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身体：疾病与贫困

人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作为自在自为的生命体，生命的体验过程主要以生物和精神两种方式进行。生物性的生命体验外显于身体本身，因为我们有各种感官，我们可以聆听、呼吸、行动……从而具有作为动物的本能，也能够作为生物性的延续。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言：“人的躯体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而是在形体和构造上既表示它是精神的感性的自然存在，又表现出一种更高的内在生活。” 巴特用了65年时间，进行外在身体和内在精神的双重穿行。他在这个世界的行走，是一次身体与写作的双重历险。

马克思有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存在、社会经历、情趣爱好、心路历程等，会给艺术家的生命和创作铺上一层底色，形成他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一个理论研究者来说，上述的种种社会性踪迹总是能以一种内在精神力量潜行于人的生命周遭，从而促使人在世界行走。据此我们引用《孟子·万章章句下》中的话来开启罗兰·巴特生命历程的价值追溯。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我们首先将通过这种“知其人”“论其世”的思考方式，追索巴特的生命行程，以展开巴特身体和写作的独特视界。

1915年11月12日，罗兰·巴特出生在法国谢尔堡（ Cher bourg) ，父亲名叫路易·巴特，母亲姓名为利埃特·班热。父亲是一名海军中尉，在巴特出生的第二年即死于北海的一次海战。巴特幼年在巴约讷市度过，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后来定居巴黎，学校放假他也回到巴约讷祖父母家。童年的巴特生活在“一种音乐的空气中”，因为他的姑母是一个钢琴师，巴特有机会遨游于音乐的殿堂，在一种艺术性的家庭氛围中获取生长的密码。巴特的家庭信奉新教，新教的教会品质汇同音乐的灵感与多情共同演绎了巴特的气质与禀赋，并在巴特写作和研究中交相辉映，构建出一种敏锐聪慧、温和优雅的为人和为文品格。

虽然音乐和宗教围绕着巴特并成为其性格的重要生成要素，但是，巴特的家庭却十分贫困，因父亲早逝，巴特和母亲在祖父门下寄居多年，寄居的生活并非没有成为巴特理论书写的内在促进性因素。在《罗兰·巴特自述》一书中，巴特就谈道：

由于家贫，我曾经是一个无上层社会交往，但也并非属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孩子……这种生活艺术，无铺张浪费可言，一直存在于缺钱的危机之中；虽算不上一贫如洗，但却拮据不堪；也就是说，存在着因家庭成员关系的紧张而带来的惧怕，还有假期问题、买鞋子问题、买课本问题，甚至吃饭问题。

《罗兰·巴特自述》属于巴特后期著作，其时巴特早已跻身法国社会名流，理当业已解除经济困窘之虞。而巴特又很少谈到自己的童年，这段文字在书中被列于“钱”这一片段之下，显得极具意义。首先，是寄人篱下，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并不和谐，因不和谐而惧怕，因惧怕而忧郁；其次，经济上十分困顿，不仅买鞋子、买课本成为问题，甚至会为吃饭发愁，足可见其生活的惨淡。9岁时巴特随母亲到巴黎生活，靠母亲做装订工谋求生计，其时生活之艰难亦可见一斑。

幼年丧父、家庭贫困的经历并没有让幸运眷顾巴特，肺结核病纠缠巴特成年后近14年的时间，1934年，刚刚高中会考结束的巴特出现咯血。查为左肺病变，患上肺结核，他被送到比利牛斯山阿斯佩的博杜镇进行治疗。这一年，巴特19岁。1941年肺病复发，巴特住进圣·伊塞尔·迪·图威的大学生结核病院。两年后病愈，获得学士学位。但是就在这年7月，右肺也被查出结核，他不得不又一次走进大学生结核病院。疗养期间，巴特曾打算做个精神病医生，其间结核病再度复发，1945—1946年，巴特在雷赞布的亚历山大诊所治疗，1945年10月还被查出右外膜气胸，而且做了手术。直至1947年左右，巴特身体方基本恢复正常。由上面的叙述可知，长达14年的病魔纠缠，让巴特的青年时光过得并不轻松，更何况，巴特所染的疾病是一种慢性的又充满了忧郁色彩的病。

