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大学教授做了个小实验。他给随机抽选的陌生人寄圣诞贺卡，虽说他料到此举会掀起些波澜，但所得到的回应还是让他吃了一惊：回寄的贺卡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全是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的人给他寄的。这些回寄了贺卡的人，绝大多数根本没打听过这位不知名的教授到底是谁。他们收到了教授的贺卡，一下子便启动了自动反应，给他回寄了贺卡。

尽管这是一项小范围研究，却指出了我们身边最有效的影响力武器之一——互惠原则，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条原则说，要是人家给了我们什么好处，我们也应当尽量回报。假设有位女性帮了我们的忙，我们应当也帮她一回；倘若有位男性送给我们一份生日礼物，我们也应当记得在他生日时献上小小心意；要是有对夫妇邀请我们参加聚会，我们下次务必也要记得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聚会。回赠的贺卡、生日礼物和聚会邀请，似乎不足以证明这条原则，但事实上，它们能带来相当大的改变。研究者考察了英国的慈善筹款人员，他们的工作是去找投资银行家募捐，要求对方捐赠一笔很大的慈善捐款——相当于捐赠者一天的薪水，有时甚至超过1 000美元。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筹款员在提出请求之前先送一小包糖果作为礼物，募捐成功率就会提高一倍以上。

这一原则甚至可扩展到国家行为上。1215年，英国《大宪章》用它定义了战争爆发时各国应怎样对待来自敌国的商人：“如果我们的人在他们那里安全，那他们的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应该是安全的。”因此，依照互惠原则，我们有义务在将来用送礼物、发出邀请等手段回报别人的好意。由于接受行为往往伴随着回报的义务，“承蒙美意”（much obliged）一类的短语几乎成了“谢谢你”的同义词。不仅英语是这样，其他不少语言也是如此，如葡萄牙语里的“obrigado”、日语里的“済みません”（谢谢你，字面直译的意思是“尚未结束”，这更好地表现了接受者将来的义务）。

深刻烙印在脑海中的互惠原则及伴随其而来的亏欠还债感，在人类文化中十分普遍。阿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和其他社会学家在对此深入研究后报告说，所有的人类社会都认同互惠原则。在每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里，它都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渗透到了每一种交换形式当中。说起来，源自互惠原则的成熟的礼尚往来系统，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独有特征。著名考古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认为：正是因为有了互惠体系，人类才得以被称为人类。他说：“由于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在‘有债必还的信誉网’里分享食物和技巧，我们才变成了人。”文化人类学家利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和罗宾·福克斯（Robin Fox）认为这种“欠债网”是人类的一种独特适应机制，有了它，人类才得以实现劳动分工，交换不同形式的商品和服务，让个体相互依赖，凝结成高效率的单位。

为产生泰格和福克斯所描述的那种社会进步，对未来的还债义务感至关重要。这种普遍认同的强烈感觉，给人类社会的进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给了另一个人某种东西（如食物、精力或照料等），却不用担心它会变成损失。人可以把各种资源给予他人，却又不是无偿的，这在进化史上还是头一遭。由此而来的结果是降低了一对一资源交换的天然门槛。救助、送礼、防卫和贸易等复杂而协调的体系有了实现的基础，这为具备这些体系的社会带来了莫大的好处。既然互惠原则对文化有着这么明显的适应性结果，那么，靠着人人都经历过的社会化过程，它便根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深处。

事实上，有些社会已经把互惠原则变成了正式的仪式和典礼。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地区，有一种交换礼物的常见风俗，叫“瓦尔坦班吉”（Vartan Bhanji）。古德纳对“瓦尔坦班吉”评论道：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套制度煞费苦心地把所有人情债都结清。比如，举办婚礼时，宾客离场，女主人会送他们糖果当礼物。她一边送客，一边说：“这5颗是你的。”意思是：这是偿还你从前给我的。接着她又会额外添一些，并说：“这些是我送你的。”等到下一次婚礼，她便会拿回这些礼物，此外又会收到一些以后要还的新礼物，如此周而复始。

对节日贺卡的研究是从菲利普·昆兹（Phillip Kunz）开始的。后来，他的女儿、行为科学家珍妮弗·昆兹（Jenifer Kunz）对此做了扩展（这是人类行为存在连续性的绝佳例证），她发现，如果发送第一张贺卡的人属于地位更高的人，回赠率还会更高。

