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荣耀属于恺撒

恺撒与莱茵桥

公元前58—前50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前100—前44）带领骁勇的罗马军团通过一系列侵略战争，在欧洲大陆西部征服了各个部族，将这片名为高卢（Gallia）的广阔地区纳入罗马版图，并继续以铁腕镇压治下领土的叛乱。公元前55年，为了驱赶侵入高卢作乱的日尔曼部族，恺撒决定率领罗马军团渡过莱茵河。

日尔曼部落为高卢东邻，二者以莱茵河为界。在恺撒笔下，这些野蛮的部族凶狠而嚣张，一再渡河进入富庶的高卢，侵占土地、劫掠村庄。备受侵害的高卢部落以及河对岸的盟友首领们恳请恺撒：只要让他（恺撒） 的军队渡过一次莱茵河，就足够成为他们现在的救星和将来的希望了。

莱茵河是高卢与日尔曼部落间的天险，以宽阔、深险和急流著称。虽然乘船渡河更加便利，但在恺撒看来，这既不安全，又有失尊严。唯有建造一座跨河大桥，才可对嚣张的蛮族产生足够的震慑。

类似的工程在恺撒的征战中多次出现。敌人须用船只木筏艰难分批横渡的河流，恺撒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建造桥梁挥师而过，全方位地炫耀了罗马军团的强大实力。

恺撒渡河的地点，在今天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境内的新维特（Neuwied）至科布伦茨（Koblenz）附近。桥梁工程选在水流较缓、即河道较宽之处，桥的总长达到400米之巨。长桥在十天内建成。恺撒随即统领他的军队渡过莱茵。日尔曼人躲到了森林里。罗马军队报复袭毁了敌人的聚落，在一番耀武扬威后，原路返回高卢，并拆毁了大桥。

在《高卢战记》（ 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 ）——恺撒亲手撰写的战事报告中，他如工程师般，准确、详细地描述了莱茵桥的构造方式：

他决定按照下列方式建造桥梁：把许多粗各一尺 半的树桩每两根联在一起，中间相距两尺，下端从根部起稍稍削尖，量好正跟河底的深度相当，利用机械的力量把它们送到河中立住后，再用打桩锤把它们打入河底，却不像木桩那样垂直地立着，而是倾斜着俯向河水顺水流的一方。面对着这一对对桥柱，又在下游方向距离它们约四十罗尺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树立另一对桥柱，同样紧紧地联在一起，只是倾斜的方向是逆着水力与激流的。每一对这种桥柱在顶部有二尺间距，插入一根横梁。在它们两端的外档，设两根fibulis撑顶。这样，由于它们的撑顶、同时又反地夹紧，这些结构异常牢固，水流和冲激的力量越大，桥柱相夹就越紧。这些长梁上面又直交地铺上木材，连在一起，再加上长木条和编钉好的木栅。除此之外，桥梁下游的一方水上，还斜着插入了木桩，像一堵护墙似的紧凑地配合着整个工程，以抵抗水流的冲力。在桥梁上游不远处，也设置了同样的工程，这样，如果蛮族把树干或船只投入上游河水，企图让它冲下来撞毁桥梁时，这些防栅便可以减轻冲力，以免损坏桥梁。

在这段文字中，恺撒描述了一种栈架桥（pile bridge或trestle bridge）。每一榀栈架由两对内倾的斜柱与夹在柱间的横梁构成。虽然行文详尽精确，莱茵桥的构造仍然给后世学者留下了困惑：恺撒使用了一个关键术语—— fibulis ^[1] ，指称安置在梁柱节点位置的一种构件。受益于这种构造，河水越急，桥梁结构反倒越稳固。

两千年后，当恺撒莱茵桥再度引起现代研究者的兴趣时，一系列问题得到了科学性考察与解决，包括桥址位置、地理环境、桥的结构形式与施工技术等——这其中，桥梁构造是一个核心问题，而对 fibulis 的释读正是讨论的关键 ^[2] 。最接近的答案，可能是一个相近的拉丁词语 fibula ，其复数形式为 fibulae ，意思是衣袍的别针。恺撒时期罗马的 fibula 常作弓形。在军团中，军袍别针的样式与职务等级相关。

