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往研究回顾

对傈僳族的最早记载见于唐代樊绰的《云南志·名类第四》 ：“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此后的史籍中也有对傈僳族的记载，如万历《云南通志》、两本《大理府志》、四本《永昌府志》与《维西见闻纪》《丽江府志略》《皇清职贡图》等，但大多是简略的、片断性的。

我国对傈僳族较系统的研究大约分为四个阶段：从 1930 年左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1978 年至 1990 年；1990 年至今。

第一个阶段的研究者有两类人，一类是受政府委托的文人写了一些方志类作品，为国家治理服务；一类是留学国外的人类学学者，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写成了一些学术作品。

20 世纪 30 年代根据殖边队和设治局掌握的材料写成的《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 ，记载了上帕及附近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概况，其中对国民政府殖边队的拓边过程记载得尤其详细，这是怒江峡谷外的人与傈僳族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后留下的十分珍贵的史料。但书中多有对傈僳族的蔑视之语，汉族中心主义很明显，对傈僳族的理解有很大偏见。到国民政府时期，为了加强边疆建设也派出了一批文人从事实地调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比较重要的有《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 ，大约成稿于 1945 年，其中署名张征东的《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 ，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怒江地区傈僳族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贡山设治局调查报告》和《福贡设治局调查报告》部分作者不详，也比较翔实地记录了这两个地区的状况。这三个调查报告基本上是按方志的体例写成，资料很全面，也很有价值。

1935 年，民族学家、社会学家陶云逵先生（1904—1944）进入当时条件相当艰苦的怒江地区深入考察当地的民族分布、社会生活状况等，于 1939 年写成 7万余字的《碧罗雪山之傈僳族》 ，这是民族学家第一次深入田野对傈僳族进行实地考察，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陶先生 20 岁时就读于南开大学，1927 年赴德国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1933 年学成回国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尚处初始阶段，陶云逵先生采用实地调查方法，以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社区为对象，发展中国化的民族学、社会学。此后，他深入云南调查边疆社会，搜求第一手资料，先后赴丽江、中甸（现香格里拉）、维西及滇缅、滇越边境等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学调查，长达两年余。陶云逵先生师承于德奥民族学传播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对物质文化很感兴趣，将其称为“民族学对象”，认为物质文化是各民族之间历史联系的证明 。《碧罗雪山之傈僳族》一文也表现出对物质文化的格外关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派的一点是，陶云逵在边疆社会的研究中，并不是仅把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对多难的民族国家有深厚感情，带着使命去研究。他的作品曾试图作民族学理论的概括，并尽量与当时的边政结合，目的在于引导少数民族的生活设备与制度的汉化，从而趋于“现代化”。他的著作中仔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器物文化、民族风俗。受制于当时的研究背景，对傈僳族的研究大体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对“为什么”之类的问题，探索得并不多。

第二个阶段最突出的贡献是中央组织的访问团对傈僳族展开社会历史调查后形成的成果。

20 世纪 50 年代，为实现民族平等，新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制度，在政治体制上要有一个由各族代表共同参加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建人民代表大会需要摸清各民族基本情况，于是 1950 年到 1952 年“中央访问团”分别遍访各地的少数民族，除了宣传民族平等的基本政策外，还要摸清楚它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历史，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自此对傈僳族记载的资料日渐丰富，出版了大量书籍，如《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社会概况（傈僳族、怒族、勒墨族调查材料之一）》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社会概况（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调查材料之四、之五）》 《傈僳族简史简志合编》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 年）等。这些调查成果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来分析傈僳族的族源、土地占有状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发展阶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记录了那个时代傈僳族的概况。

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主要还是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理论指导进行再调查或是对当年的调查进行分析。成果主要有《怒江傈僳族社会调查》 、秦和平的《傈僳族简史》 、常远歧的《傈僳族风俗志》。 这些成果主要聚焦在社会形态、婚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对傈僳族族源研究成了那一时期的热门话题，当时云南民族学界的泰斗尤中先生和马曜先生都曾参与讨论，尤中先生提出《唐书》中的施蛮、顺蛮应为傈僳族先民。马曜先生则把傈僳族的族源上推到更早的氐羌族 。另一个研究热点是傈僳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包括传说、神话、民歌、史诗等，主要作品有《傈僳族民间长诗三首》 《傈僳族风俗歌集成》 《傈僳族民间故事》 《傈僳族民间故事选》 ，这些从民间口头传唱的调子中整理出来的资料十分珍贵，从这些资料入手进行文本分析，将会理解傈僳族集体记忆以及价值观等。

这个阶段出现了人才的断档，老一辈研究者离开了研究领域，新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还没有培养出来，除了历史角度的研究及一些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学术上的突破不是很大。

