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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时间里，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茶是一种奢侈品。但在西藏，饮茶历史久远，茶已经是藏族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藏族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至今仍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慨。”
由于藏族聚居地区晚至20世纪初才引种茶树（但也仅限于靠近四川甘孜的区域），藏族聚居地区最初的茶文化就只能从他处习得。
那么，藏族聚居地区从何处习得，在何时习得茶文化？
一般以为茶是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的，例如《西藏政教鉴附录》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但是，从藏文史籍看，文成公主传播茶文化进藏之说得不到证实，《汉藏史集》（写于1434年）说赞普杜松芒布支的出生时间是阴水鸡年（673年），茶叶是他在位时由一只小鸟带来的。《西藏王统记》（成书于1388年）说文成公主进藏前关心西藏是否有陶土、多生神、桑树、马兰草、蔓菁，进藏时带去的物品有蔓菁种子、佛像、车舆、珍宝、绫罗、衣服、饰品及马骡、骆驼等，却没有提到茶叶或茶种。
由于这几种文献都是后代追述前代的材料，因此，在茶文化初传西藏的问题上，不论其所记录或主张的内容如何，作为茶是文成公主带进西藏的证据，它们都不充分。
在现代学者之中，任乃强先生也认为茶文化在唐代传入藏族聚居地区，但他没有给出传播的具体时间及地点：“藏语称茶为‘甲’，汉人为‘甲米’，‘米’，人也。又称中原为‘甲那’，‘那’，黑色也。藏文、藏语，创于唐世。茶之入藏，亦始于唐世。藏人以茶为命，于域外物，最重饮茶。茶为中原特产，故藏人以茶代表汉人，亦犹欧人之以瓷器代表中国、中国人；以佛教代表印度也。其书写之字形不同者，缘藏文系拼音文字，后世因所代表名物不同而异其书法也。”“藏人称中原为‘甲那’，远自唐世。……”
吐蕃王朝第三代赞普墀都松赞（或作都松芒布杰、器驽悉弄，等等）的在位时间为唐高宗仪凤三年（676年）至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许多文献都说他亲征“ljang-jul”即“绛域”（洱海区域）诸蛮部时死于军中。《贤者喜宴》（成书于1564年）更提到他与茶的关系：“此后，据谓得到茶及多种乐器。权势如神，威力无边，征服边地之王。……死于南诏。”根据这一记载和其他关于墀都松赞的政治军事记载，陈楠先生认为茶叶即在这一时期从丽江地区传入西藏，“……藏族人民生活中几乎不可须臾离开的茶叶正是在都松芒布杰时期传入吐蕃地区的。《汉藏史集》中专门有一章就是关于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抛却故事中小鸟衔神奇树叶为国王医病的美丽传说，可以推想，正是都松芒布杰时期征服诸蛮部从而得知茶叶及饮用方法。藏语称茶为‘ja’，正符合川西一带古时称茶为‘槚’的发音。而且，笔者以为最早传入吐蕃的茶叶是来自于丽江地区，因时至今日，在现代藏语中仍有一个专门词汇‘ljang-ja’即‘绛槚’，意为‘纳西茶’”。
西藏不产茶，他们对茶的称谓只能来源于其他语言。那么，西藏茶的称谓是从何而来的呢？
检索中国茶文化史，早在西汉时期，四川武阳就已经有茶叶贸易，见于西汉宣帝时（前73—前49）的益州犍为郡资中县（今四川资阳）人王褒（生卒年不详）《僮约》一文：“脍鱼炰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荷担”。据此，可以判断当时的集市上已有茶叶买卖：“……《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其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叶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很明显，茶叶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
《僮约》作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目前为止，这是记载滇藏川这一区域的茶事活动的最早文献。此后，这一区域的茶文化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东汉（25—220年）《神农本草经》：“茶出益州，三月三日采。”《神农食经》：“荼茗生益州及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华阳国志·巴志》：“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涪陵郡，巴之南鄙。……惟出茶、丹、漆、蜜、蜡。”《华阳国志·蜀志》：“什邡县：山出好茶。”“汉嘉县：产名茶。”《华阳国志·南中志》：“平夷县：……山出茶、蜜。”《茶经·七之事》引傅咸《司隶教》：“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吏打破其器具，后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茶经·七之事》引）孙楚《出歌》：“姜桂荼荈出巴蜀。”（《茶经·七之事》引）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栗，恒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荼子，西极石蜜。”（《茶经·七之事》引）
王褒《僮约》所说的武阳为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西部。既然这一带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茶叶贸易活动，而且四川的茶文化直到魏晋时期也都没有中断，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否定汉晋时代的藏族聚居地区人民或藏族先民与周边的四川、云南等地的人民之间有往来，也就难以否定茶文化在汉晋时代就已经从这一地区传入藏族聚居地区的可能。
下面来证明这一可能。
由于杨雄在《方言》中认为蜀西南人的方言称茶为“葭”，联系到王褒《僮约》，表明西汉时期四川就有茶业交易，而藏族聚居地区与滇、川交界处（“蜀西南”）相接，因此，茶文化最初可能就是从这一带传入藏族聚居地区的。
进一步看，《方言》所说的“蜀西南”有歧义，既可以解为“蜀地之西南”（蜀地之内的西南区域），也可以解为“蜀地以西南”（蜀地之外的西南区域）。有材料表明，这里的“蜀西南”，似应该作后一种解，例如《尔雅·释木》郭璞（276—324年）注：“（槚）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表明蜀人称茶为“苦荼”，而不是“槚、葭”，然则称茶为“槚、葭”似乎应该是蜀地以西南之人的语言。这一点，可以举司马相如（前179—前ll7年）《凡将篇》为佐证：“鸟喙、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萑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其中的“荈诧”正是茶的名称，也不是称为“槚、葭”。
当然，扬雄（前53—18年）生活的时代早于郭璞约300年而晚于司马相如约60年，所以也不能排除《方言》“谓茶曰葭”的“蜀西南”原本指的是“蜀地之西南”（蜀地之内的西南区域）而不是“蜀地以西南”（蜀地之外的西南区域）。
总之，古代藏族人民（或其先民）最先是从滇川交界区域认识到茶的。
