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个关于批评的世纪

西方文艺理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始，迄今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的承继、变异、创新，西人向我们呈现的是一幅壮阔复杂、螺旋上升的历史画卷：文艺理论家数以万计，文艺著作也卷帙浩繁。我们难以在此做出细致而又周全的介绍和评价，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对西方文艺理论进程做出简笔勾勒，以检视罗兰·巴特理论创造之路的历史关联，也力图全面地梳理巴特——这个20世纪世界文艺理论舞台上美丽身影的“前世”与“今生”。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年，柏拉图降生，柏拉图是第一个建立希腊哲学完整、成熟体系的哲学家，也是西方文艺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柏拉图关于文学艺术的讨论并没有专门的理论论著，而是散落在近四十篇对话之中，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对柏拉图的对话进行了选译，汇编成《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是我国学人研究柏拉图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纵观柏拉图的美学、文艺学理论思想，其基石是“理式论”的哲学核心体系所引发的哲学观，以及由哲学观所派生出来的“理想国”的政治思想建构，以及由此弥散开来的教育思想、法治思想等等。在文学艺术方面，柏拉图将灵感与模仿、灵感的诗与模仿的诗进行了理论的分野，从而使得诗歌艺术挣脱了技艺的束缚而获得灵感、自由的感性支撑，回归到诗歌以及文学艺术本体的意义上来。关于模仿与灵感的理论一直是后人学习和创建新理论的源头活水。对于艺术创作，柏拉图看到了创作中灵感的牵引作用，但是，诗人（亦即作者）在柏拉图眼中仅仅作为神的代言人而出现，诗作者的创作不过是神灵的凭附而已。他说：

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

柏拉图虽然视诗人为代言人，但是他很敏锐地发现了诗人身上独特的特质：灵感，柏拉图所谓的“神力”是否可视作艺术家本身所具备的超越理性判断的精神灵感，其可以甚至善于对于惯常的世界做出别样的审美考察与体验，从而获得对于世界的创造性认知。所以柏拉图赋予诗人的非理性认识能力是早期关于文学艺术的发生学体认，为后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与阐释提供了奠基性的理论铺垫。有学人甚至认为：“如果说理式论标志着人类认识的一个飞跃，那么在理式论的基础上从灵感与模仿的对比中揭示出艺术的本质，则可以说标志着古希腊进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

古希腊哲学与文学研究的另一座高峰是亚里士多德，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 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座右铭的亚里士多德涉猎多个领域，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为后人景仰，他的“模仿说”以及关于文艺的社会功用，关于悲剧的论述等等，滋养着一代代后人。在作者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起源与主体意识、美感能力有重要关联，而且艺术家（作者）的认识把握能力超出常人，艺术家可以按照事物可能的样子进行描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谈道：“艺术家比只有经验的人较明智……因为艺术家知道原因而只有经验的人不知道。” 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丰硕，如《形而上学》《工具论》《伦理学》《物理学》《政治学》等，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建构了一系列具有规范性质的学科系统，这样的学术成就可谓顶天立地。在文学艺术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主要在《诗学》中，他用冷静而客观的分析代替了柏拉图等人富有神秘感的艺术触摸，并重新确立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的“净化”作用，以及关于戏剧的种种理论主张。总之，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他的诗学，都是西方文学艺术理论大厦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其繁复的理论建构不愧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语），“最博学的人”（恩格斯语）。

14世纪文艺复兴以降，标举复活与再生古典学术文化的古典主义盛行，文艺复兴源于意大利，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向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斗争武器，文艺复兴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亦即“以人为本”，这是对于宗教统治“以神为本”的绝地反驳。但丁、布瓦罗、达·芬奇等人在这场经历了300多年的运动中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理论，在哲学、政治、宗教以及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掀起了空前的思想革命与实践探索。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学和宗教的禁锢之后，作者以人的面相被凸显出来，作者地位再次得到确认，作者的创造力量，作者对外在自然的体察能力、对内心世界的描绘能力都得到了应有的承认和发掘。例如，著名画家达·芬奇就曾经说过：“画家与自然竞赛，并胜过自然。”“画家是所有人和万物的主人，”他能创造出“自然中存在与不存在的形象”。 在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成果是极其丰硕的，如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诸多作品，都将文艺复兴的精神在文学领域进行了充分彰扬。