左右肺先后受到病魔袭击，巴特把生病和学习、写作一起，当成了一种生活。“肺病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几乎要说，它就是被举荐的。” 我们知道，生理的变化会带来心理的变化，疾病对身体的侵害必然会引发精神的颤动，更何况身体疾病已成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要知道，一个人将某一段生命的经历视为“生活方式”，其间灌注了多少的内在的心性确认，实在难以揣度，因为“生活方式”毕竟是一种内化的、惯性的行为系统，于巴特而言，应该是肺病一定程度促使了其性格的生成、理念的锤炼以及对于生命价值的意义判断。美国著名文论家苏珊·朗格在其专著《疾病的隐喻》中认为，病人不仅得忍受生理的病变所致的苦痛，而且还将承受由此而致的精神上的重压和折磨。巴特在疗养院的几年也如此，只是肺病这种独特的病例给予巴特的可能并非是完全的“重压和折磨”，更或意味着是性格的“磨蚀”性质，而他更在这种“磨蚀”中获得了对于生命的独特内省与体验。因为，身体虽屡遭病魔，巴特并未沉沦，反而在病魇中不断超脱，不断提升。可以说，疗养院沉静、冷清又略带阴郁的气氛让巴特的生活少了一份喧闹和热烈，却给了他阅读和思考的空间。

事实上，疾病与文学艺术抑或艺术理论阐释联系深远，很多从事艺术创作或者研究的人均不同程度遭受精神或者身体疾患的折磨、影响，虽然人类对疾病的缠绕感到痛苦，也避之不及，但是在人类艺术的生产史上，“疾病”却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诺奖获得者、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认为：“患病状态中不但能见出人性，人们也常能通过疾病来描述一些超越疾病、超越现实的体验和认识。” 疾病所带给人的身体的痛苦、创伤、挣扎自然会深入地实现对精神世界的干预、压抑和操控，从而一定程度促进人自身性格的造就和养成，托马斯·曼以至于衍生出一种“病的哲学”：“疾病与智性之间有着一种密切关系。尽管疾病过度凸显身体的存在，将人降格为单纯的躯体，或者因为精神和肉体的衰竭而使病人处在‘与世隔绝’状态，甚至常会让人失去尊严，但它在天才那里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够深化或强化人性意识和人的尊严，达到精神之高洁。” 所以，疾病与人的性格以及内在人格的生成是紧密联系的。作为必须具备艺术气质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自己所遭受的身体之痛更是会以一种艺术化的方式被强化，被植入艺术家的精神奴役之中，形成特别的审视世界、审视对象的方式。例如，来自安徽的现代作家韦素园，被病魔困扰长达10年之久，生命的最后6年几乎都在病榻上度过，这位得到鲁迅先生肯定并帮助的文学青年，去世时年仅31岁。1925年年底，韦素园的病情加重至咯血，到医院检查被告知已经是肺病晚期，治愈的可能几乎没有，韦素园在身边朋友的帮助下到西山福寿苓疗养院治疗，但就此一病不起直至离开世界。需要讨论的是，无情的病魔是否在韦素园后期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起到了反向的斗争砥砺作用，一个长期卧床休养的革命者，并未在病魔的纠缠中倒下而一蹶不振，反而是被病魔的折磨激起更加激烈的斗志与精神。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提到：“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 病重中的韦素园并没有被疾病而折掉思想的翅膀，或者丧失革命的意志，韦素园在1932年写就的诗歌《怀念我的一位亲友——呈坪》将“不过敌人的‘黑铁’的高压，终敌不过我们‘赤血’的奋起，朋友，等着吧，未来光明的时代，终究是属于我们的。不要悲伤，不要愁虑，今日的牢狱生活，正是未来的甜蜜回忆”。 作为结尾，诠释了鲁迅先生“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的评价。由此看来，疾病在艺术家、作家身体上的折磨与恶性行走，可能会促使艺术家、作家的内在世界被审美化地渲染出纤弱多思的性格特质，但也有可能会使得他们的内在世界的质地更加坚硬，如韦素园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中国现当代的作家中，要讨论疾病与写作，史铁生是绕不过去的一位。史铁生的一生与疾病相伴相随，一次记者问史铁生的职业，他的回答是生病，而写作只能算是副业，因此，史铁生的写作更可以被赋予“疾病叙事”的意味，在其著作《病隙碎笔》的第1章，史铁生写道：“我这48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 史铁生1969年到延安插队当知青，后面双腿瘫痪、急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致命的病魔不断袭击，让史铁生的生命蒙上了厚厚的悲情色彩。但是这位以生病为“职业”的作家，奔走于小说、散文、随笔等多种文体中，给世界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可以说，生命的痛苦对于史铁生来说无须刻意体验，病苦、疼痛、孤独、绝望、苦难、别离、死亡等生命的负面经验无时不在冲击着这位特别的作家，史铁生的生活体验完全与一个身体正常的作家形同陌路，上述的种种别样的身体感官的苦难经历无时不在考验着这位作家的内在精神世界，可以说，疾病从另一个侧面拓展和深化了史铁生的思考空间，迫使他要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疾病于身体的意义，以及如何抵御死亡的恐惧等等，其身体的旅行被演绎成了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哲学思考。与史铁生生活距离遥远的罗兰·巴特，亦是将生病转化为思想进阶的契机与力量，病魔的侵袭一方面深深地摧残着巴特的身体，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巴特对生命意义、文学意义的思虑，其与史铁生不同的是，史铁生将自己的身体周遭演绎为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学创作，巴特则更多是纳入到文学理论的观照与阐释之中。

