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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巴特一生的主题之一。苏珊·桑塔格曾说：“巴尔特的写作虽然涉及万千主题，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大主题：写作本身。”
如果身体疾病困扰是巴特生命历险的一个方面，那么，写作生涯与书写状态的不断转换则是巴特动荡不居的又一表征。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
巴尔特是一位拓荒播种的思想家，但他总是在这些种子发芽抽条的时候，又亲手将他们连根拔去。
“拓荒播种”可以说是对巴特极为中肯的评价，这位一生都在不断自我否定的大师，其每一次的理论号召都是一次全新的建构，又都是对前一阶段的终结。这是很少见，我们可见的是人文领域的诸多学者或者学术大师，其常常会以一生的时间来耕耘一块自己的领地，不曾改变也不愿意改变，以慎终如始的执着来守护自己的理论园地。尽管另一些理论宏富的大学者，等身的著作、宏阔的理论视野、深奥的理论探寻，在世界留下伟岸而高大的理论背影，但是，他们的理论疆域也常常会在相互联系的领域内展开，更不会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重新开辟新的场域，去勘察新的理论世界。所以巴特是伟大的，其不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更是在多个领域里驰骋，文学、服饰、摄影等等，并且均能获得巨大声名与荣誉。例如，其将符号学理论运用于汽车、红绿灯、饮食等研究，完全实现了新的领域开掘。在理论阐释的领域内巴特不断播种，待得自己亲手培植的理论雏菊抽条发芽，巴特并没有继续在此停留，抽身而去，进行下一度的理论探索。这种自我否定的书写姿态让巴特的理论世界不断转换，就如同李幼蒸所言：“对于告别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后尼采主义’西方思想界而言，如果用‘虚无主义’表示其人生观倾向，则可用‘怀疑主义’表示其认识论倾向。……罗兰·巴尔特则可称为20世纪文学理论世界中最主要的怀疑主义代表。”
巴特的这种“怀疑主义”，既是对自我理论建构的怀疑，也有对其时的理论的质疑和反思，两相并举，造就了独特的巴特。从巴特一生的理论路途看，其最先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登上写作前台的。而这种叙述身份的界定，我们还得从巴特生病疗养时期谈起，因为在这一时期米什莱和纪德是巴特的主要阅读对象。
如前所述，1874年，米什莱生命的离去并未让他的声名在这个世界销声匿迹，他留给后人很多富有意义的著作：《人民》《法国史》《法国大革命史》《人类的圣经》等等。米什莱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的历史学家。他提出了“历史即复活”的历史观，始终以文学的风格来书写历史，将个人生活与历史有机结合，认为个人的经历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注入历史，从而获得历史阐释的理由。“历史即复活”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米什莱一生的主要经历与他独特的史观形成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体现了浪漫主义史学强调主体性、富于同情心和想象力的主要特征。他曾经说：“倘若历史不是由我组成，那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倘若不是由我来重新构造，重新叙述历史，那么我们凭什么著史呢？”米什莱强调了个人主体与历史的关联，强调将个人的体验投射到历史之上以及个体生命所负载的历史因由上。米什莱始终是与人民处在一边的，他的史学思想表现出了他对平民人格的尊重，也表现出了一个史学家的道德责任，因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巴特一度打算做米什莱的全面研究。在疗养院期间，巴特通读了米什莱的所有著作，并做了许多阅读和研究卡片。他对米什莱的阅读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有时一天时间就能读300多页。米什莱的头痛、双性气质、工作狂甚至窥视月经的癖好等等，都成了巴特的关照对象。后来发表的《米什莱自述》就是以片段形式构成全书，尽管此书面世后反响并不热烈，但是却奠定了巴特惯用的书写模式。在巴特后来的写作中，这种片段式的写作方式还是被经常采用，如《恋人絮语》《罗兰·巴特自述》《S/Z》，不过，巴特后期对片段的运用更加随意化，没有像《米什莱自述》一样经过了细致整理。因此，法国人路易-让·卡尔韦在《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中认为，巴特片段式写作其实在早期就已经萌芽了。这种摘抄式、格言式、生僻词语、充满吊诡的写作，也显示出巴特的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气质。再者，巴特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极为推崇，米什莱积极的历史观念、尊重民众的研究个性与巴特这一期间的价值取向深深印合，成为巴特的阅读对象也在情理之中了。