尽管在恺撒的叙述中，建桥之功归于他本人名下（“ nationem pontis hanc instituit ”——“他决定按照下述方式建造桥梁”），但莱茵桥的设计一般被认为出自军事工程师（ praefectus fabrum ）玛穆拉（Mamurra）之手。玛穆拉在公元前58—前54年追随恺撒担任此职 。

今天我们对于玛穆拉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其同时代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这位以爱情哀体诗留名拉丁语文学史的诗人，用尖酸的讽刺诗提供了关于玛穆拉的许多负面信息：发战争财、地产扩张、挥霍奢靡，以及——显然仅仅是谣言——与恺撒的同性恋关系。然而玛穆拉“毫无疑问是其时代最为高超的军事工程师 。”他创造性的作品除了各种攻防设施、桥梁、堡垒，还包括一种天才的新型战船——使恺撒的两次不列颠远征成为可能。

曾有学者认为玛穆拉与那位对任何一个建筑学学生来说都大名鼎鼎的维特鲁威（Vitruvius）可能是同一个人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一个有力的反驳是，维特鲁威虽然因《建筑十书》（ De Architectura ）的流传而成为古代西方最为知名的建筑师与工程师，但他在罗马军中的职位显然低于玛穆拉 。

此外，莱茵桥可以为维特鲁威提供另一个“不在场证明”。在《建筑十书》之第十书中，维特鲁威描述了他随恺撒征战时建造的军事建筑与机械，但未着一笔于桥梁。事实上，桥梁建筑缺席于全部十书，无论军用还是民用。

中世纪以降：恺撒故事中的莱茵桥

在漫长的中世纪，在其出生与征服的土地上，人们关于恺撒的记忆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而远去。恺撒享有极高的声望，几乎化身为传说或神话人物：不但是罗马帝国的第一君王，还被视为道德典范、军事天才、法兰西的奠定者、莱茵河畔许多德国城市的创立者——尽管其中一些城市他事实上从未履足。

存世至今的中世纪手抄本文献中，有多种关于恺撒生平及战争的书籍，其中一些饰有插图。但莱茵桥的图像并未出现。

恺撒莱茵桥在中世纪的缺席，一方面是因为大众的关注重点尚集中在帝王传奇与其戏剧性的生平；另一方面在于当时图书制作的工序，即抄写员与绘图员的分工：书籍装饰画的主要作用在于方便读者阅读定位，通常以规定的格式绘制。在手抄本制作中，文字先行于绘画，抄写员会为插图预留位置，抄写完成后，绘图员才接手工作。有时，抄写员会在页边缘以示意草图或其他形式向绘图员提示插图的内容。但亦有时，装饰画与文字全无关系 ^[3] 。

甚至直到文艺复兴初期，当一些恺撒文献开始配以丰富的插图时，莱茵桥仍未在第一时间得到关注 。当最初的莱茵桥图像现身之时，对应的文字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传记或道德教义口吻。因此这些图像更多在强调建造莱茵桥的故事性，重点表现施工、机械与建造者。桥梁被描绘为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而桥梁的形式与恺撒的描述并不一致，只是依照时下常见桥梁而绘。其造型只能说明绘图员对恺撒原文的具体描述并不熟悉或并不在意。

莱茵桥最早的图像之一包括《高卢战记》最早的德文译本，马蒂亚斯·林曼（Matthias Ringmann）的 Julius der erst römisch Keyser von seinem Kriege （1507）。木版画插图中，莱茵桥（图1-1）被绘成一座带斜撑的栈架桥，桥上有一架正在作业的起重机。桥的形式与书中其他桥梁插图都基本一致。行文中， fibulis 被译作“钉子”（ Nageln ）。

另一个莱茵桥图像的早期实例来自于 Commentaires de la guerre gallique （1519—1520），一部为法国宫廷撰写的皇室用书。编译者为弗朗索瓦·杜·穆兰（Francois du Moulin）——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z I）的老师。这部书是对恺撒事迹的改写，用意在于年轻君王的教育。恺撒的原文被裁剪、整理为问答形式。书籍的装饰画极尽精美。莱茵桥图（图1-2）中，宏伟的桥梁占居画面中央。但其结构仍与恺撒原文全无关系：它完全不是一座栈架桥，相反，主承重结构沿纵向布置；桥柱直立、独立安排。

