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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从云南省省会昆明乘坐长途汽车，沿 320 国道西行，经楚雄、大理，再沿澜沧江、怒江北上，就到了怒江州福贡县。从县城换乘摩托车、三轮车或是出租车南行 17 千米，约半小时后跨过架科桥，来到高黎贡山山脚下架科乡政府所在地，再沿一条小路向上爬，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牌子，上写三个汉字“里吾底”。
“里吾底”这个村名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变迁也在发生变化。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书中提到的“里吾底村”位于高黎贡山山坡的较高处，是个在怒江峡谷中少有的人口相对密集的大村庄。那时村中约有 60 户 400 人（普通的山地村庄一般才有一二十户人家）。现在的“里吾底村”是行政村的村名，由五个寨子组成，沿山坡从高到低依次是看谷、夏姆底、戈里甲、木古普、江边，其中看谷是里吾底村旧址所在地，戈里甲是里吾底村村委会所在地。
国民政府派殖边队进入前，怒江一带大部分覆盖着原始森林，气候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人们的生活方式是采集狩猎、刀耕火种，为了躲避仇杀和瘟疫，集中住在叫作“看谷”的山头上。从山头向下延伸出五道山梁，山梁上一层层布满人家，人们住在“千脚落地楼”里。这种楼房实际是茅草房，在传教士的笔下，这种房子被形象地称为“nest－homes” [1] ，意思是“巢一样的家”。据说那时虽然村庄很大，但远远望去，只见树木不见人家，因为房屋掩映在茂密的大树后面，只有听到鸡鸣狗叫时才知有人居住。
1939 年，国民政府在里吾底村稍微往下一点叫夏姆底的地方修建了里吾底小学，慢慢的学校附近人家多起来。再往下一个有泉水且坡度较缓的地方叫戈里甲，也有人住，但不多，1949 年前只有 4 户人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按人口多少分配到户。政府投入大批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用水管从山顶引泉水到各个居住点并修建了蓄水池，世世代代用竹筒背水的傈僳人喝上了“自来水”。再加上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也使人们战胜了居住谷底的恐惧。于是人们开始往山下搬，有到夏姆底的，有到戈里甲的，靠近公路的半山坡上又多了一个叫木古普的寨子。原来山头上的一个大寨子，变成了 4 个较小的寨子。到 2000 年左右，地方政府动员人们搬去普洱种咖啡，路费、住房由政府和开发商帮忙解决，搬走了 20 来户。这样，至 2000年时看谷还剩下 70 多户，夏姆底有 20 多户，戈里甲有 40 多户，木古普有 35户。2004 年，政府实行安居工程，鼓励人们由山头搬到山脚，免费提供空心砖、石棉瓦等建筑材料，有 15 户从各寨中搬到江边。这样形成了目前里吾底村从山头到山脚分 5 处居住的格局，越靠近山脚千脚落地楼就越少，砖瓦结构的房子就越多些。到 2008 年时全村共有 182 户 765 人。到 2018 年时，人口在 10 年间急剧增加，变成 359 户 1174 人。其中“在村里烧饭的”有 200 多户，外面打工的有150 多户，也就是说近 45％的人成了流动人口。
据《碧江县志》记载，自元代起，“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一带均属丽江木土司管辖领域。清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改土归流后，怒江摆脱了木氏土知府的统治，分别隶属于几个土司管辖。怒江西岸里吾底（今架科乡之一部分）属兰坪下烟村原木土司伙头四付仪（傈僳族）管辖。民国元年（1912年），景绍武率殖边队 40 人翻越碧罗雪山进驻知子罗，并成立知子罗殖边公署。民国五年（1916 年）9 月，殖边公署改为行政委员公署。从这一年开始设置了警备队，队长由行政委员董廷芳兼任，配置了粮财、文书等职员。此时期知子罗行政区域按沿江地形划分为东南段、东北段、西南段、西北段，里吾底村属西北段。每段设团政一员，副团政若干员，团政下设保董、片长、伙头等。民国十七年（1928 年）行政公署改为知子罗设治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后改称碧江设治局，改建为区、乡、保、甲制，整个辖区共设 4 个乡 27 个保。里吾底村属里吾底乡第四保。
