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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巴特进行文学以及其他研究的主要工具。巴特在自己的研究中，总是能够将能指、所指、隐喻、转喻等语言学的理论术语娴熟地为我所用，推进到文学以及文化研究，可以说，语言学的理论范畴伴随了巴特学术研究的所有历程。1953年由色伊出版社出版的《写作的零度》是巴特运用语言学知识进行文学研究的最早尝试，这不仅是巴特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其成名之作。前文我们谈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是20世纪西方文化世界的一件大事。费迪南·德·索绪尔本属法国，后移民瑞士，成为了一个瑞士籍人。索绪尔竭其一生的努力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巨大革命，也获得了“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美誉。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任意性，但是语言是一种自立自足的系统。语言学的研究应在其自己所属的系统内进行，而不是借助其他知识或者其他学科推进，那些都是非语言学的研究。索绪尔所做的第二个贡献，就是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这对范畴，按照索绪尔的说法，语言是社会性的语法体系，具有稳定性和约定俗成的性质，社会性的语法规则一旦形成，就对所有使用者具有天然的约束力，不然人们根本无法进行顺畅的交流，而言语则是富有个性化的、实际的语言行为，无数个这样的言语行为构成了人们各自不同的语言风格，但是，大家又都得遵循同一套语言程序，为相互的沟通与交流设定理解与合作的边界。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为巴特提供了天然的学术思考土壤，因为在巴特一生的学术生涯中，无论其居于何种立场或者经历何种变化，语言学的路径思考始终伴随其间。
前文已经提到，巴特最早是受之于米什莱和纪德的影响，但是萨特作为法国文坛领军式人物，无法在巴特的阅读生活中抹去。一个领军式人物常常会招致不同的价值认定，萨特也一样，肯定者萨特将存在主义移植到法国并发掘其中的“人道主义”光辉，促成其《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部著作在1946年的诞生，也让存在主义在法国真正获得价值再生。否定者主要聚焦萨特将道德标识深深切入到文学之中，影响了人们对文学、文化的理性判断，陷入一种狂热之中。也因此，萨特的好友阿尔贝·加缪、梅洛·庞蒂等与其划定界线，在另一种文学主张上继续奔驰。巴特在疗养院期间阅读了萨特的作品，他说：“1945年至1946年，人们在这一时期发现了萨特……我想说，从停战那天开始，我成为了一个萨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
可见萨特作为影响深远的一代大师，对巴特的影响之深。
虽然在走上学术研究的路后，真正给予巴特重要影响的却是名扬世界的存在主义大师——让-保尔·萨特。
但是，巴特并未始终如一地在萨特的背后亦步亦趋，相反，在《写作的零度》中，他对萨特的文学观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乃至后来，巴特成为二战后和萨特比肩的文学理论大师，著名符号学家李幼蒸在《罗兰·巴尔特文集》的总序中说罗兰·巴特和萨特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的两大文学思潮，一是存在主义，这当然是属于萨特的，一是结构主义，这是巴特的理论基地所在。萨特，全名让-保尔·萨特，生于1905年，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萨特1924年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33年到德国留学。不幸的是1980年，两位在理论领域造诣深广的大师在三周内相继辞世，两面旗帜的显性肉身均离开了世界，把理论的巨大遗产留给了后人。萨特的文艺思想深受现象派代表人物胡塞尔和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影响，后却逐步走向存在主义，萨特和阿贝尔·加缪一起，共同构成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谈过这样的话，那时，只要看到萨特就是一件荣幸的事情。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存在主义反映了现代西方人对人类自我存在的困惑和反思，亦即在一个“荒原”般的世界中，人类如何认识自己，解放自己，获得存在的意义。萨特存在主义的重要著作有《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其有关存在主义的思想也主要体现在这两部著作中。萨特等存在主义者认为，人首先是一种存在，存在是人的本质。“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觉到自己在这样做。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或者一棵花椰草。”
