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华生不相信爱情。华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 ² 他坚持认为爱情只是人们的幻想，是童话——商家利用“爱情”这两个字卖口红，诗人用这两个字创作十四行诗，电影院用这两个字卖电影票。他认为，如果爱情真实存在，那么它就能被量化，能产生实际效果。但是，华生又总结说，爱情并不能被量化，也不能放在手上或用秤称重。因此，他宣称，爱情只是空洞的陈词滥调，跟诗歌一样没什么用。

华生的质疑推生出了一个新发现。当华生在质疑爱情的真实性的时候，其他学者在试图证明爱情真实存在，并且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学者对爱的质疑

华生1878年出生于一个穷人家庭。他的母亲是位虔诚的浸礼宗信徒，父亲游手好闲、酗酒，而且曾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荒原上因酗酒失踪了几周。 ³ 一家人靠在租来的棉花田上耕种勉强糊口。华生记得自己小时候干过各种活，“使用农具、给鞋打前掌以及给奶牛挤奶”。 ⁴ 小时候，华生常被人欺负，后来，换他欺负别人。 ⁵ 他会跟人打架，尤其跟黑人打架是他小时候“回家后的乐趣”之一。华生所在的郡里没有公立高中，所以他没上过高中。

但是，华生并未因小时候的经历止步不前。他自诩为“说真话的人”。他说，他自己的生活经历证明了现代生活有无限可能性，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不再相信旧的迷信。在地方大学忍受了5年“痛苦”的大学生活后， ⁶ 华生给芝加哥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承诺自己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 ⁷ 。他写给校长的信起了作用。1900年，怀揣仅有的50美元，华生前往北方的芝加哥大学求学，一心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并改变世界。 ⁸

华生在芝加哥大学想学哲学，但修的课程分数“不够”。（好像是关于康德哲学的这门课他不及格。 ⁹ ）不过，华生很快就迷上了实验心理学，这门新学科正好与他的理想相契合。人性一直都很神秘。关于人性，有很多神话和传说。实验心理学就意在揭示人性的真相。实验心理学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谁。 ¹⁰

和其他很多新入行的心理学家一样，华生刚入行时，也是先剖析人的内心，想找出人最简单的思维规律是什么。他于1913年发表了《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文中提到，学者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去探究不能被量化的思想，比如爱情和意识。 ¹¹ 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把时间浪费在研究情感、梦想和其他不切实际的东西上。华生指出，真正的科学必须根植于量化。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心理学应该研究行为，研究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关系，并且忽视从刺激到反应过程中的其他东西。他指出：“行为主义者……认为人和动物之间没有分界线。” ¹² 一切生命体都只是强化机器，对食物和性这些原始刺激做出反应。 ¹³

这种严格的刺激—反应视角代表了心理学的新进展和潜力，使华生成为心理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年轻的心理学家称赞华生为“第二个摩西”，认为他能带领心理学界走出困惑。 ¹⁴ ）不久，他就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系的主任。36岁时，华生成为美国心理学会最年轻的主席。不过，这只是开始。华生真正的目标是将他的新科学应用到日常生活的现实问题中。他最著名的实验是针对9个月大婴儿做的“小艾伯特”实验。 ¹⁵ 一开始，在艾伯特眼前放了一只小白鼠，不出所料，艾伯特对眼前的小白鼠做出了反应。出于好奇，艾伯特摸了小白鼠。当小白鼠再次出现在艾伯特眼前时——它是与突然出现的声响同时出现的（华生在艾伯特身后敲了下铁棒，发出很大的声音），艾伯特变得很害怕，他没有再摸小白鼠。之后，艾伯特开始害怕所有毛茸茸的东西，包括兔子、狗、皮毛大衣，连圣诞老人的白胡子他都害怕。这个实验说明，恐惧跟其他情感一样，是习得的。孩子并不爱他的母亲，他只是把母亲的脸跟牛奶带来的快乐联系了起来，就像艾伯特习得了把恐惧和毛茸茸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一样。 ¹⁶ 华生的这个理论非常引人关注，艾伯特案例研究成为美国心理学课本最常引用的研究之一。 ¹⁷

跟华生一起做实验的是一位名叫罗莎莉·雷纳的年轻的研究生。实验期间，华生和罗莎莉发展出一段狂热的婚外恋。华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俩之间的一沓书信。如果离婚，这沓书信将会在离婚案中被公开。最终，这段婚外恋成为一桩公众丑闻，出现在巴尔的摩各大报纸的头版。华生和罗莎莉的信里充满了行为主义色彩，令人尴尬。他们用“客观”的语言描述对彼此的感情：“我身上的细胞都是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所有细胞都是。”华生这样写道：“我全部的反应都是正面的，而且都是对你的反应。我的每一次心跳也是这样。” ¹⁸ 华生被迫在科学和爱情之间做出选择，最后，他选择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辞职。这样的选择太具讽刺意味了：这位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坚称“爱情不存在，爱情绝对不会影响人的行为”。

不过，华生并没有因为这次风波止步不前。不久后，他有了一个新形象：向大众普及行为主义，“推销”科学。 华生深信，心理学应该基于对事实的观察，而非基于看不见的情感冲动。他认为，这种心理学将改变社会，并且构建出幸福指数最高的世界。他认为家庭育儿也陷入了“情绪论”的错误，他第一本广受欢迎的书《孩童的心理教养法》（ Psychological Care of Infant and Child ）是儿童教养方面的入门读本。（华生将此书献给“首位把孩子培养成幸福孩子的母亲”。）该书于1928年第一次出版，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这本书在本杰明·斯波克博士于1946年出版《孩童教养常识》（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 ）一书之前，绝对是育儿权威指南。（伯特兰·罗素早期为华生这本书撰写的书评充满溢美之词，他对华生提出的育儿技巧大加赞赏，就连批评华生的人都承认，“华生育儿经是美国托儿所和美国家庭的福音和教义”。 ¹⁹ ）这本书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华生推出此书时称，此书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500多个婴儿”仔细研究后总结的育儿经验指南和育儿入门手册。

那么，父母能从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中学到什么呢？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内容是，爱不仅被高估了，而且爱不安全。在“母爱过多的危害”一章中，华生称，父母亲吻孩子、溺爱孩子，会强化原本要被禁止的孩子的行为。比如说，孩子一哭，妈妈做出的典型反应是给孩子爱和抚慰孩子，但是爱和抚慰只会让孩子哭的时间更长。（孩子的不良行为都是因为父母对孩子过分温柔。）华生认为，父母溺爱孩子的结果是“毁了孩子”，这将会“破坏孩子成人后的职业前景和获得幸福婚姻的机会”。

华生建议，父母应该把孩子视为同事。他指出，“早晨跟孩子握手，一星期后，你会发现完全客观地对待孩子有多容易，善待孩子有多容易；你也会对之前那么感情化、那么情绪化地对待孩子感到惭愧”。 ²⁰ 华生最终的目的是孩子不需要父母。他想象，有一天美国会是这样的：婴儿在科学托儿所中长大，受过训练的看护根据婴儿的行为给予奖励或惩罚。有些妈妈可能反对这种育儿制度：爱难道不是天性吗？华生打消了这些妈妈们的顾虑。华生认为，“只有一件事才会让孩子做出爱的回应，那就是抚摸和触碰孩子的皮肤、嘴唇、性器官等。通常我们表达父爱、母爱、妻子的爱或丈夫的爱时都会这么做。很难理解吗？但这是真的”。 ²¹

华生的育儿科学看起来不怎么科学。但是，他关于爱的理论却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且，他有关爱的理论作为系列育儿技巧还一直在被人使用着——华生被认为是把“计时隔离”定为一种惩罚方式的第一人， ²² 他的爱的理论也一直在被人们实践着，即孩子需要的不是无限制的爱，孩子需要的是边界。另外，华生发明的用作实验的工具——他痴迷于小老鼠走迷宫、强化、行为快速变化——目前依然是现代心理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如果一个东西不能被量化，不能被分解，我们就可以假定这个东西不存在。思维研究是一种在实验室里进行的量化研究。

不过，华生的行为科学的真正遗产是关于人类的观点。行为主义学家认为，诗人口中的爱只是多愁善感的谎言，被用来掩饰更为原始的愉悦。我们应该承认自己只是被生物学规律和本能驱动的机器。 ²³ 生活不是谈情说爱，生活是性、死亡和生存。

华生对爱的质疑有其合理的地方，因为科研人员一直在不断地探索，一些神奇的事也变得不再神奇、不再令人着迷：地球是一个孤独的点，飘在银河边上；人是野兽，从猿进化而来；宇宙只是灰尘和古老的星光。也许，爱也是如此——科学探索出的真相太多，爱也不再神奇，不再令人着迷。

但是，华生的观点正确吗？爱果真是假的？这攸关人性的本质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由习惯和自私的基因构成，如果我们只是由多巴胺和本能构成的潮湿的计算机，那么恋爱中的人都是傻子。我们最亲密的关系皆由脆弱的元素构成。更为糟糕的是，信仰爱是危险的幻觉，是个浪漫的错误，导致我们溺爱孩子、毁掉婚姻，变成需要靠吃药和治疗才能生存下去的神经病。我们把时间浪费在追逐虚构的东西上，怪不得我们不幸福。

