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宋元时期史书上难寻关于这个民族的记载，明清时期才又出现在史书上。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 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 300 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

从中国古代传统汉文化天人合一、差序格局的宇宙观看，自天子所在的都城到天下四方，按文化程度的高低如此排列：直接受天子管辖的汉族、与天子有朝贡关系的民族、没有朝贡关系的野蛮民族。历史时期，傈僳族在这“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里既处于文化上的最边缘，也处于地理上的最边缘，甚至傈僳族也依受汉文化影响的多少被分为熟傈僳与生傈僳，怒江一带傈僳族人被称为“生傈僳”。从傈僳人自己的宇宙观看，只要有山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园，山灵赐予他们生活所需物品，他们更愿意迁徙于山林中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差序格局的统治秩序建基于农耕定居生活，傈僳人的迁徙史却是不断从差序格局中“出走”的历史，所谓“宁走险路三千里，不在老家做顺民”。

傈僳族能走出差序格局的拉扯，却走不出现代性要拥抱全球的强有力的臂膀。19 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大举向外扩张，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也波及怒江峡谷里的“化外之民”，从此其社会文化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动。1910 年 12月底，英国一支 2000 余人的远征军跨过中缅边境，入侵中国云南片马地区。次年，云南军政府派以汉族为主的殖边队来到怒江峡谷驻守边疆。殖边队对怒江峡谷内的贫穷落后感慨不已，把他们的观察留在《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上，主题是野蛮、贫瘠、亟待进行治理与教育。殖边队进入怒江峡谷不久，西方传教士也来到了怒江峡谷，他们从物质文明极其发达的西方来到这交通阻塞、技术落后的地方，让他们震撼的也是这里的“原始、贫穷、野蛮，以及有罪”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在这里生活的傈僳族民众急需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救赎。象征着国家政治力量的殖边队与象征神圣力量的传教士差不多同时与傈僳族文化相遇。他们之间差别甚多，但都是从他者的眼光看到傈僳族的“原始落后”，也都有一套以自己的文化图式为参考的改造策略。傈僳文化、汉文化、基督教文化在怒江大峡谷发生直接的碰撞，傈僳文化开始产生巨大的变迁，文化体系由结构较简单的原生文化转变为具现代性的文化，并且与世界接轨。傈僳族聚居区也由蛮荒之地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边陲重地。那么，在强大的现代性冲击下，傈僳族文化是“断裂”还是仍在“延续”？未来的变化趋势如何？

本研究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架科底乡里吾底村为田野点，着重考察百年来怒江峡谷中傈僳族文化的变迁与现状。里吾底村是傈僳族少有的能在文献中被记载的村庄。1912 年，云南都督蔡锷派李根源组建殖边队开赴怒江大峡谷巩固边防。同年 11 月，殖边队和傈僳族居民在里吾底村发生激烈冲突，这就是著名的“里吾底事件”，殖边队队长景绍武等 23 名官兵死在里吾底，至今村中还有他们的合葬墓，汉文文献称之为“英雄墓”，当地人称之为“汉人墓”。除此之外，里吾底村也是基督教传教史上非常有名的村庄，外国传教士在该村居住长达十多年，并在该村翻译傈僳文《圣经》和《赞美诗》，多次举办《圣经》培训班，里吾底村成为当时的主教村，有三个传教士先后因病去世，合葬在该村，留下了“传教士墓”。历史在这里留下看得见的痕迹，所以笔者选择里吾底村为田野点。除了里吾底村具有傈僳族“历史博物馆”功能外，选择里吾底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福贡县甚至是怒江州的许多精英人物都出自这个村，他们在傈僳族文化变迁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些精英人物留下的文字资料对理解傈僳族文化变迁极有帮助。

为了完成此项研究，笔者曾先后三次进入怒江大峡谷。第一次从 2007 年 7月 20 日到 9 月 20 日，先在省会昆明、州府六库图书馆、档案馆收集文献资料，并访问了有关专家学者，其中有云南民族大学韩军学教授、蔡家琪教授，时任省两会秘书靖玖玮，怒江州地方志办公室主编朱发德，怒江州委统战部副部长、怒江州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李福珊。之后到福贡县里吾底村进行田野调查，并对腊竹底村做短期访问，以和里吾底村形成比较。第二次从 2008 年 3 月25 日到 5 月 5 日，主要在里吾底村做田野调查。十年后，2018 年 5 月底到 6 月初再次进行了回访，感受十年中傈僳族社区中具震撼性的变化。本书即是在这些实地调查基础上完成的。 uODjUeJ1pl4BbYTvihExPtVvVXR8fJrePBOLRKXvQwK0qdmqa1WIDSmjbc0edf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