1949 年 6 月 10 日碧江县和平解放。1950 年 2 月，原属兰坪县兔峨土司领地，兔峨镇怒族乡的 3 个保被划归碧江县行政区域。同年 11 月，为照顾民族关系调整区划，按民族居住分布状况，不分江东江西，全县划分为 4 个区。1951 年9 月曾筹建碧江县傈僳族自治区（县级），后因条件不成熟未被上级批准，仍沿用设治局称谓，行政区做了调整，将 4 个区改建为 5 个区，原来的保甲改为行政村和自然村，里吾底村属三区，为二村。1954 年 4 月 6 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怒江傈僳族自治区，碧江改称为碧江县人民委员会，所辖区域不变。同年 8 月 23日，怒江傈僳族自治区正式宣布成立（1957 年，改称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955 年开始组织农业互助组。1956 年试办农业初级合作社。1958 年全县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1960 年解散人民公社。1968 年第二次实行人民公社化。1984 年，碧江县废除人民公社制，恢复为乡。1986 年，因为地质原因，碧江县城不宜再成为人群聚居之处，于是撤销碧江县制，架科乡划归福贡县，里吾底成为福贡县架科底乡一个行政村，遂成今天的状况。
现今里吾底村所属福贡县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段，南北最大纵距 112 千米，东西最大横距 23 千米。全县地势北高南低，怒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形成一个狭长的“V”字形谷地。县内最高点在碧罗雪山的嘎拉拍山峰，海拔 4379米；最低点在与泸水县交界处的怒江江面，海拔 1010 米，相对高差达 3369 米。县城驻地上帕镇海拔 1190.9 米。福贡县东连维西、兰坪两县，南临泸水县，北接贡山县，西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 142.3 千米。据说用一天的时间可以翻过高黎贡山到达缅甸境内，高黎贡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福贡县境内有流入怒江的河流 48 条，溪流 161 条。这些河流分别自高黎贡山东坡和碧罗雪山西坡呈“非”字形注入怒江。这里山高谷深，江流湍急，地势陡峭，造成了怒江地区地理上的封闭阻塞，交通不便。据《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记载：“上帕（福贡一带）道路未开辟以前，从未修理，仅有顺怒江东西沿岸两道。然皆悬岩绝壁，鸟道羊肠，尚有峭壁屹立插入江际者。行人皆须攀藤附葛而过，余则概无道路，各怒僳均由悬岩陡箐随意翻越，现虽逐渐修筑，而边地财工两乏，急时万难如内地之交通便利也。”
陶云逵对怒江一带的交通情况也有详细记述：“在这种自然环境之下，非有大规模的、较高技术的工程，是不能克服这种显然的交通阻碍……陆上交通，除了用两条腿走以外，傈僳是不蓄马的，所以无骑马的事，虽然有些蓄黄牛，但仅用它耕地，不用它运输物品。没有车，崎岖的道路是不能行车的，运输是靠人背……水上交通工具有两种：一是溜索，二是独木船。溜索有平溜、陡溜，而独木船只能在江水稍落即冬春干季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行人从福贡一带出发，晓行夜宿，经过 7 天的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知子罗（原州府所在地）。到省城昆明也要步行十多天至保山瓦窑后再乘车。有人形容那里的地势为“猴子看了掉眼泪，老鹰拍翅也回飞”“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江”
。1956 年至 1962 年，怒江州修建州内第一条公路——瓦（窑）碧（江）公路。1970 年至 1976 年，又修建了碧江至贡山公路，结束了怒江地区几千年来交通闭塞的历史。2017 年 8 月，从贡山丙中洛到泸水的高等级“美丽公路”开始修建，2019 年完工，极大地改善了怒江一带的交通状况。