当然，如果爱是真的——如果爱不只是一个文化比喻或化学诡计，那么，爱就是我们的一大安慰，它是无聊世界中的意义来源。诗人是正确的。没了爱，我们就无法生存。

年纪轻轻的小偷

约翰·鲍尔比出生于1907年2月26日，是安东尼·鲍尔比爵士的第二个儿子（家中第四个孩子）。安东尼是一位从男爵，并且是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外科医生。约翰·鲍尔比童年时过的是典型的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和兄妹们几乎都是由奶妈、保姆和家庭教师在伦敦的一个联排别墅顶楼带大的。 ²⁴ 每天下午，孩子们可以跟自己的母亲相处一个小时。约翰回忆，和母亲相处时，孩子们必须穿丝质衬衫和天鹅绒短裤。 ²⁵ 奢华背后的孤独感，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称，童年时，孤独让他感到“很受伤，不过伤害程度不算太大”。 ²⁶ 婴儿时期，鲍尔比由一位名叫明妮的年轻可爱的育婴女佣照看。但明妮在他4岁大时就离开了他，鲍尔比从此再也没有从失去明妮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他后来写道：“一个孩子，从小被一位可爱的保姆照看，然后，保姆在这个孩子两三岁甚至四五岁时离开，这跟失去妈妈一样悲惨。” ²⁷

鲍尔比8岁时和哥哥一起被送到寄宿学校。寄宿学校的生活让他感到很痛苦，他非常想家。 ²⁸ 不过，他还是完成了学校教育。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他像父亲一样选择了学医。 ²⁹ 但是，鲍尔比对外科学或英国王室不感兴趣。他决心去探索心理分析这一新领域，因为他坚信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能改变问题孩子的生活。结束精神病治疗训练后，鲍尔比到了一家儿童指导诊所工作。 ³⁰ 他照顾的孩子问题各异，有的歇斯底里，有的有暴力倾向。鲍尔比最感兴趣的是因“行窃”被送进来的孩子。 ³¹ （这些孩子因盗窃或毁坏财物反复被抓。）除了对这些年轻的“小偷”进行一连串的认知测验，鲍尔比和社会工作者还询问了他们关于父母和兄弟姐妹方面的问题。 ³² 这些孩子的故事令人心碎：弗雷德的妈妈“对孩子大喊大叫并吓唬孩子”，维妮的爸爸“经常打她”，西里尔的妈妈“公开跟别人说希望死的是西里尔而不是别的孩子”，凯斯琳的妈妈“对孩子持有奇怪的性观念，而且她被人看到虐狗”。 ³³

这些悲惨的事并非只发生在有盗窃行为的孩子身上，相反，诊所里其他很多问题孩子也都遇到过。但是鲍尔比研究这些有盗窃行为的孩子时，很快找到了一个变量。他认为，这个变量是那些孩子独有的。鲍尔比的研究假设是基于一个名叫德里克的6岁大的孩子，他因为逃学和盗窃被送到诊所。 ³⁴ 第一眼看去，德里克的童年非常普通：父母是中产阶级，对孩子很疼爱，德里克的哥哥身上没有德里克身上的缺点。但是，德里克病历中有一栏值得注意：他18个月大时，因患白喉住了9个月的院。患病期间，他跟家庭成员完全隔离，所有他爱的人都不在跟前。德里克的母亲说，这次分离事件后，德里克彻底改变了。德里克回家后，称呼自己的妈妈为“护士”，而且不吃饭。德里克的妈妈说：“（我）就像是在照顾别人家的孩子。” ³⁵

德里克的事促使鲍尔比开始查看诊所里其他有偷窃行为孩子的档案，他的发现决定了他未来职业生涯的方向。根据病历，约85%有盗窃倾向的“无情型”孩子和德里克一样，在幼儿期曾经历过长期跟家人分离。跟家人分离造成的创伤在这些孩子心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鲍尔比说，这些孩子偷糖、偷玩具和偷衣服，不过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白。他认为：“（这些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很无情，其实内心无比痛苦。” ³⁶

跟所爱的人分离与情感创伤之间存在明确的相关性，鲍尔比非常关注这一点。鲍尔比对诊所里有偷盗行为孩子的研究经历，促使他在1939年反对“冲出敌占区”行动（Operation Pied Piper）。当时英国政府预计德国会空袭英国，所以孩子们需要从城市中撤离。（1939年9月4日共约3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孩子，被送到汽车或火车上，继而被送到农村的陌生人家中生活。 ³⁷ ）鲍尔比与他的合作者一起写了封信，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他们警告说，不满5岁的孩子跟父母分离会造成“非常严重、非常普遍的心理紊乱”，“青少年犯罪现象”也会因此增加。 ^{[1] 38}

战争久拖未决，鲍尔比跟踪研究了战时孤儿院的情况。他经常跟安娜·弗洛伊德聊天。安娜·弗洛伊德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她当时是汉普斯特德战时托儿所所长。安娜描述了她所在托儿所里面孩子们的苦难故事。（安娜·弗洛伊德也反对让孩子撤离，她认为“孩子们非常爱自己的父母，与房子塌了倒在身上造成的冲击相比，跟妈妈突然分离造成的冲击更大”。 ³⁹ ）很多情况下，汉普斯特德战时托儿所里的幼儿受不了突然失去亲人的打击。比如，3岁的帕特里克的妈妈不得不在很远的一家军工厂里工作。这个孩子焦躁不安，但他不哭，因为他的父母说，如果他哭就不来看他了。帕特里克每天都会刻意练习几句话，反复对自己说：“妈妈会来接我，妈妈会给我穿上外套，会带我回家。”等了几个月后，帕特里克自言自语的内容越来越详细，也越来越绝望：“妈妈会给我穿上外套和裤子，给我拉上拉链，给我戴上尖顶帽。”保姆让他不要说话时，他就会躲到墙角处默默地自言自语。 ⁴⁰

基于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的悲惨故事，鲍尔比决定研究父母与孩子长期分离对孩子造成的影响。他的研究对象是医院儿科病房里的小病人。英国医生要求病人家属遵照严格的探视要求，他们认为，家人经常来探视会导致孩子感染细菌，还会造成孩子在情感上过分依赖家长。很多伦敦的医院只允许父母周日探视孩子一小时，3岁以下的孩子则不允许家长探视。 ⁴¹

鲍尔比很快意识到，孩子住院后与父母分开，会给孩子造成创伤，而且这种创伤是可以预测的，就像一个人身体患病时病情的发展。（鲍尔比后来将亲子分离造成的伤害比作缺乏维生素，指“基本营养”缺乏导致的永久性伤害。 ⁴² ）第一次被单独留在医院时，孩子们满眼是泪，大哭不止，而且对穿白大褂的陌生人极不信任。不过，一开始还激烈反抗的孩子们，不久之后就会变得很奇怪，他们会表现得很超然。尤其跟父母分开超过一周时，孩子们不哭了，但他们看起来内向、顺从和冷淡。看起来好像他们完全把父母给忘了。 ⁴³ 医院工作人员把孩子们的这个状态称为“心定下来了”， ⁴⁴ 鲍尔比却把这种状态称为“绝望” ⁴⁵ 。1951年鲍尔比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告中，对病儿资料做了综述，并总结说（他的观点与华生等行为主义学家的观点相悖）：“婴儿和儿童应该跟母亲（或永久性的母亲替代角色）保持持久、亲切和亲密的关系，而且从这种关系中双方都应感到满意和快乐。” ⁴⁶

鲍尔比对自己的研究深信不疑——这些孩子因跟父母分离心灵留下伤疤，但是他的研究还是遭到了批评。很多批评他的人认为他的资料是轶事传闻，而且杂乱无章。他们抱怨说，鲍尔比的研究对象数量太有限，研究时没有控制好其他变量，比如生理疾病或营养不良。鲍尔比怎么能确定缺乏“母爱”导致了这些问题行为？或许这些儿童“小偷”需要更多的纪律，而不是爱呢？他们对爱所持的怀疑态度真的是根深蒂固。

针对这些质疑，鲍尔比继续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之后，他在威斯康辛大学心理学家哈利·哈洛的文献中找到了证据。20世纪50年代早期，哈洛决定建一个猴子聚居园，因为他研究的是灵长类动物如何学习，需要有研究对象。哈洛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把小猴养大，他用娃娃奶瓶喂它们配方牛奶和糖。另外，他还给小猴吃维生素片、抗生素和铁补充剂。 ⁴⁷ 为了减少疾病传染，一只猴子住一个笼子，每只猴子都跟它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分开养。（哈洛很偶然地创建了华生一直梦想创建的那种婴儿农场。）人工干预的这群猴子看起来比野外自然长大的猴子体型更大，也更健康。

这群猴宝宝看起来长得更大、更健康，但是内心陷入了致命的孤独。在这些猴子短暂的一生中，它们完全不跟其他猴子打交道，甚至不会进行最基本的社会互动。其他猴子在旁边时，这些猴子看起来会紧张不安、沉默寡言，眼睛紧盯着地板。哈洛说，“我们打造出来的是沉思的猴群，而不是繁衍后代的猴群”。 ⁴⁸ 对威斯康辛大学的科学家们而言，猴群出了问题。这表明，智力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合适的营养。那么，智力发展到底需要什么？

