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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特一生的学术道路变动不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他写作以及研究的恒定主题，那就是语言学的研究背景和对于接受者的重视。一方面，进入文学研究伊始，巴特便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作为阐释基石，提倡语言至上、“毫不动心的”“纯洁的”白色写作，反对作者君临一切的传统写作路向，这极大地动摇了作者的主体地位，为读者的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的理论阐释亦成为巴特后续学术主张的飞跃之基。在第一部理论专著《写作的零度》中，巴特认为文学不再是关于人类情感的科学，而是关于人类语言的科学。他谈道：“语言结构像是一种‘自然’，它全面贯穿于作家的言语表达之中……语言结构含括着全部文学创作，差不多就像天空、大地、天地交接线为人类构成了一个熟悉的生态环境一样。”
这样的判断具有很强的“个人性”，也显示了巴特的特立独行，因为巴特几乎把“语言”看作文学的全部手段和意涵，语言结构如同天空、大地、天地等自然景观，镶嵌于生态环境之中，无时不在又无处不在，同时还是这个世界所有意义的承担者、生产者。在后来的《符号学原理》《叙事结构分析导论》等论著中，巴特更是将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等语言学范畴引入文学及文化批评，并链接到语言之外的诸多领域，引入比文学更加广阔的文化领域，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路线，直至后来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S/Z》等论著的面世，巴特逐渐将符号学方法运用于服饰、汽车等更加宽广的文化领域。但是无论理论怎样变化，语言本身一直是巴特的写作与把玩对象，其写作与研究始终无不显出对语言的操控与观赏，语言学的背景一直成为巴特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武器。
罗兰·巴特的研究世界的另一特质是：始终保持对作者的远离态度。在之前的一些理论家的话语阐释中，作者一直被认定为作品的主人，作品是作者的产物，作品生成过程中作者处于主导位置，在文学活动中是作者创造了作品。这样的理论长期占据着文学研究的主流。但是，巴特却赋予了读者至高无上的位置，读者作为接受者，完全可以对文本进行任意的阅读实践，进行任意的话语编织。接受者对文本的阅读本身演变为一种游戏一种享乐，无须任何功利约束，这样就大大为曾经被束缚被控制的读者松绑，实现了文学话语阐释的敞开和无限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巴特运用语言学的语用范畴，对自己进行否定进而超越，把研究伸进了众多不同的领域。汽车、服饰、饮食、摄影、恋人间的谈话……都被收归门下，进行“巴特式”的阐释和解读。据此，巴特由文学到文化，无不进退自如，成果丰富而多彩：关于摄影的《明室——摄影纵横谈》、研究服饰的《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关注恋人间话语的《恋人絮语》等，研究视野的广博性和多样性注定了巴特在世界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声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降，罗兰·巴特当之无愧地成了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最具影响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之一，其所拥有的读者群也日益增多，已然超出文学的范围，国内外对巴特及其著作的译介、研究，更是一时走向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