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目前，国内外对巴特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在国外，乔纳森·卡勒、苏珊·桑塔格、黑思、拉威菲尔、路易—让·卡尔韦，以及比利时的乔治·布莱等人，均曾有过关于巴特的言论或著述，如乔纳森·卡勒就有传记式论著《罗兰·巴尔特》面世。在书中，乔纳森·卡勒将巴特切分成文学史家、神话学家、批评家、论战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者、享乐论者、作家和文士，他说：“在法国以外，巴尔特似乎是继萨特之后法兰西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并获有广大的读者群。批评界的一位对手韦恩·布兹称他为‘一个也许是今日对美国文学批评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的读者群却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家的范围。巴尔特是一位国际性人物，一位现代思想大师。”
美国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苏珊·桑塔格则在《写作本身：论罗兰·巴尔特》中将巴特界定为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
另外，致力于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认同研究的比利时学者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一书中，认为巴特的批评是“一种少主观性的批评，它想在主体的消亡中成为一种关于言语的普遍科学”。
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对于国外巴特研究的了解存在困难，但总体来说，无论是对于巴特思想的总体性把握，还是就某一方面的理论解读，国外学人对于巴特及其思想的研究是全面而丰硕的。
巴特曾于1974年4月到中国，并作了为期24天的访问。巴特的这次中国行留下的文学研究文本有《那么，是中国吗？》和《中国行日记》，后者已于2012年被译为中文。在《中国行日记》中，巴特以一种近乎零度的书写方式记录了他看到的中国。但是由于特殊的礼遇，让巴特并未能够形成对观照对象的充分观察，所以他以一种“斜视”的方式来对书写对象进行审视，用学者阎伟、谈微姣的话说，就是“巴尔特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权力制度以及由其决定的符号表达方式。他秉持着媒体文化批评的符号学理论，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象征和符号现象进行‘去神秘化’的文本分析，并透视出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或二级意义。巴尔特的分析侧重于他所抽离出的符号和结构这种‘历史形式’，因其较为抽象和稳定而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可以说巴特对当时中国的解读仍然是巴特式的，其所秉持的理论基点并未走出自己的理论路径。客观而言，巴特对于中国的认识并不具有完全意义的科学性，因为囿于时代、政治思想的局限，巴特要对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古国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极其困难也不切实际。有意思的是，国内学人对巴特的这段中国行的关注并不多，将其《中国行日记》进行文本阐释或者意义探索的也鲜有其人。在国内，对巴特学术上的关注却是颇为兴盛，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界对巴特及其理论的译介从未中断，张智庭、屠友祥、李幼蒸、董学文等先后将巴特及有关巴特的著作译为中文。另一方面，众多学人纷纷撰文论及巴特的理论体系、文学思想以及文化主张，我们分别以“罗兰·巴特”“罗兰·巴尔特”为关键词在CNKI文献库进行搜索后发现，截至2018年6月，学界关于巴特的研究文献已经达到700余篇，国内关于巴特的研究自2010年始走向了繁复状态，每年的研究文献均达到了40篇以上。从研究主题看，符号学、神话、文本位列前三位，说明国内的研究仍是主要关注巴特在文学方面的理论建树。整体看，国内的巴特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巴特学术生涯、学术思想的总体性把握。如汪民安2005年出版的《谁是罗兰·巴特》（此书1999年初版时名为《罗兰·巴特》），对罗兰·巴特一生走过的生命旅程做了总括性介绍，对巴特的学术思想做了横截面式的剖析。李幼蒸在《符号学原理》的编译者引论中，全面论及了巴特的文学史观以及符号学方面的思想和理论。相比较而言，汪民安的著作力图对罗兰·巴特的生命历程、内在精神以及研究世界做出整体性的考察，李幼蒸则重在对罗兰·巴特的文艺思想做出较为精准、简练的学术凝视。就理论接收而言，李幼蒸的理论概括更能给人启迪和教益。张智庭则以巴特对自己学术道路四阶段式的划分为依据，对巴特的美学思想进行述评（《罗兰·巴特美学述论》，《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另外，还有田志伟的《罗兰·巴特美学思想》（《吉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杜卫的《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美学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论文，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巴特的美学思想。