第一个线索是尿布。这些尿布一直被用作猴笼里的衬垫。哈洛注意到，猴子们对这些尿布很着迷，它们紧握尿布不放的样子像极了孩子紧抓自己喜欢的小毯子不放的情形。（尿布被拿开的话，这些猴子就会“大发脾气”。）猴子的这一行为令人印象深刻，并且给了哈洛灵感，他决定进行一项新实验。他用两种“假妈妈”来抚养这批猴子的下一代。第一种“假妈妈”是“铁丝妈妈”，用铁丝网制成。（里面的灯泡会提供些微热度。）第二种“假妈妈”是绒布包着的木头雕像。笼子里的铁丝妈妈有奶头和喂奶的管子，笼子里的小猴子会一边抱着软软的绒布妈妈，一边吃奶。假设那些对爱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牛奶才是亲子关系存在的真正原因，所以猴宝宝应该更喜欢给奶吃的铁丝妈妈才对。

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哪个“妈妈”有奶吃并不重要，猴宝宝更喜欢绒布妈妈。 ⁴⁹ 猴宝宝5个月大的时候，一天中大约有18个小时都紧挨着软软的令人感觉舒服的绒布妈妈，猴宝宝爬到铁丝妈妈那里只是为了吃奶。 ⁵⁰ 对哈洛来说，实验结果很明显：一个人的发展极其渴求与他人亲近带来的快乐。哈洛在对美国心理学会演讲时说：“心理学家，尤其是那些编写教材的心理学家，他们不仅不去关注爱和依恋的成因，而且他们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爱或依恋的存在。” ⁵¹ 这种错误认知很可悲。哈洛后来写道：“如果说这些猴子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在你学会如何生存前，一定要学会如何爱。” ⁵²

鲍比尔明白，哈洛的实验意义非凡。跟铁丝妈妈在一起的猴宝宝与在医院病房里单独待着的婴儿一样，急需的是亲近，是依恋。这种感情不能用盎司或卡路里来量化，但却满足了婴儿更深层次的需求。据此，鲍尔比总结说，爱不是某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爱是人类一种更大范围的心理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心理过程能够让孩子们直面艰难世事。鲍尔比把这种心理过程称作“依恋”。

“陌生情境”实验

玛丽·爱因斯沃斯是个可爱的美国人，她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喜欢打篮球，也喜欢参加晚餐聚会。她于1950年夏天来到伦敦。 ⁵³ 当时，玛丽的丈夫莱昂那多来伦敦读研究生，她就跟着一起到了伦敦。玛丽之前在多伦多大学做研究员。她最新的研究项目是罗夏墨迹测验。她想在英格兰找份工作做，但找了几个月，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她接到一家精神病医院的面试机会，这家医院有位医生想找一名助手，帮助分析他对一些孩子的采访。 ⁵⁴ 这名医生正是约翰·鲍尔比。

爱因斯沃斯最后得到了这份工作。在接下来的3年半时间里，她将跟鲍尔比一起研究孩子幼年时跟亲人分离带来的长期后果。 ⁵⁵ 他们有充足的研究对象：战后，英国满大街都是孤儿和难民，以及十年动荡留下来的乱摊子。采访资料通常令人伤心——爱的缺失已经在孩子们的生活中留下烙印。这些资料让爱因斯沃斯相信，鲍尔比的观点是对的。依恋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它已深入到了人的骨髓里。

1954年，因为丈夫有了新工作，爱因斯沃斯跟随丈夫离开伦敦，到了乌干达。虽然她没有正式的学术职称，研究资金也很少，但是她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婴儿行为研究。 ⁵⁶ 她为自己的研究招募了26个有婴儿的家庭，每两周去家访两次。这些人家住的房子很多都是由泥巴和篱笆条建成的。 ⁵⁷ （为了接近这些妈妈们，爱因斯沃斯让她们免费搭车去附近的诊所，并且以批发价卖给她们脱脂奶。 ⁵⁸ ）跟鲍尔比在一起工作的经历让爱因斯沃斯首先观察到了亲子关系，但是她的观察角度跟鲍尔比不同——鲍尔比已经研究过爱的缺失可能导致的破坏性后果，而爱因斯沃斯则想观察在自然环境下，爱是如何缺失的。

爱因斯沃斯的研究方法很关键。她在各个方面都是个外行，比如，她来自美国中西部，却在非洲生活；她没有孩子，却研究孩子的行为。也正因为她是外行，所以她在观察这些妈妈时没有任何成见。 ⁵⁹ 爱因斯沃斯在其田野研究基础之上写的书《乌干达的婴儿：婴儿护理和爱的成长》（ Infancy in Uganda: Infant Care and the Growth of Love ）里，没有理论也没有假设，只有详细的家庭生活记录。比如，她在书中记录了一个名叫曼尼的婴儿，曼尼的妈妈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

曼尼的妈妈是个瘦小的小姑娘，很年轻，才十几岁。曼尼是她第一个孩子，但妈妈和孩子都不快乐。为了生活，曼尼的妈妈必须去工作，她干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园林工作。不过，曼尼的妈妈去干活时，并没有安排好怎么照顾曼尼。曼尼一直哭，哭得妈妈没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曼尼妈妈对待曼尼的方式前后不一致。有时她会很温柔，溺爱孩子；有时却凶狠粗暴，她会抱起曼尼，摇晃他；有时，她只是任由曼尼不停地哭闹。 ⁶⁰

爱因斯沃斯在书中对明显错误的育儿行为进行描述的时候，并没有做任何评论。她小心地提醒自己，这些母亲生活得很辛苦。她们对孩子不上心，大多是因为她们需要在地里干活；她们焦虑，往往是因为食物不够吃。可悲的是，她们在育儿方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生活最苦的妇女照顾孩子的时间往往最少，因此她们的孩子哭得最多，也最焦虑。

爱因斯沃斯对乌干达孩子的观察研究是对鲍尔比研究的重要发展。但是，爱因斯沃斯知道，仅有观察是不够的，如果想真正了解亲子关系，她需要找到办法量化亲子关系到底有多强大。在非洲待了两年后，爱因斯沃斯随丈夫定居在了巴尔的摩。（1960年，她和莱昂那多离了婚。）之后，爱因斯沃斯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师一职，在华生曾经做系主任的系里工作。

1965年，爱因斯沃斯和她的助手芭芭拉·维蒂希首创了一个名为“陌生情境”的实验。 ⁶¹ 这个实验是一个20分钟的科学情景剧，由不同的场景组成。场景一：妈妈和她一岁大的孩子被带进一间堆满玩具的新房间里。大多数孩子进入房间后，会马上开始在房间里玩耍，比如在红球上蹦跳，跟布娃娃安迪玩。场景二：几分钟后，一个陌生女人进入房间，开始跟孩子的妈妈聊天。场景三：孩子的妈妈与孩子第一次分开，妈妈走出房间，让孩子单独跟陌生女人待在一起。场景四：漫长的几分钟过去，研究者从单向透视玻璃中观察孩子。场景五：母亲与孩子第一次团聚，妈妈回到房间里，陌生女人离开。一旦孩子“沉浸在玩耍中”（一般情况下，孩子一会儿就会沉浸在玩耍中），妈妈就再次离开房间。场景六：孩子单独在房间里待3分钟（如果孩子过于焦躁不安，实验会提前终止），之后陌生女人进入房间，并试着跟孩子玩。最后一个场景中，妈妈回到房间并安抚孩子。

不出所料，陌生情境实验刚开始的时候，外界质疑声不断。很多同事认为爱因斯沃斯的实验没必要那么冷酷，而且她在亲子关系研究方面并没有新发现。不过，爱因斯沃斯并不在意这些批评。她相信，她的情景剧实验揭示了生活基本的真相。只有在剧情高潮部分，即孩子反复体验妈妈离开又回来的过程，爱因斯沃斯才能发现人类究竟有什么样的依恋习惯。

起先，实验结果看起来证实了鲍尔比的基本理论：孩子如果跟妈妈分开，就会紧张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一岁大的孩子单独待着时会哭，妈妈回来后会表现出对妈妈的依恋。不过，爱因斯沃斯关注的并不是概括性的结论，她感兴趣的是每一个孩子，甚至包括那些跟她理论假设相悖的研究对象。这让她关注到了实验中的异常值，也就是那些妈妈离开后不哭的孩子，以及那些实验结束后仍然大哭不止的孩子。 ⁶²

异常值与实验中其他观察值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爱因斯沃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实验。虽然花了好几年时间，但爱因斯沃斯最终从孩子的哭声和妈妈对孩子的拥抱中找到了几种依恋类型。约66%的孩子在妈妈回来后忙着接受妈妈温柔的抚摸，这是安全型依恋的表现；余下34%的孩子的行为一直表现为爱因斯沃斯所称的非安全型依恋。 ⁶³ 多数情况下，这种不安全感表现为外表漠然——孩子看起来对妈妈的离开无动于衷，妈妈离开，宝宝并没有表现得很不安。（之后，研究显示，这些忍耐型儿童实际上内心非常焦虑，因为每次被留下独处的时候，他们都会心跳加速，皮质醇水平升高。 ⁶⁴ ）妈妈回来后，这些孩子会背过身不看妈妈，似乎对跟妈妈重新团聚不感兴趣。爱因斯沃斯称这些孩子属于回避型依恋。非安全型依恋的儿童中，有1/3的儿童（约占实验儿童总数的12%）的反应正好相反。他们中有些孩子对新房间一直都不适应，不跟不熟悉的玩具玩；有的孩子则在妈妈第一次离开时就焦虑不安，妈妈回来后紧抱着妈妈不放或完全不理妈妈。（即使被妈妈抱起来，这些孩子也不会“投入”妈妈的怀抱中。 ⁶⁵ ）爱因斯沃斯将这类情况称为反抗型依恋，因为这些孩子似乎在抗拒妈妈的抚慰。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并没有充满爱意，“很明显他们表现出了生气的样子”。 ⁶⁶

