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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地文艺人才奔赴延安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延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大批爱国文艺家和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地感召下,纷纷奔赴延安,组成延安抗战文艺的骨干力量。

各地文艺人才奔赴延安

一时间从西安到延安的 600 里(1 里=0.5 公里)大路上,络绎不绝于途的都是背着简单行装的青年男女,他们穿着各式服装,说着不同方言,但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了抗日、北进、向着延安。

诗人柯仲平由此情此景创作长诗《延安与中国青年》:“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去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诗人何其芳来到延安,被延安的新生活所感动,他将自己对延安的崇敬之情浓缩在散文诗《我歌唱延安》中:“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乐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这一批批走入延安城的人们当中,有大批已经成名的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戏剧家等等,他们成为延安文艺运动的坚强骨干。他们当中有我们熟悉的著名作家茅盾、周立波、陈学昭,著名诗人艾青、何其芳、柯仲平等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文艺团体从上海、武汉、北京等地来到延安。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任天马(赵荣声)、靳明等人,受新文学老师埃德加·斯诺影响,于 1937 年组团结伴到访延安,写成《活跃的肤施》,记述在延安的见闻录,反映革命队伍里的火热生活。

1937 年 8 月,上海文化界一批文化人士奉调前往延安,有艾思奇、周扬、李初梨、何干之、周立波等。他们曾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到延安后,在革命文化、艺术、教育事业中担任领导工作。

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戏剧界爱国人士发起并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 13 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分赴全国各地,动员民众实行全民抗战。其中,第五队、第一队先后来到延安。此外,还有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三队(简称演剧三队)等等。

党中央到达延安前后,先后有 10 多个国家,100 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访问或工作,延安时期,他们架起了延安通往世界的桥梁,引起全世界普遍关注中国革命。他们中有记者、学者、作家、医生、技术人员、军事顾问和社会活动家等,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和国际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记者。1936 年 7 月访问陕北苏区,其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做了公正报道。

埃德加·斯诺在保安(1936 年)

1936 年 10 月底,31 岁的埃德加·斯诺从陕北秘密返回北平,先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布他苏区之行的重要消息。继而在夫人的协助下,整理采访笔记。

1937 年 7 月,埃德加·斯诺在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修订了《红星照耀中国》。10 月,该书的英文版由英国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并立刻引起轰动,几星期就销售 10 万余册。即便在 10 月底进行了三次印刷,仍供不应求。截至当年 12 月,该书共连续出版发行了 5 版。1938 年 1 月,美国兰登书屋出版发行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三星期内销售 1.2 万本,成为美国最畅销的远东时局类图书。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一版再版,先后被译成法、俄、德、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广泛流传。1938 年 2 月,胡愈之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在上海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第一个较全的中文版《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初版一经推出,即刻销售一空。之后接连数版,仅上海一地就印刷了 5 万册。各地又陆续出版了多种简译本、片段或译文小册子,尤以书中的《毛泽东传》居多。据统计,有关埃德加·斯诺苏区之行报道的各种中译本多达五六十种。 BTNK62cjnCazaG8jBHAtRzJ5HY/ZG+0xNvB5oqTC1RK0/VbSzS+CwTdEkhKSxs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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