文艺复兴运动可以说是欧洲文学艺术的第二个高峰，而在经历了17世纪的古典主义思潮之后，西方世界又一个思想的跃动时期被定格在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在此发端，这是人类运用科学和知识全面认识自己的重要开始。在18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引发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视域的自我省思，对理性的格外重视成为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石，自由、平等成为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号角，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成了人类掌握自然、认识自我的主要支撑。孟德斯鸠、狄德罗、狄尔泰、洛克、卢梭等人站在运动的最前沿，高扬理性和科学的大旗，把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文学艺术界，启蒙运动的最大代表是法国的狄德罗，同为法国学人的布封，德国的温克尔曼、莱辛也是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启蒙运动强调理性，强调个人作为行动主体征服自然、掌握自我的意识和力量，与之相互联系的是，个性化、创造性的作者得到了理论家的认可、追求。18世纪70年代，一场席卷德国狂飙突进的运动爆发，将启蒙运动推向高潮，处于青年时期的歌德、席勒也参与其中。同时，狂飙突进运动的感伤、浪漫的气质，让19世纪的浪漫主义有了内在的源起根基与血缘联系。欧洲的文学艺术在启蒙运动的昭示下，一些理论著作成为传世经典，如莱辛的《汉堡剧评》《拉奥孔》，狄德罗的《论美》《论戏剧艺术》。文学创作方面，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以及法国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等等，可以说，启蒙运动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和成果均是巨大而深刻的。

主宰19世纪西方文艺领域的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艺思潮。“自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浪漫主义也应时而生。同启蒙运动一样，浪漫主义最先也是在法国发起，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波动，在思想领域亦是影响深远，凭借着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旗帜迅速被接受，进而出现了标举个性和极端自由的浪漫主义，席勒、拜伦、雨果、雪莱、柯勒律治、济慈、惠特曼先后成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抒情歌谣集》《悲惨世界》《西风颂》《夜莺颂》《唐璜》《草叶集》等等成为浪漫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关于浪漫主义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论申说，追求自由、强调自我情感自然表达的主要特征让他们对作者推崇备至，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中就提到：

诗人是什么呢？他是向谁讲话呢？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语言呢？——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他是一个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他喜欢自己的热情和意志，内在的活力使他比别人快乐得多；他高兴观察宇宙现象中的相似的热情和意志。

不仅如此，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甚至将诗人看作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确立。1822年，法国作家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出版，成为现实主义的第一声理论宣言，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指出：“除去书中的英雄人物的热情以外，小说应当是一面镜子。” 司汤达不仅在理论上为现实主义摇旗呐喊，而且在文学创作中也身体力行，以《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作品为现实主义文字做了最好的实践注脚。总体看，现实主义以其直面现实、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作为自己的理论原则，重视在人与社会的关系观照中，力图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现实主义另一重要的研究理路是在作品之外辟出“种族、时代、环境”的三维因素，这一理论的创新由法国著名学者丹纳完成，他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我们在考察那作为内部主源、外部压力和后天动量的‘种族’、‘环境’和‘时代’时，我们不仅彻底研究了实际原因的全部，也彻底研究了可能的动因的全部。” 这样的研究视角在当时确实为文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天地，时至今日，无论是文学的品读还是研究也难以说完全撇开这三个方面，也因为如此，现实主义赢得了一大批作家的拥戴。如巴尔扎克、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同浪漫主义一样，创作者仍然受到现实主义文论家的重视，巴尔扎克认为艺术家深知事物的内在原因，能够看到生活中的正反两面，他的心灵始终在高空飞翔。他还肩负着“能从两件最平凡的事物的对比中引出令人惊奇的效果” 的神圣使命。因为有一大批作家在创作中将现实主义作为实践原则，现实主义文学也获得了无论从数量还是品质方面的宏富收获，成为文学史上一种至今不衰的文学创作思想与方法。