从福贡县城上帕沿公路北上，在利沙底乡境内的怒江西岸海拔 3200—3500米之间高黎贡山巅中，有一个天然大理岩溶蚀而成的深洞穿透整个山体。深洞呈椭圆形，高约 100 米，直径约 45 米，从远处眺望恰似一轮明月高高悬挂于山林峰海之中，与天空连接为一体，傈僳语叫“亚哈吧”（意为石月亮）。最神奇的是石月亮底部也长有一棵树，整个比例大小、所在位置，宛如月圆时看到的月宫中的月桂树。在福贡县境内，只要爬到较高处都可以看到石月亮。石月亮就是福贡一带的地标，无论这里的人迁徙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他们是从石月亮之乡而来。
怒江一带一年分旱季、雨季两季，9 月到次年 5 月属旱季，其余为雨季。每年 11 月大雪封山，到次年 3 月底才开山，那段时间峡谷内外交通就断绝了。过去有原始森林覆盖时，动物种类很多，有鹿、麂、熊、虎、狼、野牛等，森林被砍伐后，动物少了，但到 2007 年时，里吾底村附近还出现过熊。
里吾底村坐落在高黎贡山西坡上。从乡政府所在地的公路边，有两条路可以上山。一条是机动路，由山脚下呈“之”字形拐上山坡高处，一直到村委会所在地。这条路由国家拨款修筑，路面粗糙，是把山石炸开后稍加平整而成。表面看这种路很简陋，造价却很高，不仅花了大量人力财力，有些人甚至在修路时丧生。这种路相当危险，一面是陡峭的山坡，一面是极深的山谷，路上还经常看到被雨水冲下来的乱石和土堆。2007 年 5 月笔者第一次到福贡时，第二天就听说宗教局局长在检查工作时在这种路上翻车身亡。2018 年时，这条路经过修整后成了较宽且防滑的机动车路，从山脚下坐车可以到达山顶。另一条路是羊肠小路，仅容一人通过，不能两人并肩而行，顺此路上山比机动路要近些，但很陡峭，村民们平时走这条路上山打柴或是把自己找到的菌子、野菜、打到的猎物拿到街上去卖。要是采办笨重物品，如砖瓦、粮食、化肥之类的物品，则用拖拉机沿机动车路拉到村委会大院，再背到自己家里。我第一次沿此路上山时，走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浑身冒汗、口干舌燥。听村里人说，他们经常这样背东西上下山，成年男子一般要背一百斤，女子要背五十斤。虽然修好机动车路后，物资运输方便了很多，但从家里到田里的粮食、化肥等运输还得靠肩扛人背。
爬上最高的看谷寨，再爬大约两个小时，可以到达叫“达吾芥”
的高峰，在那里能看到远处的石月亮。往东可以望见江东碧罗雪山的皑皑白雪及铺在山坡上的一个个小村庄。对面的秀美群山和斜铺的村庄宛如横挂的巨大水墨画，画中人物在山坡上耕种、放牧，但也许我们一辈子不知他们是谁。村西不远处有一个宛如鸟嘴形状的山峰，被称为“晴雨石”，只要在山峰附近能看见蓝天，即使别的地方全是乌云，不久也会天晴，但如果山峰附近有云彩，即使别的地方一点云彩也没有不久也会天阴下雨。
看谷寨为里吾底村旧址所在处，现有 70 多户人家。教堂位于最高处，据说那块建教堂的平地是村里人在内地会美籍传教士杨思慧（Allyn B. Cooke，1896—1990）带领下一点点用石头和土垒起来的。教堂附近往下一点，是三个外籍传教士的墓地。再往下几十米处，是殖边队队长景绍武及其队员的集体墓地。村里有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店主从山下背一些灯泡、面条、咸菜之类的日用品来卖，但大部分人只在急需时才去那里买，他们喜欢结伴在街天到江边公路旁的集贸市场购物，顺便还可以走亲访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里吾底村曾是乡公所所在地，是当时的政治、宗教中心。现在，公路修建以后，这个中心转移到了交通更便利的江边，村民的居住区也从山坡高处延伸到江边。每个寨子都有一个教堂，每个教堂前有一块人工修的空地，这里既是寨子里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是公共空间，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一般而言，这里的人们可以说是聚族而居的：几兄弟或是同一亲族（指父系的数代人组成的集团）的人的房子盖在相邻的地方，但房子之间留出两米宽的防火地
。20 世纪 80 年代后，国家对宅基地实施统一管理，发放宅基地时以村民为对象而不是以亲族为对象，所以从一个家里分出的几个兄弟一般不易住到一起，甚至不易住在同一个寨子，聚族而居的格局不那么明显了。2008 年时，住宅已经有现代化的趋势，越是高处越是有民族特色，典型的傈僳族民居是“千脚落地楼”式建筑。房子下部由长短不同的木棍截成平面后，再在上面用粗木棍搭成房架，房顶做成三角形，便于雨水下流。四面再用木板或竹篾围起。人住在上层，牲畜住在下层。房子无窗，由稀疏的缝隙处通气漏光，这些缝隙还是炊烟冒出去的通道。每所房子，隔成两间或三五间不等。每个家庭有一个置有三脚架的火塘，父母和已婚儿子分家后为其另置火塘和三脚架，所以每个三脚架代表了一户人家。如果某一家是三代同居的扩大家庭，老人要在有火塘的一间屋靠近火而睡，夫妻住在侧面的一间。现在越靠近江边，房屋越现代化，不再盖成千脚落地楼的样式，而是用空心砖盖成人畜分开的房屋，有的还盖成了两层的楼房。无论哪种房屋，只要在房门上贴有画了十字架、写有傈僳文“神同在”字样的红纸，则表示这家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家。2018 年时，住宅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无论是高山坡上还是江边，两层半的类似别墅的楼房随处可见，十分显眼。