出现这几种不同的依恋类型并不奇怪。人的性格呈正态分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各有不同。但是，爱因斯沃斯发现，行为方式的差别并不是随机的，而是跟育儿方式有关，这从每三周一次的长期家访中就可以看出来。 ⁶⁷ （爱因斯沃斯说，“我们一定要非常熟悉我们研究的家庭”。她指出，彼此间熟悉后更容易让妈妈们忘记她们是研究对象。 ⁶⁸ ）安全型依恋孩子的妈妈很可能在“父母敏感度”这一项中得高分， ⁶⁹ 这类妈妈经常用宝宝语言跟孩子说话，对宝宝更感兴趣。谈起自己孩子的时候，她们回答得更细致、更有趣也更有感情。爱因斯沃斯指出，高敏感度的妈妈“能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这种妈妈不会依据自己的需要去曲解婴儿的信号和交流”。 ⁷⁰

但这并不意味着敏感度高的妈妈容易没主意、好说话，总顺着孩子的脾气。爱因斯沃斯谨慎地指出，真正的敏感度实际是有边界的。高效的妈妈知道什么时候该拒绝。爱因斯沃斯说：“当妈妈觉得自己不该答应孩子的要求时，比如孩子过于兴奋、过于气愤，或者想要不该要的东西的时候，她们会很有技巧地认可孩子的要求，但是会答应给孩子买一个可以接受的替代物。” ⁷¹ 华生和他的追随者们不接受多愁善感的父母之爱，他们认为这种爱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会使孩子的意志力变弱。爱因斯沃斯却指出，就算是高效的管教也需要有温度。拥有最慈爱的妈妈的孩子哭得最少，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爱因斯沃斯的研究经常被作为育儿指南，但其留下的真正遗产则是她的研究方法。约翰·华生和他的追随者不认可爱，是因为爱不能被量化。爱这种情感模糊且神秘，不能拿来做严谨的科学研究。但是，爱因斯沃斯通过陌生情境实验，找到了量化爱的方法。尽管现代心理学总是执着于个体的各种变量——智力测验、性格测验等，爱因斯沃斯却研究了人际关系令人惊讶的重要性。人际关系至关重要，起码对那些孩子来说是这样的。

后来，爱因斯沃斯还和同事们指出，安全型依恋与各种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儿童行为紧密相关。爱因斯沃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妈妈的敏感度高低与幼儿探索陌生情境的意愿大小有关。孩子们探索的陌生情境有可能是新房间，也有可能是新玩具。鲍尔比用一个巧妙的比喻对这一发现进行了解释。他把婴儿依恋的对象比作“安全港湾”，安全港湾能让远征军“勇往直前并敢于冒险”。 ⁷² “家是一个安全的港湾，孩子在紧张不安的时候，可以回家从自己所爱的人那里寻求安慰，否则他们无法靠自己去闯、去生活。” ⁷³

这一发现就是后来著名的依赖悖论。 ⁷⁴ 之所以被称为“悖论”，是因为它指出，一个人要想完全独立，就需要对他人产生依赖感。孩子之所以不去探索新事物，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些基本的东西；他们之所以去探索，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了。 ^[2] 正如《约翰一书（4：18）》中所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和鲍尔比经历的一样，爱因斯沃斯也遭到了来自同行的严厉批评。这些批评者嘲讽爱因斯沃斯的研究假设。孩子被单独留在陌生环境里就是会哭，不是吗？他们嘲笑她研究中使用“非科学性的”语言，比如“温柔些”、“敏感”等字眼。（很多攻击性批评现在看起来都带着厌女症色彩，好像爱因斯沃斯不能客观地研究爱，就因为她本人是女性，具有母性本能。）因为批评的声音太多，爱因斯沃斯的研究论文在同行评阅时被拒掉了，之后她只好放弃发论文，转而写书发表她的研究成果。 ⁷⁵

批评的声音太多，连爱因斯沃斯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研究成果。心情好的时候，她相信自己和鲍尔比一样，是一位坚定的科学家，她想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范式。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又觉得批评她的人是对的，爱的确不是科学研究的好课题。不过，她坚信依恋很重要，依恋到底有多强大是可以被测量出来的。不可否认，她的这些观点很重要。但是，这些观点的重要性还需要再过几年才能被人们接受。这需要另一项研究来支持，这项研究还是要跟踪研究孩子被单独留在陌生环境里的情况。

舔舐和梳毛

1975年，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拜伦·埃格兰开始研究一个基本上被现代科学忽视的群体：贫穷的孕妇。他征募了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县综合医院的267名孕妇参加他的研究。这些孕妇的档案资料显示，下列这些风险因素预示着她们未来的生活会很艰难：除了贫穷，很多孕妇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十几岁），缺乏教育（41%的人在高中辍学），饮食不足（37%营养不良），而且没有社会支持。 ⁷⁶ 比如，维罗妮卡12岁时逃离了虐待她的家庭。几年后，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可能是卖给她毒品的那个毒贩。毒贩进监狱后，维罗妮卡和儿子托马斯只能住进庇护所。 ⁷⁷ 她不仅有毒瘾，还患上了抑郁症。

埃格兰一开始的研究目标很小，他想确定有哪几个变量可以用来预测儿童有可能会受虐待，其目的是在儿童受虐情况发生之前，社会工作者可以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但是，就像爱因斯沃斯一样，他观察到了妈妈们截然不同的育儿行为：有些新手妈妈尽管生活困难，但仍然很体贴、鼓励孩子；有些妈妈会忍住怒气，比如维罗妮卡经常“粗暴地不理睬”儿子。 ⁷⁸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育儿行为带来的影响，埃格兰跟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阿兰·斯若夫组成了研究小组。阿兰·斯若夫是依恋理论的支持者。他们复制了爱因斯沃斯的陌生情境实验，对每一个12个月大的孩子进行测试后，得出的最初的结论证实了敏感型育儿方式与安全型依恋之间存在相关性。埃格兰和斯若夫决定将短期的风险评估研究变为一个长期项目。这个项目最后的研究规模很惊人，研究持续了几十年，涉及几代人。斯若夫回忆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研究中会有什么发现。但是，在发现了几种育儿方式后，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行为会有连续性，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想停下，只想继续往下研究了。” ⁷⁹

这些孩子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埃格兰和斯若夫开始了他们第一次雄心勃勃的跟踪研究。为了找到童年的复杂性，埃格兰和斯若夫决定自己开办幼儿园，免费招收40名孩子入园。20名接受过培训的观察者进入课堂，详细记录每个孩子的行为。另外，研究者还录制了几百个小时的录像，并对这些录像进行编码和分析。 ⁸⁰

研究结论非常令人信服。与幼儿园里安全感弱一些的小伙伴相比，那些属于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更独立、更爱交际，在小伙伴中间也更受欢迎。他们欺负人或被人欺负的概率更低，自控力更强，智力、自我意识和适应力测试得分更高， ⁸¹ 对其他小伙伴更有同情心 ⁸² 。（所有评定都是基于客观事实，因为观察者在评定前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在婴儿时期被归入了哪种依恋类型。）在障碍盒实验中，孩子们可以玩很多玩具，比如乐高积木、超级英雄手办和布娃娃。玩了几分钟后，一个研究者会走进去，告诉孩子他玩的玩具是另一个房间的，如果他想继续玩，就必须从一个实际上没法打开的透明塑料盒子里拿出一套新玩具。这是要故意为难孩子。不过，这些孩子处理难题的不同方式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多数学龄前儿童要么很快放弃，要么又打又闹并且发怒。不过，有些孩子在这个任务中表现得很出色。这些表现出色的孩子虽然没能打开盒子，但是他们很专注、很执着，他们会耐心地尝试各种方法。10分钟后，研究者结束实验，他们打开盒子，让每个孩子都拿到了玩具。

我们怎么解释孩子们的不同表现？早期的情感依恋是最好的答案。约40%有安全型依恋经历的孩子在障碍盒实验中得分最高，有非安全型依恋经历的孩子则没有一个得高分的。另外，在得分最低的孩子中，非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占了75%。孩子们参与的测试尽管不涉及亲子关系，但是早期的依恋类型影响了他们现在的行为。这一变量在研究中不能被忽视掉。 ⁸³