长期以来，众多文论家在论及西方文论的发展轨迹时，都谈到了其“向外转”和“向内转”的螺旋式演进路线。所谓“向外转”，就是关注文学艺术的外部因素，着力于从文学艺术本身之外去解读文学。文论家张隆溪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中说：“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批评的时代。” 通过研究发现，19世纪的文艺理论几乎是附着在作家的创作之余的，作家同时又兼具理论家的角色。例如，法国作家司汤达创作了著名的小说《红与黑》，又发表了现实主义的具有宣言意义的理论著作《拉辛与莎士比亚》；浪漫主义的重要理论作品《抒情歌谣集序》是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为诗集《抒情歌谣集》写的序言。又如，代表积极浪漫主义美学纲领的《克伦威尔序言》是雨果为小说所作的序言。另外，德国诗人歌德的文艺理论名著《歌德谈话录》也并非歌德本人亲自撰著，而是由其助手爱克曼辑录而成，这些所谓的“谈话录”也缺乏严密的理论推导，并且收录的是1823至1832年长达十年的谈话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显得零散，缺乏严密的理论逻辑和整体性。甚至谈话录本身就相当于歌德晚年的传记，是歌德生活的一部分，爱克曼在“谈话录”附录二“第一二两部的作者原序”中谈道：“歌德谈话录大半起源于我所固有的一种自然冲动，要把我觉得有价值和值得注意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 另一方面，19世纪文学批评的立足点还是以“作者”和“创作”为中心，亦即批评家总是根据作者来品评作品，当然作家的“创作”也是研究者进入研究的主要路径，这样，文论家先是考察作者的生平、社会和时代背景，据此探寻作品蕴含的社会意义，以此来阐释文本，这样的研究路径还是归属于传统之一侧，而读者视角、文本视角并未被充分发掘出来，据此我们认为，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是到了20世纪，才真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学理观照。

在从古希腊到19世纪文论家的眼中，作者完完全全是作品的主人，主宰着外在的世界和自己的所有作品，相较于作品、读者而言，作者具有君临一切的主宰地位，一部作品一旦从作者的笔下划定，它就已经获得意义的全部本质，读者的阅读不过是在作者赋予的价值意义之下匍匐前进无所作为地攫取而已。在这样的理论观照下，作家的兴趣、爱好、才情等个人性的品质居于解读作品主要位置，成了接受者把握文本的主要凭借。因此，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担当文学思想的主要角色是小说家，而20世纪以来，文学思想的功能逐渐由专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学者来承担。在这个属于文学批评的世纪，出现了一大批闻名于世的大批评家：柏格森、克罗齐、弗洛伊德、荣格、伊塞尔、伊格尔顿、阿尔多若、马尔库塞、德里达、克里斯蒂娃、赛义德……也出现了众多批评流派和批评潮流：精神分析学说、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原型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林林总总，蔚为壮观。不独如此，甚至于对写作、作品本身的界定都已经出现新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美国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的论述：

有人认为凡是印刷品都可以称为文学。那么，我们很可以去研究“十四世纪的医学”、“中世纪早期的行星运行说”或者“新、老英格兰的巫术”。……在他们看来，只要研究的内容是印刷或手抄的材料，是大部分历史主要依据的材料，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文学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无论如何不是文学研究。……事实上，一切与文明的历史研究有关的研究，都挤掉了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于是，这两种研究（指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本书笔者注）之间的差别完全消失了；文学中引进了一些无关的准则；结果，文学的价值只能根据与它毗邻的这一学科或那一学科的研究所提供的材料来判定。

