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色驿站
通往陕北苏区红色交通线的总站

1935年 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落脚陕北，胜利结束长征，11 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副司令。西北剿匪总部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调集重兵围剿陕北苏区，以三十倍之多的兵力在陕北苏区南、北、西三面构筑三道封锁线，企图饿死、困死红军，国民党的报纸甚至鼓吹红军从四川到中国西北的长征无异是一个走向死亡的长征。如何突破封锁线，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立即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 年 4 月初，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在韩城达成以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同时做抗日准备为中心内容的四项口头协议。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也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交通运输、保护通商等秘密协定。到1936 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成效。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也打通了王以哲驻防的肤施（今延安）—甘泉—鄜县—洛川—西安这条重要的红色秘密通道，为西安秘密交通站的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

1936 年 4 月 13 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派中共党员刘鼎到张学良处谈判”“在肤施、宜川、洛川、店子、西安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刘鼎（1903—1986），原名阚思俊，四川南溪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 3 月经宋庆龄引荐，作为共产党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凭着渊博学识和丰富经历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帮助张学良增强了联共抗日的决心。4 月，参加了肤施会谈，会后，刘鼎被中共中央正式委派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与此同时，周恩来指示刘鼎，想方设法在西安设立秘密交通站，在白区采购物资并运进苏区，但是大量军用物资云集，不仅容易暴露目标，易为特务直接破坏，也容易使商人迫于特务的淫威而不敢卖东西给共产党，给采购带来困难。最好的办法是在全国分散、零碎的采购，小量、陆续的运输。这就必须有个适当的接收点和收货人，负责集中接收，然后转运至苏区。

1936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刘鼎赶赴上海面见张学良，不巧两人错过，刘鼎遂在上海的路易·艾黎家停留了几天，详细介绍了西北情况，并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在黄浦江上的一艘电动游艇里商讨如何从上海为红军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经过讨论，决定在西安办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来掩护秘密交通站。在挑选可靠的人选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向刘鼎推荐了德国牙医冯海伯。温奇·海伯特（1906—1936），中文名叫冯海伯，德国共产党员，犹太人，毕业于柏林大学，并获得牙科博士学位。冯海伯在学生时代参加了反法西斯活动，1931 年被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出境，后经其美国朋友格兰尼奇介绍来到中国，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牙科诊所。他参加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上海组织的外国朋友支持中国革命的进步团体“美国之友社”，还参加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路易·艾黎、汉斯·希伯等外国旅沪进步青年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1935 年 12 月，张学良来上海期间，曾请冯海伯为他诊治过牙病。经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推荐和刘鼎的邀请，冯海伯于 1936 年夏来到西安，在七贤庄一号院以“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挂牌行医，以掩护、承担秘密交通站的工作。

“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也就是西安秘密交通站）所在地七贤庄，建于明西安城内。民国初年，这里是一片荒地。1934 年冬，陕西省银行在此地做房地产开发，到 1936 年春夏之交，建成 10 座由西向东、南北走向的“工”字形庭院建筑群。10 座庭院均为南北开设大门，每院南北长 80 多米，东西宽 16 米。建筑群竣工之日，西安绥靖公署参议、《秦风周报》社长成柏仁先生应邀为庄首题字。成柏仁先生以附近已成建筑命名的顺序，借晋书“竹林七贤”的美传，为这一建筑群题写了“七贤庄”的雅名，并由工匠缀嵌于庄首门楼。因成柏仁先生的祖籍陕西耀县（今耀州区）古称华原，落款谦称古华樵叟。刚落成的七贤庄，门户严实，毗邻火车站，交通便利而又远离繁华闹市，成为秘密交通站的极佳选址。刘鼎遂以 200 银元租下七贤庄一号院，作为“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所在地。

冯海伯牙科诊所开张不久，由上海中央局安排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的女共产党员李夏明来到这里，以护士的名义住进牙科诊所，成为秘密交通站的一名工作人员。李夏明（1909—1987），原名李英，其兄李启汉，早期共产党人，1926年牺牲。丈夫邓中夏，是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1933 年就义。当时她还在敌人的监狱中，为纪念邓中夏烈士，改名夏明。李夏明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工作过，有多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据李夏明回忆：“1936年 4 月，我从上海监狱出来，8 月份到西安，准备到延安去。刘鼎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意思是西安需要人搞工作，暂留西安。于是，我就住七贤庄一号，组织分配的工作是坐机关。”

（一）转运各种急需物资

秘密交通站建立后，远在上海、天津、武汉的朋友，将购置的药品、器械、通信器材等源源不断、分批寄到西安，由冯海伯亲自查收。查收后搬进秘密交通站储藏，存放到一定数量后，由刘鼎出面，和刘向三、王立人等通过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汽车转送陕北。货物多了，就雇用商车挂上军车车牌运送。很快，红军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改善。

