及错综复杂盘绕着静脉的器官羞耻的兴奋。我羞耻的快感，我那微不足道的、被惊吓到的羞耻感。一个人努力相信存在的羞耻感，甚至挣扎着去克服的羞耻感，就像在裸露的殖民地一样，它和我们的手表和钱包一起被留在了柜子里。
我试图喃喃自语来掩饰激动，但是我就像奥维德
的雄鹿一样，想喊出声来却发出了呻吟的声音，这让我感到尴尬，假装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语言。我想呻吟，我想让我们一起呻吟，像母鹿和雄鹿在冬日吹拂的森林里一起呻吟，像恋人一样永不分离。
那块面包还在这里，而我试图表现出完全没有必要用到，我以前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只要给我一点时间就好了。让我留点面子，不要再盯着看了。就像受伤的士兵在自己缝合伤口。在这里！
但她就坐在那里，像一个按小时计酬的护士，直到看着病人把医生开的最后一粒药丸都吞下去才肯离开。
“拿着这块面包，”她说，“咬一口含在嘴里，也许会有帮助。”
我是克拉拉，最仁慈的人。
我就像拿手帕一样拿着这块面包，没有挣扎，这是我强颜欢笑背后的顺从，我已经违背了我的意愿，违背了所有的解释，以至于我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要确保即将在我喉咙里爆发的不会是一声抽泣。
我终于把面包吞了下去。她默默地看着我咽下去。
她转过身看着窗外。她让我想起有人一边给我把脉，一边用缥缈的目光数着秒。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转过身来，盯着远方哈德逊河。此刻，我们的肩膀相触。
我们都知道此刻最好不要展露太多，一部分的我此刻却热切地想要展示：在聚会上相遇的陌生人之间，沉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需要一点时间来喘息。我们没有说任何关于景色的事情，没有说房间里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没有说新泽西州海岸线上斑驳的灯光，也没有说冰块在下游漂流的样子看着就像一群分散的母羊，被一艘大型且固定的拖船赶着，用警戒的灯光跟着它们。
在外面的河滨大道上，孤零零的灯柱立在光晕中，在雪中闪光，就像希腊戏剧中失落的合唱团，每一个受困的祭祀者都头顶火光做困兽之斗。他们似乎在说，我们太远了，我们听不见，但我们知道，我们一直都知道你的存在。
她喜欢新鲜的空气，她说。她把法式窗户打开了一条缝，让冷风溜进房间。然后她走到一个很大的阳台上，点了一支烟。我也跟着点了一支。但，我抽烟吗？我还是做了一个接受的动作，但又想起自己踏出六个半月的玫瑰丛之后就决定戒烟了。我急忙解释了一下。她道歉，说她再也不会提抽烟了。我试着不去解读这个词是否又是一个好兆头，但决定不对她的每句话都刨根问底。
“我称他们为‘特工’。”
“为什么？”
“秘密特工总是在电影里抽烟。”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有很多秘密？”
“你在‘钓鱼’。”
愚蠢，愚蠢的我！
她模仿着特工的动作，好像在维也纳老城一条黑暗的鹅卵石小道上飞奔。
淡银色的雪在城市上空盘旋不止。整晚都在下雪，她站在栏杆旁，挪动着脚步，轻轻地拂开褐红色的麂皮上的雪。我看着雪在风中飘落。
我喜欢这个场景：鞋子、绒面革、雪、栏杆，整个过程做得心不在焉，她的指间还夹着一支烟。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踩在新雪上，留下脚印，也是一种美。从前为了不费鞋子，我总是尽量避开雪地。
从高处俯瞰，银紫色的城市在空中显得空旷、遥远而又超凡脱俗，这是一个迷人的城市，它那闪亮的尖顶在冬日的薄雾中悄然升起，与星辰共舞。我看着河滨大道上新留下的车辙印，路灯洒下暖光，一辆巴士在雪地里绕过112号街和河滨的小山丘，踏着雪走了。它说，我就像克拉拉，我会带你到你不知道的地方去。
一个侍者打开通往露台的推拉门，问我们是否要喝点什么。克拉拉在他的托盘上发现了一杯血腥玛丽，她毫不犹豫地说要这杯。在那位侍者还没来得及劝她想想之前，她已经从盘子里端起了它。我是克拉拉。我拿走任何东西都轻而易举。这杯酒的颜色和她衬衫的颜色很相配。她把玻璃杯放在栏杆上，把杯脚整个埋进雪里，要么是想让酒保持冰凉，要么是为了确保它不会被第一阵风吹倒。她抽完烟后，用鞋子把烟头踩灭，然后，就像她拂掉雪一样，轻轻地它从阶上踢下去。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鞋子、玻璃、露台、哈德逊河上的浮冰，巴士在路上缓慢行驶。甜蜜的哈德逊河水，轻柔地流淌奔跑，直到我的歌声结束。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曾坐过一辆类似的巴士。由于暴风雪，我错过了下车点，只能在经过106号街6号街区时下了车。那一刻我在思考，我在哪里？我为什么会犯错？当我提着塑料袋时，感觉很可笑，里边有两瓶香槟，尽管商店的人在它们之间插了一块纸板，但它们还是不停地相互碰撞。在暴风雪中，在第112街附近，我看到了塞缪尔·琼斯·蒂尔顿
的雕像，那无动于衷、庄严的目光凝视着西边。我走上台阶，一只流着口水的圣伯纳德犬突然出现在土丘上，四处张望，似乎并不打算理睬我，但我还是试图避开它。我是该跑开还是保持冷静，或是假装没有看到它？然后我听到两个男孩呼喊它的声音，他们正从土丘上滑下来。这条迷路的狗跟着他们一起进入公园。之后，我走在那荒芜的6号街区的沿河公路上，一路上弯弯曲曲，冰块在雪下嘎吱作响。这让我想起卡普拉的《贝德福德瀑布》和凡·高的《圣雷米》，想到了莱比锡和巴赫的合唱团，想到了最轻微的意外有时会敲开新的世界，看到新的建筑，遇到新的人，揭开我们不想失去的面孔。圣雷米、诺查丹玛斯
和凡·高走在同一条小镇的人行道上，先知和疯子交错而过，相隔几个世纪，只有一个点头招呼。
当我在楼上看着窗户时，我曾想象过是在一个安静、心安的家庭，孩子们会准时开始做作业，客人永远不愿离开，在夫妻很少说话的晚餐会上，孩子们活跃着气氛。从我们现在所站的阳台上看，遇到可怕的圣伯纳德犬的事似乎离我们很远。我想起了莱茵河和易北河沿岸的中世纪卫城，尤其是耸立在112号街的大教堂，河水离我们如此之近。为了有个很时髦的迟到借口，我绕过街区，到达了百老汇的施特劳斯公园。时间还早，我很高兴还有时间重新考虑是否去参加这个聚会，尤其是我几乎没有参加的欲望。我想找个好的借口，同时紧紧抓住那张印金的邀请卡，因为印得太浅了，我看不清，我几乎想向其中一根灯柱问路。它也和我一样，在风雨中迷失了方向，尽管它非常愿意用那微不足道的光亮，帮助我读懂像诺查丹玛斯写的草书一样让人捉摸不透的四行体诗。为了打发时间，我找到一家小咖啡店，点了杯茶。
而现在，我在这里，和克拉拉在一起。
在我咽下那个非常辣的肉丸，几乎是号啕大哭之后，我站在这个能俯瞰曼哈顿的阳台上，计划着明晚要重游106号街，把今晚的一切重演一遍。在我的闲暇时间里，有大教堂、公园、雪、印金的邀请卡，还有那些头顶火光的灯柱。我低头看了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几个小时前向接近大楼的我发出警告，推迟来这里。先走半步，然后走半步，再走半步，就像朝拜的人一样，当他们伸手推开他们渴望但又害怕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时，除非他们先把它推得足够远，不然走着走着就容易想渐渐地走下去了。
我应该用我的胳膊搂着她吗？慢慢地？
我试着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在看别处，我们俩都在盯着夜空，那里有一束微弱的蓝色光束，从上西区的一个角落发出，绕着天空旋转，在斑驳的夜色中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说不出来要找什么，或许也不是真的想找到什么。每次它在我们头上绕圈，就像一个纤细而有栅栏的乌鸦吊桥
，每次它试图从迦太基的幽灵战船上下来时，都会错过降落的机会。
我想说：“今晚玛吉真的迷失了方向。”
但我没有说出来，我想知道我们要这样站在黑暗中盯着看多久，追寻着头顶上光束的静默轨迹，仿佛它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景象，证明我们的沉默是正确的。也许，通过对天空的探寻，光束最终可能会落在什么东西上供我们谈论。只是，光束没有锁定什么东西。这样的话，我们也许会把光束变成一个话题。我想知道它的目标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或者为什么每次它似乎触及最北端时都会下沉？抑或……我们就像身在伦敦，而这是闪电战；或者是在蒙得维的亚、贝拉吉奥，或者还有另一个难以言喻的问题。我不停地自言自语，仿佛它是我内心深处的一道光束。我不能问，更不能回答，但我需要问，问我自己，问她，再问我自己。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走上露台俯瞰这座虚幻城市的那一刻，我已经步入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也需要知道，在我相信它之前，她也是这么想的。
“贝拉吉奥。”我说。
“贝拉吉奥是什么地方？”
“贝拉吉奥是科莫湖陆地交会处的一个小村庄。”
“我知道贝拉吉奥。我去过那儿。”
我又被扎了一下。
“在特殊的夜晚，贝拉吉奥几乎是一指之遥，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天堂，离科莫湖西岸只需划几下船桨。在其他的夜晚，它似乎是遥遥无极，可望而不可即的。此时此刻，就是‘贝拉吉奥的时刻’。”
“什么是贝拉吉奥时刻？”
我们是在说暗号吗？你和我，克拉拉？我正如履薄冰，如果我的一部分不知道我要去哪里，而另一部分会觉得我在故意寻找危险的情境。
“真的想知道吗？”
“也许我不想知道。”
“你已经猜到了。生活其实有另一岸。生活正如它所意味的一样，而不是我们最终生活的那样。贝拉吉奥，不属于新泽西，而是拜占庭。”
“你第一次就说了。”
“什么时候？”
“当你说我已经猜到了。我不需要解释。”嗤之以鼻，又被扎了一下。
沉默再次在我们之间发生了。
“卑鄙下流。”她终于说。
“卑鄙下流？”我问，虽然我很清楚她的意思。
突然间，在不知不觉中，我不希望我们走得太近，聊得太私人化，也不希望我们开始谈论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她让我想起了一对在火车上相遇的男女，谈论在火车上遇到陌生人。她是那种在陌生人面前吐露心扉的人吗？
“卑鄙下流，克拉拉。这是你的想法，不是吗？”
我摇了摇头。我更喜欢沉默，直到变得难以忍受才会打破它。我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噘起了嘴？我是在噘嘴。
“什么？”她问。
“我在找我的星星。”算了，换个话题继续，在我们之间放烟幕弹，说什么都可以。
“我们现在有星星了？”
“有缘就是星。”
这是什么话？
“所以这就是缘分？”
我没有回答。这是不是另一种嘲讽的抨击方式呢？
门在我身上，还是要把门撞开？她是在挑战我，想让我说些什么，还是要我闭上嘴巴？我又要回避了吗？
我只想问，克拉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当然不会回答，或者即使她回答了，她也会软硬兼施、冷漠地回应。
她会问，我真的要告诉你吗？
那就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应该已经很明显了。
也许我不会那样做。
我和之前一样保持沉默和兴奋。不知道就不要说，知道了也不要说。
“对了，”她说，“我是相信命运的。我想。”
现在这话相当于一个夜总会的花花公子在说犹太人的神秘哲学吗？
“也许命运有一个开启和关闭的按钮，”我说，“只不过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开启或关闭。”
“完全错了。按钮是同时开启和关闭的，所以叫命运。”她笑了笑，向我抛出一个“骗到你了吧”的眼神。
我多么希望我们之间的对视能唤起我的勇气，把一根手指放在她的嘴唇上，停留在她的下唇，然后，开始触摸她的牙齿、她的门牙、她的下牙，再然后把那根手指慢慢地滑进她的嘴里，触摸她的舌头。她那湿润的、不安的、野性的舌头，说着带刺的话语，让我感觉它在颤抖，就像水银和熔岩在地下酝酿一样，在那个叫克拉拉的大锅里，搅动着那些卑鄙龌龊的念头。我想把我的拇指插进她的嘴里，让我的拇指在她咬人时能承受住毒液，让我的拇指驯服她的舌头，让那舌头成为野火，在我们伤亡惨烈的争斗中寻找我的舌头，现在我已经激起了它的愤怒。
为了证明这种沉默是合理的，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完全被光束吸引了。这道光束好像穿过青灰色的夜照出了我身上的瘀青和阴郁，半窥半探着我自己的一个黑夜世界，寻找的不仅是我要对她说的话，或者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有何意义，还有我心中的某个黑暗、安静的地方。这道光就像战争电影中表现的一样，似乎是一种探索，但每次它在天空盘旋时都错过了我。光束就像一个不能报时的钟和一个没有磁极的指南针，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不知道要去往哪里，四处摸索也找不到任何东西能带回到这个露台上供我们谈论。相反，光束一直指向哈德逊河边上的断崖，仿佛桥的另一边有更真实的东西，真正的生命就在那里，而这里只有像生命的东西。
她突然看起来那么遥远，好像隔着很多道门和门闩，有很多年、很多人、很多生活故事隔在我们之间，像一片片沼泽和采石场，我们都是如此安静地站在这个露台上。我是别人生活中的一个战壕吗？她是我的吗？
为了让我和她都相信我的沉默不是因为我想不出来说什么，而是因为我不愿被那些思绪和忧郁分了神。我脑海里浮现出我父亲的脸，去年一次派对后的深夜，我去看他时，他让我坐在他床边，要求我告诉他那天晚上我看到的和吃到的一切——从头开始，不是像你经常那样从中间开始说，用另一种方式说：“我现在很少见到你，或者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和谁在一起，或者我看到过你和谁在一起，但是时间太短，我没能记住她的名字。”就在我认为我已经巧妙地避开了他还能活几周或是几天这个更大的问题时，他补充了那句关于孩子的陈词滥调：“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但我再也等不下去了，至少告诉我你有交往的对象。”然后，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愤怒：“没有，是吗？”“没有。”我说。她们的名字是爱丽丝、琼、碧翠斯，还有那个来自缅因州的脚大但性欲旺盛的女继承人，她帮我们把酒成叠地放在阳台上，甚至不会用餐巾包餐具，因为她抽烟太多吗？
利维亚，我说。
为什么这么冷漠，这么疏远？他会说，MTH
，不然就娶女继承人吧。我想说：她拥有我从未想要的一切，或者我想要的一切她都没有；抑或更残忍的是：她所拥有的一切我都已经拥有了。
从地平线上透出银灰色的废墟中，我强迫自己拼凑出他的脸，但他一直想藏进夜色里——“我现在需要你。”我一边不停地说，一边用一根想象中的绳子拉着父亲。直到有那么一瞬间，我呼唤的瘦长的病脸再次闪现在我的脑海中，紧接着，一个画面出现了，在西奈山医院癌症病房里，呼吸器上挂着许多管子。我想被这幅画面所打动，这样压抑、悲伤就可以笼罩在我的脸上，证明我对一个让我张口结舌的人说不出话来是对的。