这些孩子长到10岁时，又参加了研究人员在明尼苏达大学校园组织的为期4周的夏令营活动。和在幼儿园时一样，这一沉浸式的夏令营实验让研究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资料。研究者观察孩子们踢足球、打垒球、在泳池里游泳，以及如何一起完成艺术项目。研究结果再次明确指出，依恋的影响是长期的。对父母有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整体上具有更高水平的社会竞争力，他们更有能力与夏令营中的其他孩子发展和维持良好关系；此外，他们跟朋友相处的时间比别人多出40%。研究人员让这些孩子完成挑战性任务时（比如，让他们完成通过障碍场地的任务），“有安全型依恋经历的孩子高效地进行了自我管理，他们不迁怒于人，与其他孩子相比，表现出奇得好”。 ⁸⁴

等这些孩子长到十几岁时，埃格兰和斯若夫在跟踪研究中有了意外发现：孩子的行为与婴儿时期依恋类型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大。这些青少年更容易受婴儿时期亲子关系情况的影响，他们受5岁或10岁时亲子关系情况的影响反倒少些。斯若夫说：“这很值得关注，不是吗？这些孩子的身体特征跟成年人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很多行为方式跟他们12月大的时候的依恋类型相关。”明尼苏达大学的这些学者发现，婴儿时期有安全型依恋经历的孩子在高中阶段的表现也比其他人优秀。依恋关系更安全的青少年，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会更高。（安全型依恋与学业出问题之间存在负相关。）孩子们能否顺利从中学毕业，除了智力因素，跟他们三岁半前有没有敏感且支持自己的父母在身边的关系更大。 ⁸⁵

为什么青少年受自己儿时的依恋经历影响这么大？青少年像婴儿一样，都在努力与人建立亲密关系，他们会花越来越多的时间跟朋友相处。斯若夫说：“这些青少年想与他人亲近，但是如果想与他人亲近，就必须信任别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要打开心扉。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跟早期依恋经历紧密相关的情感技巧的基础上。” ⁸⁶ 婴儿必须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脆弱，这种脆弱表现为婴儿常常哭着寻找自己的依恋对象。青少年也和婴儿一样，必须找到走出去跟同伴交往的方法。脆弱并不是弱点，因为脆弱，你才会让别人走进自己的生活。

明尼苏达大学这项实验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40岁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是，依恋类型与行为方式的相关性仍在延续；下一代人在延续着上一代人的爱。 ⁸⁷ 学者们发现，一岁时的依恋类型决定了孩子成人后的健康状况。反抗型依恋的孩子发现妈妈不在时会哭个不停，妈妈回来后却不让妈妈抚慰自己，这种婴儿长到32岁时患慢性病的概率是安全型依恋的人的2.85倍。 ^{[3] 88} 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李·雷比最近主笔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明尼苏达大学这些研究对象童年时父母的育儿类型与30多年后他们成人时的浪漫行为类型相关。具体而言，妈妈敏感度不高的人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跟伙伴或配偶发生冲突时，皮肤反应会明显增强（皮肤出现紧张情况）。皮肤反应出现变化的原因之一，是这些人在控制自己的感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皮肤的反应变大与恐惧和抑制情绪是有相关性的。（测谎仪凭借的就是这一原理。）这些成年人的父母在他们有情感需求时并没有那么迅速地给予反应，所以他们学会了在自己有烦心事的时候不表现出来。 ⁸⁹ 依恋需要坦率，愿意示弱，但童年经历过非安全型依恋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无法跟人讨论关系问题，会毁掉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这就是那些童年有过非安全型依恋经历的人仍会经历短暂的不太愉快的成人依恋关系的原因。 ⁹⁰ 在一次独立的研究中，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调出这些研究对象两岁时的老录像看，录像里这些孩子正努力跟妈妈学习一种新技能。如果妈妈跟孩子的互动被评定为失败，也就是说，妈妈不够支持孩子，或者孩子不帮忙，那么这些孩子成年后和别人的关系也很可能被他们的成人伙伴归类为“脆弱的”。30年过去了，这些孩子成年了，但他们还是很难和他人建立起亲密关系。 ⁹¹

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中，反复提到一个名叫托尼的男孩的故事。托尼复杂的生活反映了这次研究主题的复杂性。1977年，明尼苏达大学研究人员用陌生情境实验第一次测试托尼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安全型依恋——他拥有典型的支持型的父母，家庭幸福。托尼在幼儿园里表现优秀，不管是障碍盒实验还是文化技能测验，在幼儿评估表中几乎每项得分都很高。但是，当托尼6岁时，他的父母为离婚闹得很凶。他基本上见不到父亲。托尼13岁时，母亲因车祸身亡。托尼的父亲后来带着托尼的哥哥和妹妹搬到了另一个州，托尼被迫跟着伯父与伯母生活。 ⁹²

基于托尼身上发生的这些悲惨的事，他在青少年时堕落就不奇怪了——托尼在学校里有好几门课都不及格，也很少有稳定的朋友关系，而且他在一个盗窃团伙里做了小头目。（和鲍尔比研究的那些年轻小偷一样，托尼通过偷盗来缓解自己的悲伤。）研究人员在采访完15岁的托尼后，是这么描述他的堕落的：“他心中似乎已经没有光了，他看起来很沮丧、很孤僻。”

但是，托尼的故事并没就此结束。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托尼在当地的社区大学遇到了一个姑娘。“托尼的安静和温柔”很招这位姑娘的喜欢。几年后他们结婚了，并有了一个女儿。研究人员在观察托尼和他牙牙学语的女儿时，被托尼对女儿的爱深深打动了。托尼没有忘记自己早期的依恋经历。研究人员写道：“托尼是个支持型的父亲，他很有耐心，很有爱，很温暖，随时都在孩子身边，必要时他会给孩子定规矩并且鼓励孩子。”尽管托尼在青少年时期谈到母亲去世时很痛苦，但他坚持说母亲去世对他“没什么”影响。不过，现在他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愿意回忆母亲的去世到底如何影响了他的生活。 ⁹³ 明尼苏达大学研究人员在《人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 ）一书中把早期依恋经历比作房子的地基——建一座房子光有地基是不够的，还要有结实的大梁和坚固的屋顶。研究人员指出：“房子不可能比地基还坚固。”我们在婴儿时期获得的正是依恋这个地基，地基打好了，其他部分才能继续往上建。 ⁹⁴

故事只是故事，一个案例什么也证明不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是不是托尼童年时期的安全型依恋经历才使他成年之后恢复了正常生活，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幼儿时期得到父母的爱的经历才让他能够快速恢复正常生活。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性格方面的这些相关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很多非安全型依恋的婴儿长大后会成为支持型的配偶，而很多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后来在高中辍学，过着艰苦的生活。正如鲍尔比一开始指出的那样，人类依恋系统是受环境变化影响的。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人在童年时痛失亲人，留下了不安全的烙印，他仍然可以学习如何去爱。依恋类型并非固定不变的，相反，依恋类型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是一种一直可以被改变的关系。

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很像是在用望远镜瞭望人类的生活。通过多年跟踪研究对象，这些研究解释了人的生命轨迹是什么样，揭示了人有哪些潜藏的情感模式。不过，有些问题用望远镜是看不出来的，必须用显微镜才行。如果想了解爱到底如何改变了我们，为什么爱会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坚韧、更不容易倒下，就必须把画面拉近了仔细观察，因为爱不是什么虚幻的东西，爱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的思维。

麦吉尔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迈克尔·米尼因为偶然的机会开始了对依恋的研究。他在实验中把鼠宝宝放回有机玻璃笼后，注意到有些鼠妈妈会比其他鼠妈妈更快地去安慰自己的宝宝，它们会一边舔鼠宝宝，一边帮鼠宝宝梳理毛，直到鼠宝宝的心跳恢复正常。米尼对鼠妈妈们不同的行为很感兴趣。后来，他跟自己的研究生每天8小时密切观察老鼠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很明显，有些鼠妈妈在舔鼠宝宝和梳理鼠宝宝的毛上花的时间比其他鼠妈妈多（多出50%）。鼠宝宝100天大的时候（对于老鼠来说已是青少年后期），研究人员又对它们进行了一系列压力和智力实验。 ⁹⁵

研究结果很惊人。米尼采用的一个主要的行为测量方法被称为旷场实验。这个实验非常简单，就是把一只老鼠放进一个圆盒子里待上5分钟。紧张的老鼠会缩在盒子一角，就像学校舞会上待在角落里的紧张的少年一样；而不太紧张的老鼠会探索四周，逛到盒子中央找食吃。米尼的资料显示，最关注孩子的鼠妈妈的宝宝，也就是被舔和梳理毛次数最多的鼠宝宝，在盒子中央停留的平均时长是35秒钟。被舔和梳理毛次数较少的鼠宝宝在盒子中央停留的时间不超过5秒钟。 ⁹⁶ 进行多次实验后，鼠宝宝类似的行为模式反复出现。被舔和梳理毛次数多的鼠宝宝跟其他鼠宝宝在一起时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 ⁹⁷ 被单独关进盒子的时候，它们只会释放很少的应激激素， ⁹⁸ 而且会更快地解决问题， ⁹⁹ 更乐意向同窝的幼鼠学习， ¹⁰⁰ 在生产后对自己的鼠宝宝也喂养和照顾得更周到。