这方面较为显赫的例子还有英国作家伍尔夫，这位肩负着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等多元身份的女性，却历经了破碎而凌乱的家庭生活。1882年，伍尔夫出生在英国伦敦，但是她所在的家庭十分复杂，父亲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传记作者，但是伍尔夫父母都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然后再结合，父亲与前妻生有一个女儿，母亲则与前夫育有三个孩子，父母亲结婚后又生育了四个儿女，父母亲与孩子一共十口，较为混杂的出生给伍尔夫的童年乃至一生都带来了巨大影响。13岁时母亲去世，伍尔夫精神世界第一次出现问题，22岁父亲去世，伍尔夫第二次出现精神崩溃并自杀未遂。1912年7月，伍尔夫患了一次长达9个月的精神病，1941年3月，伍尔夫给丈夫伦纳德与姐姐文妮莎写了一封信，然后来到乌斯河畔走向生命的尽头。幼年的伍尔夫遭到了同母异父的哥哥的性侵犯，13岁母亲病故、15岁姐姐离世、22岁父亲去世、24岁哥哥也走完了生命历程。“伍尔夫生病时，她经常会产生幻象并受到奇怪的声音的折磨，她会听到死者声音，这种幻象与往昔的生活和已逝的灵魂联系在一起，使她处于一种精神上的孤立状态和毁灭性的隔绝状态中。” 与史铁生全然的身体折磨不同，伍尔夫经历的更多的是精神困境，这种精神疾病对伍尔夫的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均形成了巨大阴影，继而投射在伍尔夫的文学文本建构之中。

巴特在疗养院开启阅读之门，借着疗养的机会，巴特阅读了大量的著作。米什莱和纪德在这一时间进入其阅读视野。在比利牛斯山幽静的环境里，米什莱、纪德吸引住了这个有病在身的年轻人。我们不禁要问：米什莱是谁，纪德又是何人？首先，我们看看米什莱。巴特在疗养期间，阅读的范围还涉及拉辛、尼采、萨特、歌德等人，但是米什莱是被其全部读完作品的理论家。米什莱全名为儒勒·米什莱，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有“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的美誉，生前被称为法国史学之父。和罗兰·巴特一样，米什莱的少年充满了艰难和困苦，恐惧和孤独充满了童年米什莱的身心。米什莱母亲早逝，父亲先后做过印刷厂工人、小型印刷店老板，但是由于店铺经营惨淡，父亲多次进监狱。后来，米什莱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说他的青年时代笼罩着一种神秘的病态，是一种对历史学家有益的病态——热爱死亡。处于贫穷的米什莱坚强自立，自己的学业一点也没有受到贫困的影响，1819年米什莱从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1826年米什莱回到高师任古代史教授。1838年，米什莱在法兰西大学院教书，讲授历史和伦理学。1851年，拿破仑篡夺了法国二月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米什莱坚决反对拿破仑将共和国改为帝制，拒绝签字以效忠皇帝，因此被撤销了所有职务而去了意大利。1874年，米什莱在著作新书《十九世纪史》时突然离世，遗体被安葬在巴黎拉晒兹神父公墓。米什莱对于巴特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1954年，巴特在完成自己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写作的零度》之后，一本以《米什莱自述》为题名的研究专著面世。不过，我们并不能将《米什莱自述》视为巴特对于米什莱的历史学家的符号性认定，因为巴特在著作中对米什莱进行了结构化的阐释尝试，“主题批评”和“结构分析”的解读方式不仅提供给了接受者一个全新的米什莱，也让巴特沿袭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从而达致对于“真正的米什莱”的寻找。用张祖建在《米什莱》译后记的说法就是，“正如米什莱以独特的文笔再现了历史一样，巴特也以独特的结构方式重建了一个米什莱”。 因此，巴特的生病期间对于米什莱的阅读并不是一种消遣或者漫游，深度的解剖凸显出巴特与米什莱之间深度的精神互通与学术交织。当然，巴特在对于米什莱的解读中所运用的“整体性”“一致性”的思想建构模式，以及随意而闲散的书写方式，为其后来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基础，后文将详析，此不赘述。