我看着克拉拉放在栏杆上的血腥玛丽酒，想起了荷马笔下的地狱里那些可怕的怪兽，他们拖着疼痛的脚走向一摊新鲜的血液，想把它们从洞穴里引出来：“我还有很多同伴在路上，有些人你不想看到——让我去吧。孩子，让我去吧。死亡对谁都好，你仅需要知道这一点。”
可怜的老父亲，当我看着他消失在苍白的银色夜晚时，我想，很少有人爱他，也很少有人怀念他。
“看楼下，是不是人多得要命？”克拉拉说。
从高处望去，一队看似无穷无尽的大型豪华轿车停在大楼的路边，卸下穿着高跟鞋的乘客，然后沿着雪地慢慢前行，让后面的车卸下乘客，再后面的车也这样做。看到黑色汽车在夜晚里闪闪发光，我的内心有些激动，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奇怪的高科技版本的涅瓦大道
。
这些车没有离开，而是并排停在了第106街。在弗朗茨·西格尔雕像旁，一群司机出来聊天抽烟，很可能说的是俄语。两个穿着深色长大衣的人，像从果戈理的地下世界中出来的幽灵，正准备一起哼唱俄罗斯歌曲。
这些人都去哪儿了？看到汽车如此气派地排成一列，我真希望我去参加他们的派对。这些时尚名流三三两两地到来，他们一定过着美好的人生，简直是奇景，我一直在想着这些事，几乎忽略了克拉拉，她正靠在我旁边的栏杆上，同样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看到自己的注意力如此容易被分散，被迫去想其他事情而不是她，我感到一种近乎快乐的感觉。这是好莱坞一样的气派，我希望凑近距离再看看。然后，意识到我忘了我的父亲，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尤其是在我把他叫出来后，却被他发现，我更想看那些加长版的豪华轿车。
克拉拉和我最终谈起了光束，谈到了楼下的客人，谈到了其他的事情，我问东问西地继续着谈话，直到我顺便提到，和她一起站在这个露台上让我想起了我父母的阳台，想起了每年的新年，我父亲是如何堆放和冷藏酒瓶的，我们是如何在那个晚上和朋友一起盲品葡萄酒的，当我们都在等着看哪种葡萄酒被评为最佳时，结果往往出乎意料。母亲来回奔波，确保投票在午夜前几分钟结束——她的丈夫要用押韵的对句发表同样的年度演讲——直到他住进西奈山医院。“为什么是阳台？”她打断了我。很明显，她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把两个阳台混为一谈，还把她加了进去。当不是特别冷的时候，这是冷藏白葡萄酒和苏打水的最佳场所。总会有人帮我摆瓶子，遮住标签，分发临时打分牌。“玫瑰丛中的甜心？”她问道。我得意地耸耸肩，意思是“是的。也许”。这么问可能并不总是一个笑柄，我不介意这个笑话。四年前，她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双亲。这是她对我的讽刺有点恼火的犀利回应。
我是克拉拉。别想践踏我。
她告诉我她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瑞士结冰的路面、律师、她失眠的夜晚，以及她需要有人陪着睡觉，可以是任何人，也可以没有人，或者是很多人。氛围正变得严肃时，我却笑了起来。这是一场无聊而又倒霉的谈话，很不生动，也没有令人兴奋的玩笑。这些可能是我们之前轻视的战壕，在像足球比赛即将结束时砰砰的停顿声中，我发现自己在努力记下那个晚上的心灵笔记，就好像一块幕布正逐渐拉上，我不得不尽我所能地挽救一切，并想办法在对自己不太苛刻的情况下度过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不得不整理思路，认清什么该挽救、什么该放弃，并回味那些能延续到早上的部分，比如带着前一晚的欢笑和让人有不祥预感的荧光棒。
我想挑选一些必须记住的东西——鞋子、酒杯、露台、哈德逊河上的浮冰——所有这些我都想打包带走。顺便说一句，在一次晚宴后，你记得为赶工的人、楼下的司机、生病的兄弟或今晚不能来的居家亲戚要一块蛋糕当作晚餐。比起蛋糕，他们更喜欢伴手小礼物，更喜欢把自己的影子发送到外面的世界，就像一台无人机观察可疑的地形，把自己最好的部分留在家里；就像人们在公共场合佩戴假珠宝，但把真品留在地库里；或者像有些人一样，当他们开始“重温”那些时刻，哪怕他们正在真实的世界里真实地生活着，就像我正在做的那样。身在，心未必也在。
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去年他让我坐在他的床边，让我告诉他我见过的一切，我和谁跳过舞——名字，他会说，我想要听名字，我想看到面庞，你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份礼物，听到你的声音比一千个电视节目还好看。他不在乎我来得多晚。如果我现在睡不着，我会尽快补回来的。如果他今晚还活着，我会从三个词开始，整个晚上从头开始。我是克拉拉。听起来很真实，他会说。
她是真实的吗？
她是别人吗？
她担心我是别人吗？
还是克拉拉们从不担心这些事情？
因为她们知道她们是世界，她们在世界上，她们现在就在这里。然而我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在，我只是看起来像活的。然而我这样，然而我那样。
然而，我想把这看作一次尚未完全发生的相遇，或者还在被某个天界的工匠准备着，他不在状态，也没有想清楚，让我们即兴发挥我们的台词，直到一个更好的工匠接手，让我们有第二次机会定型。
我想倒回去把她想象成一个还没有告诉我名字的人，或者已经出现在我面前的人，以提前出现在第二天清晨的梦中的方式。谁知道呢，我可能会有第二次机会。但有两个条件：我参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派对，完全忘记我来过这个派对。就像一个从催眠师那里或是从前世回来的人，我会遇到新的人，我不认识没有遇到过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人，更不用说认识的人。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们，我会承诺永远不会忘记或离开他们，直到有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用自我介绍的方式说了些尴尬的话，让我想起我以前见过的一个女人，或者与另一个人擦肩而过，后来却一直没有联系；而现在又被重新介绍给另一个人，因为我们一起长大，后来失去了联系，或者经历了太多；又或许我们是很久以前的恋人，直到像死亡这样微不足道和愚蠢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之间，而这一次，我们都不想让它发生。告诉我你的名字是克拉拉。你是克拉拉吗？你叫克拉拉吗？克拉拉，她会说，不，我不是克拉拉。
“我喜欢雪。”她最后说。
我一言不发地盯着她。
我正要问她为什么。
我想说，我羡慕那些直言喜欢雪而不感到尴尬或害羞的人，比如写押韵的诗。但这似乎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我决定找些别的话来说。
当我又一次试图用什么东西——任何东西——打破沉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如果她说喜欢雪，可能是因为她也发现我们之间的沉默让人无法忍受，并且认为压抑一个简单的想法比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更陈腐。
“我也喜欢，”我说，她很高兴开启了一个简单的话题，“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是不是又一次告诉我，我们的思维是平行的？或者她是在心不在焉地重复或嘲笑我抛出的一个毫无意义的短语，以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她以近乎叹息的方式说话。我向她靠过来，搂着她的腰。有人朝克拉拉靠过去，搂着她的腰亲吻她吗？
要是几年前的我会毫不犹豫地亲吻她。
现在，28岁，我犹豫了。
有人推开落地窗，走进露台。
“找到你了，”他说完，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打扰了吗？”他的问题，让我怀疑地看到他眼里有一丝调皮。“所以这就是你一直躲着的地方？”那个壮实的男人说，他俯过身吻了吻克拉拉，“他们说你还没到。”
“你来了，罗洛，给我一支烟吧。”她说。她改变了语调，换了一种我没有听过的时髦的腔调。她示意他关上玻璃窗。“否则，她会发牢骚的。”
“好像你很在乎。”他笑道。
“我现在就想听格雷琴发牢骚。”
“格雷琴为什么会发牢骚？”我问，与其说是出于好奇，不如说是想维持一小阵之前的亲密关系。
“她讨厌我在她孩子在的时候抽烟。‘暴躁·格雷琴’，生来就爱发牢骚……”
“她的孩子在哪里？”我问道，试图让自己听起来像个无赖，尤其是因为我周围没有看到任何孩子。在克拉拉的世界里抨击格雷琴是一条“政党路线”。我如果要加入进去就要证明自己能抛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她的孩子可能就是那个哮喘少年，你来的时候，他还很友好地向你打招呼了。”胖男人说，这话让我摆正了位置。
“小雪貂。”克拉拉为我补充道。
“小什么？”他问。
“没什么。”
那个胖男人搂着她的肩膀，表示他原谅了她。
“你不冷吗，克拉拉？”
“不冷。”
她转向我说：“怎么，你冷吗？”
她是强迫我进入他们的世界，还是她假装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友谊？
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并不是真的在等待答案。我也没有回答。相反，就像达成了共识一样，我们三个人都把胳膊靠在栏杆上，眺望着曼哈顿南部无边无际白紫交织的天际线。“想象一下，”克拉拉说，“如果河滨大道上所有的路灯都恢复到原来的煤气灯，我们也许可以关掉这个世纪，换一个，换成任何一个。在灯火通明的夜晚，大道看上去是那么迷人，我们会以为是在另一个时代。”
此时此地，说这话的人渴望在另一个时代成为别人。
“或者其他任何城市。”我插嘴说。
“任何地方，除了这个城市，克拉拉。我受够了纽约——”罗洛开始说。
“照你现在的速度，你应该是。也许你应该试着放慢速度，蛰伏一段时间。他不应该蛰伏一下吗？”她突然转向我。“可能会为你带来奇迹。看看我们，”她说，好像“我们”就是字面意思，“我们都蛰伏得很深，我们看起来开心极了，不是吗？”
“克拉拉在蛰伏？或者说，你总是假装吗，克拉拉？”
“今晚不是，这正是我今晚想成为的人。也许这里就是我想去的地方——在这个平台上，在上西区，在大西洋的这一边。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整个宇宙，我们是无限渺小的人形机器人，努力驾驭着身体的各个部分。从我现在站的地方，罗洛，你可以看到一切，包括新泽西。”
那个胖子低声暗笑。
“我告诉你，”他盯着我说，“那些是对格雷琴的无理攻击。”
“女士们，先生们！”克拉拉继续说，手里拿着一个想象中的麦克风，就像导游一样，“就在你们的右舷矗立着蒂内克市天际线的骄傲，布耐·布利斯宗祠，在它旁边是我们的输卵管结扎术之母。”
“今晚是冷嘲热讽局吗？”
“哦，你赶紧走吧，罗洛——你越来越像个烦人精了。”
“龌龊可不是蛰伏哦。”
“我说的是蛰伏，不是昏迷。蛰伏是重新思考事情，有所收敛，有所改变，而不是一头扎进我们渴望的随便一个壮汉。”
有一瞬间的沉默。
“明白了，克拉拉。我误闯了蝎子谷，还踩到了最刻薄的蝎太后竖起的尾巴。”
“我不是那个意思，罗洛。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我只是这样说，并没有想伤害你。”她突然又说，吸了最后一口烟，“你难道不喜欢冬天和雪吗？”
不清楚她是对我说的还是对他说的，或者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因为她突然转换话题的方式是如此梦幻和遥远，她想让我们知道她是在转换话题，还不如对着曼哈顿或者对着冬天或者对着夜晚，或者对着她放在窗台上的半杯血腥玛丽说话。我在抛却想到父亲的念头之前几乎没有喝过什么。我想她只是在跟我说话，或者说是在跟一部分的我说话，那部分的我就像栏杆上的雪一样柔软，她用手指掐了进去。
我下意识地向外看去，追随着光束。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永恒。”我最后说。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永恒？”
沉默。
“亨利·沃恩
。”我带着歉意和难为情地说。
她似乎想了一会儿，说：“我没听说过他。”
“很少有人听说过。”我说。
然后我听到，一些至少是在十年前听到过的句子：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永恒，
像一个无瑕无尽的光环，
一切安然，它自明亮……
“很少有人听说过？”她带着嘲笑的表情重复了我的话。
“显然比我想象的要多。”我回答道，试图表明我接受了这个教训，因为我再高兴不过了。
“在达美迪戈夫人经营的瑞士中学学过。”羞辱和爱抚。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指着满月说：“哦，看！亲亲月亮，爱爱月亮，晚安月亮。月亮，你在那里做什么，今天完满，明天就消瘦。我的月亮，我的每个人的月亮，晚安月亮，晚安女士们，晚安月亮。”
“呓语。”罗洛评论道。
“呓语。你自私。亲亲月亮，汤还是沙拉，咕咕嘎嘎，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我要晕过去了，晕过去了，看到月亮开心地晕过去了。”
“也祝你圣诞快乐，纽约。”我插嘴道。
“实际上，”她说，似乎想再一次转移话题，“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今晚让我想起了圣彼得堡。”
这就是说我今晚除了这儿，哪儿也不想去？
当我们整夜在平行轨道上穿行时，我们的思想是否会在没有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交会？或者任何人从我们的露台看出去都会立刻想到圣彼得堡？
“这是一个白夜——或者几乎整晚是？”我问。
我们谈起了一年中最长的夜晚，也谈到了最短的夜晚，以及很多事物，即使它们像莫比乌斯环一样被翻过来翻过去，也总是一样的。我们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男人，他在河堤上遇见了一个女人，并在四个白夜疯狂地爱上了她。
“俯瞰新泽西的白夜？我不这么认为！”克拉拉说。
听她这么说我笑了。
“你笑什么？”她问，显然被我弄得不高兴了。
“在利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回答，好像这件事不需要解释。
“怎么了，在西106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好吗？”罗洛反驳道。
“一个玩笑都开不起，是不是，罗洛？但这有一个百万美元的问题。”克拉拉继续说，“是走上滨河大道眺望新泽西好，还是置身于新泽西上西区感受犹太人庆祝圣诞节的迷人世界更好？”
“可替代的犹太人。”
“逃亡的犹太人。”
“犹太人的分贝。”罗洛补充道。
“纠结的犹太人。”她说。