存在主义强调人的自由选择，他们认为，人通过自己的选择，所以成为好人或坏人，英雄或者懦夫。存在主义要求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人的行动的道德承担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存在主义又认为人是一种荒谬的存在，人生总在不断地选择又不断地追寻：
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
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而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
加缪的这段话很好地表征了存在主义的宗旨，存在主义否定诸神的存在，生活的每一块石头都如同重压，横亘在生命前行的道路上，这亦就是生活赋予生命的荒谬世界，把生活的周遭都视为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石头，显示了存在主义高度的哲学抽象和对生命的极度冷静的凝视。加缪对生命的认知的另一个方面的深刻意义在于，人在面对这堆荒谬的石头时并未选择逃避，尽管表征着生命节点的石头乃至石头上的每一颗粒是互不关联的，然而西西弗仍然“回身走向巨石”，迎头而上的姿态显示了自己创造命运的绝佳勇气，存在主义的价值观亦在于此。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观集中体现在《什么是文学》中，在这部代表自己文学观点的著作中，萨特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什么是写作；二是为何写作；三是为谁写作。综合起来看，萨特至少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文学主张。
首先，写作是一种带有“介入”性质的活动，作者必须在写作活动中对阅读和创作活动进行引导。萨特极力主张创作者的主动性作用。他说：“作品决不会把自己强加于人。”接下来他用学习绘画的新手和老师的谈话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什么时候我可以认为自己的画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
“当你可以惊叹地看着你的画，并对自己说：‘画那张画的就是我啊！’的时候。”
这就是说，对于艺术而言，经由作品取得的效果绝不是客观的。创作者在创作中引领着整个艺术创作活动，而且也熟知产生那些效果的方法，这实际上突出了作者在文学书写活动中的主体性意义，作者本身的价值观、文学认知都将融入自己的文学文本中。一句话，“一旦你开始了，你就给卷入了，不管你愿不愿意”。
萨特认为，作家除了必须“介入”文学创作外，还必须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他说：“不管什么主题，作品中必须随处都能看见一种本质的光辉，它提醒我们这部作品决不是自然的一份资料，而是一种紧迫的需要和一种授予……尽管文学和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我们看到了道德责任。”
我们认为，不管巴特怎样地反对萨特，但是萨特对于文学承担的道德关怀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文学艺术生动形象的感染力一经和正向的价值引领合璧，必将引发一种积极有为的精神洗礼和切实的行动。萨特认为文学创作中存在着好的或坏的小说，好的小说是“一项紧迫的要求，一种表示信任的行为”，
而坏的小说则“旨在奉承阿谀，献媚取宠”通过讨好来取悦读者。这样，在文学活动中，作家必须具备自己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
其次，阅读活动可以有读者的创造，但是必须在作者的指引下完成。萨特已经认识到了阅读活动的动态性特征。他关于文学创作活动的动态性特征的话非常富于启发意义：
创作只有在阅读中才能臻于完备……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吁求。写作就是向读者提出吁求，要他把我通过语言所作的启示化为客观存在。
“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吁求。”文学作品的开放性因素得到了萨特的重视，同时，萨特这句话蕴含了作品向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坦诚释放的积极因素，提升了文本意义的阐释地位。诚然，没有阅读，文学创作是不完备的，何况，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也参与文学的创造。正是由于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才使作者建构那个虚虚实实的客体得以显现。但是，阅读活动不能被看作是机械的活动，如果一个人在阅读过程中心不在焉、疲惫不堪，那么他永远是外在于作品的，他永远也没法“捉住”客体。读者不仅要积极参与作品的构建，而且必须调整自己，使自己各方面都处于最佳状态，只有这样，读者才能“超越文字构想出一个综合形式来”。萨特肯定了读者在建构作品中的作用。虽然萨特解放了文本，把文学创作的一席之地让给了读者，但是，在萨特眼中，读者的权利是有限的，他对于文学作品的建构始终处于作者的引领之下。他说：“读者在安全地前进着。不管他走多远，作者总是走得比他远。”
