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现中国木拱桥：从虹桥到闽浙木拱桥

发现虹桥

1953年11月，新中国成立的第4年，中国绘画史上最为知名的卷轴画《清明上河图》首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面向公众展出。

唐寰澄（1926—2014），一位刚刚走出校园不过五年的桥梁工程师，借此机会参观了这幅画作。但是此次际遇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天正是星期天，人很挤，画装在玻璃柜里平放着，绢色经久黯淡，光线又不好，因此只是走马观花，一无所获。”

不到一个月后，唐寰澄第二次见到了《清明上河图》。这是《新观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附有长卷的片段。那一天是一个漫长的夜班，一个借助杂志来打发时光的青年人，依靠这幅画作驱走了夜色的沉闷： “这是一幅逼真的写实画，最吸引我的是那座结构巧妙的桥，那桥不像一般山水画中的板桥，也不像民间习见的上下倒虹的石拱桥，而是一座非常别致轻盈的木拱桥。画上可以看到桥的每一部分细节的构造。”

宋张择端版《清明上河图》长卷，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表现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城内城外的市景风情。自右及左，依次展现了郊外的田园风光、汴河上繁忙的漕运、宏伟的城门以及城内繁华的街道。我们所关注的桥梁（图3-1）今天以“汴水虹桥”著称于世，跨立于城门之外的河道上，雄立于长卷正中央。它身为拱形，满载熙熙攘攘的人流，身下为川流不息的船只。桥拱由大量梁木穿插组成，梁木之间互相交叠支持，呈现一种如同编织物的肌理，形成一道独特的飞虹：

几近20米的一座木拱桥，拱本身很薄，没有节点，亦不用铁件，只有大木横直牵连，自成一个稳定的结构。这种桥的式样既有梁桥简单的优点，又有拱桥经济的优点，形式上特别美丽。更为奇特的是整个桥没有榫接的地方。这种桥在中国从未被发现过，即使是世界的桥梁历史上也没有类似的建筑。我们祖先从另一角度解决了木梁造大桥的问题。

这座桥的结构如此特别，唐寰澄曾一度相信，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筑作品。甚至在1980年之后，当他亲自走访考察过闽浙地区的木拱桥，并将这种原理相似的建筑物视作汴水虹桥技术的遗存，他仍然坚持认为，这种结构的桥梁是中国的独创。这个观点，已经通过本书前两章欧洲与日本（美国）的案例不驳自倒了。

关于画上的桥，唐寰澄生出了许多疑问：

关于画家和画的情况是怎样的？

这座桥是实际存在还是想像而已？

桥的故事是怎样的？

桥的结构是怎样的？

在中国还有这样的桥存在吗？

……

半个世纪之后，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木拱桥》（2010）中，唐寰澄认为，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已解决。该书面世四年后，唐先生驾鹤西去。这些已解答的问题，成了完整贯穿他学术人生的追问。在本章中，我们将要详查这些问题和他对它们的解答。

虹桥的历史背景

在传世众多的题为《清明上河图》的画作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石渠宝笈》版本，因精湛的画工、历代题跋（作为历史见证人）、符合北宋时代特征的城市景观细节，是今天公认的“真本”、宋本。

今人对于画作者张择端所知有限，主要源自图后的金人题跋。该跋题于宋亡半世纪后：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 此外，借由宋徽宗在画上的题字，我们知道，在徽宗朝（1101—1125），张择端供职于翰林图画院。

宋以后的王朝更替中，《清明上河图》大部分时间收藏于皇家或私人之手，不为外界所见。但其画名远播，历代出现了不同摹本与仿本。尤其明代后期，各种摹／仿本盛行于坊间。习仿《清明上河图》绘制城市长卷的风气甚至远及日本，如日本江户时代描绘日本东京桥梁街市的长卷《熙代胜览》 。后世仿本的创作者未见过真迹，而借文字传闻及画师本人的城市生活经验进行再创作，表现的城市景观更接近时下风尚，例如明清大量以苏州为蓝本的《清明上河图》画作 。在今天所见各种摹／仿本中，虹桥均被绘作石拱桥。编木式的虹桥仅在宋版成为绝响。

关于宋代汴水之上的虹桥营造，唐寰澄找到一些历史记录。汴水在宋代沟通北方的首都与富庶的江南，成为王朝的交通通衢与经济命脉，河道漕船、商船“舳舻相衔，千里不绝”。

虹桥之称来自于宋人孟元老笔记《东京梦华录》。这部文字版的汴京市景图中，提到了城外诸座桥梁： “东水门外 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 此外，相邻另有两座桥梁以同样的结构建造： “其上下土桥亦如之”。