我思考了下她的话，我所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张大嘴的蒂内克市，凝视着曼哈顿的天际线，反问着同样的问题。然后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困的恋人们，他们渴望看到克拉拉和我，因为我们渴望登上他们点着煤气灯的涅夫斯基大道。我不知道她问题的答案，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只是说，如果曼哈顿的人看不到河滨大道，哈德逊河对岸的人也看不到河滨大道。硬币反面的反面不再是反面，不是吗？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同一种语言吗，你和我？“爱情也是如此，”我插嘴说，不知道这种相似之处到底在哪里，只是觉得有股冲动去碰碰运气，“一个人可以幻想一段感情，也可以身处一段感情，但不能同时是梦想家和情人。也许可以，克拉拉？”她沉思了一会儿，好像她已经领会了这个比喻的意思，如果不是这个比喻的意思的话，至少是它暗含着巧妙的含义。
“这是一个三门问题
，我今晚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猜到了。”罗洛急促地说。
“呸！”她厉声回斥。
“你一定是罗洛吧？”我插话道，试图建立斯坦利与利文斯顿般的男人之间的情谊。
她没有介绍我们。他伸出了一个成功金融家的强壮的手掌，正如他所补充的，一个兼职的大提琴家，他的私生活很开放。
“呸。”她气急败坏地发出最后一声呜咽。
“蛇发女怪！”他还击了。
我想，她不是蛇发女怪，而是女巫喀尔刻，她把男人不可避免地变成家养宠物。
“蛇发女。”他低声反驳道，做出狗咬人的样子，两个人都很享受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
介绍人认识显然不是克拉拉的强项。相反，她回避了我们，让我们觉得之前没有握手是自己的错。我们至少应该有礼貌地猜测对方是谁。
“汉斯的一个朋友，”她解释道，“这提醒了我，你看见汉斯了吗？”
他耸了耸肩。
“奥拉在哪里？”
“我几乎谁也没看见。我看见了贝丽尔，她和英奇在蓝色的房间里。”
“英奇来了？”克拉拉打断了他。
“我刚还跟他说话了。”
“嗯，我没有。”
他看着她，好像还没明白。“你在说什么？”
克拉拉的脸上带着顽皮的悲伤，看起来是故意摆出来的。
“英奇走了。”她转过身去，研究着她即将点燃的香烟，似乎想继续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现在关于英奇的事情已经确定了，但是罗洛还揪着不放。
“我说他走了。走了，就是走了，结束了。不在我的生活里了。”
那个胖子看起来全然不知所措。
“英奇离开我了。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我只是很惊讶，他今晚竟然也在，仅此而已。”她说。
罗洛用双臂做了一个恼怒的姿势。
“你们两个太复杂了。”他补充道。
“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太’怎么样。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处在地狱之中和将死边缘。只是罗洛和我们认识的其他人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同样，不知道她是在和我说话，在和纽约说话，还是在和她自己说话。
“他知道你是——用你的话说，在地狱之中和将死边缘这种心态吗？”
他最后几个词满是棱角。我能看出来她在酝酿尖锐的反击。
“我从来没有——在地狱之中，罗洛。”在说“在地狱之中”之前，她故意来了个戏剧性的停顿，现在已成了一种幽默，“他——在地狱之中。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块冻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结束了。”
“可怜的英奇。他不应该……首先——”
“狗屁！”
“首先，你让他放弃了所有——”
“狗屁！”
“克拉拉，你比蛇发女怪还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狗屁，无聊，说什么呢！”
克拉拉举起双手，示意投降，不再说了。
“这是我今年听到的最残忍的事情。”
“你介意什么？这样你就可以追他了。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我不知道他们还要交锋多久，但是每一秒都变得更加难堪。
“谁能告诉我一下谁是英奇？”我终于插了一句，就像一个小孩试图终止父母的争吵。
我不只是想打断他们，也是在蹩脚地尝试，想更多地了解他们那个让人迷醉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你和陌生人站在露台上，然后，他们谈论的一大群朋友，就像一个魔术师从别人口袋里拉出方帕，一条接一条，没完没了，叫汉斯、格雷琴、英奇、提托、罗洛、贝丽尔、巴勃罗、曼凯维奇、奥拉，克拉丽莎……克拉丽莎，而你站在那里想着贝拉吉奥和拜占庭，想着白夜，想着圣彼得堡冰冷的水道……这让上西区无垠的单色地平线看起来像本童话书，你所要做的就是知会一声，进入这个世界。
“英奇来自战壕。”她用我们的暗语解释道。我受宠若惊，我突然觉得自己的重要性排在罗洛前面了。然后她转向他：“你知道的，他做得对。我不能说我怪他。虽然我警告过他。”
“该死的你的警告。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支离破碎了。我了解他。这太伤人了。”
“哦，你噘着嘴生闷气，他噘着嘴生闷气——这一切都非常伤人。”
她做了一个耸肩的动作，似乎是在取笑他笨拙的用词。
“克拉拉，克拉拉——”他开口道，好像不知道该跟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是诅咒她，“你需要再考虑一下……”
“嗯，是我们今晚需要量体温，还是需要小心走路，或者是需要注意饮食，是哪种呢，朋友？什么都别说了。别说了，罗洛！”她的声音里突然有了一种愤怒。我能感觉到，她的意思是，不要说你会后悔的话。这话既不是指责，也不是警告，像打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
“克拉拉，如果你现在还开玩笑，我保证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
“从现在开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想法是找个借口离开，让两个人继续争吵，但是我不想从他们这个世界消失，这个世界刚刚向我敞开了大门。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蛇发女怪，我这样的男人才会变成同性恋。”
他说完，不等她再说一句话，就猛地推开玻璃门离开了，玻璃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
“抱歉，太抱歉了。”我不知道我是为她道歉，还是因为目睹了他们的争吵而道歉。
“没什么好抱歉的，”她一边淡淡地说，一边把香烟在石栏上摁灭，低头看着滨河大道，“又是在战壕里的一天。实际上你在这里很好。要不然我们可能会吵起来，我会说一些让自己后悔的话。我已经后悔发生这场小冲突了。”
她为他，为英奇，为自己感到难过吗？
没有答案。
“有点冷。”
我轻轻地打开落地窗，以免打扰楼下客厅里唱颂歌的人。
我听见她小声嘀咕：“英奇不该来……他今晚不该来。”
我露出一个略带忧伤而友好的微笑，像在暗示她些什么，但和说“你看，事情会自己解决的”一样笨拙。
她突然转过来说：“你今晚是和别人一起来的吗？”
“没有，我一个人来的。”
我没有问她同样的问题，我不想知道，或者说我不想显得急于知道。
“你呢？”我发现自己在问。
“没有人——有，但真的算没有人。”她突然大笑起来。笑她自己，笑这个问题，笑这个双重和三重的解释，笑各种有意和无意的歧义上。她指着一个正在聊天，看起来像贝丽尔的人。
“什么？”我问。
“那是提托，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提托。”
“然后呢？”
“哪里有提托，哪里就一定有奥拉。”
我没有看到附近有奥拉。
“看见他旁边的人了吗？”
我点点头。
“他就是曾经和我——在地狱中的那个人。”
又是片刻的沉默。我想问她生命中的所有男人是否都被打入地狱了。但是她会问，你为什么要问？因为她已经知道我为什么问了。
“我们几个可能会去圣约翰教堂做一会儿午夜弥撒，想来吗？”我微微做了个鬼脸，“我们一起点蜡烛，会很有意思的。”
她没有等我回答，就像抛出这个想法一样突然——她似乎做每件事都是这样——说她马上回来，并且已经打开了玻璃门。“等我一下，好吗？”她从不怀疑我不会等。
但这次我确信我已经失去了她。她会碰到英奇、提托、奥拉和汉斯，然后马上溜回他们的小世界，她当时是在圣诞树后面，像一个幽灵一样从他们的小世界中出来的。
我独自一人在露台上，回忆着今晚早些时候脑海中浮现出的一个又一个想法，我在楼上徘徊于各个房间，纠结着是否留下，是立刻离开，还是再多待一会儿。我试图确定我当下的感受，以及在她转身告诉我她名字的前几秒钟我在做什么。我一直在想其中一个书房外面长长的走廊上挂满了裱框的阿塔纳斯·珂雪的艺术印刷品。这些不是仿制品，肯定是从价值连城的合订本上取下来的。就在那时，当我在思考把这些照片裱起来，然后挂在一个富人家的浴室外面时，事情发生了。
现在透过玻璃门廊，我看到一堆杂乱的圣诞礼物堆在一棵巨大的树旁边。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为另一场派对盛装打扮，那场派对要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开始，他们现在就聚集在圣诞树周围，拿起一些包裹在耳边晃动，猜里面是什么。我应该把香槟酒瓶交给一个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们的人，我为此感到一阵惊慌失措。我记得找不到人来帮忙，我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把瓶子放在甩动的厨房门旁边，好像它们是一对双胞胎孤儿，在内疚的母亲偷偷溜进无名之夜前，被放在一个富人的门阶外。当然，我漏掉了一张卡片。在登上M-5巴士之前，我在飞机上买的酒怎么样了？其中一个服务员肯定在门边找到了，并把它们放进冰箱，在那里它们可以和同类孤儿交朋友。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圣诞周我父母家的那些尴尬的客人，他们每年在那个时候举办品酒会。
MGH
是我父亲“让客人开心”的暗语。我母亲的暗语是ROP
，“夸赞礼物”。MTH是我记得的他的标签：娶了女继承人，娶了该死的女继承人。
为了厘清思绪，我在露台上踱来踱去，试图想象这个地方在夏天会是什么样子，想象着着装清凉的人们带着香槟酒杯蜂拥而至，每个人都渴望看到世界上最壮观的日落，看着天际线从闪烁的浅蓝色变成夏天的粉色和暗橘色。我不知道克拉拉在夏天走出房间到这里会穿什么样的鞋，也许会像神秘特工一样吸着烟，和巴勃罗、罗洛、汉斯争论着什么，是哪种情况不重要，只要她说出一些刻薄的话，她就会很快收回。她今晚有没有说什么关于谁的好话？那些话听起来恶毒、伤人，或者是一些凶猛、牙尖齿利、冷酷无情的话，可以撕裂人类的任何情感，刺穿每个成年男子心中那个充满渴望和无助的孩子，即使这些话听起来很扭曲，容易被曲解，但她是出于爱——愤怒、荒芜、粗糙、灼人的爱。
新年前夜，我会试着回想起这间公寓。只是那几个少数的开心的夜晚。午夜时分，人们会走到露台上，等着观赏烟花，再回到壁炉前打开香槟，像旧时宴会一样谈论爱情。我父亲会喜欢克拉拉的。因为她会帮着拿露台上的酒瓶，会在派对上帮忙，会为他死气沉沉的对句发言平添生机。当那位“老古板”一年一度地提起赞西普并逼着她的丈夫苏格拉底喝下坏掉的啤酒时，她会窃笑，他很高兴有人喝了下去，因为要是再有一天、再有一年像这样没有爱、没有给予……有克拉拉在，他每年在我们去露台拿酒时对我的唠叨，就不会掺杂那么多怨怼。我想要孩子，不是项目。看到克拉拉，他会催我抓紧。她会走进来，说“我是克拉拉”，然后我马上就被迷住了。那个来自贝拉吉奥的女孩，他会打电话给她。某天晚上，他和我会一起站在冰镇的酒瓶前，凝视着塔楼对面邻居拥挤的窗户。“他们的派对才是真正的派对，我们的是假的。”他说。“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是临时凑合的，而我们的是货真价实的。”我说。我试图让他高兴起来。“那样的话比我想的还糟。”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活在当下，总有一些东西偷走了永恒。我们密封在一个心室里的东西会流渗到另一个心室，就像一颗瓣膜封不严的衰老心脏。
一个服务生打开玻璃门来到露台上，试图拿走克拉拉的半空的酒杯。我告诉他放那儿吧。看到我的杯子是空的，他问我是否想要添酒。“我想来点冰啤酒。”我说。“倒在玻璃杯里？”他问道。这突然提醒了我，除了倒在玻璃杯里，还有其他喝啤酒的方式。“其实，不用倒出来。”我喜欢这样的临时起意。我要喝啤酒，我要直接对瓶喝，我要独自享受。如果我的眼前没有浮现出她的样子，那么就这样吧。他点了点头，在这个注定异常忙碌的夜晚，他看了看我凝视的地方：“多美的景色啊，不是吗？”
“是的，好美。”
“除了啤酒，还要点别的吗？”
我摇摇头。我想起了曼凯维奇，决定不吃任何类似开胃菜的东西。但随后，我被这个想法和他的善良触动了。“来点坚果也可以。”
“我马上去拿坚果和啤酒。”
然后，当他几乎要走到落地窗前时，他转向我，手里拿着放着其他空杯子的托盘：“一切都好吗？”
我一定看起来很苦恼，以至于服务生都察觉到我不好了，或许他是在确认我不打算跳下去——老板的命令：留意并确保没有人乱来。
露台另一端的一对情侣在咯咯笑着，露台面朝着曼哈顿南端。男人把他的胳膊放在她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把他的杯子放在栏杆上。我看到，同一只手上夹着一支雪茄。
“迈尔斯，你在挑逗我吗？”女人问。
“说实话——我不知道。”男人温文尔雅地回答。
“如果你不知道，那么你就是。”
“我想——我是。”
“我从来不了解你。”
“老实说，我也从来不了解我自己。”
我笑了。服务生站在那里环顾四周，寻找散落的酒杯和烟灰缸，似乎在犹豫是否该抽支烟歇会儿。我看了看他的衣服——普鲁士蓝领带和黄色衬衫，袖子一直卷到肱二头肌——多么奇怪的行头。
“啤酒！”他自嘲地喊道，好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任务，然后拿起了更多的空杯子。
我不是真的想要啤酒。这个派对不适合我。我应该离开。
今晚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巴士，雪，一路走回第112街，最后一次凝视大教堂，穿过雪地，为了赏雪而不去午夜弥撒，然后在晚上合上书。她说过今晚要去那里。我想象着自己快速奔向大教堂，音乐、外套、里面的人群、克拉拉和同伴，还有她的朋友们，我们都挤在一起。她会说，我们回派对吧。罗洛也同意，好的，我们回去吧。
最好在有人硬要留我吃晚餐之前离开，我想，离开阳台，回到楼上，溜进衣帽间，递上我的大衣存票根，像我悄悄地到来一样，悄悄地溜走。
但是我还没迈步，玻璃门又开了，服务员端着更多杯酒和我的啤酒走了出来。他把酒放在桌子上，然后拿起啤酒瓶，一下子就打开了。他还给迈尔斯和他女朋友带了两杯马丁尼酒。
然后，我最后一次发现光束在曼哈顿上空盘旋。半小时前，我和克拉拉站在这里，聊着贝拉吉奥、拜占庭、圣彼得堡。她手肘搁在我的肩膀上，酒红色麂皮鞋轻轻拂去积雪，栏杆上放着血腥玛丽——一切都还在！克拉拉哪儿去了？