文艺复兴时期，关于恺撒的文献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根源于人文学者与社会大众对恺撒认识的转变：一方面在于“人”的觉醒，令恺撒走下神坛，作为一个个体被重新认识；另一方面则在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术复兴。此时，恺撒本人终于被确认为两部《战记》（《高卢战记》与《内战记》）的作者 。《战记》被视作写作范本与拉丁语典范，恺撒亦成为史学模范，他的作品在整个欧洲——尤其在意大利——位居习读与翻译书籍榜单之首：借助新生而迅速普及的印刷术，恺撒的作品被广泛地出版、传播并翻译。最早的意大利译本出现于15世纪上半叶，第一本德文版出版于1507年，西班牙译本出版于1529年，英文译本几乎同时面世。

因此，并不奇怪，自文艺复兴时期，恺撒莱茵桥的图像开始现身于书籍插画中：自此，人们对恺撒的兴趣超越了传奇故事，进入了语言学与历史学领域。《战记》的文字被准确地研读，莱茵桥亦得到了随之而来的关注。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恺撒莱茵桥作为建筑学对象

恺撒莱茵桥得到的第一次科学性探讨，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得益于新兴的建筑师职业。映亮莱茵桥的第一盏聚光灯出自于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s，1404—1472）的《论建筑》（ De re aedificatoria ）——文艺复兴时期第一部建筑理论专著。

在基督教圣年1450年，连接梵蒂冈与罗马城的主要桥梁圣天使桥（ Ponte Sant’Angelo ）被汹涌的人潮损坏，阿尔伯蒂受任进行修复。《论建筑》中关于桥梁的章节基本正是以这样一座桥梁项目面对的种种问题为纲 。但在切入如此一座石桥的讨论前，阿尔伯蒂简要地提到了木构桥梁，并举恺撒莱茵桥为例。

与此后的建筑理论著述不同，阿尔伯蒂著述面向的读者，并不是艺术家、建筑师同行以及手工匠人——他的受众是贵族与商贾。他优雅的拉丁语文论，可供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大声朗诵。《论建筑》最初的版本没有插图 。关于莱茵桥的段落，阿尔伯蒂抄录了恺撒《战记》的原文，仅作了少量修辞调整。对关键术语“ fibulis ”，阿尔伯蒂沿用了原文写法。

阿尔伯蒂是第一位将恺撒莱茵桥作为建筑学对象看待的作者。但在这个对象上，他既没有提供《战记》以外的新信息，又没有表达更细致的个人解读。

在建筑学的关注之外，照亮恺撒莱茵桥的另一束强光来自不计其数的《战记》插图版本。

对莱茵桥的第一份解读出自乔瓦尼·乔孔多（Fra Giovanni Giocondo，1433—1515），一位天主教会教士。他是阿杜思出版社（Aldus）1513年版拉丁语《高卢战记》的插图绘者。为了注解《战记》，乔孔多研习了维特鲁威与阿尔伯蒂的著作 。事实上，他不仅研习了维特鲁威，还是第一版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的出版者（1511），比他名下的《战记》出版尚早两年。乔孔多的《建筑十书》是第一个包含术语表与丰富插图的版本，其中包括一幅著名的“维特鲁威人”插图。

我们已经提及，维特鲁威并未在写作中提到任何形式的桥梁——乔孔多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启示；阿尔伯蒂也没有对莱茵桥发表更多见解。在恺撒莱茵桥的复原问题上，乔孔多只能仰仗自己。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个绘出莱茵桥图像的人——如他的传记作者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声称的那样 ，却是第一个对莱茵桥进行严肃探讨的人。为了清晰表现恺撒莱茵桥的构造，他在桥图中标注了一系列字母，并附有对构件的解释（图1-3）。其中“ fibulae ”（D）被描绘为一对斜撑，与横梁、斜柱形成了三角形节点。

作为一名恺撒校订者，不同于这一领域的诸多前辈，乔孔多不仅是一位精通拉丁语与希腊语的学者，更是一位承担实际工程的从业建筑师，建成项目不乏桥梁河坝。根据乔尔乔·瓦萨里的记述，乔孔多承担了维罗纳城“石桥”（ Ponte della Pietra ）的修复：

中央桥墩在过去多次受损，需要加固，乔孔多制定了加固计划与保护方案，使它不再有受损之虞。保护方法如下：他下令在桥墩两侧于水下绑定双层的长木桩，使桥不会再受到河水伤害。