无疑，韦勒克和沃伦在此针砭的是过去的传统研究路数，强调的是文学的自立和自足，而不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文学研究结果也应该属于文学本身，而不仅仅是一些历史的知识、一些佐证的材料而已，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已经遭到韦勒克二人的驳斥，在他们看来，原来的文学作品被当成了一种“人工制品”，就像一件雕刻或一幅画是一个客体。这样，文学作品就等同于一张白纸或羊皮纸上留下的黑墨水线条。反过来，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他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 他们的文学观念贯穿了整部著作的全部，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论界定至少从两个方面为文学研究划定了疆界，一是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被圈定在了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文学类型，而不是之外的政治、经济等学科；二是强调文学对于世界的虚构与想象特质，凸显了文学艺术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审美性质，就如同他们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提到的：“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即使看起来是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甚至就是自然主义人生的片段，都不过是根据某些艺术成规而虚构成的。”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它的发生、发展既受到其他文化、其他艺术种类的影响，同时又是20世纪经济、政治等种种变革的有力表征。而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在现象学、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以及生命哲学几个方面展开，为20世纪的文学研究开路。总体看来，研究的视野十分开阔，手段多元并呈，我国学者们也对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进行过多种划分，如北京大学张首映教授在《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就以作者系统、作品系统、读者系统、文化—社会系统、后现代系统来结构全书，亦成为其对于西方20世纪文论分界的依据。胡经之在《文艺美学方法论》中运用艾布拉姆斯关于文学系统作家、世界、作品、读者的四要素划分，将自古至今的文学理论界分为作家心理和创作过程研究、作品本体研究、读者反映研究和社会批判研究四类，这样的划分也显示了艾布拉姆斯理论建构的强大影响力。我们综合了上述两位学人的划分，对西方20世纪的文论做出如下综述。

首先，是对于作家内在心理奥秘的深度把握。作家虽然仍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关于其生平、经历等的讨论已经不被重视。20世纪初，直觉主义和表现主义在西方出现高潮。克罗齐、狄尔泰、柏格森等人开始从主体的生命直觉、生命的原始冲动中为文学寻找根源。他们认为，生命本身并不是经由理智、经验可以完全把握的，生命的存在就是一种直觉（亦即表现），直觉是全部生命的起点，控制着人的整个心灵，具有无限的创造性，而文学就是生命过程的绵延和冲动的集聚，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外化形式。这方面的理论建构主要有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狄尔泰的《体验与文学》，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等。著名哲学家尼采则用日神和酒神阐释文学艺术，他在《权力意志》等著作中推崇的迷醉、忘我的酒神境界，认为这就是要求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抛开理性，感性地体察艺术和人生。另外，弗洛伊德、荣格等人关注创作个体的深层心理因素，无论是无意识，还是集体无意识，都强调了作家内在隐秘世界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由上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文学批评中对作家的关注焦点发生了位移，研究者们开始向作家的深层心理世界探秘，强调文学创作与接受中的非理性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家们开始注意创作主体内在隐秘心理的窥探与挖掘。

其次，一些研究者也表现出对读者体验的极度重视。主要有以英珈登、杜夫海纳为代表的现象派文学研究，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派，以姚斯、伊塞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等。现象派文学的理论先驱是胡塞尔，然而在世界文学研究中获得巨大声名的当属来自波兰的英伽登，英伽登的文学文本层次说为我们理解文本、解读文本提供了由外及里的阐释方略，也提供了非常明晰的研究线路。同时现象学者们都认为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先在的“结构”，在随时“召唤”读者的光临，读者对于文本具有填补和解释作用，并参与作品完成。文学解释学的根基在哲学，而西方哲学上的解释学可谓历史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后来狄尔泰、海德格尔等均对这一学说有了新的发现。1960年，德国人伽达默尔花费十年之久，将一本《真理与方法》的著作诉诸世人，解释学推向了新的理论建构境地，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从来都不是对于某种给定‘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对于对象的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换言之，理解属于被理解物的存在”。 与前述的现象学、解释学相比，发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是更加广为人知的文学理论范畴，来自德国的姚斯和伊赛尔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者的存在意义，为读者打开解放之门，使得读者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也大大波及了整个文学研究领域，释放出极大的理论可能性。