我忘了我是否已经心照不宣地同意在阳台上等她。确实越来越冷了，也许让我待在阳台上是克拉拉在鸡尾酒会上惯用的伎俩，要么不经意地走开，要么让我扮演一个被遗忘的人，一个等待的人，一个徘徊的人，一个抱着希望的人。
也许我最终决定离开露台会惹她不高兴。为了证明这不会有任何结果，证明我从来没有抱有哪怕最渺茫的希望。
当我最终从拥挤的楼梯上走出来时，宾客比之前多了三倍不止。所有这些人，所有的喧嚣和音乐声，所有这些有钱又有声望的十足的势利小人，看起来就像他们刚从私人直升机上下来，降落在滨河大道和第106街之间的一个未知地带。突然，我意识到这些气派的、并排停放的豪华轿车沿着路边一直排到百老汇大街再排回来，绕着街区排了一圈，它们载的就是参加这个派对的人，是我一直想被邀请参加的那种派对。晒得黝黑的女人戴着耀眼的珠宝，穿着高跟鞋在木地板上咔嗒咔嗒地走来走去；穿着时髦的黑色西装和深色灰褐色开领衬衫在大房间里忙碌的年轻男子，还有那些打扮成新婚妻子模样的女人，想看起来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中年男人，他们的妻子说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显得年轻得多。银行家、荡妇、芭比——这些人是谁？
我终于反应过来了——那些男女服务生都是金发模特，穿的实际上是制服：亮黄色的衬衫，袖子高高地卷起来，宽宽的、飘逸的蓝色领带，低腰紧身的卡其裤，拉链上端微微地有点拉不上，看起来潇洒随意。这种做作和俗气的混搭让我想转身对人吐槽些什么。但是我在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与此同时，服务生们正敦促宾客往大厅的两端走，晚餐已经在超大的自助餐桌上开始了。
在一个小角落里，三个年长的女士围坐在茶几旁，就像一共只长了一只眼睛和一颗牙齿的格里伊三姐妹。一个服务生给她们拿来了三个装满食物的盘子，正要给她们斟酒时，一位女士拿起一根看起来像针一样的东西给她旁边的女士，用来检查餐前血糖水平。
我又看到了克拉拉。她靠在之前那个拥挤的藏书室里的一个书架上，在那里她曾指给我看她的旧书桌，冒着离我认为的真正的克拉拉太近的危险，我想象着她正在写论文，不时地摘下眼镜，若有所思地远远地看着哈德逊河上微弱的秋光。而面前的她，一个年纪相仿的年轻男子把双手放在她的臀部，把她的整个身体压在他的身上，他深吻着她，闭着眼睛，固执、任性、用力地抱着她。如果只是盯着别人看，那就太不礼貌了。可是没有人看，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但是我的眼睛一直无法从他们身上移开，特别是在我注意到他的手不只是抱着她，还从衬衫下面抓住她的臀部，触摸她的皮肤，好像两个人一直在慢舞，然后停下来接吻，直到我发现了更令人不安和更吸引人的事情：是她在吻他，而不是相反的情况。他只是对她做出反应，在她猛烈的、侵入性的火焰下昏厥，就像一只小鸟从它母亲的嘴中舔食食物。当他们终于放松了拥抱时，我看到她凝视着他的眼睛，无比慵懒地抚摸着他的脸，一只缓慢的、徘徊的手掌近似崇拜地先摩擦他的额头，然后滑向他的脸颊，她温柔的表情如此令人心碎，如此潮湿的触摸，可以从一块花岗岩中汲取爱。如果这暗示了她是如何做爱的，当她脱下深红色的衬衫，脱下绒面革的鞋子，失去了理智时，那么，直到我一生中的这个非常精确的时刻，我可能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做爱，是为了什么而做爱，也不知道如何去做爱，就像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做过爱，更不用说了解做爱这件事了。我羡慕他们。我恨我自己嫉妒又爱着他们。在我有时间希望他们停止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持续一段时间之前，我看着他把他的骨盆压在她的骨盆上，他们又开始接吻了。他的手现在已经消失在她的衬衫下面。但愿那是我的手。但愿是我在那里。
蛰伏到此为止。多么蹩脚的借口。满口谈论着将死的和那些流行性焦虑症的时刻，谈论着地狱和爱情的女孩，刚刚屈服了。我还以为她满怀着生活的悲情，掩盖在端着鸡尾酒的闲谈中。而她只不过是一个照猫画虎说些外语单词的欧洲小妞，那些词是在一个为任性小姐准备的叫达美迪戈夫人的中学里面学的。
“这就是克拉拉和英奇。”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人低声说道，她一定是看到我盯着他们看了，“他们总是这样。这是他们的特征。”我正要耸耸肩，表示我以前见过这样的事情，当然不会惊讶于恋人在派对上亲热时，我想起来眼前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玛菲·米特福德，我们就聊了起来。
也许是因为我有点喝多了，我转向她，突然问她的名字是不是叫玛菲。是的。她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开始撒谎，说我们去年在一个晚宴上见过面。这个谎言简直是张口就来，一来二去之后，我发现我们确实有共同的朋友。她不认识那群舒科夫吗？不认识，她从来没听说过。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克拉拉。
然后，我看见她远远地向我挥手。她不只是挥手，实际上是向我走来。当我看着她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原谅了她，尽管所有的决心都与此相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因为这是一种恐慌、愤怒、希望和期望杂糅的感觉，以至于从我面部拉紧的程度，我就知道自己笑得太夸张了。我试图通过想一些悲伤的、发人深省的事情来压抑住笑容，但是一想到玛菲和她那抖动的肚子，我就忍不住想笑。
克拉拉是不是不见了，或者因为我没有在露台上等她而失望了，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们就像放了对方两小时鸽子的人又遇见了，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相处。我想让自己不在乎他们的亲吻，因为只要我不抱任何希望，不用担心如何把她带进我的生活，我就能享受她的陪伴，和她一起欢笑，搂着她。
我曾经，甚至在那时我就知道我像一个瘾君子，决心戒除毒瘾，以便可以偶尔享受一次而不用担心上瘾。我戒烟的原因是一样的：可以偶尔抽根烟。
克拉拉先是来到我身后，想要在我耳边低语些什么。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在我的脖子上盘旋，几乎准备好轻轻地靠向她的嘴唇。她在取笑玛菲，然后捏了捏我的肩膀，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想要我一起咯咯笑的共谋的暗示。
“你的双胞胎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克拉拉说。我可以看出克拉拉开始了。
“对啊，可不是嘛。”玛菲表示同意，“她们很棒。”
“她们很棒，”克拉拉模仿她说，这次用嘴唇擦过我的耳朵，一次、两次、三次，“真的棒极了。”我能感觉到我身体的每一部分对她的呼吸都有反应。和她做爱的人整晚都拥有她的呼吸。
“我们叫她们双子星。”玛菲说。
“是吗？”克拉拉继续在我耳边低语。
与此同时，客人们开始推着我们走向自助餐桌。玛菲快要被人群吞没了。
“我想我们应该让开，否则他们会把我们撞倒。我知道一条捷径。”
“捷径？”我问。
“从厨房穿过去。”
与此同时，巴勃罗看到克拉拉后在另一群人中朝她打手势。她说我们正从相反的方向去厨房。他们以前似乎也这样做过。我们在温室见。
我想到了英奇，想象着克拉拉想回到他身边。但是哪儿都看不到他。她甚至没有假装在找他。
“战壕里的那个人在哪里？”我终于问了克拉拉，用尽方法暗示我不会和她一起吃晚餐。
我收到了一个茫然的眼神。她会不会听不懂那个蹩脚的笑话，或者一旦她想起我们的暗语，她会不会投来愤慨的目光？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回应，我已经忍不住抱歉地傻笑，把我暗示的肤浅的内容清楚地讲出来，听起来更加肤浅。
“我指的是英奇。”我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她沉默片刻，又说，“家。”
这回轮到我弄不清楚她是什么意思了。“英奇回家了。”
她是在骗我，还是想让我闭嘴？是在说不关我的事——住嘴——我越界了？或者她在试图找到一条通向食物的捷径，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更早地把我们从这里带到那里？不过，我能感觉到，她不仅仅在想去餐桌的路。也许我应该问问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得从温室走到楼上，再从另一个楼梯下到厨房的后门。”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看着她。我想和之前一样在螺旋式楼梯上握住她的手，把我的手放在她头发下面的耳后，告诉她我内心的一切。
“什么？”
我摇摇头，表示没事，其实是事大了。
“别！”她说。
就是它，这个我整晚都害怕的词。当我暗示贝拉吉奥时，已经感受到了一些蛛丝马迹。现在这个词终于被她说出来了，击碎了贝拉吉奥，驱散了光束，粉碎了玫瑰花园和沉醉在冰天雪地中的周日恋人的幻想。“别”有没有感叹号？很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她一生中可能说过太多次了，所以不需要。
在我们穿过狭窄楼梯的路上，她终于脱口说出了我不敢问的问题的答案：“今晚是我们的告别，禁止哀悼。”她朝我身后看了看。
一群青少年从后面冲了出来，在上楼的路上从我们身边跑过。
“那么，你说的是英奇？”
“他走了。永远消失了。”
我为英奇感到难过。这是一个她刚刚给予了所有爱的证据的男人，一分钟后，她用比谈起一只老鼠更轻蔑的语气谈起英奇。她试图表现冷漠的样子是不是用力过猛了？就像有些人刚分手，他们的爱就陷入了如此不可原谅的境地，以至于导致强烈痛苦的不是因为失去了爱，或者一个人在拿到另一个人家的钥匙后又被一脚踢开，感觉好像被扔出船外，还被要求淹死也不要大呼小叫，不要坏了别人的兴致。这就是英奇的遭遇吗？被拒绝，被亲吻，被打包抛弃？或者她就像一只奇怪的野猫，一边吞噬着你的内脏，一边又舔着你的脸把你制服？
我见过英奇的样子，当她准备第二次更野蛮地吻他时，他的脸微微歪向一边，他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紧绷起来。几分钟后，她走向我，让我和她一起去餐厅。
“他可能已经在去他父母家的路上了，他父母家在达连的一座山上。我告诉他不要开太快。他说没事。坦白地说——”我们又往上走了几步。
“我好厌倦他。他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而我是他生活中最糟糕的事情。有时候，我只想用浴室里的浮石砸我的脸，因为它总能让我想起他每天看着我的脸，而我脑袋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让我不再是我自己。更糟糕的是，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一定是给了她一个震惊和怀疑的眼神。
“卑鄙下流？”
我摇摇头。
“我甚至责怪他没能让我爱他——好像这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因为我一直努力去爱他，我想要的只是爱，不是别人，甚至不是另一个人的爱。也许我也不知道别人是干什么的。也许我想要的只是浪漫，哪怕是聊胜于无的那种也可以。”
她抓住了自己。
“把这算在流行性焦虑症的范畴吧。”这个交际花不安地笑了。我在楼梯上站在她身后。我们这么相似，有这么多共同点的幻觉，这就足以让我既害怕，又期待。
“还有呢？”
“没什么好说的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失去了光明，我以为他就是光明。然后，我意识到他不是光，而是关上了黑暗的手。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已经没有光了——他没有光，我也没有光。然后我责怪他，又责怪自己。现在我挺喜欢黑暗的。”
“所以就蛰伏起来了？”
“所以就蛰伏起来了。”
她不看我了。
“这是我的地狱，”她补充道，“英奇想要的不是我。他想要的是像我这样的人——但不是我。我完全不适合他，他也完全不适合我。如果这是你想知道的。男人真正想要的不是我，而是像我这样的人。”短暂的停顿之后，她又说：“我很明白这一点。”听起来就像说“朋友，明白人用不着多说”一样。
“这是我的地狱。”这是一个交际花会说出的话吗？“像我这样的人，但不是我”——从哪里学会说这样的话或提出这样的见解？经验？是因为长时间的单身吗？还是有可能来自经验和单身的结合？这个交际花是一个隐士，假扮成交际花的真正的隐士——就像来自地狱的赋格曲？
我是克拉拉。相同的区别。
她打开门，从阳台俯瞰哈德逊的景色与下面两层楼的阳台的风景相同，这里只是从更高的地方看。她指着一条穿过温室的狭窄通道。景色确实令人惊叹，如幽灵一般。
“没有人知道的是，如果我要求他，他会为我而死。”
说出来多么了不起。
“你要求过他吗？”
“没有，但他每天都会主动提出来。”
“你会为他而死吗？”
“我会为他而死吗？”她重复我的问题，可能是为了给自己时间思考并想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我甚至不知道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想不会。我以前很喜欢他嘴里牙膏和啤酒的味道，现在我觉得反胃。我以前喜欢摸着他羊绒衫上被磨得稀薄的手肘部分，现在我碰都不会碰。我也不太喜欢自己。”
我听着，等她说下去，但她已经不说了。
“看看哈德逊河。”我说。我们站在那里，静静地盯着河上的冰块。
她说话异常严肃。我发誓要记住这样的她。温室里完全没有灯光，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站在世界之巅的地方，我想让她和我站在一起，看着银灰色的宇宙在太空中慢慢前进。我甚至忍不住想说：“就在这儿陪我一会儿吧。”我想让她帮我寻找光束，找到光束后，告诉我她是否觉得光束就像一只超越时间的手臂，伸向未来，消失在月光下的云朵中；或者更天马行空一点，外星人触碰地球，降临到我们身边，呈现我们的形象，说我们的语言，给我们这份喜悦，就站在我们和黑暗之间。她也一定是被天际的景象打动了，因为她向曼哈顿的南半部望去，最后让我抱住她，亲吻她的嘴巴。但是，她匆忙地抓住我的手把我带走了，并且故意敷衍地说：“是的，我们知道，‘那天晚上我看见了永恒’。”
厨房里，一个穿着深酒红色天鹅绒西装的男人在打电话，看起来很担心。当他看到克拉拉时，他扮了个鬼脸，默默地打了个招呼。几秒钟后，他没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当着我们的面咒骂了他的律师。他把手机放回西装的内袋，转身对厨师说：“乔治，请给我三杯酒。”
“派对很棒！”他一边说，一边移步到早餐桌旁，“别走，和我坐会儿，我需要喘口气。这样的派对完全是另外一个水准。”
他喜欢派对。“但是太浮夸了，还有这么多德国人和法国人，”他补充说，“你会认为这是巴别塔呢。不过谢天谢地，还有我们圈子里的人和音乐。”
我意识到音乐是维系这个朋友圈子的纽带。
我们三个人都坐了下来，几位厨师和很多候场的服务生在我们身后有些焦躁不安。角落里，两个金发、身材壮实、像做过警察现在是私人司机或保镖的家伙正在吃最后一份高级烹饪版的烤千层面。