以汴水史料及《清明上河图》绘画比例，唐寰澄估算虹桥的跨度在18至20米之间，宽度8至9米。

宋代官修史书《宋会要》中，同样记录了汴水上桥梁的建造与改造： “天禧元年（1017）罢修汴河无脚桥。初（约在大中祥符六至九年，1013—1016），内殿承制魏化基言，汴水悍激，多因桥柱坏舟，遂献此桥式。 编木为之 ， 钉贯其中 。诏化基与八作司营造。至是，三司度所废工逾三倍，乃请罢之。”

此桥虽未成，不久后相邻的省份却有两座“无脚飞桥”建成。一座见于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1099），其中提及虹桥在山东青州带有戏剧性的创制： “青州城（今山东益都）四面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1032—1033）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垒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余年桥不坏。”

同书又载，稍后，安徽宿州陈希亮效法青州，在汴水上建成虹桥： “庆历中（1041—1048）陈希亮守宿州（今安徽宿州），以汴桥坏，率常损官舟害人，乃命法青州所作飞桥。至今汾、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皆虹桥。” 此事另见于《宋史》： “希亮知宿州，州跨汴为桥，水与桥争，尝坏舟。希亮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诏赐缣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为飞桥。”

尽管这种无脚飞桥在宋代时有建造，但在宋后即不见史籍。20世纪50年代，虹桥被当作一种业已消失的桥梁形式与技术，经由唐寰澄文章介绍，被中国学术界所知。

闽浙木拱桥的“发现”

1980年10月20日，在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推动和主持下，《中国古桥技术史》编写委员会在杭州召开了第三次编写会议。这是文革之后技术史学术界的一件盛事，亦是我国第一部集桥梁史学术界各方之合力而著成的中国桥梁技术通史。在这部著作的框架中，木拱桥章节的执笔人正是唐寰澄。杭州会议前一年，在1979年冬的第二次编写会议上，大会已经听取了唐寰澄“叠梁拱——虹桥”的理论分析报告。 而杭州会议的新收获为唐寰澄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机。

在杭州的桥梁史会议上，浙江省交通厅的工程师谈及省内一种特殊的“八字撑桥”。细察照片后，唐寰澄等桥梁学者产生诸多疑问，于是驱车435公里奔赴实地。经过对当时隶属于云和县的梅漴桥 （图3-2）结构进行考察，唐寰澄认定这种桥梁为“虹桥桥式”“发现汴水虹桥后27年，方始发现贯木拱虹桥仍有存在”。

这即是今天常见的桥梁史叙事中，闽浙木拱桥的发现 。这种桥梁仅见于闽浙两省交界山区。唐寰澄推想，这种偏远的山地桥梁是汴水虹桥技术经过漫长的保存和演化的结果，“虹桥之花开于中国中部而结果于东南海岸的山区”。

时至今天，闽浙两省之间约有百座历史遗留的木拱桥存世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大量的木构桥梁或为洪水、火灾吞毁，或因拆除改建而消失。可以想见，在现代化进程席卷到这偏僻山野之前，闽浙山区的木拱桥作为大型桥梁常见的结构形式，总量可能成倍于此。

唐寰澄以梅漴桥为例，对闽浙木拱桥的结构构造进行了分析解说（图3-3）。他将梅漴桥的主体结构拆分为两套承重系统，第一系统为三折边拱，第二系统为五折边拱。每套系统由纵向拱骨与节点横木构成，纵横木通过榫卯连接——这一点不同于以铁钉相贯的虹桥。

除了这套主体结构外，闽浙木拱桥还有一套桥面系统，提供平缓的步道。桥面和拱骨之间，另有一些辅助性的撑木（X形交叉的剪刀撑和“小排架”），前者服务于整体稳定性，后者为桥面梁木提供支撑。

唐寰澄之前的闽浙木拱桥观察

但事实上，在1980年之前，闽浙两省的木拱桥已经引起了一些桥梁学家与地方学者的注意。只是因为文革等原因，早期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未能及时传播或引发关注。

1959年，桥梁专家罗英以近七十岁高龄编著了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桥梁史著作《中国桥梁史稿》，并谦逊地称之为“初稿”。5年之后，他溘然病逝。在书中“木桥”一节，罗英引用了唐寰澄对《清明上河图》虹桥的研究，谓之 “现在所谓木拱桥” ，同时又提到了闽浙两省的另一种“木拱桥”，与虹桥有不同： “（虹桥类型的）木拱桥尚未多见，有类似八字撑和木拱桥之间，亦称之为木拱桥。至今尚存在者，如浙江庆元木拱桥一座，在竹口东溪，是五边形和七边形的拱架，层叠并置。于七边形拱架层两端，加斜撑杆，以增稳定性。” 为了阐明这类桥梁不同寻常的结构，罗英为竹口桥绘制了示意图的剖立面图（图3-4）。