1902年，安德烈·纪德出版《背德者》一书，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这是一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书。主人公米歇尔偕新婚妻子去北非进行蜜月旅行。米歇尔在非洲染上肺结核，在妻子玛丝琳的照顾下康复。然而，阿拉伯少年以及他们裸露的肢体让米歇尔的内在真实欲望获得了复苏。米歇尔由此对妻子采取冷淡态度，以至于再次来到北非时，妻子了解了真实的米歇尔，终于郁郁而终。在这部书中，代表整个世俗道德的妻子在纪德笔下最终走向了死亡。在纪德的另一作品《窄门》中，女主人公阿辽莎也孤独地死在巴黎一家疗养院，阿辽莎也是在虔诚而又坚韧的新教环境中长大的女性。纪德早期匿名发表的作品《安德烈·瓦尔特手记》中，主人公安德烈爱上了自己的表姐。安德烈被纪德塑造成了一个理性化、纯洁化爱情的守望者和爱护者。纪德在纯洁化自己的爱情观的同时，其同性恋倾向也在潜滋暗长。以上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纪德绝对是一个能够称得上“离经叛道”的作家。他是一个在作品中表现真实自己、真实欲望的抒写者。纪德的其他重要作品有《如果种子不死》《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发表的《伪币制造者》。这是唯一被纪德自己归为小说的作品。同样，同性恋问题在作品中成了结构小说的主线，小说家爱德华和侄儿奥维利在作品中是一对同性恋者，关系微妙复杂。《伪币制造者》获得的声名不低，人们认为该作品是小说艺术的一次革新，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纪德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曾经于1936年访问苏联，尽管受到高规格礼遇，但在回来后写成的《访苏归来》中，纪德对苏联的某些现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也显示出纪德思想的复杂性。1951年，纪德在巴黎辞世，走过了他颇复杂的82年时间，把争议和评判留给了世界。纪德给予巴特的，表现在巴特1942年发表的《纪德和他的日记》里面，巴特发现了纪德内在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元性，他也发现了纪德日记自我言说、拒绝道德教义的特点。巴特引用纪德的日记说：“在这里应当出现的东西，正是那些琐碎、无谓、不值得任何作品的筛孔截留住的东西。在日记里我必须写细节，而且不预加构思(1929)。”
纪德写作的琐碎、无谓、不加构思的特点被巴特所接纳，同时，日记体的零散、随意的写作特点也成为巴特后来写作的显著特征。另外，纪德特立独行、不受约束的个性、真实抒写、袒露内心的写作风格也在巴特身上烙下了深深印迹。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米什莱和纪德两人无论是书写风格还是精神品貌等方面，均具有同构性质，碎片化的写作风格，自由浪漫、不受约束的精神世界，以及对于习见的道德景观的蔑视，均出现了交汇与融合的品质，也深度地影响了巴特并长久地支持着巴特的文艺理论世界，成为其理论阐释最为厚实的土壤。
巴特在阅读米什莱和纪德的时期，人类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法国并未能在这次战争中独善其身。战后，法国获得全面解放，马克思主义一时间在法国广为传播，巴特在友人的推荐下，阅读了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其直接的结果就是《神话学》的写作。在这一论著中，巴特漫步于巴黎的街道、展厅和市井之间，在拳击、摔跤、照片、报纸、电影、外交、广告等之中自由游弋，剪辑巴黎社会的各种镜像，在这一时期，巴特站在社会学的领地里，运用自己独有的批评方式，找寻巴黎社会各种“现实”背后的虚假与谎言，击穿种种社会表面现象背后的泡沫与神话。“简言之，在对我们当代环境的叙事中，一看到自然和历史无时无刻不搅浑在一起，我就忿忿不平，我就想在那‘不言而喻’的装饰性的展出中，探究埋藏在那儿的意识形态荒谬。”
《神话学》连同《写作的零度》构成了巴特学术的第一阶段——“社会神学”时期。其实，这一时期巴特的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零度写作”的提出，即倡导一种白色写作，要求作家不再于写作中进行呼号或者呐喊，而是于“不在”中对各种呼声和判决的汪洋大海毫不介入。
巴特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属于“符号学”研究时期。尽管《写作的零度》让巴特名扬于外，但巴特并没有停留于零度写作的理论小庙，不久他又开始了另一个领域的跋涉——符号学。在《符号学原理》中，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成为巴特理论建构的基础，因此，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影子在书中屡屡出现，巴特把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一系列范畴推而广之，用之于文学、饮食、汽车、服饰等文化领域，无不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巴特意在通过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将社会生活进行系统化、结构化的归结，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系统归结到一种富有统一性的逻辑之中，以获取一种恒定的深层规则与结构。关于巴特符号学的理论主张，将在后文详细论述，本节只是简略提及。在此需要言明的是，结构主义这个最先只属于语言学的理论，越过了本身的藩篱，成为巴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得力武器，巴特借助符号学能指、所指两大范畴以及由符号所牵引出来的内在意涵，逐渐把符号学的疆域扩大开来，这样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也富于挑战性，因为社会大众文化的研究领域原本的理论框架并未将符号学纳入在内，一种极度抽象和理论性极强的学问被用以阐释饮食、服饰、汽车等等，纯粹的理论与商业性十足的社会生活连接起来，这样的阐述理路不可谓不冒险，不可谓不新奇，也因此巴特被誉为“推陈出新的大师——文本历险主义者”，并且上演了一幕幕写作戏剧，就是用天马行空、驰骋万象来对巴特的文本历险进行归结也不为错。