汉斯看着我们，指了指克拉拉，然后指了指我，然后又指了指克拉拉，仿佛在问：“你们俩是一起的吗？”
克拉拉露出了一个年轻的律师那种非常清澈、沉着的微笑，好像她正要走进会议室，秘书突然告诉她，她母亲打电话找她。那微笑——我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相当于脸红。她咬着嘴唇，好像在说：“等我有机会，我会找你算账。”然后我看到她出击了：“你没事吧，汉斯？”
“我很好，”他喃喃自语，然后转念一想，“不，我真的不好。”
“发牢骚？”
“不，不是，只是生意上的事。有时我告诉自己，我应该继续在音乐行业做会计，一个单纯又愚蠢的会计。有人想毁了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可能会成功。”
然后，汉斯好像想抖落这团自怜的阴云，他伸出手说：“我是汉斯。”他说得很慢，好像每个字后面都有一个句号。
克拉拉一定是突然想到我不认识汉斯，汉斯也不认识我。这一次，她做了正式的介绍，她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白痴，以为你是汉斯的朋友，实际上却是格雷琴的朋友。”
“但我不认识格雷琴。”我说，试图表明我从来没有欺骗任何人的意图，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绝好的坦白时机。
“但那是谁——”克拉拉不知道如何措辞，转向了汉斯。
我想象着几秒钟内，两个吃着千层面的强壮的警察会扑向我，把我按在地上，用手铐把我铐在厨房的桌子上，让我待在那里，直到他们24区的老朋友过来。
“我来这儿是因为弗雷德·帕斯捷尔纳克收到了请柬叫我过来的。我怀疑他放了我鸽子。直到今天傍晚我才知道有这个派对。”在我努力为自己开脱并自证身份的过程中，我泄露了更多不必要的细节，就像撒谎的人明明只说一个谎就够了，却禁不住撒更多的谎一样。我还想补充一句，我今晚甚至都不想来参加派对——而且，我根本不饿。至于他们瘸腿、扁平足、迷人的，今晚就要飞走的欧洲大联盟宾客，可耻地围着两位名字可耻的主人——汉塞尔和格蕾泰尔，他们没为我做什么——就这样！
“你是维尼·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这里永远欢迎维尼的朋友。”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以前的绰号。汉斯和我握手，搂着我的肩膀，整套动作显得非常亲密。“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纠正道，“替父亲照顾我。”
“瑞士人脉。”汉斯开玩笑说，让这听起来像是战后间谍小说中被遗弃的男孩们，约定用文理中学的英语宣誓。
一个服务生端着一瓶白葡萄酒过来，然后开瓶。当他准备给克拉拉倒酒时，转向我，轻声问道：“你要啤酒吗？”我立刻认出了这个服务生。不，这次我要葡萄酒。
他走后，我告诉汉斯，这个服务生觉得救了我的命。“为什么呢？”他问道。他以为我打算从某层露台跳下去。
整件事都是我编的。一个好故事，我想，虽然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我编造这样的故事。每个人都笑了。
“你不是认真的吧？”克拉拉问道。
我暗笑。显然不止一个男人愿意为她而死。
“敬维尼，”汉斯说，“敬维尼和这个星球上所有好斗的奸诈者，愿他们的地盘壮大。”我们碰杯。“一次，再一次。”他举杯祝酒。克拉拉附和着说：“还有很多次。”
我想，如果不是一时兴起，维尼可能永远也不会向我发出这份邀请，也永远不可能在一个晚上给我的生活带来如此大的魔力。
我是克拉拉，我会让你焕然一新。
我是克拉拉，我可以让你看没见过的东西。
我是克拉拉，我可以带你去没去过的地方。
我看着汉斯身后的厨师打开一个大罐鱼子酱，然后一团一团地舀出来。他似乎对罐头、开罐器、鱼子酱，对厨房，对一切都不耐烦。他的态度让我想到克拉拉。她会把你从你自己身上剥离出来，给你一个全新的样貌，一颗全新的心，全新的一切。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她需要用一个旋转型开罐器发明之前的开罐器来切开你——首先是一个锋利的切口，然后是棘手的、耐心的、持续的放血工作，上下反复撬动尖尖的鲨鱼翅形状的钢片，直到她的开罐器围着你撬一圈，把你从自己身上挖走。
会痛吗？
一点也不。甚至每个人都喜欢。痛的是当你被挖走又失去了那只能让你挣脱的手，沙丁鱼罐头的钥匙和盖子像蜕下来的皮一样翻卷起来，这种痛就像一把匕首刺进你的心脏一样。
我知道单单一个派对不足以改变任何人的生活轨迹。然而，我并不太确定或许也不想太确定，以免被证明是错的，甚至没有为以后的日子做细致的心理记录，但我知道我不会忘记关于这个派对的任何事，从坐巴士，她的鞋子，穿过温室走到厨房，在那里汉斯先指了指她，然后指了指我，又指了指她，我编的自杀的故事，在监狱过夜，一直到克拉拉因为担心而匆忙赶到警察局，在圣诞夜把我从警察局救出来，走到区警察局外面天寒地冻，她会问我，戴手铐疼不疼？来，我来帮你揉揉手腕，让我亲亲你的手腕，你可怜的、甜蜜的、上帝赐予的、受伤的手腕。
我会记住这些细节，也会记住汉斯想要离开自己举办的派对之时的细节，他问乔治能否把三个大盘子一起带到楼上放在温室里。我们要到温室里去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会比以前更靠近克拉拉、光束和星星。
“可是，”汉斯站起来说，等着我们离开厨房，“我可以发誓你们俩已经认识很久了。”
“完全不是。”克拉拉说。
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和我都不相信我们只认识了几小时。
温室是一个看起来像封闭的半阳台、半温室的地方，汉斯打开灯，里面放着一张小圆桌，桌子上有三个盘子，里面的食物排列成错综复杂的阿拉伯式图案。旁边有一个装满冰的桶，有人在里面放了一瓶酒，瓶身上盖着一块白布。想到这一定是我带来的其中一瓶酒，而且显然有人一直等到现在才上，我不禁感到一阵激动。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太神奇了。我打开餐巾，里面有一把银叉、一把银刀和一把刻有姓名首字母的勺子，这些名字都是过时的华丽风格。“谁的？”我轻声问克拉拉。“他祖父母的。从纳粹手中逃出来的犹太人，像我的祖父母一样。”她说。我想补充一句“和我的祖父母一样”，因为我回想起每年这个时候我父母举办的派对上的情景，当晚每个人都喝了很多酒，那些名字首字母被刻在银器上，被遗忘之人，甚至从未横渡大西洋，更不用说听说过斯特劳斯公园，也不知道未来谁会继承他们的勺子。
里边有三张小桌子已经摆好了，但什么也没有端上来。多么棒的吃早餐的地方啊！我的左边是一些植物标本，有香料、薰衣草、迷迭香，普罗旺斯的各种色调。
我盯着那块白布，带着上过浆的光泽，看起来像是被忠诚的双手洗过、抖过、熨过、叠过。
“再问一下，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在客厅里。”
“不是，”她说，然后她把胳膊肘再次放在我的肩膀上，“在电梯里。”
“在电梯里？”
然后我想起来了，可并非如此。我确实注意到电梯里有人，也记得那个带我去电梯的门卫，他把粗壮的胳膊伸到滑动门后面帮我按了按钮，让我在一个穿着深蓝色雨衣的女人面前感到既荣幸又笨拙。当时她正忙着跺靴子上的雪。我希望她也是派对的宾客，但当她先下了电梯之后，我就不再抱有这种希望了，以至于我无法理解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女人，怎么会和电梯里的是同一个女人。现在我回想起来，她在电梯里盯着我，眼神仿佛发出嘶嘶声：“想都别想！”“我们也没有寒暄，是吗？”我想。克拉拉在派对上介绍自己，是因为她觉得我们已经在电梯里破冰了吗？还是说，好事发生在我身上，正是因为我完全不抱希望？或者是我们的命数——即便我们对它视而不见，也会像神谕一样拐弯抹角地说出来或者实现？
“我们在电梯里说过话吗？”我问。
“是的，我们说过。”
“我们说什么了？”
“你说能在曼哈顿找到一栋有十三层的楼太奇怪了。”
她回答了什么？
这么愚蠢的搭讪值得回答吗？
如果我没说十三楼的事呢？
这是一个三门问题。而且，我已经告诉过你，今晚我不回答那样的问题。
那么，她是不是去了同一栋楼的另一个派对？
她住在这栋楼里。
“我住在这里”，乍听起来像是说“我住这儿啊，傻瓜”。但后来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承认了一件非常隐私的事情，就好像我的问题把她逼到了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正是她生活的四壁，有英奇、她的衣服、她的香烟、她的浮石、她的音乐、她的鞋子。她住在这栋楼里，我想。这是克拉拉住的地方。她和墙壁之间没有任何秘密，当她和四壁独处时会跟它们说话，因为她的墙并不像人们所设计的那样是完全聋的。她的墙知道这个克拉拉是谁，而我，像英奇和其他人一样是给她造成痛苦和折磨的人，也完全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住在这里——仿佛她终于吐露了一些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事情，除非她被迫承认——这就是她在这里语气中略带恼怒和受伤的原因，意思是：这从来都不是秘密，但为什么你之前没有问过？
然后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英奇现在会不会是回家了，而不是去达连湾？他会不会正在楼下为她生闷气？这段时间你在哪里？楼上。我等啊，等啊，等啊。那你就不该离开派对。你知道我会等的。康涅狄格州怎么样？雪太大了。你今晚要留下来吗？没错。
“等一下，”汉斯说，“你是说虽然你们一起喝酒，但却不知道你们已经在电梯里见过面了？”
我点点头，无助、徒劳地点头。
“我不相信。”
我能感觉到血液冲到了我的耳朵上。
“他——脸红了。”克拉拉小声说。
“脸红并不总是意味着一个人有所隐瞒。”我说。
“脸红并不总是意味着一个人有所隐瞒，”汉斯以他一贯的从容不迫的语气重复道，幽默地打断了我的话，“如果我是克拉拉，我会把这一切当作一种恭维。”
“看，他又脸红了。”她说。
我知道否认会立刻引发一场不断脸红的雪崩现场。
“脸红，心慌，你们男人……”
我正要反击的时候又一次脸红了。在我们开玩笑的时候，我把一块鼓起来的饼干当成了寿司，蘸了某种调味汁扔进了嘴巴，还吃到了特别辣的辣椒。这一次克拉拉没有任何提醒。我刚咬一口，就立刻察觉到这不是威化饼、生鱼片或腌菜，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感觉像是一种刚刚开始酝酿坏脾气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很久，甚至是永远。我吃的时候很后悔，因为我知道我应该立刻把它吐出来，即使温室里除了吐到餐巾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吐。不知为什么，我决定把它吞下去。
这比吞火还糟糕，它把一切都烤焦了。突然，我看到了我的生活在向前迈进，如灵魂出窍般。我感觉自己就像某个在午夜惊醒的人，在黑暗的遮盖下，发现自己被白日里的大部分的保护罩给遗弃抛开。如同那些虚伪可怜的、没什么薪酬的、零星散落的酒店行李员。这个人终于看到梦里驯服的怪兽，是肆意喷火的恶龙，当他盖着毯子太热汗流不止时，突然看到——就像有人在半夜打开了一扇旅馆的窗户，向外俯瞰空旷村庄的陌生景色那样看到——他的生活是多么凄凉和黑暗，他总是错过其中要点，就像一艘幽灵船从一个港口游荡到另一个港口，却从未在一个熟悉的港口停留，那是属于家的港口。在这个决定性的夜晚，他突然意识到了另外一件事：对家的怀念只不过是暂时的，思考也是暂时的，就像真理、快乐和爱一样，每当他感觉到天旋地转时，他试图让自己站起来说话，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做了什么？他问，我的快乐是多么邪恶，我的狡猾、迂回是多么浅薄，它们欺骗了我的生活。我做了什么？用错误的调子唱歌，用错误的时态说话，用不动情的语言对每一个人说话？
当他打开窗户，独自一人眺望贝拉吉奥，没有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人是谁？不是他的影子，也不是通明的路灯，也不是现在睡在床上的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如此痛苦地凝视着的，是他的另一个人生——是他一直凝视着并认为是唯一值得但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在某些未知的情况下，这是从生命彼岸到生命此岸的凝视吗？当他否认语言是唯一的表达方式，当他欺骗自己人生只有唯一的可能时，他到底是谁？
我回过神来，想到玛菲和她的两个双子星，想笑但是并没有笑声。我能感觉到眼泪又从我的脸颊流了下来，但是我太痛苦了，都不想分辨这是痛苦的泪水还是悲伤的泪水、感激的泪水、爱的泪水、羞愧的泪水、恐慌的泪水、厌恶的泪水，因为我立刻感觉到了杂糅的感受：害怕哭出来、耻于哭出来，以及羞于面对自己的羞耻，还有害怕每一次脸红、犹豫、说话不恰当时，或者找不到话说只好沉默时，身体对我的出卖——我总是在寻找什么来填满空虚。
所以，这一切都归结到了这里，是吗——这一刻，这泪水，这温室里的晚餐，这个派对，这个女人，我心中的火，屋顶花园，玻璃穹顶，让我仿佛身处一个不同的世界，隆冬中有着哈德逊河梦幻般的广阔和那道乐此不疲地伸向苍穹的光束，每次当你觉得终于有人把这束光的电源关掉了，它就又出现了，在天空中游走。这些光束好像照进了我人生中的荒地和垃圾填埋场，所有的一切不过就是一件事：如何成为人。对一些人来说，成为人类天生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成为人类是后天习得的，有人带着后天养成的习惯，有人说着一种被遗忘的语言，有人带着口音，也有人装着假肢，生活与他们之间横亘着一条壕沟，没有桥连着两端。因为我们的爱本身有问题，因为其他人也有问题。我曾以为我与众不同，我曾以为我能感同身受，但最终发现并非如此，其实他们和我一样，只是他们未曾思索。这就是知道这一切曾经是一种安慰的原因，这是来自地狱的糟糕的安慰。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并不存在“希望”这种东西，事情比我们担心的还要糟糕。
当我闭着眼睛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所能想到的只有害怕暴露——害怕表现出来和因为表现出来而被逮个正着，渴望和希望的恐惧如此强烈，但我从来没有强烈到让任何担心的事情被发现，害怕让克拉拉知道这一切，害怕永远得不到原谅——害怕吐出这段曼凯维奇风格的话，就好像它是一个谎言，我整个晚上都如鲠在喉，但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替，害怕我会像我这辈子一直做的那样，把这个谎言捂得更久些，直到它变得像生命之水一样平淡。
“好可怕。”我听到克拉拉说。
我恳求地看着她，好像在说，再给我几分钟，先别开始反击，等下我，让我喘口气。
我听到附近传来嘈杂的声音。
汉斯在按铃要水。
过了几秒钟，我才意识到我一定是晕倒了或者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因为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其他人和汉斯和克拉拉一样，在桌边坐了下来。