过去全村的坟地都在一起，位于后山路旁一处较开阔处，大体上同一亲族的人还是葬在一起的，但并不像汉族那样辈分分明、秩序井然。1980 年后，人口明显增多，原来的墓地空间有限，有些人开始在自家的承包地里埋葬死去的亲人。坟墓也比过去讲究起来，不再用木板简单地把坟地圈起，而是用砖和水泥垒成，看起来十分坚固。所埋葬的人是否基督徒一看便知，凡是基督徒的墓上都画有十字架。
无论是从山脚向上望还是从看谷寨向下望，所有的村寨、房屋都一目了然，再也没有文献中提到的参天大树、原始森林。据说是 1958 年“大跃进”时砍掉了一部分，改革开放后，怒江峡谷中建起了一些木材加工厂，又砍掉了一部分。现在，国家提倡退耕还林，同时引导人们种植一些经济林木，禁止种植容易引起水土流失的苞谷等作物。山上已经覆盖了一层绿色的植被，但高大粗壮的老树很少见。
里吾底村的土地非常贫瘠，坡度 25 度以上的土地占总面积的 80％，耕地最大坡度达 60 度左右，有句俗语说这里是“田地挂在墙壁上”。据《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记载，福贡一带农产品主要有米、糯米、苞谷、荞子、饭豆、黄豆、天粟米、鸡脚稗等。由于当地气候寒冷，种米不甚相宜，概种杂粮。其中鸡脚稗主要用于煮酒
。当地人并不种蔬菜。村中人也说，他们的祖先在传教士来之前并不懂种菜和吃菜，仅以盐和少量辣椒佐食，有的地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还以盐巴哄小孩。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能一年到头有粮吃的很少，大部分人家收的粮食仅够半年食用。过去，傈僳族人收获粮食后，直接把煮酒器具搬到地里，就地煮酒，全村共饮。每到二三月就进入“饥饿月”，人们找草根树皮野果充饥。有的人甚至会到其他地方冒险去劫掠。过了饥饿月，其他时间基本上还是能达到温饱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电修路后，生活水平改善，但同时，人口也大量增加，人地关系紧张起来，傈僳人开始走出怒江峡谷，到山外打工，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从目前的情况看，里吾底村的人口绝大多数是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全村没有一户以打猎为生，也不再进行刀耕火种。除了农业外，他们还从事养殖业，极少数人从事商业。2008 年前后，人均年纯收入只有 600 元左右。和全国其他地区比，还是相当低的。傈僳人家喜以苞谷稀饭为主要食物。所谓苞谷稀饭实际是用粉碎机把苞谷略微加工后，把皮和较碎的部分给家禽家畜食用，把粒较大的部分放在锅里煮成稠稠的一锅，一锅饭甚至可以吃两三顿。当地每天只吃两餐饭，他们说只有吃苞谷饭才顶饿，干活时才有力气。大米是较珍贵之物，当地种植极少，大部分是从集市买来，只有招待客人时和年节时才吃大米饭。蔬菜种类很多，常吃的是青菜、洋丝瓜（即内地说的“佛手瓜”）、蚕豆、黄瓜之类，但由于土地贫瘠，长得都不饱满、水灵。做菜时放点油略炒，加水煮熟即食。那时在里吾底村家家养猪，因为在那里搬运任何东西都只能是肩扛人背，如果把粮食背下去卖成本太高。再加上这里没有别的副业，只能把自家种的苞谷养家禽家畜换钱。住在高处的人家大多养牛，既用来耕地，也是为了出售。放牛时并不是每天都要赶回牛栏，有时就让它们在山坡上过夜，第二天再找回来。有时两三户人家把牛放在一起，轮流看管。
除了农作物外，还种植油桐、核桃、梨、板栗等经济作物，一般产量都不高。据说高黎贡山顶上有原始森林、高山湖泊，湖泊周围开满杜鹃花，还有各种菌子、野生蔬菜，成群的野山羊、松鼠等。村里人现在虽不再像他们的先人一样以猎物作为重要的补充性食物，但还是有许多中青年男子爱好打猎。他们走上一天的山路可以到达打猎的地方，可以打到松鼠和野山羊等小型动物，也顺便找些山货野果拿到城里去卖。