这段叙述中，乔孔多通过护桩保护桥墩以抵抗河水冲击的做法，或许来自恺撒莱茵桥的启示。如此，乔孔多对恺撒著作的研习或直接有助于其建筑实践。另一方面，桥梁建筑的经验、能力为他对恺撒莱茵桥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权威身份。乔孔多对莱茵桥的图解在后续若干世纪中成为一种标准图，在各种版本与译本中反复出现。

乔孔多是老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o Manuzio）的朋友，后者是著名的人文学者、图书出版商、威尼斯阿杜思出版社的创办人。这个家族出版社稍后出版了恺撒莱茵桥的另一个版本。详见下文。

几乎紧随乔孔多之后，诸多意大利语译本《战记》中也出现了莱茵桥图像。它们表达了与乔孔多对“ fibulis ”的全然不同的理解。

1517年意大利版《战记》（ Comentarii di C. Iulio Cesare Tradotti ）中，阿戈斯蒂诺·奥蒂卡（Agostino Ortica della Porta Genovese）将“ fibulis ”简单译作“ fibule ”，并绘作一对木钉（图1-4）。

1518年但丁·博波莱斯基（Dante Popoleschi）的意大利语译本《战记》（ Commentarii di Iulio Cesare ）中，将“ fibulis ”译作“ legature ”（ legatura 的复数形式，意为绑扎或绳索）。在插图中则表现为绳结——“ legature ”的字面含义——与木钉的结合（图1-5）。

博波莱斯基译本被誉为完美的意大利语，与恺撒的“纯粹”拉丁语相匹配。意大利对翻译《战记》的热情，不仅在于对本土语言的关注，更在于对于法、德国土的兴趣。这些区域曾经是恺撒的麾下战果，但自1494年起却对意大利掀起战火。“意大利笼罩在战事失利的低迷中，于是恺撒的《战记》成为一剂关于战争辉煌往昔的怅然慰籍” 。

阿尔伯蒂《论建筑》的首版为拉丁语，出版于他逝后的1485年。《论建筑》的早期拉丁语版本及意大利语译本都不作插图。配图版《论建筑》直到1550年才出现，即科西莫·巴尔托利（Cosimo Bartoli）著名的意大利语译本 L’ architettura di Leon Batista Alberti 。这个版本增加了丰富的木版画建筑图绘，其中包括一幅恺撒莱茵桥图（图1-6）。“ fibulis ”沿用Popoleschi译法，被译作“ legature ”，并绘作绳结。

这幅插图亦出现在了当代著名学者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的英文译本中，同时“ fibulis ”被译作“bracket”。

1571年，小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o Manuzio il Giovane）出版了新版拉丁语《战记》（ Caii lulii Caesaris Commentariorum ），除了文字编校工作外，增绘了大量地图与军事设施：桥梁、堡垒、攻城塔、武器以及恺撒提及的日尔曼森林中的奇怪动物。于是此时恺撒的文字不仅向读者们传授纯粹的拉丁文、美德、军事策略与技术，并且扩展到了欧洲地理与自然历史 。莱茵桥图像则描绘了生动的施工图景：一架起重机正在重击桥柱。沿袭了乔孔多的范例，图像中同样标注了字母，并附以术语释义。但是配图的绘画（图1-7）显示绘图者对于桥梁构造知之甚少。栈架孤单地以错误的走向立在河中，“ fibulis ”（B）简单绘作一对小木杆。为了适应新图像，编校者甚至篡改了恺撒原文中对于“ fibulis ”的解释： “B.两尺长的横木，与间距两尺的桥柱交接，两侧以fibulis加固 ”。 小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的复原图也在16世纪被诸多《战记》版本袭用。

帕拉第奥的恺撒莱茵桥

关于凯旋莱茵桥最著名的图绘，出自阿尔伯蒂之后最重要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与建筑理论家——安德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而帕拉第奥的解读，则表现为文艺复兴时期两种恺撒关注的交汇：建筑理论与战争史。

在阿尔伯蒂建筑理论的影响下，同样出于向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的致敬，帕拉第奥于1570年出版了名著《建筑四书》（ I Quattro Libri dell'Architettura ）。不同于阿尔伯蒂面向精英阶层的书写，帕拉第奥的作品更加平民化——面向工匠以及建筑师同行。《四书》以意大利语写作，并配以帕拉第奥亲笔绘制的大量插图。