作者的“远行”与读者的“追随”让萨特的理论陈说又回到了原先关于作者的价值推定中去，因此，无论怎样，萨特对于作者地位的肯定是一致的，也是坚定的。
巴特的《写作的零度》完全根据《什么是文学》谋篇，可以说就是针对萨特文学观的批驳之文。然而，《写作的零度》的成型并非一时之功，当萨特的《什么是文学》成为学界竞相讨论的对象时，在文坛籍籍无名的巴特开始注意到文学界对于萨特的态度变化，出于一位朋友介绍以至于转弯抹角的邀请，巴特的《语法的责任》《资产阶级写作的胜利与断裂》《风格的艺匠》《写作和言语》《写作与沉默》《写作的悲剧感》等文论面世，1953年结集成册以《写作的零度》为名在瑟伊出版社得以出版。需要注意的是，有人认为巴特的这部著作并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文集的结构方式有点啰唆，有拼凑的成分，不仅因为它把已经发表在别处的和从未发表的文章兼收并蓄，有六七年之久的时间跨度，更因为语言杂糅不一，交错重叠，不够融通。不同语体的交叠甚至屡屡表现出一种突兀的碰撞，而不是巴尔特式的‘融汇’的形象”。
这应该是一种比较中肯的说法，其实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直接指向的也是米什莱而并非萨特，这是饶有兴趣的话语，一本以米什莱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批判的矛头却对准了萨特，这是《写作的零度》的字里行间显现出来的。如前所言，《写作的零度》完全依据《什么是文学》来谋篇，所以米什莱这个名字在《写作的零度》中仅仅是作为符号性存在而已。
在《写作的零度》的“导言”部分，巴特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也应指示某种不同于其内容和不同于其个别化形式的东西，文学也有自身的界域，正因为如此，文学才被人们称之为文学。”
巴特并未像以往的文论家一样，从作家或者写作的过程中去寻找写作的内涵。巴特找到了写作的凭借——语言，他将语言视为写作的唯一现实。在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的区别之后，巴特开始对写作作出了自己的理解方式：在语言结构的水平性和作家自身风格的垂直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形式性现实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协同的力量，这就是写作。不难看出，这样的理论界定过多地濡染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色彩，艾布拉姆斯所彰扬的文学四要素被悬置起来，巴特仅仅是将语言学的语言和言语的交错用来指称写作活动。在将语言托出以建构自己的理论园地之前，巴特提到了埃贝尔的《迪谢纳神父》，其作者埃贝尔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政治新闻工作者，巴黎“无裤党”主要发言人，作为底层民众的代表人，埃贝尔曾经是一名剧院收票人和仆人，后来出版了《杜申老爹》报，埃贝尔以笔名写作政治讽刺作品，颇受下层民众欢迎，但是因为激进的政治主张，埃贝尔在1794年被以搞阴谋的罪名处死，其领衔的埃贝尔派也走向消亡。我们发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将埃贝尔及其写作模式抽绎出来，作为一种陈旧的写作传统的抨击对象，显示了巴特对于埃贝尔式的激进而革命的写作的极度厌恶，他说道：“埃贝尔在编写每一期《迪谢纳神父》的时候总要用一些‘见鬼！’和‘妈的！’字眼，这类粗俗字眼并不意指着什么，但却指示着什么。”
因为在巴特眼中，这类写作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给接受者，这种语言外之物既是历史又是人们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用更加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写作活动过多地承载了历史、社会强加的内容，失去了文学语言本身的言说魅力。
巴特对于传统的写作方式一概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写作方式是陈旧的，根本不是真正的文学写作。他运用索绪尔语言学知识，提升了语言在写作表现中的作用，也就推倒了传统写作的大厦。他这样说道：“在当前历史时期，正如一切政治写作只能是肯定一种警察世界一样，思想式写作也只能形成一种‘类文学’。这两种写作都毫无出路，它们只可能意指着一种共谋关系或意指着一种软弱无力，也就是说不管怎样都意味着一种异化。”
说当前的写作是“类文学”，那就是说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写作活动，仅仅是一种类似写作的行为而已。对于政治式写作，巴特更是将之视为警察行为，亦即将一种意识或者政令强加进写作之中，写作行为完全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质。不管怎样，在巴特的眼中，政治式的写作和思想式的写作均不是真正的文学书写，均是写作的异化行为。