再次，是立足文学文本的研究路线，这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有紧密关系。19世纪，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结构和系统，语言学的研究应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进行。这就让语言学研究告别了过去那种依附于其他学科知识进行研究的陈旧做法。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了几乎所有学科。在文学领域则是结构主义文学科学的突起，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热奈特、托多罗夫等人在研究中，纷纷将能指、所指、隐喻、转喻等结构主义语言学范畴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并延伸向广泛的文化领域。关注文学本体的研究除了结构主义批评之外，还有20世纪初期出现在俄国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雅克布逊等人，他们断开了文学与作家、读者、社会的联系，把文学当成一个自足体来考察。风行一时的英美新批评也属于文学本体研究流派。由于英美新批评与巴特的文艺思想有所关联，此不赘述，将在后文详尽讨论。

最后，也有不少批评流派关注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主要有以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也称社会批判理论学派，主要批判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人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科技之下，人的主体精神丧失，人逐渐由“多向度”变为“单向度”；其次就是以海登·怀特、格林布拉特等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延伸、不断生成意义的作用，同时，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而作为重要的批评流派，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更加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和伦理价值，与新历史主义相比，“女权主义批评更强调妇女是历史研究的中心，主体性具备性别特征”。女权主义评论家认为“新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一样，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产物，只强调意识形态的总体权利”。而“女权批评理论更注重性别关系与另外的社会关系”。 此外还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皆强调了文本接受过程中的创造性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以上批评流派中，批评家也扮演了作家、创造者的角色。

前面提到，这些文艺思潮的出现，与20世纪的社会思潮、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变革不可分割。经济上，科技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继续实现对工业以及普通民众的统治和支配。工业分工不断精细化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但是同时也瓦解了人作为一个独特个体对世界的把握和掌控，因为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只能固守在巨大产业链条的小小一环上，遥望逐渐远去的灵魂，还有被金钱和物质撕得粉碎的道德、情感。另外，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时期，产业化的进程加速了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各种电子传媒深深撼动了传统文艺的传播方式。例如，电脑开始广泛地运用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这不仅影响到创作文学的方式，也影响到阅读和研究文学的方式。电脑在文学符码的产生、接受和交流等方面有自己全新的模式。它必然引起人们智性活动空间的某种变化”。 同时，文化产品可以毫无节制地复制，种种高科技手段也被纳入到文化与创作中来。如此种种，让人们不得不惊叹科技的力量，但是，这样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艺术的个体性、创造性和独特性。政治上，有三次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了西方社会发展的进程，一是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紧接而至的冷战时期；三是1991年苏联走向解体，世界进入多极化时期。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引发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的划分，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类对世界对社会现实新的认知。

综上种种，经济、政治的多重变革，让20世纪成为一个文化解构与重构的时代，神性的根基逐渐坍塌，逻各斯中心走向解散，终极价值遭到质疑，人类自我的灵魂处于极度困顿之中。因此，众多哲学流派诸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纷纷把自己的理论伸进艺术的家园，力图在艺术中寻找精神的栖居之地，化解人类所遭遇的困惑与迷失。其实，这也表明，文学创作以及阅读、批评等已成为人类反思自我、拯救自我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确是一个属于文学批评的世纪，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日渐边缘化，创作与批评的疆界已不复存在。巴特就是这样出现在了一个文学研究走向自觉的世纪，无论是时代历史的烟云，还是学科的逐渐分化和系统化，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都为罗兰·巴特所有才情的喷发烙上了历史的印记，尽管他在自己的写作中，一再申述自己不受任何约束。 Q7MjVa4h5BYox0JQgfjE/rM6JcxWQJueBdanN8X0big+Rp7rjG33YYBp1YMPz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