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艺术教育机构

为了服务抗战，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多种形式的教育机构，实施战时艺术集训和专业艺术培养，不仅为抗战培养了文艺干部，而且为国家储备了一大批文艺人才。这些艺术教育机构主要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部队艺术学校、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等。

鲁艺于 1938 年 4 月 10 日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教育机构；1940 年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 年并入延安大学，改称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截至 1945 年 11 月，该院共招收培养 6 期正式学员685 人，短期进修培训学员近千人，为抗战输送了大量优秀文艺人才。

鲁艺成立之初暂缺院长，副院长由沙可夫担任，设音乐、戏剧、美术3 个系，学员 60 余人。鲁艺成立之初实行“三三制”教学模式，后随时局变化，教育方针和学制都有所调整，从第 2 期开始增加文学系。鲁艺的历任校领导有沙可夫、赵毅敏、吴玉章、周扬。

1939 年 5 月 10 日，鲁艺全校师生在陕北公学（简称陕公）礼堂举行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代表中央为鲁艺作题为《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的报告，提出鲁艺新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1.鲁艺音乐系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向隅和唐荣枚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先后来到延安，成为鲁艺最早的教员之一。

1939 年 7 月 1 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在窑洞里出生。为了纪念人生征途中的一大转折，他们想请毛主席为孩子取名，但考虑到主席的忙碌，有些难以启齿，便一拖再拖。8 月 18 日，孩子的舅舅柯蓝（当时是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去看望住院的向隅，得知此事，自告奋勇为之代笔。他当即从练习本上撕下一张格纸，给毛主席写了这封短信：“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七月一日生下来的，因为他刚巧在伟大的日子里进入了这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希望得到您的光荣给他取一个名字，如果您同意的话请给我们回信……”

他们等待着，万万没有想到，18 天后，一个信封被送来了，上面是毛主席的亲笔字“鲁迅文学艺术研究院向隅同志收”。唐荣枚抱着婴儿，急切地看着爱人拆开了来信，发现是毛主席在他们的信上进行了回复：“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复，是以为歉！此复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

毛主席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向隅夫妇，这两位教员一个写出了传遍全国的《红缨枪》，一个被称为“延安夜莺”，一批又一批的音乐人才在他们的培育下成长起来。

鲁艺乐器室中有这样一把小提琴，制作于 1944 年，至今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是目前已知延安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件鲁艺人自制的乐器。

小提琴的保存者是 1928 年出生的鲁艺学员王卓，1939 年参加八路军宣传队，1945年毕业于延安鲁艺音乐系。他先后创作了《出征歌》《八项规定好》等作品，被周恩来誉为“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

小提琴的制作者是杰出的大提琴家张贞黻（1905—1948）。早年间，他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大提琴，抗战全面爆发后，前往重庆担任了中央广播电台、国立音乐院等团体的首席大提琴师。1940 年冬，经贺绿汀引荐与周恩来见面，并经周恩来介绍来到延安，在鲁艺任教，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由于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十分稀缺且价格昂贵，张贞黻早就有志于自己动手制作，从重庆到延安的时候，他就随身携带着制作工具和一本英文版的乐器制作书。为此，他还专门写信给党中央提出建议。毛主席后来特地请他吃饭，表示非常赞同他的想法。不久之后，负责工业部门的李强就协助张贞黻在延安桥儿沟附近的窑洞里，开办了延安乐器厂，并由他任厂长，成员大多为鲁艺的学员。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用当地的核桃木当背板，用红松木当面板，制作了许多把小提琴和其他乐器，供延安的文艺团体学习、排练和演出使用。

1944 年，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王卓来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他刚从前线回来没有乐器，苦于没有解决办法之际，听说在桥儿沟有个乐器制造厂，于是他找到张贞黻，请他帮忙制作一把小提琴。张贞黻让王卓到延安城内的美军观察组找做琴用的原料，王卓找来了美军观察组邮寄包裹的废弃木质集装箱作为制作材料交给张贞黻。张贞黻将材料细细打磨，终于做成了一把精美的小提琴。鲁艺美术系教员、版画家古元看到这把自制的小提琴后惊叹不已，便在琴把上刻上了“鲁艺自制”的字迹。

1946 年重庆谈判后，为贯彻停止国共双方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军事三人小组抵达延安。这把小提琴是延安中央欢迎三方代表（中方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时，在礼堂演奏《白毛女》片段的伴奏乐器。这次演出指挥是金紫光，三方代表共同观看了演出。

1946 年底成立东北鲁艺，这把小提琴随着东北鲁艺文艺工作团曾多次参加过演出，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的解放军战士。在抗美援朝时期，它还被王卓带到朝鲜战场为战士们演出，只可惜琴把在战争中损坏了。王卓把小提琴被损坏的部分做了修复，并重新上漆，修复后的小提琴又继续见证了其近半个世纪的创作之路。2012 年 7 月 28 日，王卓回到延安，将这把伴随着他战斗了近 70 年的小提琴捐赠给延安鲁艺旧址，让它回到了诞生之地。

2.鲁艺戏剧系

鲁艺戏剧系的阵容极其强大，张庚、田方、于敏、王滨等纷纷来到延安鲁艺任教。鲁艺戏剧系成立之初即组建实验剧团，教学与演出双管齐下。实验剧团集话剧、歌剧、平剧等综合表演为一体，开创了抗战初期戏剧演出的活跃局面。

