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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瓷、丝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最卓越的三大贡献，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影响了世界的经济和文化格局，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人民日常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品质。
中国输出三大物资时，形成了三大通道：北方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以及茶马古道。
20世纪以来，中国西部史的研究热潮，最初是由丝绸之路引发的。西方蜂拥而至的探险者、掠夺者让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西方话语乐园的同时，也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文物流失的重灾区。“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其后被学界、大众广泛认可。中国学界其后的西部史研究者也开始了以“丝绸之路”为主导的广泛研究，他们用“北方丝绸之路”指代西北区域，用“南方丝绸之路”指代西南区域，用“海上丝绸之路”指代沿海的其他区域，但其后研究遭到巨大的阻力。
原因很简单，于中国大西南部而言，丝绸并非贸易的核心。其一，“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完全是模仿“北方丝绸之路”而言，不能说明南方的贸易主体和特点；其二，“南方丝绸之路”只是一种文本考证意义上的线路，它的现实性成分较少，其对商业、文化的贡献缺乏确定性；其三，不能概括大西南特有的路途和自身的商品载体，“丝绸”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大西南同外部商品交易的主体；其四，茶马古道传输着茶文化，茶至今仍是世界第一饮料，而云南和四川南部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其五，汉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的“蜀身毒道”是一条古老的贸易通道，并不是丝绸路，而茶马古道是一条活生生的道路，至今仍在运转，史实也班班可考。
1987年，云南学术界率先提出以“茶”为主体的贸易通道，在《中甸历史资料汇编》里，木霁弘和徐涌涛最先提出用“茶马之道”来概括大西南的主要贸易形式。1990年7月，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李旭、王晓松、李林六人开始了对滇、川、藏三省区的全面文化考察，历时100多天的考察成果最后合著成书《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于1992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六位考察者中的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分别刊发论文，继续就“茶马古道”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民族文化、价值以及意义各方面做了探讨。“茶马古道”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引发了人们重新认识大西南的研究新体系。这一阶段还是停留在学术层面上的探讨，并没有形成一个广为认知的概念。直到后来各种以影视、互联网、旅游图书、普洱茶为主的传播途径介入，才使茶马古道成为热点。目前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图书多达数百种，散落在各种媒体上的文章可检索的有上万篇，百度检索“茶马古道”有近两百万条记录。
这幅长长的画卷包括高山、大江、古道、雪域、骡马、茶叶（包括川茶、湘茶等）、盐巴、药材、香料、糖、边销、马锅头、马脚子、藏客等中国西部独特的元素，及其所特有的苍凉意象和惊心动魄。所以，当“茶马古道”从六个云南学者的书中走出来时，他们也许意识不到日后将会发生什么，仅仅20多年的时间，这条古道完成了从概念到时尚的转变。时至当下，茶马古道不但提供了解读中国西部独特的视角，还创造了一个新的话语乐园。它已然成为时尚的文化考察线路，新的产业链，新的审美。
茶见证着人类千百年来基于物质生活而又脱离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由茶构成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是人类至今为止最为罕见的精神财富。它打破地理的屏障、民族的壁垒以及不同政治与信仰带来的隔阂，渗透到了大部分民族和民众的血肉之中。
茶跨越了远古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进入到电子信息时代，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泛的饮料，至今依旧焕发着独特的活力与精神魅力。在茶的原产地云南，那些存活了几千年的古茶树历经沧桑，至今还在见证着世界的变迁。
从云南开始的茶叶传播路线，首先在巴蜀一带得到明确记录，然后一直向北、向东，再向西、向南而形成了当今世界的茶叶布局。
茶马古道的远征特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北纬39度以外无法种植茶树。这决定了许多区域只能从别的地方购买茶叶。民生、贸易与政治，加上地理的关联，为茶马古道的形成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