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色电波
联结中共中央与外界的空中桥梁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陕北红军和中共中央而言，当前最紧要的就是要沟通与外界的联系，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摆脱长期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会后不久，中共便与十七路军、东北军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了统战关系，除了开辟对国统区的秘密交通外，还先后在天津（胡服台）、上海（冯雪峰台）和西安（刘鼎领导）建立了三个秘密电台。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叙述道：“当时陕北的红军同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有无线电联系。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电台常遭破坏，但是国民党当局却无法长期切断红军同这些城市的无线电联系。”

西安架设电台的工作是在涂作潮的帮助下完成的。20世纪 70 年代，据刘鼎回忆：“我们和中央联系没有电台，张学良也没有专用电台，通话要通过他的交通处长（西安事变后被枪杀）。此人很坏，我们要通电要通过王以哲军部，这样很不方便，所以我请示中央批准建立自己的电台。电台半个月涂作潮就装好，很好用，西安只有我和报务员两人，工作也保险。”涂作潮（1903—1984），湖南长沙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奉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转入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36年 7月，刘鼎去上海时通过地下党寻找到涂作潮，约他到西安建立电台。9 月，涂作潮化名蒋贵庭来到西安。在刘鼎的要求下，涂作潮先是用一台日本收音机改装成一部 5 瓦的小发报机。接着，又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SW电台，这部电台便于保密和机动，可避开国民党当局分区停电的测向侦察。刘鼎和中共中央的秘密电台建立后，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更加频繁。从电报的内容来看，涉及部署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工作，了解西安及外界动态，或要求转达对张学良的意见，或指示迎送经西安往返陕北、往返南京或上海的党内同志或重要人物，还有筹措经费、购买书籍，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在西北的作战，等等。

西安事变前夕，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一切军民和爱国人士与红军联合抗日，最有效的宣传方法莫过于向各省各地转发无线电报，但当时设在陕北的电台功率太小，福建、广东、云南、广西诸省均提出收听困难，要求加强。但是这样要使用很大电力，陕北地区一时难以达成，只得在西安建立一个转播站。刘鼎通知涂作潮装配一部功率 100 瓦、能向全国通报的电台。领到任务后，涂作潮冒险上街采办零件，在西安买不到的，他便开好单子，由刘鼎派人乘飞机到上海去买。西安事变前三天，涂作潮奉命搬进了张学良公馆，在那里继续装配电台。不久，刘鼎派人用卡车把涂作潮和那部 100 瓦的电台从张公馆搬出来，转移到七贤庄秘密交通站地下室重新装配使用。这部电台通信效果很好，可将信号发送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甚至远至苏联、日本都能收听到。

每当电台工作时，冯海伯就把自己房里那台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以掩盖电台工作时的声音。曾经有一次，有个陌生人突然来敲门，一进门就自称是邻居，要求冯海伯医生不要在每天黄昏时收听收音机，以免干扰他们的电台。后经了解才知道，这个邻居是蒋介石一个特务大队的队部。从此，秘密交通站的同志在工作时就更加小心了。一天，东北军通讯处处长蒋斌向张学良报告，说陕北苏区的电台功率很大，都要把我们的电台盖住了，要求换新电台。他哪里知道，传播苏区信息的电波，就是从七贤庄一号的地下室发出的。

西安事变后，这部电台在沟通中共代表同陕北中共中央的联络，向全国通报红军的主张等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ucmsWoEV4RVfW7dIyZTyRkndtRP2pPa7ptuD9qQVbNJ4aKaIgAf3TIQ0qIMSbH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