《建筑四书》的桥梁章同样优先讨论木构桥梁，并将恺撒莱茵桥作为第一个案例。在这一节中，帕拉第奥颇为自豪地提及，在少年初读《战记》时，他即思考出了对莱茵桥的复原（图1-8）。

帕拉第奥首先抄录了恺撒拉丁语原文中关于莱茵桥的完整描述，并将其译为意大利语。在译文中，他保留了“ fibule ”写法。在图示中，帕拉第奥将 fibulis 绘作一对卡销（图1-8：M），夹在梁柱交点处，并通过槽口与柱梁卡嵌。这对装置使栈架各个构件相互咬合、卡锁，防止结构在河水推力下散架。

帕拉第奥与阿尔伯蒂的理论著作，同样是对维特鲁威的回应，并同样探讨了桥梁主题——一个被维特鲁威忽视的范畴。正如其前辈阿尔伯蒂，帕拉第奥对于桥梁的兴趣很大程度也来自于实践需求。

1567年10月，巴萨诺城中横跨布伦塔河的老桥被洪水冲垮。它是一座栈架结构的木制廊桥。帕拉第奥接受了重建项目。他的第一个提案是按罗马样式建造石桥，但这个方案被否决了。委员会要求忠实原构进行重建。1569年，帕拉第奥提交了最终的方案，在形式上保持原貌，但在构造技术问题上进行了改进 。《建筑四书》木构桥梁的最后一节是对此桥的记述与图绘。

相较于作为建筑师与建筑理论家的成就，帕拉第奥的另一个学术方向在历史中则黯淡了许多。在《建筑四书》出版5年之后，1575年，帕拉第奥出版了他的《高卢战记》意大利语译本。其中的莱茵桥插图与此前《建筑四书》中的相同，但文字中将“ fibulis ”译作了“ legature ”。

除了常见的地图、堡垒、桥梁图像，帕拉第奥《战记》译本极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量关于战事、队列、营寨的鸟瞰蚀刻图像。所有绘图均出自帕拉第奥本人之手。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直观易懂地转译恺撒的文字，将军事与工程技术知识传授给同时代的战士。1494—1559年，史称“意大利战争”的一系列欧洲战事，令意大利的各个城邦、教宗国与西欧的其他国家苦于战火。意大利士兵多为农民出身，缺乏教育，在战争中连连失利。整个意大利半岛因为军事的低迷而备感压抑。帕拉第奥将他的译本献给军队将领雅各布·邦孔帕尼（Jacopo Boncompagno）——即使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古代罗马的军事成就仍然值得当下学习模仿。

对于所有意大利出版、绘图者，实用性的军事价值是恺撒《战记》的重要意义之一。当乔孔多出版他的《战记》时，这个国家已经身陷战争近三十年。而随后的半个世纪，败仗之痛并未好转。恺撒的莱茵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正是于此种背景下，在其时、其地受到更多的关注。

帕拉第奥的图绘为后续数个世纪开启了另一个《高卢战记》插图传统。在不断转引借用中，随着军事教育意义的消失，战事队列插图渐渐淡出。19世纪的一些版本中，仅存有一张保留帕拉第奥式构造、但被改绘过的恺撒莱茵桥图绘留在书中，作为《高卢战记》唯一的插图。

但是，从技术角度看，帕拉第奥的莱茵桥复原却并不适用于战场。在他的方案中，柱梁均斫作方木，木销（ fibulis ）的位置、嵌槽的深度和角度都需要精确地设计与加工，否则桥柱会产生极大的倾角偏差。这种精致的设计确然巧妙，但只适用于一切构件在岸上预加工、在和缓水域中装配的情形——而恺撒的描述明确提到，桥柱的高度是根据河道情况现场确定的。

帕拉第奥的莱茵桥方案，正如他自己的定义，是一位少年人在恺撒启发下的思维挑战。尽管构造特征符合恺撒的文字描述，但在现代建筑史学的评判标准下难以被称为一种技术“复原”，而毋宁说是少年人的解谜游戏。

然而早在帕拉第奥降世之前，另有一个人以非常接近的理解、更高的可操作性解答了同一个谜题。他是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 YQXbNMr3xLkxog15peANfQzdwJdWLlOt2F41BSxsRDLSGeYU+u+dcgFNSu6pHH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