“别说话。”克拉拉说，就像告诉一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在救护车来之前不要动一样。
服务生拿来一个装满冰块的杯子，递给克拉拉。她像一个熟练的施刑者一样，有着不耐烦却沉着坚定的眼神，一直很清楚审讯造成的不良后果，总能在身边找到一小瓶嗅盐，让囚犯醒过来继续受刑。
我把杯子拿在手里，抿了几口水，气喘吁吁的，几乎是在啜泣。
我又看了看她的脸。她似乎在说“再喝一口”，然后我一口接一口地喝水——她像在和一个婴儿说话，而不是和一个酒友说话。她像一个坐在病入膏肓绝食数周的父母病床前的疲惫不堪的女儿。过了一小会儿，她那种悲伤焦虑的表情变成了愠怒，虽然手还保持着关心，但是换班时间一到就会立马丢下我。
为什么情绪突然大变，有了敌意？甚至有了假装的冷漠？是在我躺着要死掉的时候，贝丽尔和罗洛在后面说了什么俏皮话吗？不要假装你不在乎。
“再喝点水吧。”我喝水的时候她问的“你怎么了”，是她对我说过的最甜蜜的话——你的嘴怎么了，来，我来给你擦一下嘴唇，让我亲亲你的嘴唇，你可怜的、甜蜜的、上帝赐予的、燃烧的嘴唇。我马上就可以甘之如饴。
终于我的视线开始清晰。我能感觉到我的嘴唇很肿，还在发烫，但至少还能说话。对每一个做噩梦的人来说，像是盼来了黎明，所有幻想中的怪物会退散并消解在晨露中。也许这还不是这场磨难的结束——这是我的一部分，尽管我尽可能努力地把它抛在身后，仍希望它不要完全结束，并且已经开始怀念那种困惑、无声的恐慌和流露的悲伤，我知道这是我让她好好理解的，即便只有半个脑子的人都能一下领悟的东西。
仿佛我终于向她展示了我的身体，或者用它触碰了她的身体。尽管我的姿势很笨拙，但我还是感到如释重负，就像一个受伤的士兵被护士突然抓住的感觉，抓住她温暖的手掌放在胯部一样。
“好些了吗？”
“好多了。”我回答。
当我看到那些或远或近地围着我们的人时，他们有的拿着盘子，上边的餐巾里卷着可以追溯到汉斯的父母逃离旧世界时的镀银餐具，我意识到，尽管他们笑话我对曼凯维奇开胃菜的反应，但这仍然是我很长时间以来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之一。汉斯、巴勃罗、帕维尔、奥拉、贝丽尔、提托、罗洛，还有所有不认识的人。
克拉拉提醒大家，很快就该去做午夜弥撒了。“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她解释道。
“明年。”有人说。
“英奇不见了。”巴勃罗说。
“他走了。”罗洛显然是来给克拉拉救场的。
“是的。”克拉拉说。意思是，好了，大家别问了。
“我真不敢相信。”帕维尔说。
有人摇头。
“你知道我有多厌倦男人和他们的下体——”
“上帝保佑我们，”巴勃罗说，“我们又回到了克拉拉的‘我受够了男人’这一套。”
“你也包括其中，巴勃罗，”她厉声说，“你和你的小到不行的下体。”
“别把我的‘探测棒’扯进来。它去过任何男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相信我。”
“那他呢？”性急的贝丽尔问，指的是我，“也已经厌倦他了吗？”
“我不想和任何人有瓜葛，今年不想，今年冬天也不想。我要先亲一个女人，才能再亲一个男人。”克拉拉为了证明自己的话，走到贝丽尔身边坐下，把她拉得很近，轻轻啄了几下嘴唇，然后开始深吻。两个人都没有抗拒，都闭上了眼睛……这个吻，不管开始得多莫名其妙，现在看起来都不能更激情满满和心甘情愿。
“怎么样？”克拉拉说，没有给贝丽尔时间平复，“明白了吗？”不清楚她在和哪个人说话。“她吻得也很好。”贝丽尔说。
这是一个野蛮的吻。我曾经以为，“蛰伏”意味着“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想回家，带我去别的地方，我想一个人待着，让我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找到爱，让我回到坚固、忠诚的城堡”。相反，她的吻是酷烈的。我们可以做爱，但是我们不会找到爱，我不会为了任何人，在自己身上找到爱。所以她挡了我的路。她在和我说话，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了。关于你的一切——你的沉默，你的机智，你的克制，你让我放松的方式，让我筋疲力尽。希望我没有注意到，这一切都在推动我，这不是我需要的爱，所以离我远点。两个女人又接吻了。
她们停下来时，汉斯先开了口。
“这一切看起来像一部法国电影。任何事放到法国电影里都能说得通。”
为了看起来没有被女生的亲吻弄得局促不安，我说：“不一定吧。法国电影不是关于生活的，而是关于生活的浪漫。就像它们讲的不是法国，而是法国的浪漫。归根结底，法国电影是关于法国电影的。”
“你的回答也像一部法国电影。”克拉拉边说边走回我们所在的桌子，声音里带着不耐烦，意思是“别再玩智力游戏了”。
“把我的生活拍成电影，这个主意怎么样？”厌倦了智力游戏的交际花说，“也许我今晚应该看看。”转念一想，又说：“不，我已经看过太多次了。同样的情节，同样的结局。”
“法国电影讲的是温文尔雅的巴黎人，”汉斯说，“而不是上西区服用抗抑郁药的消化不良的犹太人。”惊愕的沉默。“说到这里，”他说着站起身来，转向我和我握了握手，“幸会。”他要离开温室。“新年夜过来吧。我是认真的。但莫尼可不行。”
“谁是莫尼可？”我问克拉拉，汉斯走了，留下我们在桌边。
“他的生命之火——前生命之火。”克拉拉解释说。
我仔细思考这个答案。
“你曾经是他的生命之火吗？”
“我本来可以的。”
“但你不愿意？”
“比那复杂。”
“因为格雷琴？”
“格雷琴会鼓励我，而不是阻止我。因为格雷琴？你是认真的吗？”
“我只是好奇。”
然后，她停顿了一会儿：“我跟你说，女人也会纠结，不是吗？”
“你现在纠结吗？”我问。我为自己的大胆感到高兴，知道她明白我指的是什么，我补充道：“因为我现在绝对没有。”
“我知道你没有。”这是她离我最近的一次。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你一拍不漏，是吗？”
“是的。但这不就是你喜欢我的原因吗？”
“你提醒了我，永远不要和一拍不漏的女人来往。”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提醒的你？”
“从现在开始。不，不是现在。此刻太美好了，我太享受了。”
我还没来得及补充什么，她就出现了一个可以改变人生的姿势——慢慢地把手伸向我的脸，用指背摸我两边的脸。
“我真的一点点想法都没有，你不知道。恐怕不像你想的那种典型的法国电影。用杂志的行话来说，我差一点就不是个好人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力攥住她的拇指和食指。
“也许你不应该看杂志。”
她放过了这句话。
“我能说点什么吗？”
“当然。”我说。我感觉有些紧张。
“最近我跟谁在一起都会是灾难。”她补充道，“指的是你。”
我看着她。
“至少你是诚实的。你诚实吗？”
“偶尔。”
“这是诚实的。”
“不完全是。”
之后，总是有人打断我们，不可避免地，克拉拉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温室里的其他人身上。然后，她提醒我们去做午夜弥撒。
我们到圣约翰大教堂时，弥撒已经开始很久了，但没有人介意我们迟到。我们径直加入拥挤的人群，堵住入口，然后站在那里看着人们列队穿过中央大厅，在那些已经就座并拿着圣杯的人中寻找一个空位置。烛光、音乐、横幅，以及在中央过道上来回走动的脚步声，让气氛变得浓厚起来。“我们只待十分钟，不能再多了。”克拉拉说。她和我一直走到被锁住的回廊尽头，然后原路返回，挤过人群，最后碰到我们那群朋友，他们正朝耳堂走去。“犹太人。”她说，指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在一个拱顶小教堂里找到了一个没人的小角落靠着，看着游客，听着一首新时代风格的鼓舞人心的管风琴曲。
也许是克拉拉、教堂、雪、音乐、我们与法国的浪漫，以及我们每个人在无声许愿中点燃的蜡烛，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让我想起了埃里克·侯麦的电影。我问克拉拉看没看过他的电影。“没有，没听说过他。”然后她纠正了自己，“他不就是那个电影里全是聊天的那个人吗？”“是的，就是他。”我回答道。我告诉她上西区有一场侯麦的电影回放。她问在哪里。我告诉了她。“这里面的一些游客挺有意思的，大老远来到纽约，却在这里参加午夜弥撒。”她说。她从记事起就一直来这里。我想象她曾经和父母一起来，然后是同学、爱人、朋友，现在是我。“总有一天，他们会打开回廊，把这座大教堂建完的。”我记得在哪里读到过，这个大教堂已经耗尽资金，解雇了石匠和泥瓦匠。再过一百年，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重新建造大教堂。“垒最后一块石头的人还没有出生呢。”这是这位交际花把大家召集起来朝主入口往外走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事情要长远地看，我想。一个世纪前的煤气灯火焰和一个世纪之后的最后一个石匠，让我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派对，我们未说出口的你来我往，我们晚上在露台上看着光束在这银灰色的夜空中穿行，我们谈论永恒……在一百年后，谁会知道？谁想知道？谁会在乎？我会。是的，我会。
在我们穿过雪地往回走的路上，她和派对上一个我没见过的人手牵着手走在最前面，然后开始互相扔雪球。没有往上城走的车流，因此我们都走在百老汇大街上，感觉就像被授予特权的人在收复自己的城市。最后，我们要穿过斯特劳斯公园时，克拉拉回到我身边，挽着我的胳膊，坚持要我和她穿过公园。
“这是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地方。”她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它隐于尘世又遗世独立，是被藏起来的、安全的，没有任何东西触碰它，它像一个私人的壁龛，在那里你可以背对着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一切。”
“或者说是为了蛰伏，”我说，试图取笑她，取笑我们，“——就连纪念雕像都在蛰伏。”
她说：“确实，这座雕像陷入了沉思，思绪飘到了别处，被包裹在霍普金斯坚硬的白色火焰般旋转的暴风雪中。”
我们走出公园的时候，她说她想要一杯冰镇的伏特加。而我想要一些甜食，比如一块小蛋糕。“但是，是的，像霍普金斯一样。”她补充道。
为什么我今晚这么开心？我想问。因为你爱上了我，我们两个看着它发生。以极慢极慢的镜头。
谁会知道？你问。
我知道。
我们都挤进了电梯，在衣帽间存了外套，冲上楼，回到温室。桌子已经收拾好了，摆上了甜点和酒水。每个人都倒上了伏特加后，我决定等一会儿，在第二轮甜点开始时暗示自己是时候走了。此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我越是装出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来暗示我即将离去，我就越是觉得有必要快点说出来。也许我真正想要的是克拉拉注意到我，并让我留下来。
最终她这样做了。“你真的要走了吗？”好像这是什么无法想象的事情，除非她先想到。
“什么，现在就走吗？”巴勃罗喊道，“但你刚到呀。”
我和气地笑了笑。
“我——着重强调我——要再给他倒一杯。”这是帕维尔，“我不希望你空着肚子走。”
“我们都不希望那样。”贝丽尔补充道。
“那你是留还是走？”巴勃罗问。
“留。”我让步道。其实我知道我没有让步，因为我做的正是我想要的。
“终于做了一回决定。”克拉拉说。
我多么爱这些人，这个温室，这个远离所有人和我所知道的一切的小岛，这个躲避时间的地方。它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
“给——”帕维尔说着递给我一大杯白兰地。就在我要从他手里接过来的时候，他微微收手，我靠近他拿杯子，他顺势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我情不自禁，”他的声音大得足以让所有人都听到，“而且，这会让他吃醋，我喜欢帕布力图吃醋的样子。”
“我也得掺和一下，”贝丽尔说，“问题是——他会让我亲吗？”
“他可能会。”
“哦，他肯定会的。”克拉拉说，带着一种暗含的冷漠，让我兴致全无。
“好吧，在我碰一鼻子灰之前，我最好先问问。”贝丽尔窃笑着说。
“他要的不是你。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让你那样吻他，像她吻你一样，也是正面深吻。”又是罗洛。
“那他想要谁？”
“她。”罗洛说。
“那我不要他了。”她反悔了。
“她在蛰伏。”克拉拉说，指她自己。
“他现在正站在冰上。”我说。
我们四目相对。在我们眩晕的看似冷静的话语中，有一种欢愉的默契。
“对了，”她说，“我还没告诉你我的全名呢。我叫克拉拉·布伦施维克，是法语拼写。而且回答你之前的问题——是的，我在名单上。”
“我问过吗？”
“你打算问来着，或者你应该问。第二学院……”
她太了解我了，而我还完全读不懂她。
我在心里想，怎么拼写呢？布伦施维格？布伦施威格？布伦施维科？还是布伦施维客呢？
“要我给你写下来吗？”
“我知道怎么拼写‘布伦施维克’。”
尽管不情愿，我又一次提出来要走。但一定是想要被留下的意图太明显了，别人劝了一下，我就和巴勃罗和贝丽尔坐下来，手里拿着一杯酒喝起来了。
贝丽尔慢吞吞地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停在我面前。
“你生我的气了吗？”我问。
“没有，但是我们还有一笔账要算。以后吧。”
最后，我们一起走下螺旋式楼梯，发现派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拥挤的客厅里大家围着一个声音嘶哑的钢琴家。他可能休息了很久，现在又坐回去，唱着几个小时前他一直在唱的同一首歌。圣诞树还在那儿，还有同样的一大碗水果酒。那里就是克拉拉说我看起来像是迷路的地方。在那儿，克拉拉和一个被她介绍说是曼凯维奇的人请大家安静，站在两个矮凳上，开始唱蒙特威尔第的咏叹调。虽然只唱了两分钟，但足以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看待很多很多事情的方式，因为雪、光束和被雪覆盖的公园已经改变了我。几分钟后，嗓音沙哑的歌手接着唱起来。
凌晨三点多，我终于说我必须要离开了。和他们握手、拥抱、亲吻。当我到衣帽间时，聚会仍没有停止的迹象。当我经过厨房时，我隐约闻到了甜甜的油炸巧克力味食物的香气。如果不是做早餐搭配的食物，就一定是无穷无尽的甜点大军中的一个。
贝丽尔跟着我来到了衣帽间。我把存衣票弄丢了，服务员让我和贝丽尔一起进了那间大大的挂满衣服的衣帽间。她也要走吗？不，她只是想说再见，告诉我她认识我有多高兴。“我喜欢你，”她最后说，“我跟自己说：我必须告诉他。”
“告诉他？”我知道自己在笑。
“告诉他，我一直在看着他。我想着，如果他起身走动时，我会告诉他。明天，当我完全酒醒后，我会假装我从来没有说过。但现在，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就这样！”我可以看出，她已经开始反悔了。我会对克拉拉说同样的话。
我没有说话。相反，我搂住她的肩膀，把她紧紧揽向我，给了她一个深情、友好的拥抱。她是因为被我抱住才靠过来的，而不是因为想要抱我。然后不知怎的，我把她推到一个挂着很多大衣的衣架后面，把她推到毛皮大衣的深处，那些衣服像屠宰场里还未去毛的动物尸体一样悬挂着，躲在密不透风的衣架后，我开始吻她的嘴，手到处摸着她的身体。