1940 年，鲁艺以研究、改革平剧为宗旨，成立了鲁艺平剧团。党中央领导人十分关心平剧团的工作，1940年 3 月，周恩来在苏联治疗臂伤之后回国，停留延安时，正巧观看了平剧团演出的《棒打薄情郎》。他在致任均的亲笔信里写道：“前晚看到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这是对此剧主演的赞许，也是对全体演员的鼓励。1941年春，毛主席邀请鲁艺平剧团有突出贡献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演员来家里做客，主席与大家亲切交谈并共进午餐，时间长达五六个小时，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周恩来当时被党中央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每次回到延安，必定要看平剧。朱德更是常看平剧，也曾单独或与毛主席一起在演出结束后会见演员并共进晚餐。他们对平剧工作如此重视，对平剧演员如此关怀，使曾不安心于平剧工作的人安下心来，使本来安心的人更加勤奋地学习和工作。

3.鲁艺美术系

1938 年 4 月至 1945 年 9 月，鲁艺美术系共办 6 届，招收学员 147 人，沃渣、王曼硕、江丰、蔡若虹先后担任系主任。1940 年 7 月，鲁艺在美术系的基础上成立美术工场，集美术研究与创作为一体，后归美术系（部）领导。美术工场内设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美术创作包括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摄影等业务。钟敬之、江丰任主任，华君武任副主任。

鲁艺木刻是在鲁迅所倡导和培养起来的中国新兴版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沃渣、江丰、夏风、陈铁耕、力群等一批活跃于上海等地的左翼木刻家、漫画家，陆续来到延安，云集于鲁艺，他们将中国新兴木刻艺术与抗日现实生活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延安木刻。因为木刻有一版多印、适用于广泛宣传的特点，用于木刻的梨木板和枣木板在延安很容易找到，木刻刀、印制木刻的纸张和油墨在延安也能自己生产。所以，木刻基本上成为美术系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美术系也几乎变成了木刻系，因而木刻成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且最有成就的一个艺术门类。

4.鲁艺文学系

鲁艺文学系从 1938 年 7 月第 2 期开始招生，至 1945 年 9 月共有 5 届，招收学员 197 人，先后任系主任、代主任的有周扬、沙汀、何其芳、严文井、舒群、欧阳凡海等。鲁艺文学系创办文学社团路社，进行以诗歌为主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活动。1941 年 11 月，鲁艺文学系成立“草叶社”，创办《草叶》双月刊，共出版 6 期。

鲁艺文学系曾汇集了茅盾、周立波、萧三、曹葆华等知名的文学家与诗人。茅盾与家人于 1940 年 5 月底由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主席前往看望，送给茅盾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与他畅谈《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毛主席对茅盾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茅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于是，遵照毛主席的建议，茅盾搬到桥儿沟，住在鲁艺东山的土窑洞里。

其间，茅盾应鲁艺全院师生邀请讲授文学课。当时，他因路途遥远，未带任何教材，便向周扬借了一本郑振铎写的《中国文学史》，加上自己的博闻强识，边写边讲《市民文学概论》。每次在茅盾讲课之时，听课的人总是很多，除了鲁艺文学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教员和学员主动来听讲的，甚至其他文艺单位的人也跑来听讲。每个星期茅盾都会骑马进城两三次，去参加延安的各种学术讨论会、哲学座谈会和中宣部组织的各种报告会。

1940 年 10 月上旬，鉴于茅盾的特殊影响和作用，党中央特地安排他前往重庆参加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本来准备在延安常住的茅盾以国家利益为重，接受了党中央的安排。行前，他特意到杨家岭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风趣地说：“你现在有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毛主席说的“包袱”指的是茅盾的女儿亚男和儿子阿桑，茅盾夫妇把他们分别留在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和陕公学习。茅盾到重庆不久，就以延安的这段生活为题材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记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这些文章巧妙地以景写人，以物言志，深情地描绘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积极向上的生活。

在延安短短 5 个多月的生活给茅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深切的怀念之情，2 年后他又在一首《无题》诗中写下了对延安的眷恋之情：“博天鹰隼困藩溷，拜月狐狸戴冕旒，落落人间啼笑寂，侧身北望思悠悠。”

周立波既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又是一位具有渊博学识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学者。他主讲的名著选读课，细致入微，条理清晰，加上他举止优雅，语调轻柔，名著选读课立即在学员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闻名遐迩。听课者从鲁艺文学系扩大到其他系，后来甚至扩大到延安其他的机关、学校，听课者常常达 200 余人。许多其他单位的人会提前打听好他讲课的时间，步行十几里路来听课。每当这个时候，“课堂”便不得不从鲁艺文学系的小院搬到鲁艺的篮球场上。后来，有人把周立波的讲课称为鲁艺历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篇章之一”。

除了这 4 个系的日常教学工作外，1939 年，鲁艺还抽调 90 余人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沙可夫任部长、吕骥任副部长，开赴华北办学。同时，为适应各抗日根据地对文艺人才的迫切需要，先后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华中新四军等地创办了鲁艺分校，并举办了中短期培训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年轻的鲁艺人经过延安熔炉培养和锻炼之后走上前线，深入敌后，在残酷的反扫荡战争中、在敌后组织民众的工作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了革命文艺战士的信念——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血战到底！ AtE/785Ft/O0IHhMluifyCHCkPf5Myv2xx8AyYxqgENbzLaWk6u1yGDE3PP+F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