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当结构主义在法国备受关注，被众多研究者接受并青睐之时，巴特却选择了离开。1970年，巴黎瑟伊出版社把他的《S/Z》列入“太凯尔”丛书出版。巴特在书中对自己一直以来苦心经营的“潜在结构”“基本结构”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据说，某些佛教徒依恃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这是桩苦差事，竭精殚思（“满腔耐心的科学呵，实实在在的苦刑”），终竟生了疲厌，因为文由此而失掉了它自身内部差异（ difference) 。
巴特的阐述别具意义地形成了自己的告别宣言，在他看来，要在本身容量狭小的“芥子”内洞见细之入微的“须弥”，这无异于佛教徒的苦修。先前对结构主义如此推崇也成就斐然，这里的措辞却决绝而坚定。巴特看到了结构主义叙事分析所引发的理论困境，结构主义力图“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将之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事实上，这确实容易出现文本内部差异性的抹除或者消减，从而让文本研究陷入同质化的境地，巴特的担心和质疑是符合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实际的。难能可贵的是，一般的理论建构者，能有如此大的勇气向自己曾经耕耘的领域进行否定，向自己建构并获得丰富拓展的理论进行自我克服，从而突破原有的理论思维定势，在古今中外都极其少见。也是这样，巴特由一个结构主义者彻底转向了后结构主义者。有意思的是，三年前，从写作到面世花费了巴特十年之久的《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系统》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书中，巴特将各色各样、千差万别的服装简化为书写的、意象的和真实的三种形态，他“主要试图用一种多少有点直接的方式，一步步地重建一种意义系统”。
两年前，巴特的《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即刊于《传播》杂志第八期。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中，巴特这样说道：
叙述的分析迫不得已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叙述的分析不得不首先假设一个描述的模式（美国语言学家们称之为“理论”），然后从这个模式出发逐步深入到诸种类，诸种类既是模式的一部分又与模式有差别。
为了把无穷无尽的叙事作品加以描述和分析，那就要有一个“理论”（就我们刚才讲的实用意义来说），就要首先努力去寻找，去创建。
通过上面的简单梳理，我们发现，巴特思想和理论经历了一个演绎和发展过程。从最先的零度写作，到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再到“作者之死”的呼喊，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巴特都是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跑。也因为如此，乔纳森·卡勒在《罗兰·巴尔特》中把“论战家”这一极具挑战性的桂冠给予了巴特。巴特的论战身份从他早期步入学界就开始了，《写作的零度》就是针对萨特的《为何写作》而来，作为影响巴特的大师之一，萨特后来竟成为巴特的批判对象。1963年，巴特出版《论拉辛》，更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论战者”。巴特运用自己的方式发现了一个新的拉辛，因而在这本册子中，巴特完全脱离了既有的拉辛研究。巴特运用结构主义作为解读基础，把当时学界处于权威的拉辛研究视为一种“浑浑噩噩”的研究。这其中就有公认的拉辛研究专家，索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皮卡尔当然不会对巴特的“玩世不恭”置之不理，他发表的著名的《新批评还是新骗术》对巴特进行了有力批判，并得到很多人的呼应。双方的争议不断升级，终于演变成“新批评”和学院派的学术权势之争。1966年，巴特发表《批评与真实》，对以皮卡尔为代表的学院派进行了逐一、有力的回击，最终，这场闻名学界的论战也以巴特等人的全面胜利宣告结束。
尽管巴特理论建构不断有新的思考，并且成果丰厚，但是巴特的社会身份却长时间处于尴尬位置，直到1965年，在法国学界，巴特仍是一个地位模糊的人物。20世纪60年代末，巴特方才跻身学界、名流之列，也实现了他学术研究身份的确认。言至于此，我们可以窥见，巴特的一生充满了动荡和变数，贫困、疾病、孤独、抑郁总是随他左右；学术道路上，他也是环顾左右，从提倡中性写作、作者退隐的“零度写作”开始，经由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等，不一而足，不时变换。其实，从另一侧面看，疾病和贫穷经历相互联动，既是巴特生活个性的有力构成，同时也扩大了巴特精神漫游的深度，不平凡的身体旅程是构成巴特学术性格的生理根基，特别是长时间结核病折磨以及疗养生活，已经深化到巴特的魂灵之中。疾病和贫穷在巴特的学术道路上构成了一种隐喻性意义。巴特用生命演绎的，是一段身体和写作的双重历险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