没有人会看到或者注意到我们。我知道她想要什么，也很高兴让她知道我知道。我们双方都没有退缩。这是瞬间的事情。
“谢天谢地，幸亏有人来了。”她最后说。
“我觉得也是。”我附和道。
“不要你觉得。你没有比我更想要这个。”
无论是她还是我，都没有丝毫的激情。
当我拿着外套离开衣帽间时，我看见克拉拉在走廊里和别人说话。我希望她看到我们在一起。
“你知道她被你迷得神魂颠倒了吗？”贝丽尔对我说。
“不知道。”
“大家全看出来了。”
我回过头来想，想不出克拉拉给过我一丝一毫的暗示，被我迷得神魂颠倒？可能是贝丽尔在编故事误导我。
“你真的一定要走吗？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克拉拉说，手里拿着一个杯子。
“拜拜啦，爱人。”贝丽尔挤了一下眼，把我和克拉拉单独留在一起。她想故意泄露我们在衣帽间的一部分秘密。
“怎么回事？”克拉拉问道。
“可能是她说再见的方式，我觉得。”
“你们两个干了一些不可描述之事，不是吗？”
“什么？”
“没事。你真的要冒着暴风雪走吗？”
“是的。”
“你开车来的吗？在这样的夜里肯定叫不到出租车的。”
“我乘巴士来的——我一会儿乘巴士回去。”
“M-5——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巴士。走，我带你去我的汽车站。”
“我……”
就是这样，我要再一次违背她的意愿，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了。
我找到汉斯并再次向所有人道别，又花了二十分钟。
然后电梯来了，我们走进去什么也没说，像不知道说什么的陌生人，忽略任何可以打破沉默的话题。
“跟你说一下，这里就是十三层。”她说，好像她在谈论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朋友，我们现在正开车经过他的楼，“你看见我在十层下的。”她笑了。
我对她笑了笑。为什么我觉得再多一分钟就能压垮我？我巴不得这趟下楼之旅赶紧结束。但我知道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让它结束。门一关上，我就希望她按下停止按钮，说她忘了什么东西，可不可以让我帮她挡住门。谁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尤其是，如果她的一些朋友发现我在开着门的电梯里等她——把大衣脱了，别来假装要走的这套了。除非老旧摇晃的电梯停在两层楼之间，把我们困在黑暗中，让这一小时成为一个晚上、一天或者一周，因为我们会坐在地板上，以一种我们整晚都没有的方式向彼此敞开心扉。在黑暗中，坐一个晚上、一天或者一周，对物业敲打电缆和滑轮的声音充耳不闻，我们又回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和里尔克的《尼古拉·库兹米奇》上，他们手头的时间如此之多，以至于可以随心所欲地挥霍——无论是一大段时间还是一小段时间，挥霍、挥霍、挥霍，我会像他们一样，请时间延长，让这部电梯永远卡在那里。外边的人会给我们用小篮子放下来吃的、喝的，甚至是录音机，而我们只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但是我们的电梯一直在下降：七楼、六楼、五楼……很快就要结束了。很快，肯定的。
当我们走到大厅时，我看到了之前那个门卫。他穿着同样的棕色大衣，毛扎扎的长袖，黄色绲边，我仍然记得他为我按电梯按钮的时候，让我感到既荣幸又无能。他正在打开大厅沉重的玻璃门让人进来。新来的人跺着脚、摇着伞，是两个年轻的时装模特，一页又一页地翻着单行打印的客人名单，我在名单的最后一页用手指出了我的名字。退而求其次的宾客。退而求其次的派对。权宜之计，退而求其次的人生。
几小时前我也是这些客人之一。现在我要走了，他们来了。克拉拉会回到派对，找一个新的陌生人站在圣诞树旁，从头开始吗？
我是克拉拉。我可以一直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就像曼哈顿上空的光束，嗓音沙哑的歌手，还有那条通向看不见的小路的走廊，直到奇迹般地把你带回你出发的地方。
出门前，她解开我打着结的围巾，把它在我脖子上绕了一圈，然后把围巾折起来，塞进圈里系好。她打的结，我喜欢。
“你不是要这样出去吧，克拉拉小姐？”门卫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就一下。鲍里斯，你能把伞借给我吗？”
她深红色的衬衫外面什么也没穿。“我叫他鲍里斯，以戈杜诺夫、费奥多尔、查里亚宾的名字命名，或以伊凡的名字命名，以可怕的名字命名……他像杜宾犬一样忠诚。”
他本打算为她撑伞。“没关系，别出来了，鲍里斯。”
我想把我的外套借她穿。但那样的话，我可能看起来在宣示主权。所以，为了不大惊小怪或显得碍手碍脚，我决定让她穿着透明的深红色衬衫瑟瑟发抖。然后，一时冲动之下，我脱下外套把它披在了她身上——管他是不是鲁莽，我不在乎。我喜欢这样做。
她靠在我的胳膊上，为我们两人撑着鲍里斯的超大雨伞，走过弗朗茨·西格尔纪念雕像，我们俩都在楼梯上犹豫不决，楼梯完全被雪覆盖了。“我过去常常在这里滑雪玩。”她说。
安静又空旷，满是积雪的滨河大道变得如此狭窄，这让我想起了一条通向附近树林的路，树林路绵延数英里，连接着下一个小村庄及其相邻的庄园。在这样的夜晚，可以站在滨河大道中间，也不用担心有车，就好像曼哈顿变成了一个更友好、更安静的图画书般的版本，给这座巨大的沥青城市施了魔法，让它暂时消失。
巴士站就在马路对面。“恐怕你得等一会儿。”她说。
然后她脱下我的外套还给我，伸出手，握了握我的手。
我是克拉拉。握手。
那件外套从此变得不同。
她的一部分现在留在了我的外套上。
重新表述：我的一部分留在了她身上。
这不就是我让她穿的原因吗？
更正：我身上的她比她身上的我多。
是的，就是这样。我身上的她比她身上的我多。
我不介意。如果她拥有我，我也不会介意。如果她看穿了我的想法，因为她已经穿了我的外套，并且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我的每个想法都参透，我都不会介意。如果她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以及我不知道的和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的一切，我不会介意。我不介意。我不介意。
很快我看着自己过了马路。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确定我已经安全到达那里，她握着伞，左臂抱着自己，暗示她可能随时会冻成冰雕，但她又坚持了一会儿。我有一种冲动，想说“我们回去吧——天太冷了，我们回派对去吧”，我知道她会笑我，笑我的建议，笑我的单纯。让我请你回楼上去。问问我，看我会说什么。
然后，她努力用左手挥手告别，转过身去，像一个庄园的主人一样往家走去，庄园主人亲切地护送一个客人到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一个隐藏的铃铛发出了最后的告别。
巴士来时，我坐在离前门最近的座位上，在司机的旁边看着景色在我眼前展开，但这次是相反的顺序。我想再坐巴士回来，谁知道我会持续几个月做这件事？我会在周日早上、周六下午、周五晚上和周四晚上乘坐这辆巴士。我会在雪地里，在春天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深秋的晚上回来的路上，当渐暗的光线仍在滨河大道的建筑上闪烁时，我会想起克拉拉写的关于西班牙舞曲的论文，想起克拉拉在阳台上看着光束环绕曼哈顿时跟我提起的蒂内克市和“白夜”。乘坐巴士将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它会通向这座建筑，或者每次路过都会让我想起。现在，我可以随时下车，在童话故事般的暴风雪中走两站路，回到圣诞派对，在那里我的名字永久地用铅笔写在宾客名单上。也许在克拉拉、汉斯、罗洛、贝丽尔和巴勃罗以及他们所有人都离开纽约很久以后，我才会乘这辆巴士。因为在这一刻，我想到这趟穿越时间的、有仪式感的巴士旅程，可能最终会让我忘记克拉拉还在楼上，让我忘记我没有问过如何拼写她的名字，让我忘记消失的世界、失去的友谊和派对上的残羹剩饭，忘记汉斯再三邀请我七天之后再去。
在巴士站独自等了五分钟后，我想要放弃了。我还担心，如果楼上有人看到我像这样等一辆显然永远不会来的巴士，会显得非常蠢。
我抬头看着屋顶。不到四个小时前，我坐在那间温室里。现在它低头盯着我，好像根本不认识我。那时，我一直靠在那根柱子上，她敞开了一点心扉，告诉我关于英奇的事情，以及至少有一段时间，他是如何扑灭她生活中的黑暗的。那是多么奇怪的说法。我当时向外看了看，答应记住这一切。我现在想起来了。你不理睬什么，什么就会变成贝拉吉奥。
我看不到滨河大道远处有任何车流的迹象，我走过弗朗茨·西格尔纪念雕像，回到克拉拉出没的人行道上，在那里磨蹭了一会儿，好像在寻找借口在她的街区逗留，检查周围的每一栋建筑，就像一个现代的约瑟夫打量着大厅和门卫，而玛丽在车里等着，希望有人最终会打开楼上的一扇窗子，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喊我的名字，并发出勒令：“赶快上楼吧，外面一定冷死了。”
我想象自己立马回到楼里，忽略跟门口的伊万或鲍里斯的寒暄，以免显得对打开窗户喊我名字的人不热情，同时全程努力保持一种犹豫不决的样子，只是默许了友谊的精神，为什么不待上一小会儿，像一个家长再宽限孩子看五分钟电视的时间。
“看看你，你需要一杯热饮。”他们会说，“让我帮你拿外套。”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会和那些曾握手告别的人握手问好，包括我在楼下看到的迟到的人，就好像我是他们的一个老朋友，及时赶上了派对的早餐。
你看，着急离开我们干什么。
“你今晚为什么离开？”她递给我一杯她整晚都在喝的酒问道。那只杯子，一会儿我就会拿着那只杯子。
我走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走，有很多原因，但也没有原因。为了表明态度，为了留个悬念。我不想因为待得太久而被厌倦，我也不想表现出我非常享受派对，或者说我从来不希望它结束。
也许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凌晨四点？
我有我的秘密。
即使对我也保密？
特别要对你保密。
提醒我永远不要和凌晨四点有秘密的男人有任何瓜葛。
提醒我永远不要被诱惑而和盘托出，因为我真的很想说出来。
现在开始吧。你为什么回来？
克拉拉，如果你问，那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我想听你亲口说。
因为我还不想回家。因为今晚我不想一个人待着。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心跳越来越快，因为我想加上一句——因为你。
因为我？——你用汉斯那种缓慢而刻意的方式说。
说出来“因为你”或者“因为我今晚不想一个人”的感觉真好。嘿，今晚我不想一个人待着。我想和你、你的朋友一起。在你的世界里、你的房子里，在所有人都走了之后留下来。像你，成为你，和你在一起——即使你在蛰伏，就像我也在蛰伏一样，就像汉斯也在蛰伏，就像贝丽尔、罗洛、英奇和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活着的或死去的，都在蛰伏、蛰伏、蛰伏，遭遇磨难、遍体鳞伤，依旧充满渴望，和你在一起，直到我身上有你的味道，像你一样思考，像你一样说话，像你一样呼吸。
像我一样呼吸？你是认真的吗？
我忘乎所以了。
在马路中央，我再次抬头，看到了派对上许多人背靠着楼上结霜的窗玻璃，每个人的胳膊都向外伸张，说明他们手里拿着酒杯和盘子——他们要供应早餐了吗，像某些疯狂的洲际红眼航班那样？
克拉拉为什么送我下楼？最后还和我一起在雪地里走？是她另有所安排，还是我打乱了她的计划，在她有机会按下自己的楼层前按下了大厅层的按钮？我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我完全没往那边想吗？或者我在刻意回避，因为说回家太容易了？
还是我今晚不想和任何人在一起？想要独处，想回家，却想要被爱。因为你我之间的距离——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窃以为，我们之间是千万里、是光年的距离。
我想要爱，不是别人。我想要浪漫。我想要迷醉。我希望我们的生活充满魔力。因为它太稀缺了。
我想起在我家的那些人，好多年轻男子在爱中热切而无私，就像英奇一样，走了大老远的路程过去或者回来，就为了能夜里站在她家楼下，朝她的窗户扔雪块，直到呼吸不上来，醉酒而死，留下的只有一首歌和一个冰冻的脚印。
当我站在那里时，我把手插在口袋里，里面装满了小小的餐巾纸。整个晚上，我一定都很紧张，而且每次放下杯子或吃完东西，都会不假思索地往口袋里塞餐巾纸。我记得她在我不小心吃到花椒时给了我手帕，我用它做了什么？
在我的口袋里，我还摸到了折起来的请柬，请柬上印着派对的地址。我模糊地回忆起，在派对上和克拉拉聊天时，我经常在口袋里碰到这张卡片，心不在焉地拨弄着它的边角，当我对齐、对折卡片的边角时，会突然感到一阵喜悦。如果卡片被暴雪打湿，只能说明我刚刚穿雪而来，派对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才会分开，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发生任何事情。即使在这一串串喜悦的背后，还残存着好似微微的怨恨，因为我是被拖到这个派对的，还被我父亲的朋友放了鸽子。然而，这可能根本不是怨恨，而是另一种狡猾的方式，让我的思绪偏离了原本停留的地方，结果却被拉回到克拉拉身上，并怀疑维尼甚至可能策划了今晚发生的一些事情。父亲去世了，我曾经答应照顾他的。我感觉很孤独，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认识了一些人。
我开始往西区大街和第106街街角的斯特劳斯公园走去。我想想起她，想她的手，想她只穿衬衫站在外面，还有当我把恶意满满的幽默误认为无害、直白时的那种神情，她提醒我那是单调、平凡、平淡的。我淋浴的时候会唱歌。我想想起克拉拉，但又害怕。我想拐弯抹角地、偷偷地、克制地想她，就像暴风雪想要从缝隙穿过滑雪面罩。我想想起她，作为我最后想起的人，一个让我不能完全集中注意力的人，一个我开始忘记的人。
当我走近一个灯柱想更好地审视这种感觉时，我几乎可以看到灯柱把它通亮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帮助我看得更清楚，它想寻找安慰，才如此努力地给予我安慰。我开始觉得这根灯柱是一个人，这个人了解这种几近幸福和绝望的纠缠是什么感觉，并向我解释，因为他认识我很多年了，肯定了解我是谁，或者为什么我今天晚上会这样。如果我问出口，他可能会告诉我，为什么生活把克拉拉扔给了我，然后看着我挣扎着去够救生圈却不断往下沉。“所以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你明白吗？”“哦，我知道，我明白。”“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问。“现在怎么办？你大老远地来参加一个派对，然后极度渴望留下来却迫不及待地离开。你想让我说什么，指导吗？答案？道歉？都没有。”他愠怒地收声。我唯一愿意与之交谈的人已经去世了，我没有可以说这些的人了。