近年来，米尼还指出了通过爱改变大脑活动的情况：被舔和梳理毛次数多的鼠宝宝应激激素分泌较少，减轻压力反应的化学物质分泌得较多，跟恐惧和焦虑紧密相关的几处大脑皮质（比如杏仁核）的活动也较少。这些鼠宝宝大脑中负责学习和记忆的海马结构中的神经突触数量会增加。 ¹⁰¹ 它们的基因甚至也出现了不同——鼠妈妈的照顾使鼠宝宝基因发生了变化，使鼠宝宝不易受慢性压力的困扰。 ¹⁰² 鼠宝宝们在神经反应和基因方面的差异性显示，由最关注孩子的鼠妈妈带大的鼠宝宝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巨大变化，不管这个变化是吓人的新笼子还是新出现的陌生的研究人员。

这一结论也适用于人类。二战期间，7万多名芬兰小孩被转移到了瑞典和丹麦的临时家庭中，这成了自然情境下的实验。 ¹⁰³ 相比之下，因为德国频繁的空袭，留在芬兰的孩子的生活中充满了急性应激事件。但那些被送到瑞典和丹麦的孩子，因为与自己的父母分开，压力长期存在。这些孩子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爱。

幼年经历的心理冲击会影响人的一生。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1939—1944年间被迫跟父母分开的芬兰人长大后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概率比那些没有离开父母的高了86%。 ¹⁰⁴ 二战结束60多年后，这些在战时离开父母的临时孤儿，被发现患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概率明显更高。其他研究发现，战时被送到国外去的这批孩子，应急激素分泌更多， ¹⁰⁵ 患严重抑郁症的风险也高 ¹⁰⁶ 。

被爱的感觉不仅是愉悦的源泉，也是一种被保护的感觉。 ¹⁰⁷

适应机制

20世纪30年代末，哈佛大学卫生系教授、健康服务系主任阿列·博克得到百货商店巨头W.T.格兰特公司的资助，长期跟踪研究健康的大学生。博克说，现有的科学研究都在关注疾病，现在该“系统地研究一下那些健康且成功的人”了。 ¹⁰⁸ 格兰特公司同意了博克的研究计划，并希望他的研究可以帮助公司找到成功的商店经理。

项目选择的第一批研究对象是哈佛大学1939级的本科生。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该项目一直在不断地招募正常的男性本科生。博克说，正常的本科生是指“能自力更生”的学生。 ¹⁰⁹ 最后，共有268名哈佛男性大学生成为博克的研究对象。 ¹¹⁰ 这些研究对象接受了一系列医学和心理测试，比如字迹分析和罗夏墨迹测验等。他们需要回答个人历史和病史问题，比如，你什么时候不再尿床了？喝咖啡加多少糖？有自慰行为吗？ ¹¹¹ 他们还要接受一些智力测验，其中大部分测验都借用了军队测验，职业医生负责测量他们前额的眉骨、胸围和阴囊长度等。 ¹¹² 这些学生还需要解读罗夏墨迹，并在跑步机上全速快跑5分钟。

研究结果并不怎么有趣。尽管博克和他的同事原本希望自己的医学测量能够预测出这些研究对象的人生成就，但是这一研究目的并未达到。这些大学生体型的阳刚程度与他们二战期间在军队的职级没有相关性，他们对罗夏墨迹的反应跟他们的性生活之间也没有相关性。前额结构与智力之间没有相关性，智力与收入之间也不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¹¹³

尽管研究结果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格兰特研究”（正式名称是“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一直跟踪研究这群哈佛男生到他们的中年。这些哈佛男生需要回答饮酒习惯、政治信仰和最喜欢参加的运动等问题，他们还被问到参战经历，并回答关于抽香烟和抽雪茄的一长串问题。（格兰特公司停止资助后，研究又得到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部分资助。 ¹¹⁴ ）哈佛男生本身就具有得天独厚的背景，不出所料，他们中有些人之后很成功、很优秀。其中，有一位男生成为州长，有四位男生竞选过美国参议员，还有一位男生当选为总统。（格兰特研究几乎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是匿名的，但是，因为约翰·肯尼迪的档案到2040年就能公开，所以研究人员不得不确认肯尼迪总统也参与了该项目。 ¹¹⁵ ）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哈佛的这项研究一直都很令人关注，因为它未能达到当时的研究预期。研究人员获得了很多细致的信息，每个研究对象都被建了档，档案厚如字典。 ¹¹⁶ 但是，所有资料最后都被证明没有用处，无法解释哈佛男生成年后取得的各种成就，研究初期预计的相关性到最后都不成立。这些男生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这个秘密一直都没有被解开。

最令人担心的大概是，格兰特研究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身体都很健康，没有疾病——之后都慢慢被证明不成立。当这群哈佛男生到了50岁时，约有30%的人患上了酗酒和躁狂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¹¹⁷ （3%的人因为精神问题住过院。 ¹¹⁸ ）博克后来抱怨说：“他们肯定都被精神病专家惯坏了，我研究他们的时候，可没有这样的问题！” ¹¹⁹

如果不是一位名叫乔治·范伦特的年轻医生，格兰特研究可能一直都是一个昂贵且失败的研究，这个研究会成为20世纪中叶心理学奇特理论的证据，被人记住很多年。但是，范伦特意识到，如果研究的问题设计对了，那么作为纵向研究的格兰特研究就会有很大的研究前景。范伦特不像之前的研究人员那样相信通过测量胸围可以预测出人生的各种成就，他也不相信存在所谓“正常人”。范伦特说：“我自己就在哈佛大学上过学，我知道每个哈佛男生都有自己的问题。” ¹²⁰

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在加州的橘子郡见到了乔治·范伦特，他跟现任妻子住在那里，他的妻子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精神病学家。他们的家在郊区一条静谧的大街上，周围都是参天大树，这些树在房子建造之前就有了。房子附近有一个私人公园，周围是柑橘林。“大萧条”后，公园被卖给了当地的医生，这里的房子就是那些医生建造的。

范伦特建议我们到前廊坐坐，吹吹凉爽的风，欣赏飞来飞去的小鸟。但是，我们坐到前廊后，风停了，周围只有乌鸦在树梢间飞来飞去。几分钟后，我们俩热得衬衫都湿透了，水杯里的水也都喝完了。

范伦特虽然已经80岁了，但精力很充沛。他的发质很好，灰白色，中分发型，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是同一个发型，所以很顺。他说话很慢，说到半截总会停下来思考一下，即使在回答他可能已经回答过一百遍的问题时也是这样。范伦特自言自语的时候，即使是在谈简单的问题，也总会离题转到谈论弗洛伊德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研究上去。他会闭上眼睛，拿手指优雅地揉揉眼睛，看起来太像是在祈祷了。

范伦特是银行家女儿的长子，“大萧条”期间他的家庭仍然很富裕。他悲伤地说，他母亲“接受的是约翰·华生派的育儿方式”，因此他小时候特别渴望被爱。10岁时，他的父亲走进他们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郡的家的后院，用左轮手枪对着头自杀了。范伦特是父亲去世前最后一个看到他的人。

父亲的自杀事件对范伦特之后的人生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母亲带着他去了亚利桑那州，他们甚至都没有留下来参加父亲的葬礼。几年后，范伦特被送到新英格兰的寄宿学校，后来去了哈佛。他在那里学的是文学专业。为了上医学院，他又去了剑桥大学，并且选择了精神病学这个专业。范伦特说：“我当时的模糊想法是帮助别人，我猜我就是因为这个当了医生。”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精神病学，他伸出抖动的双手说：“瞧，我的手一直抖个不停，根本拿不了手术刀。”

作为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范伦特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很感兴趣，这些病人大都没有什么症状。范伦特说：“记住，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他们总是出现幻听。”为了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康复，范伦特开始特别关注病人的长期病历，留意所有能改变病人症状的因素，比如环境、治疗方案，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等。“下面这个观点可能听起来很浅显，但是我对它印象深刻。这个观点就是：你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就要跟踪研究这个人很多很多年，你不能只截取他生命中的一个阶段，然后就说你了解他。做到真正的了解是需要时间的。”

正是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他开始了格兰特研究，他对纵向研究方法很着迷。2009年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乔舒亚·沃夫·申克采访时说：“几十年来，我能够以这样的深度去研究人类的发展情况……就像在用帕洛玛山天文台的望远镜在观察。”范伦特没有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抱很大希望，起码一开始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并不是特别想研究正常人，正常往往意味着无聊。”但是，范伦特在阅读了这些人的档案后，马上就意识到，在这些人的上层生活背后，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他们的身心并不健康，就像自己一样。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很成功，也很幸运——他们是生活在地球上最受优待的国家里最有特权的年轻男性。但是，范伦特发现，后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生活得快乐。范伦特说：“他们的档案让我感觉像是托尔斯泰写的小说或尤金·奥尼尔写的剧本，我一旦拿起来读，就放不下了。”

范伦特的描述是有道理的。格兰特研究一开始想把研究对象杂乱的生活套入整齐划一的模式，他们想找到可以预示健康、财富和幸福的生物性变量。但是，这项研究并没有达到预期，这让范伦特觉得，要继续研究，他必须使用一种新方法。范伦特说：“我们没法把人存到IBM打孔卡上。”他指的是格兰特研究的研究人员最早保存资料的方式。范伦特没有去量化调查对象的生活，也没有去测量他们的头骨、血压和阴囊。相反，他对待调查对象的方式就像是对待结构复杂的小说里面的人物。他想倾听他们的故事，所以他开始带着一长串开放式的问题采访调查对象。范伦特提出的问题涉及研究对象的妻子和情人、孩子和他们喝的鸡尾酒，他还问研究对象平时玩什么，以及绝望时会怎么做。范伦特是个耐心的倾听者，他跟研究对象的谈话成为他最好的研究资料。