第四个阶段，从 1990 年至今。这是一个学术上有较大突破的时期，许多国外优秀的人类学、民族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也有不少人留学国外，同时也不缺乏对本土文化的反思。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傈僳族人类学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主要成果分以下几个方面：多民族区域研究、跨境民族研究、民族宗教研究、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志作品。高志英在学术研究上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是以区域研究为主要旨趣，而不再是研究单一民族，她从历史学、民族学角度研究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地带、中缅边境一带各民族的特点及他们的互动，研究范围包括节日文化、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区域认同。她把杂居民族放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用比较的视角去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其主要成果有：《唐至清代傈僳族、怒族流变历史研究》 《20 世纪前半期中缅傈僳族的基督教发展》 《傈僳族的跨界迁徙与生计方式变迁》 《仪式与象征——论傈僳族上刀山下火海仪式的文化意义》 《宗教诉求与跨境流动——以中缅边境地区信仰基督教跨境民族为个案》 。侯兴华等从跨境民族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泰国傈僳族做了大量调查，探讨傈僳族迁徙到泰国 40 多年来他们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情况，展现了这个迁徙民族的风俗特点及与国家的关系。同时，他们对国内的傈僳族也做了大量研究。主要成果有《傈僳族支系划分探究》 《泰国傈僳族及其文化认同》 《西南跨境民族巫文化研究——对腾冲猴桥傈僳族尼扒的田野调查》 《腾冲胆扎傈僳族丧葬仪式钻蓬的人类学解读》 。

民族宗教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对象从原始宗教转向基督教研究，如韩军学的《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 ，其中的傈僳族和怒族部分对云南基督教的传播、发展、分布特点、教会活动特点及其影响等做了较深入的撰写。申晓虎的《怒江傈僳族内地会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写傈僳族基督教的传播、发展与现状，分析了传教策略与本土化进程及基督教对傈僳族文化的影响。秦和平的《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 其中有一部分写到了基督教在怒江地区的传播，并对基督教传入时的社会背景、传教策略以及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做了分析。

规范的民族志作品不多，其中卢成仁的《“道中生活”——怒江傈僳族人的日常生活与信仰研究》 是学术水平相当高的作品，他以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娃底村为田野点，详细考察了傈僳族日常生活中的基督教信仰，对仪式中、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实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及描述，同时进行了很深入的理论分析，与中外学者展开对话，给人以很深的启发。除此之外，卢成仁还有一些学术水平很高的期刊论文，如《从礼拜座位看基督教会组织原则的本土运用》 《核心家庭与人群结合——云南怒江娃底村傈僳族亲属称谓研究》 《基督教信仰中的社会性别构建——以怒江娃底傈僳人为例》 《怒江傈僳人的命名与人观——以福贡县娃底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村落社会结合中的个体——云南怒江娃底村“伴”之地方概念的人类学研究》 《流动中的村落共同体何以维系——一个中缅边境村落的流动与互惠行为研究》 《怒江傈僳族基督教信仰下传统文化变迁——以云南省福贡县娃底村为例》 等，也是在民族志基础上的后续研究，深化了对傈僳族村落及人群的理解。

这一时期，傈僳族一些退休的干部学者也纷纷从本民族视角撰写了文章、书籍，为研究傈僳族增添了宝贵的资料。这些作品主要有史富相的《史富相文集》 ，李福珊《怒江宗教概览》 ，朱发德《决战大峡谷》 、《恒乍绷 ，云南省怒江州民族文史资料丛书《傈僳族》，这些资料里处处透露着民族自豪感，这也是有了民族自觉后对本民族文化的梳理与反思，思考的框架也明显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为指导。

国外对傈僳族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期，所以研究对象大部分都是中国周边国家的傈僳族。对傈僳族宗教文化实地考察较详细的是Northern lllinoisd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保罗·达仁伯格（Durrenberger E. Paul），他从 1968 年到 1970 年在泰国北部傈僳族聚居地区做田野调查，写成《傈僳宗教》， 该书详细考察了傈僳族原生宗教对“灵”的信仰及该信仰与村庄布局、社会结构的关系。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从政治、经济、观念、风俗等多个角度研究傈僳族社会文化，这样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也激励中国学者去深入研究傈僳族。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部分有关传教士生活的传记、日记也不容忽视。虽然这些不是学术研究，但从字里行间也能了解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怒江傈僳族的社会生活状况，这些著作主要有：根据英国宣教士富能仁（James O. Fraser，1886—1938，又译为傅能仁）的日记和口述写出的《山雨——富能仁传》 《深渊上的居家》 等。

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学术研究，在众多学者的辛苦探索下，对傈僳族社会文化的理解日渐深入。 z6rY79DmG9xCEd/czQySOMbzllT8Bsvx5BumQ6BZBAesbIU9uh3i8M9SV6RSFd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