在西区大街与百老汇交会的地方，我意识到这里找不到出租车，至于市中心的M-104巴士，并不会比滨河大道的M-5好等。到处都是厚厚的、明亮的、未被触碰的雪。视野内一辆车都没有，而人行道和街道之间，街道和公园之间，公园和百老汇，与西区大街最北端交会的这个看不见的时刻之间的边界，都消失了。大雪覆盖了所有地方，让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冰湖，从冰湖上伸出树木和奇怪的起伏，还有盖着雪的车停在斯特劳斯公园周围。
公园里，冰冻的、长斑的树枝伸向天空，像是从凡·高的橄榄园里伸出的一双双赤裸的、粗糙的、诚挚的手，也像受尽折磨的加来人在严寒中蜷缩在一起，而每根灯柱底部反射出的明亮的白光使一切看起来都是清白的、健全的、有仪式感的，就像路灯一个接一个地排成一列，在平安夜为迷路的东方三博士
照亮着陆地点。
雪是多么安详和宁静——坦率（candid）的雪，我回想起波可尼对这个词的印欧语词根的重建：*坦（*kand）——发光，点燃；发光，燃烧，与它有关的熏香和白炽灯。雪比我坦率。我想在这里点燃一支蜡烛，想想克拉拉和很久以前她在教堂的那个时刻。
我解开了她系在脖子上的围巾，然后重新围在脖子上，把围巾的两个尾端交叉着妥帖地塞在大衣里面。像我习惯的那样。天不冷。我开始想，雪会不会坚持到明天都不化，最近一直都没有化。慢慢地，我穿过公园，看到了一个长椅，并冒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我得坐在这里。我戴着手套把雪拨掉，坐了下来，两条腿往前伸，就像饱饱地吃了午饭后在下午晒太阳一样。
我喜欢这里，我喜欢两条街和相邻的街道都在这里交会，隐藏在雪下，突然让你发现静谧的上西区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广场，它们像流动市场中的货摊一样随着雪在你面前突然出现，并在雪融化后立即消失。我可以在这里过夜。我希望雪今夜不要化，明天一整天都不要化，这样我就可以在明天晚上回来，再一次坐在这条长椅上，就好像我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仪式和中心，等待那一刻的光辉再次沐浴我。即使我知道我投射在斯特劳斯公园的明亮的光是由天气、酗酒、爱和性导致的，是单纯的一场意外，就像坐在这条长椅上，而不是另一条长椅上，或者因为打不到出租车而发现如此多的美，或者在这里而不是在滨河大道，或者咬着的是花椒而不是鲜奶油，站在那里，不是在图书馆里，我可能先遇到贝丽尔，度过一个完全不同的，也许更美好的夜晚，但是在一棵圣诞树后面——突然所有这些偶然事件都充满了清晰、光辉与和谐，因此也就有了快乐——就像雪一样，我知道永远不会持久。当小小奇迹的快乐触及我们的生活时，快乐就像祭坛上的光。我知道我会重游这个地方。
所有这些都可以用一个很小的词来概括，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那时可能还没有人使用过这种语言：*坦（*kand）——女人的坦率。
然而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几乎不能拼出她的姓氏，我看到她吻了一个男人，然后又吻了一个女人。她是谁？她做了什么？她长什么样？别人怎么看她？她对自己和我有什么看法？当她独自一人时，她会做什么？
也许我只想坐下来想一想，或者什么都不想，独自一人，独自做梦，发现一切都无比美好，然后渴望她——我整晚都没有允许自己这么做，像是渴望一个我们知道没有机会再次见面的人，或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见面的人，但都一样地满是渴望。因为渴望让我们成为自己，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渴望能填满心灵。
填满心灵。
像悲伤和哀痛那样填满心灵。
我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也不信任自己。但当我陷入这些游离的思绪时，好像一些永恒和庄严的事情正在发生——不仅是在这个荒芜寂静的叫作斯特劳斯的公园里，也在我的内心，我与这里融为一体。
周围的一切，城市、夜晚、公园、公园对面药房的霓虹灯招牌和右边炸鸡炸得很老的饭馆。她掐灭香烟，然后用鞋子轻轻地把它从窗台上推下去的样子，她穿着深红色的衬衫，扣子开得明显低于胸骨的形象，挥之不去。在她和我谈论沼泽和战壕里的爱情时，我猜想着她胸部的形状，她轻轻地拧了我一下，把我拉回到自己也身处的沼泽和战壕里，用她自信的姿态提醒我，她是我配不上的交际花，她只是碰巧把胳膊肘放在我的肩膀上，让我觉得我和她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却又一样，但永远都不一样。
我想为自己感到难过，总是思来想去，却永远不知道在想之外需要做什么或者需要去哪里。又一次，我想在斯特劳斯公园里点燃一支蜡烛，就像在教堂里一样，不确定自己要祈祷得到什么，还是为已经得到而感恩，或者仅仅是因为这支蜡烛的存在而感恩，因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近距离地看到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愿望，记住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过，记住它的样子，不是渴望、希望或爱，而是崇拜。
今晚，克拉拉是我生命的一副脸孔，让我体验了短暂的不同人生。今晚她是我看世界的眼睛，并回过头看着我。
克拉拉，今晚我离你如此之近，以至于再看你一眼，我就吻你，就像你吻贝丽尔的那样。因为你吻了贝丽尔，所以我也吻了她。
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会把这个想象的许愿烛台放在这里，然后像克拉拉在阳台上把杯脚埋到雪里一样把它也埋到雪里，我会点燃很多这样的许愿烛台，围着纪念雕像放置一圈，我还要用小的烛台从头到脚放满雕像，让它们像萤火虫一样四处游荡，直到黎明。
我坐在这里，一动不动。我愿意为她冻死。因为今晚她是我生命中的一副脸孔，而我还没有学会如何适应。
也许是寒冷最终让我流泪，也许我喝得太多了，但当我盯着离我最近的一盏街灯时，看到了重影，灯柱似乎在摇摆，想要试图挣脱地面，变成了一个四肢不正常的乞丐缓步向我走来。
他站在那里，左看右看，好像要确定看到的是我，然后拖着脚步后退，又变成了一盏路灯。他是谁？在这个无聊的夜晚他在做什么？我在外面冻着干什么？他是不是另外一个我？他在这里蹒跚踱步，说他要接我的班，看我怎么坏了我们的好事？或者他是一个未完成的我，有多少这样的我还没有生成，或许永远不会生成，有多少这样的我渴望从过去回来，只想给我胡乱的安慰和疯狂的建议，没发现我们夹带进时间的小抄是用隐形墨水写的，他们挤在我周围，像一个被圈起来的地下军团，渴望品尝我轻易获得却又不配得到的东西：鲜活的生命。
也许我在斯特劳斯公园点上蜡烛是为了他们，作为仪式上的替身，看不清自身的那些东西，希望可以作为蜡烛跳脱出来看清楚。
然后我碰了碰挂在我头上的小树枝。它已经结冰了，不可能断掉。如果我用力拉，树枝就可能会被折断，我可能会割伤自己。我想象着鲜血从手指涌出，洒在雪地上。我向后仰头，想着父亲会说：“这不是新鲜事。你这些年一直这样。没人能帮你。我血液中的生命，我生命的灵魂。”
如果克拉拉看到我手指流血会怎么说？我想象着她穿着褐红色的鞋子向我走来，站在我面前的雪地上。
“你怎么了？让我看看。”
“没什么。”
“你在流血。”
“是的，我知道。在战壕里的兵嘛，你懂的。”
“为自己感到难过？”
我没有回答。但是，是的，为自己感到难过。恨我自己。
她从红色衬衫上撕下一块布，裹在我的手指上，然后缠到我的手腕上。在我看来是克莱芙公主用一根黄色丝带缠绕着一根属于她爱的男人的木藤。那块布缠着我的棍子、我的肉体、我的下体，我的一切都在你的衣摆上，你的手上，你的手腕上，你甜蜜的、沾着血的、被祝福的、上帝赐予的手腕。“现在看看你做了什么。”她笑了，我在努力集中注意力，“你可能会感染得很严重。”
“是吗？”
让我集中精力——她一边包扎伤口一边说。
然后，当她做完我的护士之后，她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想要的一切从未拥有过。
“因为你想要的一切从未拥有过。你坐在这里会冻死的。”
“所以呢？在这个寒夜一直坐到天亮，早上被发现冻死，全身青紫，你觉得如果这是为你，我会介意吗？”
“为我还是为你？”我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答案。两个答案都是对的。”
“纠结。”她说。
“纠结。”我说。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孤独的公园里，在这场短暂的谈话中，我们各自的影子说的话比我们整晚所说的都多。一场情人之间的对谈，就像魏尔伦的诗写的那样：在那里只有我们的影子相互触碰，其余的都在等待、等待和等待。这并不新鲜，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这样。
“有什么问题吗？”问话的是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他刚关上车门，穿过公园朝我走来。他看起来像这个星球上唯一剩下的人。
我摇摇头，假装看向别处。我一直在自言自语吗？
“你没事吧？”
“没事，警官。我只是在想事情。”
想事情——这样说话可能被抓起来。
“不是在想做什么傻事吧？”
我又摇摇头，微笑着。今晚第二次。
“喝酒了吗？”
“喝了。喝太多了。”
“圣诞快乐。”
“你也是，警官贵姓——”
“拉洪。”
“拉洪，像‘她为拉洪哭泣’里的？”
“没听过那首歌。”
“不是一首歌，是诗，爱尔兰诗。”
“是吗？”
我正要说“是的”，但想了下还是闭嘴了。
“所以你怎么了，感情问题？”他交叉着双臂。我能看到他紧身蓝色夹克下面露出防弹背心的边角。
“没有。不是感情问题。只是父亲去世了。今晚我想他了。他去世快整整周年了。”突然，我想起了父亲的话，很快我甚至不知道我曾经活过——如果我的影子在匆忙的人行道上碰到你的影子，我的心不会像今晚你偷看我房间时那样猛跳。那么多的爱和一切都是浪费，所有收藏的书和诗集都消失了。我看着这只手，我知道，很快我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因为它不再是我的，我的眼睛也不再是我的，我甚至不在这里，我的脚已经走在了我的前面，在只有上帝知道的地狱遗忘河和火河之外找到了更舒适的落脚点。我甚至都不会记得地狱遗忘河和火河，或是香农演唱会上不断的人浪，或是斐多，或是勇敢的阿里斯蒂德，以及我们一起读过的修昔底德的那些长篇演讲，所有这些不朽的话语都消失了，拜占庭也消失了。我不再是我的了，生活也不再是我的了，我的衣服、鞋子和身上的味道也不再是我的了，甚至“我的”也不再是我的了，我的思想、我的头发、我的一切都离我而去。爱也不再是我的了，就像一把从破旧的衣帽架上借来的伞——虽然现在你比我脖子上的血液、我生命的气息离我更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现在所做的就是跟自己和跟你道别。我一点一点地离开你，我的爱，我不想让你悲伤，我想现在就把你的照片带到他们强迫我去的任何地方。我希望一闭上眼睛，这张照片将是我最后看到的东西。因为他们说人最后看到的东西是能永远带走的东西，如果“带走”在那边有任何意义的话。
“你知道遗忘河和火河吗，警官？”
“是什么？”
“没什么。”死亡最糟糕的是，知道自己会忘记曾经活过和爱过的人。你活了大约70年，然后永远死去。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呢？死了70年——再加上70年——但永远活着。死亡到底有什么用？我不在乎人们所说的“没有人能忍受超过一生的生活”。问问死去的人，看看你会得到什么答案——问问死者，如果他们能在这里赶上今晚的雪，或者像这样度过一周星光灿烂的夜晚，或者爱上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们会怎么说。问问死去的人吧。
“‘答应我，’他会说，‘那一刻来的时候你会帮我，但只能在我让你帮我的时候再帮，这样我就可以坚持到最后一刻，而不会提前死去。’”
“他让你帮他了吗？”
这个警察在跟我开玩笑吗？
“他从来没有。”
“既然那一刻来的时候他们不会那样做，你为什么还这么难过呢？”
“他睡了几个小时，我想在附近走来走去，像一个情人等着女朋友然后把她的东西都从他家拿走一样，希望她会回心转意。直到我经过一个公园，在寒风穿过树林的嘶嘶声中，我知道他已经安全抵达了。我正要给他读普鲁塔克的书。我让它发生了。”
“故意的？”
“我永远不会知道。”
告诉我，我不残忍，拉洪警官。告诉我他知道，拉洪警官。
“看这月亮。”
“晚安，月亮。”我说。
“晚安，月亮。”他重复道，摇着头。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啊！
一个女乞丐穿过街道向我们走来。公园可能是她的卧室、她的浴室、她的厨房、她的客厅。“先生，给点面包。”
我把手伸进口袋。
“你疯了吗！？”警官说，然后转向乞丐，“滚开。”
“别生她的气。今天是圣诞节。”
“她把她脏兮兮的手指放在你身上——看看你有多喜欢圣诞节。”
那个乞丐发现了一个心软的人，她一直盯着我，默默地乞求着。
就在我要离开斯特劳斯公园的时候，我拿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偷偷塞到那个女乞丐的手里——为了我的父亲。
“不是吧？”
“别说了，警官。”我说。你永远不知道，我想说。在另一个时代，她会让我坐在这长椅上，带一桶水来给我洗脚。我发现一些东西，然后我回家去了。显然是为了克拉拉，我应该补充道。
拉洪警官开着车走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当我穿过了街，而不只是穿过了人行路时，我回头看了看公园，我知道我愿意付出一切重新开始这个晚上，就像它原来的样子——就像罗马人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时那样——时间倒流，把时钟拨回到晚上七点钟，然后从斯特拉斯公园开始。下雪了，我还是很早就去参加派对。我会停下来先在这个小咖啡馆里喝茶，再走向那栋大楼，假装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正确的地址，甩甩我的雨伞，看着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的俄罗斯人为我开门，然后走进电梯，它的哥特式门廊没有给出今晚事情走向的暗示。我想把今晚从头再来一次，再来很多次，因为我不想让它结束，因为即使某件不满足和未完成的事情笼罩了整个夜晚，我会接受这个不满足和未完成的夜晚，并认为自己双重幸运。
明天晚上，我会一根接一根地重新点燃每一根蜡烛，环顾四周，我似乎感觉到公园的每个角落都回荡着克拉拉的存在，也回荡着我、我的生活、我是如何生活的，回荡着我的父亲——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一直想着他，我一直抓着他不放，好像一个随时会消失的影子。他是回来看最后一眼的，他好像忘了带钥匙，他又回来是因为忘了戴眼镜，又一次因为他忘了检查煤气，又一次像那个可怜的、不安分的人一样回来了……一个饱受折磨的人，他一生中对爱知之甚少。当我回到这个地方时，我害怕我留下了什么，知道我留下的是一个自我的影子，但这个影子是所有自我中最真实、最持久的。
最后一次回头看时，我心里想，我多么喜欢这个小公园。明天再回到这里坐一会儿，在日出前一小时的白茫茫中，再看一次永恒的、沉默的群星，是多么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