其次，看看纪德。纪德全名安德烈·纪德，1869年生于法国巴黎，年幼时纪德也是体弱多病，求学生涯断断续续，纪德24岁时和好友劳伦斯去北非，得过一场肺结核病。11岁时父亲去世，离开了纪德，纪德母亲是一位在新教家庭长大的富家闺秀，新教原则对她有很深的濡染，加上纪德年轻时多病，家庭成了纪德接受教育的主要地方。谦虚、尊崇、道德和责任的新教准则一直围绕着青年纪德。然而，后来的纪德却与这些传统教义对抗了长达几十年的时间。纪德是法国二世纪最为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是影响巴特的另一个法国名流。按照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说法：“在纪德坟墓上封上的墓石，也是对法国所经历过的激奋人心的时代封上的墓石。”因为从创作内容、风格以及对于传统道德的背叛等方面而言，纪德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离经叛道”的作家，也是引领潮流的作家。纪德的主要作品有《地粮》《未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背德者》《窄门》《田园交响乐》《伪币制造者》等等。纪德是闻名法国的为同性恋辩解的人士之一，他竭其一生的时间，为同性恋者奔走辩解，也获得了“背德者”的称谓。纪德对于巴特的影响也是极深的，1942年，巴特的《论纪德和他的日记》发表于《存在》杂志，《存在》是疗养院自己开办的一份刊物，《论纪德和他的日记》是巴特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说是论文不过是巴特一些阅读笔记杂糅。开篇巴特即指出，自己不想“掩饰”阅读笔记的“不连续性”，因为“不连贯总比一种歪曲的秩序要好一些”。在行文的字里行间，巴特无不洋溢着对于纪德日记的碎片化书写的赞赏，巴特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体会纪德本身的那种反省力量，它才具有意义，巴特还引用尼采的话说：“一个伟大的法国人绝不是肤浅之徒，但他充分地具有自己的外表，一个自然的封套包裹着他的深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巴特早期的阅读对象的纪德，无论思想还是书写，是怎样地展布着巴特学术思考的路向，也怎样地左右着巴特学术书写的自由姿态。另外，巴特关于加缪《局外人》的短论还直接促成了其第一部专著《写作的零度》的面世。

1947年，从疗养院出来，巴特的生活极不稳定，偏于动荡。先后担任过布加勒斯特国学院图书馆助理和法语教师、埃及亚历山大市法语教师、国家文化关系总局人员、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习研究者、阿尔施出版社文学顾问等，1962年，巴特到巴黎实用高等研究院研究“符号社会学”“象征与再现”课题，其生活开始走向稳定。到1976年，受聘法兰西研究院，巴特终于得到代表法国思想与学术的精英殿堂的接纳，可短短4年过后，巴特却猝然离开人世，留给世界一个永恒却难以捉摸的背影，不能不令人遗憾与惊叹。

对于自己的结核病经历，1975年，在一次面对法国电台的采访时，巴特谈道：

我们在那儿获得两种基本的经验，第一种是友谊的经验，同龄人在一起生活多年，经常是两三个人同住一间屋子，大家每天都见面，支撑你的正是这种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深厚的情感……第二种经验当然是阅读。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读书。那个时期我读了很多书，尤其是读了法国和外国的经典作品，我那时开始为疗养院的大学生杂志《存在》写一点点东西。我在疗养院里读了米什莱的全部著作，以后我又开始研究这个作家，因此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巴特自己认为在疗养院所经历到的一是相互间的友谊，二是阅读生活。首先，就交往方面言，这是一个特殊的交往群体，成员全都是患有肺结核的病人，而且是年轻人。但是，关于友谊的经验终归被赋予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本质，其至多是带给巴特因为生病而忧郁的补偿感，或者是对于自我之外的友好认知。我们认为，疗养院对于巴特最为重要的精神滋养，应该是其在疗养院的阅读经验及其思考。在巴特患病的时代，肺结核病尚未被医学界攻克。肺结核病虽困扰着人们，但又不像后来的癌症或者艾滋病那样令人过度绝望，这是一种慢性的、不会一下子置人于死地的病种，因此这是一种被审美化了的疾病。