这些谈话改变了格兰特研究。早期的格兰特研究沿用的是常规的体能测试，研究对象的身体素质是研究依据。范伦特把体能测试变成了一个疗程。对于大部分问题，这些哈佛男生都坦率回答，并说感谢有这么个机会在科研项目中诉说自己的烦恼。他们的回答证实了范伦特的怀疑，因为这些已步入中年的哈佛男生频繁地承认，即便拥有金钱和成功，他们仍在苦苦寻找人生的意义，苦苦寻找幸福。范伦特在为格兰特研究写的最早的一份长篇报告中，引用了另一个纵向研究的研究结论。这项研究的学者指出：“评估中没有一个人是无忧无虑的，即使是本研究中最幸运的人，也遇到过重重困难，有过烦心事。” ¹²¹

每个人都有难处，每个人都有痛苦——这个真相令人沮丧。但这让范伦特得出了他的第一个结论：心理健康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压力。当一个人受伤时，身体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比如流血时，血液会凝固；有伤口的话，皮肤会结痂。范伦特认为，大脑也有自我保护机制，尤其在处理压力和创伤时。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这些自我保护机制被称为适应机制。有些适应机制表现为精神病——我们会变得偏执或开始产生幻觉；有些适应机制则是不成熟的，表现为神经病，比如疑病症和上瘾。最健康的是那些被范伦特归为“成熟型”的保护机制，比如幽默、升华作用和利他主义。 ¹²² 这类人伤心时不去借酒消愁，而是振作起来去帮助别人，或用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的悲伤。范伦特说：“基本的区别还是很简单的。成熟型保护机制都是有关他人的，这种保护机制会让你去帮助别人。相较之下，非成熟型的保护机制会让你暂时快乐，但它们会完全毁了你的生活和人际交往。”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好像是想说什么我喜欢听的话。他接着说道：“爱实质上就是意识到有人比你自己还重要。短期看，这挺难的；不过长期看，这挺有意思的。”

对于这种心理健康理论，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心理健康只是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适应类型？为什么有的人沉浸在痛苦中，有的人却转而创作艺术？为什么有的人婚姻稳定，有的人却有婚外情？范伦特的研究披露了很多信息，支持了依恋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身体保护机制是由其童年的性焦虑决定的；而范伦特认为，一个人的身体保护机制实际上是由其人际关系决定的。范伦特认为，人际关系，尤其是爱与被爱的经历，密切关系着我们如何对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依恋关系是快速恢复的最终动力。“历时75年，花费两千万美元的格兰特研究，起码对我而言，指向了简单的5个字的结论：‘幸福等于爱。’” ^{[4] 123}

这句话听起来太过浪漫，且不真实。但是，范伦特坚持认为，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钱才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不能被否定的。他开始格兰特研究的时候，并不熟悉鲍尔比和爱因斯沃斯。范伦特说：“我以为鲍尔比研究的是青少年犯罪，我应邀为《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写一篇较短的鲍尔比传时，才知道他研究的东西也正是我在研究的。我想，我们两个人都认为，如果没有爱，一个人什么都干不成。”

正如鲍尔比和爱因斯沃斯认为的那样，从儿时开始，爱就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于当年对哈佛男生的早期采访，范伦特对他们儿童时期是否感受到家庭温暖也进行了评估。他们觉得爸爸妈妈爱自己吗？家庭成员一起用餐的频率是多少？他们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关系亲近吗？儿时家庭是否温暖被证明对研究对象影响巨大，这种影响甚至在几十年后仍然存在。范伦特比较了被珍爱型（儿时安全型依恋程度最高的哈佛男生）和无爱型这两个类型的哈佛男生后发现，无爱型的人患心理疾病的概率比其他人高出两倍，他们“过分焦虑”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4倍；他们面对逆境时，依赖成熟型适应机制的概率比其他人低75%。 ¹²⁴ 在亲子关系不好的哈佛男生中，1/3的人晚年会患痴呆症，这个概率是亲子关系好的哈佛男生的2.5倍。 ¹²⁵ （有意思的是，是否会失忆与是否有个慈爱的妈妈相关性更大，跟“血管疾病风险因素”（比如胆固醇低）反而没太大关系。 一个人童年时家庭是否温暖甚至影响了他未来事业的成败，因为从最有爱的家庭出来的哈佛男生的收入，比从那些关系最淡漠的家庭出来的哈佛男生高50%。 ¹²⁶ 与格兰特研究中的其他变量（包括智商）相比，幼儿时期的依恋关系是影响人成年后事业成就大小的最大因素。 ¹²⁷

但是，爱不仅对一个人的幼年时期影响巨大，依恋需求也不仅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某个阶段的需求。这些哈佛男生50多岁时，范伦特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他们最亲密的关系的情况。（范伦特喜欢把纵向研究比作好酒，酒越陈越好。）他询问了研究对象的婚姻状况以及有什么样的娱乐方式，询问谁是他们处得最久的朋友，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育儿习惯。这些个人传记式的资料可以让范伦特把这些哈佛男生按照中年时期人际关系的质量进行排序。资料显示，依恋关系最为重要。跟依恋关系有同等重要性的其他变量根本不存在。最孤独的哈佛男生，在52岁前患慢性病的概率比其他人大9倍，患上精神疾病的概率比其他人大4倍，依赖非成熟型保护机制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8倍。这些人常常伪装出自立的样子，假装自己不需要其他人。但是，范伦特发现，这些人其实生活在恐惧中。他们大量喝酒和大量使用镇静剂的概率是其他人的3倍。 ¹²⁸

这些数字是针对这群匿名的哈佛男生得出的，了解一下他们每个人的故事还是很有价值的。（正如范伦特指出的那样：“今天我们读《圣经旧约》，并不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数字。”）在范伦特的研究里，相关性分析比比皆是，里面也有令人信服的案例研究。在这些小型人物传记里，格兰特研究的脉络变得清晰。范伦特说：“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研究对象，我在他们家吃过饭，见过他们的孩子，而且40年来问了他们各种问题。你知道吗？他们仍然让我感到好奇。”

以格兰特研究的调查对象之一奥利弗·凯恩的悲惨故事为例。凯恩童年时痛失父母：他1岁时失去爸爸，15岁时又失去了妈妈。凯恩靠自己非同寻常的智力（范伦特称他可能是研究对象中最聪明的）考进了哈佛大学，毕业后管理咨询师的工作让他收入颇丰。（20世纪60年代早期，凯恩的年薪已超过7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0多万美元。）但是财富对他而言意义不大。 ¹²⁹ 凯恩没有买房子，而是住在公寓酒店里，邮寄地址用的是一个男性俱乐部的地址。他经常出差（范伦特跟他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奥黑尔国际机场的休息室里进行的），很少与人建立长期关系。 ¹³⁰ 范伦特说：“我开始发现，凯恩尽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爱也一样能活下去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悲惨的童年经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只是不想被其他人打扰。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很值得研究。”

可惜，这个案例的结局非常不好。凯恩最后意识到，成功如果不和他人分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是他太晚才意识到这一点。50岁时，凯恩驾驶自己的小飞机撞到了山上。官方没有明确地说是自杀。但是，范伦特注意到，凯恩在飞机失事前花了好几天修改自己的遗嘱。凯恩去世前一年写给格兰特研究小组的最后一封信中，字里行间满是绝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外表看起来越来越成功，但我却越来越怀疑自己是否选择了有意义的生活。” ¹³¹

在范伦特的研究中，他把奥利弗·凯恩的悲伤生活跟“天才的遗传研究”中安娜的故事进行了对比。“天才的遗传研究”是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于1921年开始的项目，其目的是跟踪智力对学习的影响。这项研究侧重研究异常值，其研究对象是某项智力测验中排名靠前的1 528名儿童。范伦特本来打算几年后就结束自己的纵向研究，但是特曼的研究对象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后来就一直在跟踪研究这些人。

当特曼的研究对象接近79岁的时候，范伦特请求采访其中的90名女性。他想看看，他研究中发现的哈佛男生的特质是否也体现在女性身上。这时他遇到了安娜这个受试者。安娜“有一头灰白色的短发，弱视，体型较胖，手部患有关节炎”。 ¹³² 安娜出生在科罗拉多州农村的一户穷人家，是公立高中的一名数学老师。她喜欢教学，但不得不辛苦地在工作和有四个孩子的家庭需求之间做好平衡。晚上大多数时间安娜都是这么度过的：送孩子们上床后，她就冲一大壶咖啡，然后批改几何卷子，一直批到眼睛受不了为止。范伦特采访安娜的时候，她正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她的丈夫几年前去世了。范伦特说：“我看着她时不由得想，‘她可真不容易’。”