1936 年 7 月，周恩来交给刘鼎一大袋山西钞票，这是春天红军结束东征时从山西战场上带回来的战利品，让他设法换成全国通用的中央流通币，用来购买急需物品。8 月，毛泽东再次来电催办。但是，将这样一笔山西钞票换成法币不是件容易的事，若被特务发现钞票的来历，后果不堪设想。刘鼎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一个既适合负责此事又可靠的人选，这就是路易·艾黎。路易·艾黎一行人到西安取得钞票后直奔太原，住到离太原车站不远的老法国火车旅馆，路易·艾黎将一些带着血迹或弹孔的钞票仔细地挑出来另外处理，把其他钞票分成三包，每包有 3000 元，先后找到了三家钱庄，将钞票换完，当天离开太原，又经石家庄和北平返回上海。到上海后，宋庆龄将这笔钱凑满一万元，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刘鼎。刘鼎用这笔钱买了一辆载人的大汽车，专跑陕北秘密交通线，给苏区购置药品、纸张，缴了七贤庄一号的房租，还购置了架设电台的仪器、器件。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抗战准备的同时，还系统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花费很大的精力，去从事理论建设工作。这一时期，毛泽东给 1936年 6月期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讲课，总结革命战争经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后来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毛泽东在讲课和撰写相关著述期间，多次电告西安秘密交通站，称“红校需用甚急”，要求秘密交通站从西安、南京、北平或上海购买书籍、报刊，尤其是《孙子兵法》等有关战争和战略学方面的书籍，为其授课和写作提供参考。

红军在完善陕北苏区的无线电通信建设时，迫切需要大量的无线电设备。毛泽东数次致电刘鼎，要求采买无线电材料。1936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给刘鼎的电报称：“甲——（另列）；乙——前采购四批同样之无线电材料（600 元左右）尚缺 30 号灯泡 100 个，33 号灯泡 40 个，耳机 12 副，天线 1 卷，如尚未购，请即补购；丙——补购浓滑油 6 大瓶；丁——新开无线电材料甲种单，目前迫切需要（价约 2000余元），以上各项请由鼎兄（刘鼎）存款中设法购买。”经费不足时，毛泽东还令刘鼎与潘汉年联系，向宋庆龄借款购买电台。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从上海购买了大功率电台，将其化整为零、拆分部件后，经西安秘密交通站转运至陕北。

（二）布置迎来送往出入苏区

西安作为陕北苏区通往外界的门户，来往于上海、北平和其他地方的同志，在西安中转时，如有需要，都由西安秘密交通站联系安排。叶剑英、潘汉年、邓发、冯雪峰、张子华、张文彬、汪锋等中央派往西安或其他地方的干部，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等国际友人，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入陕北苏区的。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当局在阻止中外媒体记者进入陕北苏区了解情况的同时，还利用其控制的新闻宣传工具极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中国共产党被描述成一群恶霸、强盗队伍，“杀人放火”等言论甚嚣尘上，以至于外界鲜少知道红军长征及陕北苏区的真实情况。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决定邀请外国记者到苏区访问，向外界报道苏区和红军的真相，以揭露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在上海的宋庆龄，请她选择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来苏区考察，了解中共的抗日政策。经宋庆龄介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生乔治·海德姆通过中共秘密组织安排，出北平经西安，和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刘鼎，以及被斯诺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头子”的邓发，在西安城北门外的未央宫遗址见了面，商定了去陕北苏区的具体办法。7 月初，埃德加·斯诺爬上一辆有特别通行证的东北军卡车，与乔治·海德姆一起藏在军用棉衣下面，由秘密交通线奔赴陕北。

1936 年 10 月，埃德加·斯诺结束了对陕北苏区的采访，刘鼎派王立人、刘向三将其送到东北军驻地，然后乘卡车通过秘密交通线返回西安。然而在下车时，埃德加·斯诺发现采访包不见了，里面有他一百多天的苏区采访日记、胶卷和照片。原来，为了避免意外，埃德加·斯诺将采访包塞进了一个装着枪支的麻袋。半夜时，车上所有的麻袋都卸在了西安附近的咸阳军火仓库里。正当埃德加·斯诺急得搓手顿足时，刘鼎果断命令司机带刘向三返回咸阳军火仓库寻找，终于赶在西安城戒严的最后一刻，刘向三等人带着斯诺的采访包安全进入西安城。埃德加·斯诺高兴得跳起来，拥抱着刘向三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后来，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说道：“我所有的访问谈话记录、日记笔记本和在苏区第一次拍摄的照片都在行李包里，如真不见了，我枉作此行。”

回到西安的埃德加·斯诺，在秘密交通站受到了热情接待。此时，著名女作家丁玲也住在秘密交通站。丁玲是在上海遭特务绑架，在南京监狱里囚禁了三年之后，被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出来的。到西安后不久，丁玲就搬住到秘密交通站，等候安排前往陕北。这天，冯海伯兴奋地说晚餐有客人来，安排李夏明和丁玲多杀几只鸡，多准备一些汤、点心和咖啡。准备好晚餐后，丁玲兴冲冲地走进客厅，才知道冯海伯口中的客人原来是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冯海伯、李夏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丁玲团团围住埃德加·斯诺，听他讲苏区的生活，讲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们，讲苏区的人民、妇女儿童，还看他在苏区拍摄的照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把五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用三种不同的语言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

回到北平后，埃德加·斯诺根据采访记录为英美报刊撰写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并于 1937 年 10 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集结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而在国内，此时的上海租界已成为被日军四处包围的“孤岛”。在征得埃德加·斯诺本人的同意后，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作为掩护，改用《西行漫记》为书名。该书一经出版，一度引起轰动，出现了万人争读、供不应求的局面。许多爱国青年阅读此书后，热血沸腾，心系延安，纷纷通过七贤庄奔赴延安参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