历史上有很多作家患过此疾，如雪莱、济慈、拜伦、卡夫卡、劳伦斯、奥尼尔、契诃夫，中国的鲁迅、巴金、郁达夫、萧红、林徽因等等。疾病引起的生理变化会直接影响作家主体的心理、情感甚至会转变作家的内在魂灵，成为作家文学风格的重要支撑元素。另外，肺结核病的病理特征决定了肺结核病人情调忧郁而高雅、内心纤细而丰富，这也促使许多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塑造了众多具有病态美的人物形象。如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鲁迅笔下的阿Q、狂人，曹禺《日出》中的黄省三，郁达夫更是在作品中极力渲染主人公的“病态”身体与灵魂。另外，小仲马《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托马斯·曼的《魔山》中的汉斯·加斯托普等，均患有结核病症。这样，疾病作为一种作家身体机能的限制性力量不仅串联了作家的生活和性格，而且成为作家创作个性的内在推动力量，以让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人物塑造中将自己疾病所带来的内在精神气质表征在具体的人物性格中，成为一种身体隐喻，并获得艺术性的展现和提升。

巴特的结核病经历也是他的一次精神漫游，让他的个性显得忧郁而趋于沉默，情感丰富细腻，还常常因为身体的不适而惯于懒散。这样的性格特征使得巴特的写作灵感四溢、文字灵动，并常常使用片段、零碎式的写作方式。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中谈道：

有一天我重读了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这本书描写了我熟知的一种病——结核病。……我所经历过的结核病与《魔山》中的结核病十分近似，这两种时间混合在一起，都远离开我的现在了。于是我惊异地（只有显而易见的事物才能使人惊骇）察觉， 我自己的身体是历史性的 。

托马斯·曼生于1875年，卒于1955年，是德国著名作家。1929年托马斯·曼以《布登勃洛克一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作也奠定了托马斯·曼在德国乃至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这位以中篇和长篇为主要创作作品的小说家，虽然在基调上坚持现实主义，但是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的诸多手法被其娴熟地运用。《魔山》这部长篇发表于1924年，被称为“教育小说”，大学生汉斯·卡斯托普因为肺病在高山疗养院住了七年，这位有理想的青年在这所疗养院里面对了来自各地、性格各异的病人，有封建贵族也有资产阶级人士，有军官也有贵妇人，有来自俄国的，也有荷兰人，各色人等，不一而足，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汉斯逐渐沉沦，思想消沉、精神委顿，来自俄国的女子克拉弗吉亚深深地迷住了汉斯，高山疗养院变成了汉斯失去理想和精神的“魔山”，整个疗养院弥漫着萎靡之气，托马斯·曼也有意以此揭露资本主义文明的颓废和没落，并确立自己反战立场与和平主义理念。在经历了七年的“昏睡”之后，汉斯终于领悟等死的活法的颓废本质，最终走向战场，迈开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旅。我们注意到，巴特在讲述自己阅读《魔山》的过程中，强调了“重读”的姿态，《魔山》主人公所患的病症与巴特一样，均是肺结核病，相同的病魔以及类似的“疗养”经历，让巴特对《魔山》十分亲近，因此才有“两种时间混合在一起”，因此巴特的“重读”不仅是外在形式的再一次对文字地翻阅，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生命经历的重现和自省，这种“重现”和“自省”让巴特把自己的患病历程看成了历史的滑行，一个人的身体融汇了历史性质，成为历史在场的重要见证，这正如有学者所言：“身体总在世界之中，而世界则在身体的知觉中本真地显现，世界的意义是主体（间）性和超验性的模棱两可的混合体。” 一段特殊的历史和心路历程在巴特的身体中被洞穿，身体的历史性也得到了呈现，所以巴特的疗养院生活是促成其文学观念的重要经历。据此，结核病缔结了巴特的生活方式和书写状态。疾病从生理上、心理上浸入巴特的生命全部，并在巴特的个性特征、写作风格方面得到体现。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因为疾病而被历史洞穿，成为历史的另一层面的表征，甚至可以说，疾病不仅深入干预了巴特的身体，更进一步地通过巴特的社会身份伸入到了历史内部，让社会、历史等因素通过疾病展演出来，也使得巴特能够在更加广阔的视角中审视自身、建构自身，以击破社会、历史的神话形态。

至此，我们发现，贫困与疾病这两个伴随了巴特童年直至青年的困境性因素，实际上是巴特性格、书写风格及其理论主张的重要的奠基性因素。诚然，贫穷与疾病都是无法选择的，因此，巴特后来的理论阐释特质，其实一早就已经根植下了基础。 e8tJ9gdxyrniFP9dtd9ZZ6+CP71V9Pl/VpmWEyxncm8bB8lAuuVDHH0jDIA+RvV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