唐以前仅在今天的四川、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个别地方产茶。到唐代，产茶区不仅集中于江淮地区，而且怀州河内郡、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蕲州蕲春郡、申州义阳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定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及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都出产贡茶。
陆羽在其《茶经》中提到剑南、淮南、山南、江南、浙西、浙东、岭南等地共有43个州产茶。从唐宋时期的著作中，可以粗略统计出唐代产茶州县遍及全国的69个州，即陕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光州、申州、舒州、寿州、蕲州、黄州、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州、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恩州、播州、费州、夷州、鄂州、袁州、吉州、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归州、夔州、庐州、饶州、怀州、江州、循州、岳州、抚州、洪州、安州、潭州、和州、朗州、容州、邕州、封州、高州、巴州、渝州、涪州、简州、池州、汀州、漳州和扬州，分属于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和陕西、河南14个省区。这些记载说明，唐代不仅产茶地区广泛，而且有种类繁多的名茶。
不仅如此，在茶利刺激下，各产茶区的产量亦呈增多的趋势，唐宪宗元和以前，蜀地蒙顶茶因产量少而十分昂贵，“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吸引了很多趋利者竞相栽种，结果“竟栽茶以归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元和郡县图志》一书中如此记载：“蒙山，在县南一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茶叶较之粮食作物更易于商品化，生产者种植、加工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自家食用量很少，除贡茶和茶课外，大量茶叶投入市场，因此茶叶的商品市场不仅仅局限于产茶区，茶叶贸易随着饮茶风气的北渐已由产茶区波及非产茶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的商品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当时还出现了以茶为生的专业户，如浙西的祁门“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唐代开始形成全国统一的茶叶贸易大市场。而且茶叶市场已延伸到了周边地区，如寿州、舒州、顾渚、蕲门、昌明、邕湖等地所产的名茶已传入吐蕃。
茶马贸易，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茶马互市，以茶易马或以马易茶；二是通过马来运输茶而形成的贸易通道与贸易文化、民族交流带。前者在中国多个政权并存的唐宋时期体现得尤其明显，后者在自元以后的大一统格局下显示出新的特点，就是贸易的民间性与民生性。
我国的藏民族生活的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族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所以《滴露漫录》等文献称“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很快形成了“不可一日无茶”的饮食习惯，但藏族聚居地区不产茶，只能用兽皮、药材和马匹从四川及云南换回茶叶。
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族聚居地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族聚居地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茶已经作为奢侈品进行贸易。
西汉的“牦（旄）牛道”，就是茶马古道最早的雏形，也就是茶马古道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川藏边茶线路。
当时，巴蜀（尤其是雅安）地区的商者就与大渡河以西称为牦（旄）牛夷、（羌）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而茶叶作为内地特产也应在交换物之中。牦牛、牦牛夷等部族进行过骡马、牦牛等物交往；因产量不高而往往只作为药用的茶叶，也是一项流通货物。从蜀地到达康定的新都桥、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区域等地方的道路，人们称这条最早的民间通商交往的路为“牦牛道”或“马道”。
在今天看来，这条道路的走向如下：成都—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荥经）—大相岭—旄牛县（汉源）—飞越岭—化林坪—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至磨西，然后到达木雅草原（今康定新都桥、塔公草原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而当时的沈村地区是进行交易的口岸。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在大夏（巴特布里亚）见到筇竹杖及蜀布，经详细询问，知道有一条商路经身毒（印度）通往云南和四川。张骞出使西域，确认了云南很早就和南亚、西亚、中亚有交往，而汉武帝遣使者的寻访，让中原接触到了西南边疆的文化。西汉王朝明白，一旦官方打通这条早已存在的民间商道，西方文明将会和中原文化相接触，商贸、艺术、文化的交流将会有新的通道。
著名的蜀身毒道的路线分东西两线，这条远征线路其实连接了五尺道、灵关道、博南道等既有的局域网络。
西线：蜀郡（成都）—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越巂（西昌）—会无（会理）—青蛉（大姚）—弄栋（姚安）—云南（祥云）—叶榆（大理）—博南（永平）—永昌（保山）—腾越（腾冲）—缅甸
东线：蜀郡（成都）—青衣（清神）—乐山—僰道（宜宾）—石门（盐津）—朱提（昭通）—味县（曲靖）—滇池（昆明）—弄栋（姚安）—云南（祥云）—叶榆（大理）—博南（永平）—永昌（保山）—腾越（腾冲）—缅甸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开“五尺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曲靖附近，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
五尺道的开辟连通了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官吏入滇治理。汉代又开通西昌沿金沙江入云南的灵关道，东西线在大理交会以后被称为博南道或永昌道，经保山、德宏到缅甸、印度、阿富汗等海外诸国，或经保山、腾冲至缅甸、印度阿萨姆等地，成为连接南亚、西亚而达欧洲的古代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
向南方，则有进桑麋冷道：滇池（昆明）—通海—贲古（蒙自蛮耗）—进桑关（河口）—麋冷（越南安郎）—交趾（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