南京大学的张晓明教授则对国内巴特著作的译介工作进行了有序清理，其《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巴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等论文，着力关注巴特著作汉译的总体状况，关注译介过程中的“误读”现象、译介环节以及国内学者研究与运用中的某些特殊的接受现象，巴特文论中国化过程中的特点和问题得到了正面的注视。因此，张晓明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中国学者的巴特研究增益不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整体看，国内对巴特的学术生涯的整理与阐释已经非常丰富，参与的学人众多，很多成果也富于研究价值。但是也存在趋同的现象，真正将巴特的出生、身体等生命镜像纳入其学术思想的阐释中，并做出有说服力的深度阐释的并不多，特别是近年这方面的研究多数都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重复解读。
二是针对巴特文本理论、写作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写作的零度》《作者之死》等著作或论文。有徐敏的《〈罗兰·巴特〉/罗兰·巴特：写作的漩涡》（《外国文学》，2000年第4期），高伟光的《科技时代的写作——从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谈起》（《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张佳佳的硕士论文《罗兰·巴特文本理论的中国化问题研究》（鲁东大学，2019年），李梦园的硕士论文《罗兰·巴特“文之悦”的思想内涵》（辽宁大学，2018年），等等。上述论著对巴特的文本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与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张佳佳的硕士论文以近30年来巴特文论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为主线，全面清理了巴特文论思想的“中国化”过程，很有借鉴意义。此外，周菡、蔡洞峰、肖锦龙、钟晓文等人也有自己关于巴特文本和写作理论方面的申说。近年，也有学人专门针对巴特的作者理论展开解读，如程曼漫的硕士论文《罗兰·巴特作者理论探析》（浙江大学，2018年），就是对巴特从开始至晚期的主张进行梳理与评析。南帆的《作者、读者与阐释的边界》（《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则对张江教授的《“意图”在不在场》进行回应，认为“批评‘狂欢化’的负面效果往往导致张江教授所批评的‘强制阐释’，那么，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恢复‘读者’的历史身份，亦即让阐释回到历史语境之中”。
综观各家，讨论的内容涉及巴特“零度写作”和“作者之死”理论出现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以及存在的语用缺陷，有的还将两个理论联系起来，探究巴特学术思想的演进过程。亦有部分学人将巴特的理论运用于阅读、摄影等广泛的文化范围，让巴特关于文本的理论观点得到了有效的阐释辐射，如何芳菊的硕士论文《罗兰·巴尔特阅读理论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17年），认为巴特的文本理论实现了对传统文本观念的反叛，同时也推进了文学批评对读者的重视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阅读理论。又如常江的《拒绝阐释：罗兰·巴特思想的后结构转向及其对当代电影理论的影响》（《当代电影》，2017年第9期），归纳了巴特20世纪70年代间的影视论述，及其对巴特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化的意义，认为“罗兰·巴特采纳的是一种用于使自己的理论体系完成从结构主义向（准）后结构主义转型的话语策略；‘去碎片化’的总体电影观以及贯串批评实践始终的政治性才是罗兰·巴特对当代文化及电影理论做出的最主要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余彦君的硕士论文《人教版初中语文经典课文创造性重构的教学模式研究——以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理论为视角》（广州大学，2018年），将巴特的文本理论运用到了中学语文教学领域，与其他学人将巴特理论用之于摄影、影视等相比，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三是着眼于巴特的叙事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如《罗兰·巴特：叙事结构的崇拜与反叛》（王焱，《柳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3期）、《浅在结构中寻求意义——读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翁云晓，《南昌商专学报》，2006年第4期）、《以简驭繁神话的破灭——对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的思考》［黄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等。这些评述的讨论焦点在于巴特对所有叙事作品的简化和系统化，亦即“以简驭繁”。通过讨论《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提及的语言、功能、叙述、系统等研究范畴，考察巴特结构主义叙事学方面的理论主张。