但是，安娜看上去挺开心的，丈夫去世并没有让她一蹶不振。她一直在跟范伦特说自己和丈夫40年婚姻中那些幸福的瞬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幸福的瞬间变得“越来越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她说，信仰带给她很多慰藉，还说开着自己的亮黄色大众汽车到杂货店购物让她很快乐。她不断把话题转到孩子和孙子们身上，指着他们的照片给范伦特看。她夸奖他们取得的成就，“这真让人感到骄傲，但教义说我们不应该骄傲”。安娜发现自己说多了时会突然停住。不过，刚过一会儿，“她就又开始骄傲地夸奖起孩子们了”。 ¹³³

档案中这些人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当被问到他纵向研究里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时，范伦特回答说，他发现最亲密的关系至关重要。 ¹³⁴ 为了解释为什么这个发现最重要，范伦特谈起了他负责的另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将彩票中奖者的幸福感与坐轮椅的残疾人的幸福感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中奖后变得有钱的人并不比坐轮椅的人感觉更幸福。中奖的人都产生了习惯化，金钱带来的快乐最容易消逝。不过，范伦特发现，格兰特研究中的哈佛男生到快89岁时（约一半的哈佛男生都活到了这个岁数），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只与一个变量相关，这个变量就是依恋能力。范伦特说：“我曾经指出过，年老时我们的生活就只剩下我们所爱的人了。这个观点到现在仍然是对的，我比以前更加认同这一点。”

范伦特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观点。他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4个孩子，他们在1970年离婚；不久后他再婚，又生了一个孩子。20年后，范伦特离开第二任妻子，跟一个同事结了婚。5年后，范伦特又想回到第二任妻子那里。经她同意后，他们就又在一起了。但是，两人在一起后不久又分开了。范伦特后来结了第5次婚，这次是跟精神病学家黛安娜·海厄姆。在过去的采访中，范伦特把自己比作李尔王，说自己是一个运转不正常的家庭里的大家长，也是一个跟孩子的关系并不亲密的父亲。 ¹³⁵ （很长一段时间里，范伦特的几个孩子跟他关系都很疏远。）有人会认为，范伦特个人生活有污点，这削弱了他研究观点的分量。他自己都不能坚守婚姻，还怎么去谈爱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范伦特个人生活上的问题让他更能投入到工作中去。他研究哈佛男生是为了研究他自己曾经是怎么生活的以及以后该怎么生活，了解自己拥有什么和缺乏什么。范伦特告诉我说：“你要好好对待依恋关系。我经常觉得我之所以写《怎样适应生活》（ Adaptation to Life ，这是范伦特关于格兰特研究项目的第一本书），就是为了寻求帮助。我在呐喊：‘能请你依恋我吗？’我猜你肯定会说，我是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研究对象如何依恋所爱之人后，才领悟到依恋重要性的。”

范伦特这么想，太让人难过了。范伦特做的研究实际上是要证实他自己也迫切希望跟他人发展亲密关系。他从那些生活离自己很遥远的人身上，发现爱确实很重要（“爱很重要”这一点只是他的一个研究发现）。范伦特负责这样的研究肯定很痛苦，因为研究结果跟他自己真实的生活竟然有这么大的反差，他研究发现的人生真谛正是自己一直在寻找，但之前一直没有找到的。

起码，他在生命的末端终于找到了人生真谛。结束这次会面两年后，我再次联系了范伦特。他在读了这本书的这一章后，说要对我书中有关他生活和工作的部分加上“关键性的结尾”。后面那几年，范伦特的夫人跟范伦特的每个孩子都“交上了朋友”，她还帮助范伦特跟孩子们建立了联系。曾经将自己比作李尔王的范伦特，现在是一个和睦家庭的大家长。全家人（包括范伦特的孩子们，范伦特第一任妻子、现任妻子，继女在内共15人）到百慕大群岛旅行了5天，来庆祝范伦特80周岁生日。我问范伦特终于修复了家人关系是什么感觉，他说：“我发现用依恋理论的术语来描述我的感觉真是太恰当了，我获得了安全感、宁静感和平和感。”

范伦特指出，他研究的哈佛男生中有些人也像他一样，生活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范伦特关于哈佛男生的最后一篇报告中提到，其中有些人被他们后来的婚姻拯救。这些人像范伦特一样，为了与家庭和朋友建立长期关系付出过努力，也曾经苦苦挣扎于亲密关系和丧亲之痛中。但是后来，他们有了一个一直都陪在自己身边的妻子，她们不想像自己的丈夫一样放弃跟家人或朋友建立联系的努力。这些人在老年时终于找到了安全型依恋带来的幸福。范伦特说：“是她（范伦特的妻子黛安娜）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她很善良，毫无保留地真诚地对待家人。多亏了她，我与家人的关系才变好，我的晚年才这么幸福。”

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和支持。范伦特一直都明白这些相关性是存在的，爱的力量有多大他论述得太多了。但是，光有语言是不够的，研究中的统计数字没能改变他的生活。能改变他生活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另一个人。

我跟范伦特这次聊天的时间不长，因为他似乎急着想结束谈话。我为他现在的幸福由衷地高兴，尽管幸福直到晚年时才来到他身边。但是，爱什么时候都不晚——爱到哪里，哪里就会被改变。格兰特研究中哈佛男生的生活近况说明了这一点。那些从未跟人建立过亲密关系的哈佛男生中，约有13%的人活到了八九十岁。相比较之下，那些拥有高质量依恋关系的哈佛男生，活到这个岁数的人约有40%。 ¹³⁶ 范伦特告诉我说：“爱的能力大小与寿命的长短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我只能告诉你确实存在这样的相关性。”

这样一来，研究算是完满了：在这些哈佛男生的生活里曾经不能被量化的爱，现在成了唯一值得去量化的东西了。

就连约翰·华生也开始意识到爱的力量的确很大。1935年，华生的妻子罗莎莉年纪轻轻就死于肺炎。华生的儿子还记得，当时自己的父亲哭了一整晚，这是他童年时第一次看到父亲哭。 ¹³⁷ 华生不忍心告诉儿子们他们的妈妈去世的原因（孩子们听说妈妈是在做饭时去世的），他站在门口，把手轻轻放在孩子们的肩膀上，安慰他们。为华生撰写传记的凯丽·巴克利说道：“在那个瞬间，华生真正表露了他对孩子们的亲近和爱。” ¹³⁸

罗莎莉死后，华生开始酗酒。据一个朋友讲，华生一天会喝掉一夸脱（约1.136升）的威士忌。广告经理这个工作他又干了十年，他一直都有销售方面的天赋。之后，他搬到了位于康涅狄格州西部山间的大房子里。他平时养养狗，种种苹果树，但很少有访客。他从不谈起自己的亡妻，跟儿子们也从不聊这个。 ¹³⁹

1957年，美国心理学会在年会上颁奖给华生，称赞他促成了“心理学思想的变革”。尽管华生已经几十年都没有再踏进过实验室，但他的理论仍然很有影响力。（在儿童精神病学界以外，很少有人知道鲍尔比。）当时，华生开车去纽约市领奖，但最后一刻他拒绝入场——他担心自己会忍不住在台上哭，担心他这个“行为控制的传道者”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¹⁴⁰

第二年，华生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去世的前几天，华生拼尽全力做了最后一件事——他把自己全部的书稿（毕生所写的手稿、书信和研究笔记）都扔进壁炉烧掉了。秘书问华生在干什么，他的回答很晦涩：“人死了，就全死了。”说完，他转向壁炉，看着自己的书稿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¹⁴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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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婴堂里孩子们的故事也打动了鲍尔比。育婴堂始创于19世纪，是收留和照顾弃儿的机构。这些机构给了婴儿充足的营养，为了让婴儿活下去，可谓费尽周折。1915年对美国东部10家育婴堂的调查显示，约75%的婴儿还没到两岁就死了。这10家育婴堂中最好的那家的婴儿死亡率为31.7%。Robert Karen, Becoming Attach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19.

[2] 鲍尔比在探讨父母跟孩子分开的早期文献中，把孩子的大脑想象成一个动态平衡系统。孩子的大脑一直在两个相反的目标——安于现状和不断学习——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他的这一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二战时军事技术的影响。二战时期的军事技术中，运用早期计算机来控制机器。通过监控外部环境变化，这些由“计算机控制的”装置可以做出自我调整。这一新方法促成了“智能炸弹”的发明——它们通过接收无线电信号改变自己的轨迹，自动调整炮架，击中目标。Phillip Shaver and Mario Mikulincer,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7）, 219.

[3] 目前尚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患病率这么高。一个可能性是，童年时期有问题的依恋类型导致心理疾病发生率增加。比如，哈佛大学医学院罗伯特·瓦尔丁格2006年的研究指出，幼年时有过非安全型依恋经历的中年人更易有躯体化症状（指患者以躯体症状表达心理压力的倾向）。Robert J. Waldinger, MarcS. Schulz, Arthur J. Barsky, and David K. Ahern,“Mapping the road from childhood trauma to adultsomatization: The role of attachment,”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8.1 (2006): 129-35.

[4] 范伦特指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几千年前就得出过类似结论，他说“Omnia vincitamor”，即爱能征服一切。不幸的是，维吉尔“拿不出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George Vaillant, Triumphs of Experience (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 2012),52. plf848VvNYd8DzGnx9590whY5GmkI2e2A7GnEw7QB7g8Sxs/93ok4vkvS8LWCH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