同一章中，罗英还提到了闽浙两省多个县市的木拱桥案例，包括“丽水碧湖有一座大木拱桥，其结构与竹口桥相仿”；泰顺三魁桥；屏南有金造桥、忠洋桥、屏南千乘桥，以及“宁德县距城六公里处”的新建木拱桥。各桥附有时代、尺度简介和照片。

1966年，浙江省交通厅组织编写了《浙江桥梁》书稿，在“屋盖式木桥”节中提到了一种“木撑桥”“如泰顺泗溪下桥（今称北涧桥）、云和梅崇梅桥”，并附泰顺营岗店桥（今称薛宅桥）、泰顺溪东桥、云和梅崇桥插图和介绍。对这类特别的桥梁，该书描述道： “均在大山区，有的地方称‘鹊桥’，大概是指其两端犹如鹊之两翼，泰顺称为‘蜈蚣桥’。其结构是用硬木梁加八字撑，最大跨径可至40米以上，均为单孔桥，如泰顺泗溪下桥达31米，云和梅崇梅桥也在30余米。桥面布置与平桥相同，中间亦为通道，两侧设长木座凳，以供行人歇足，但因其地理位置均位于在深山峡谷，附近居民不多，并无商店聚集。这种桥型的特点是桥高跨大，对山溪河流山洪暴发时所夹带的大量漂流物，可以顺利通过不受影响。在木材较多的山区，修建这种桥梁仍有可取之处。”

而在营岗店桥（薛宅桥）介绍之下，又有评语称： “这种桥在泰顺尚有几十座之多 ，当地称为‘蜈蚣桥’。由于它的特点是跨径大，净空高，一孔跨越两岸，适应山区、沟深、流急、洪水高又有大量漂流物的情况。桥上并建有桥屋，经久耐用（该县的叶树洋桥 至今已有430余年）。当地称之为一种大跨径的‘永久性’木桥。根据该县经验，建造这类桥梁所用的木材，比建造同样跨径与高度的石拱桥拱架 所用的木材增加不多，化工亦不很多。其主要缺点是：①怕火；②养护维修工作量大。因此在跨度较大、山沟特深的溪流中间建礅特别困难，在不通汽车而木材又容易解决的情况下仍可以采取这种桥型。”

这部书稿在文革中被当作批判资料进行批判，未能出版，至1989年时，曾一度无处可寻，直到21世纪初，方由浙江省交通厅交通志的同志在故纸堆里寻到此书，方再度面世 。但即使书稿无寻、研究工作因文革而困顿，这种特殊的“八字撑桥”却并没有被浙江省交通厅的研究人员所遗忘。1979年，当茅以升为了编写因文革而搁置的《中国古桥技术史》召开桥梁史会议时，这批特殊的“八字撑桥”被浙江省交通厅的同志提到了桌面上，方引出了唐寰澄后续的研究。 ^[1]

民间游戏“筷子桥”

随着闽浙木拱桥进入当地文化工作者的视野，一种民间游戏“筷子桥”与木拱桥的关联在学术讨论中浮现出来。这种游戏以若干小木棍——通常用筷子作展示——穿插，形成一座小型拱桥样式。各个木棍相互支撑与制约。最简单的形式使用六根木棍搭架。依照同样的构造原理，筷子桥可以不断延伸（图3-5），甚至，在切割必须的槽口后，可成为编木环（图3-6）。

这种游戏在闽浙木拱桥区域非常盛行。在闽东北一些地区（松溪），木拱桥正被称作“筷子桥”（或“饭筷桥”“饭箸桥”） 。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安口村一座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编木结构桥梁，即命名为“饭箸桥”（图7-55）。

不仅地方文化工作者热衷于用筷子桥来讨论他们的桥梁传统，专业学者亦乐于借此向外界进行科普：1954年，在试图理解虹桥的结构原理时，唐寰澄便使用火柴搭架了虹桥结构模型进行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路秉杰在日本访学期间，亦用筷子搭出虹桥模型，向日本学者讲解《清明上河图》。但“筷子桥”作为与民间建造有着丝缕相联的民间游戏，在学术界的“正统”话语中却全无地位。无论唐寰澄还是路秉杰，都不曾在著述中严肃地探讨“筷子桥”游戏与桥梁史的关系。同样对此缄默的还有南京大学赵辰教授（对此后文将有更多讨论）。