王焱把《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和巴特的后期著作《S/Z》相互比较，研究巴特对叙事结构的崇拜和反叛。再有，部分学人注重巴特的文本细读方法的探究，很有启发意义，如苏梦雅的硕士论文《罗兰·巴特〈S/Z〉的文本细读方法研究》（辽宁大学，2018年），就认为一直以来学界均在意于巴特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建构的解读，却忽略了巴特文本细读法方面的独到匠心。据此，苏文以罗兰·巴特《S/Z》为研究对象，解构其中运用的文本细读的具体方法，从而勘查其中的逻辑层次与操作步骤。无疑，这样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葛慧敏的硕士论文则以《罗兰·巴特叙事观念的转变及意义》（复旦大学，2011年）为题，聚焦巴特前后期的叙事转变，在符号学的视域内探讨转变的内在逻辑，从而考察巴特叙事观念转变的理论发展必然性。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谢龙新则另辟蹊径，认为：“当前，学界主要从社会及其思潮的转变来探讨叙事转向的原因。这种社会诊断揭示了叙事转向的外部原因，能够充分说明叙事转向前后的‘不同’。但不能很好地说明转向前后的‘联系’。因此可以借助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
综观这些研究，它们无一不以巴特的叙事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从内至外地进行了剖析，巴特叙事学方面的理论主张的内涵与外延乃至治学方法都得到了有效梳理和解构。
四是对于巴特后期思想的述评和讨论。如黄晞耘的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的《被颠覆的倒错——关于罗兰·巴特后期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王青的《能指的狂欢：罗兰·巴尔特的意义》（《江淮论坛》，2006年第3期）等。应该指出，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们因为研究角度相异，对巴特理论的认识也就不同，如对于《作者之死》一文，持批判态度的宁一中在《作者：是“死”去还是“活”着？》（《国外文学》，1996年第4期） 中认为，巴特的理论“彻底否定了作者在作品中的存在，这样就否定了作品风格的存在，否定了作者应承担的道德、伦理、法律、政治等责任”。而持肯定态度的兰珊珊在《也论“作者之死”》（《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中则认为：“‘作者之死’并不是抹杀作者的存在，而是对作者存在的权威提出质疑，对造就这种权威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此外，还有王新颖的硕士论文《欲望、享乐与写作——罗兰·巴特后期身体观探究》（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文章认为“巴特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成为了一位享乐主义者，在对身体的阅读与写作中追寻着自身欲望，并从中获得享乐，借助身体的享乐，巴特不仅反抗着意识哲学标榜的理性与真理，也通过回归个体身体反叛着固定重复的社会意识形态”。
将身体作为巴特后期文学思想的主要源点。其他的还有汤拥华的《文本的追问与文学性的重构——以乔纳森·卡勒对罗兰·巴特后期文本观的批评为参照》（《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江莹的硕士论文《符号、文本、自由——罗兰·巴特前后期符号学美学观比较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2年），等等。
综观国内巴特研究的现状，我们不难看到，首先，巴特思想的传播、运用，对于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其次，巴特文艺思想的引入和阐发，给国内一度居于权威地位的社会学批评以巨大冲击；另外，巴特的理论主张也从另一路径给文学乃至文化的研究以新的切入点和审美视角。按照我们收集的已有文献分析，可谓“前人之述备矣”，只是，我们可以将巴特一生的生命历程统摄起来，在研究其家庭出生、身体状况的同时，分析这些外在因素对其文学思想的影响。同时，在“变”的理论前提下，对巴特一生的学术思想进行整体性考查，辅以影视、摄影等领域的文本分析，以得出对巴特复杂文学思想的清晰的行进路线阐释，实现对巴特的为人为文的立体的学术观照。据此，本书旨在诸多前辈成果的基础上，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较整体性的观照。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文学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在其经典性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为文学批评设定了四个坐标：艺术家、作品、世界和欣赏者，“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
我们打算以此为借鉴，沿着巴特学术研究的历程，梳理、研究其关于作者、文本、读者方面的理论主张，并参照几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关注其中的发展和演变，力图对巴特的思想和主张做出比较清晰的解读，实现对巴特理论的更进一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