到 2018 年时，由于国家区域扶贫与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这里的人均收入有了极大的提高。澜沧江以西的边民只要凭户口本，每户每年即可领到边民补助一千元。为了改善水土，提高收入，在农学专家指导下，不再种易引起水土流失的苞谷，改种经济作物，如草果、中药材等，村里种草果比较早的示范户已经因种植草果年收入达到了十几万元。普通人家种植一年后也有一两万元的收入了。除了经济扶贫外，国家还直接发放住房改建补助金，只要有人翻盖新房，就会补助两万元，并提供无息贷款六万元，在国家的扶持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个明显的迹象是，有些因各种原因迁到境外的人开始回迁，傈僳姑娘外嫁的也极少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缅甸傈僳族姑娘嫁到里吾底村。
总之，与百年前相比，里吾底村村民无论是生态环境、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以刀耕火种和采集狩猎为谋生方式，而是过着以农耕为主的定居式生活，虽然村里还是有不少人外出务工，如果也算是经济性迁徙，也与传统的近距离为耕种与狩猎而进行的迁徙十分不同。由于住房条件的改善，迁徙的成本越来越高，即使有人口流动的现象，人们也极少搬家，“迁徙”而居的习俗已经消失了。从迁徙到定居，这是傈僳人生活方式中变化很大的一个方面。
里吾底村的人群划分标准很明确，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信教”与“不信教”的。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相区别的核心特质是“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但在傈僳族地区，“是否信上帝”却不是划分两个群体的标准。福贡一带，“上帝存在”已成为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集体共识”。生活在此地的人，无意中已接受了祖辈或父辈的“有神论”世界观，即使人们在学校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教育，也不能像格式化磁盘一样，去掉童年就已形成的“集体共识”。他们普遍认为这个世界是神造的，非信徒也认为有天堂与地狱。所以“是否信上帝”不是双方的边界，而是“是否抽烟喝酒”。在里吾底村，无论是在乔迁新居的庆祝活动中，在婚礼、丧礼等重大人生礼仪上，还是在年节庆典上，都可以看到两类人群，吃饭时一群人喝的是可乐、雪碧等类饮料，一群人喝的是酒。传统傈僳人有浓厚的酒文化，笔者见过一位 90 岁高龄的老太太，基本上不吃米饭，但会喝酒。喝酒抽烟是基督教的禁忌。如果一个信徒喝起酒来或是嘴里叼着烟，甚至是有了烟酒味，就表示他已退出教会；而一个非信徒要想加入教会，向教会提出申请后还要有一段考察的时间，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考察标准是看他能否真正做到“禁烟酒”。
在傈僳族地区，“禁烟酒”成为区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标准。有边界就意味着有冲突，但在傈僳族地区，信徒与非信徒在公共领域的冲突并不明显。非信徒曾经是个少数群体，双方力量上形不成对峙的格局，顶多是信徒称非信徒为“要下地狱的人”，称喝酒成瘾的人为“酒疯子”“烂人”，而非信徒则反驳说，基督徒也不是个个有好行为，也不一定都上天堂。更多时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冲突表现在家庭内夫妻之间或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基督徒苦恼非基督徒因喝酒抽烟严重影响了家里的生计。2008 年时人均年收入仅 600 多元，一个人抽烟喝酒就意味着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他一个人一年就消耗掉一家人的大部分收入。那时，全村 765 人中，18 岁以上的成年非信徒有 50 多人，比起 20 世纪 80 年代时，非信徒人数增加不少。到 2018 年时，因为经济条件好起来后，很多缅甸姑娘嫁过来，而且新的计生政策规定“边民”允许生三胎，所以人口在十年中增加到1174 人，增加了将近 1 ／3。同时，成年非信徒增加到 150 人左右。不过，信徒与非信徒的冲突依然集中在家庭内部。
[1] Isobel. Kuhn. Nests Above The Abyss . published by China Inland Mission，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