笔者通过在田野中以及在课堂上的采集可知，至晚在20世纪上半叶，这种游戏便广泛存在于哈尔滨（东北）、河北（华北）和闽浙地区（东南）；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之前，则可见于大量汉文化地区。限于作者的采集面，受访对象多为年轻人。他们常常告之，这种游戏在少时习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与湖北也有这种游戏的报告——这一区域存有另一种类型的编木结构桥梁。

必须指出，尽管这种游戏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传播甚广，但除闽浙地区外，在其他的传播地，往往并非“常识”，而表现出奇技淫巧的魔术特性。事实上直到今天，筷子桥游戏仍并非国人的普遍常识。在很多省份，即使有个别受访人报告见过这种游戏，同一地区的大部分普通人也很可能对它闻所未闻。一个有趣的案例来自广东茂名，受访人 称，20世纪90年代曾在集市上见到卖烧伤药的江湖术士把玩：木棍搭架的三维编织结构与其他一些把戏一起，被术士用作吹擂自己特殊能力的“招牌”。

作为一种民间游戏，筷子桥完全不见于历史文献。我们无从知道这个游戏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流传幅度。但是无可争议，筷子桥在形态和构造上与汴水虹桥密切相似，同时筷子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统治性的地位，因此这种游戏式的模型当一直是把玩、阐释木拱桥原理的最好道具。可以想像，倘若12世纪初真的曾有一位“牢城废卒”向青州太守夏英公展示过自己造桥的巧思，他很可能也会使用筷子作为道具。

“发现”闽浙木拱桥匠人传承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后，闽浙地区已不再有传统木拱桥的建造。水泥桥统治了中国乡村。桥梁学者的疑问——“是否还有能造这种桥的匠人存世？”在闽浙木拱桥“发现”（1980）后的二十年间，都没有得到回答。

在唐寰澄对闽浙木拱桥进行阐述后，受其启发与鼓舞，闽浙一带的地方文化工作者成为寻访、调研本地桥梁遗产的主力军。其中福建省寿宁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对两省木拱桥的调研开展最早，亦最为全面、持久。福建宁德地区文化工作者的调研成果在2006年以《宁德市虹梁式木构廊桥屋桥考古调查与研究》为题结集出版，亦为后续桥梁与建筑学术界的介入奠定了材料基础。

自21世纪初，来自中国南方高校的学者成为木拱桥研究的学术主力。几乎同时，南京与上海的学者带着学生进入闽浙山区。他们的走访，一般以冠有“廊桥之乡”美誉的浙江省泰顺县为起点，向西入景宁、庆元，向南入福建。他们的考察，不仅在于历史桥梁遗物，也试图寻找造桥匠人。

对造桥匠人的最早关注仍然来自唐寰澄。他早期的著作中即提及梅漴桥上的工匠名字，“福建省福宁府宁德县主墨木匠李正满、张成德、张新祐、张成官” ，以及泰顺薛宅桥的造桥主墨“小东巧匠徐元良” 。

2001年春，时在上海同济大学随路秉杰教授读博的刘杰根据唐寰澄提供的薛宅桥匠人线索，在寿宁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的引导下，寻找到“小东巧匠”的后人郑多金 。同年夏，南京大学教授赵辰在景宁大赤坑桥题字上看到了“寿邑小东木匠”徐姓匠人的名姓，同样经过龚迪发的协助拜访到郑多金门上 。同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组到寿宁拍摄、制作科教纪录片《虹桥寻踪》，请郑多金示范性地建造了一座小桥。这座结构并没有保留下来 ，但造桥的过程与基本方法在影片中得到了记录。

此后，闽浙木拱桥的营造技艺受到地方与学术界的极大重视，更多造桥匠人被地方文化工作者寻访、挖掘出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福建省周宁县礼门乡秀坑村的张氏造桥家族 ，即梅漴桥匠师的后代。张氏家族保存了祖传数十张造桥合约，亦为闽浙木拱桥营造史提供宝贵文献资料，今天保存在寿宁县博物馆中 。截至本书之前，对闽浙木拱桥桥匠家族最为全面的梳理来自于龚迪发的著作《福建木拱桥调查报告》。

2009年，配合木拱桥营造技艺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建省屏南县延请长桥镇匠人黄春财建造了一座小型木拱桥——十锦桥，并制作了纪录片。造桥的过程与基本方法在影片中得到了记录。

随着2009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Need of Urgent Safeguarding），造桥技艺和传统匠人得到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的热切关注。新建的木拱桥梁在闽浙之间如雨后春笋涌现，为本文对木拱桥营造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田野。 WksMjQMeOlNCKbPVPgWDFnNW6+01F+GeM5OEcKgvUYeUOreJg+oqb8Z1PYGY/Z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