早在古德纳等社会学家、利基和罗杰·卢因（Roger Lewin）等考古学家，以及泰格和福克斯等文化人类学家发现之前，社会科学家就已经认识到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互惠交换的可取性。新近的证据表明，互惠原则同时适用于积极交换和消极交换，这也正印证了W. H.奥登（W. H. Auden）的著名诗句：“我和大家都知道／每个人从小就懂得/做恶事者有恶报。”可以说，互惠原则向我们做了这样的保证：种什么样的因，就会得什么样的果。这甚至适用于人机交流。从一台计算机上获得高质量信息的用户，回报给这台计算机的信息也会更好，反之亦然。总的来说， 互惠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虽说人情债事关未来，但时间跨度也并非没个限制。尤其是相对较小的恩惠，偿还的愿望似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可要是礼物真的非常贵重、令人难以忘怀，那么这种偿还的义务感也可以延续得相当久远。要说明互惠义务会给将来造成多么深远的影响，用墨西哥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的一件怪事来解释再恰当不过了。这个故事，跟一笔5 000美元的救灾款有关。

每当人类行为的某个方面让我摸不着头脑时，我就会有一种想去一探究竟的冲动。这个嗜好虽说常给我自己惹麻烦，但对我从事的职业却颇有好处。对上面这件事，我找到了更为详细的资料。恰好有个记者跟我一样，被埃塞俄比亚的举动搞得全无头绪，也想刨根问底知道为什么。他得到的回答为互惠原则做了强有力的证明：尽管埃塞俄比亚当前急需援助，可送到墨西哥的这些钱，是1935年意大利人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墨西哥援助给后者的。听了这样的说法，我虽说还是免不了惊讶，却不再困惑了。巨大的文化差异、千山万水的阻隔、严重的饥荒、几十年的岁月、眼前的私利……这么多的不利因素，都没能阻止埃塞俄比亚人报恩的需求，偿还人情债的义务感战胜了一切。

倘若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人情债，可以用埃塞俄比亚文化的特殊性质来解释，那么再来看看另一件起初显得怪异的事情是怎么解决的。

2015年，94岁的英国著名出版商亚瑟·乔治·韦登菲尔德勋爵（Arthur George Weidenfeld）找到了一种回报的方式。他组织并资助了“避风港行动”（Operation Safe Havens），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基督家庭从战争地区转移出来。人们虽然对这一善举赞誉有加，但也批评这一行动的范围太窄，并好奇为什么勋爵不将救助之手伸向该地区同样受到威胁的其他群体。

也许有人会想，勋爵只想帮助信奉基督教的同胞。但如果你意识到韦登菲尔德勋爵是犹太人，就会明白这个简单的解释站不住脚。1938年，少年韦登菲尔德搭乘着一列满载犹太孩子的列车来到英国，躲过了纳粹在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一趟列车之旅，是由基督教人道主义团体联合组织的，他们通过这种途径救出了数千名犹太儿童。韦登菲尔德从互惠原则优先的角度，对自己的行为做了解释：“我无法拯救整个世界，但站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角度，我有一笔人情债要还。”显然，互惠的力量可以拯救生命，并持续一生。

埃塞俄比亚对墨西哥恩情的惦念和韦登菲尔德勋爵对基督徒的亏欠感，跟下面这个例子比起来或许显得黯然失色：一群法国孩子，隔了几个世代之后仍强烈地想要帮助一群自己从没见过的澳大利亚孩子。1918年4月23日至2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为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救法国村庄维莱布勒托讷，澳大利亚军团牺牲了几个营的兵力。2009年，维莱布勒托讷的一群小学生听说，一场森林大火摧毁了澳大利亚小镇斯特拉瑟文，便筹集了21 000美元，帮助重建当地小学。一家报纸报道：“他们对自己要帮助的孩子知之甚少。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曾祖父辈曾在91年前许下承诺，绝不忘记澳大利亚，以及为解放自己村庄而牺牲的1 200名澳大利亚士兵”。

尽管上文的救命之恩能让人产生持久的亏欠感，但并非所有这类行为都有同样的效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常恩惠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让人失去亏欠感。有一组研究甚至发现， 在施恩行动完成之前，受惠者对施恩者最为感激 。结论是什么呢？小小的帮助行为遵循“百吉饼法则”：人们更喜欢新鲜热乎的百吉饼，而不是硬邦邦的陈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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