其实，在提出“零度写作”之前，巴特对几种传统写作方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首先是政治式的写作，巴特认为这种写作是权势或斗争产生出来的写作类型，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权势或权势的阴影永远以一种价值学的写作为终结，在这种写作中通常把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的距离在字词空间内被取消了，字词于是既呈现为描述，又呈现为判断。”
实际上，巴特意在表明，这样的写作方式就是缩短了现实世界与内在意蕴之间的距离，作家通过写作直接地为现实世界做出判断，甚至作者武断地将某种既定的思想简单转换为文学叙事，从而去掉了言语所具有的多元阐释空间。巴特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法国著名画家富洛敏丁的小说《多米尼克》的批评论文。他把《多米尼克》看作是一部完整的小型神话学，一部经过精心制作的小说。巴特谈到，从小说中读者可以发现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巴特认为，《多米尼克》整部小说都被一种作者的主体性包裹着，整部小说都是主体“我”在说话：
主体能够充分进行自我分析；他没有无意识，只有回忆：记忆是该世纪法国文学所了解的唯一梦幻形式；而且此记忆是被构造的：它不是联想、涌现（像普鲁斯特小说那样），而是想起。
巴特在这里提出的“联想”“涌现”和“想起”是极具意味的，因为“联想”和“涌现”均将写作活动指向了充满发散性、生动性的思维空间，而“想起”仅仅切近了曾经的事实层面，缺乏丰富性和生动性。前者能够更大地挑动读者的阅读期待，后者则更多地将一种既有的故事传递给接受者。接着，巴特又谈到列于政治写作之中的革命式写作，他说这种写作将语言的运用与鲜血横流联系起来。在这里真理由于自己所付出的流血代价而变得不堪重负，以至于它为了表现自己而需要戏剧性夸张形式本身，革命式写作因而变成一种夸张的姿态。巴特在文中饶有兴致地提到了加代临刑前的声明：
是的，我就是加代。刽子手，执行主子的命令吧！把我的头颅带给国家的暴君们吧，它将永远使他们面无人色：砍下了头颅会让他们的面色更加惨白。
这就是巴特指陈的所谓革命式写作，在描述完这种写作的具体实践之后，巴特不无讥讽地说，革命的写作就像是一种暴力，它使人民恐怖，并强制推行着公民的流血祭礼。在此我们并不否认革命叙事的合理性，可能在巴特的研究视界中，这样的写作过于“直白”，或者被赋予的价值意义不堪重负，作者的价值预设过多地干预了写作的路径选择与叙述模态。巴特把革命式写作方式所运用的语言看成了一种价值语言。他在论述斯大林世界的写作语言时的一段话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斯大林世界中，区分善与恶的定义一直支配着一切语言，没有任何字词是不具有价值性的，写作最终具有缩减某一过程的功能：在命名与判断之间不再有任何耽搁，于是语言的封闭性趋于极端，最终一种价值被表达出来作为另一种价值的说明。
其实，巴特在这里所反对的，是那种极端化、简单化的写作模式。他认为作家不能只是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所代表的权势去写作，在写作中，也不能一味地表现政治或者革命。如果这样，作家不仅仅“介入”了现实政治的牢笼，而且也让写作陷入了不属于自己的境地，完全沦为工具。巴特甚至将这样的写作方式叫作“警察化写作”。我们可以看见，巴特直陈传统创作的种种弊端，其中之一就是将文学的教化功能绝对化，从而淡化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关于巴特对于传统写作的批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任何的书写活动都无法处于与世无涉的真空地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子总是会随时缠绕在作者周围，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外在力量，或隐或现地支持、影响着作者的价值判断。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文学写作推向非文学的决绝境地，那样，或者真会像巴特所言，写作滑入“异化”的悲凉地带，从而失去自己应有的身姿和特色。因此，巴特的理论主张自有其时代的特质，我们不能将其绝对地、孤立地视为理论的高标或者阐释误区，一味地顺从或者回避都不符合巴特理论的实际。因为，要决绝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或者教育作用，又似乎陷入了绝对主义的错误，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艺术，都始终无法完全离开现实而生活在真空地带。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巴特所作的，是一种理论确立的策略而已，因为，要肃清萨特“介入”式写作的影响，先得将其完完全全推倒方可，这在真正的写作实践中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