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钟扬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调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报到后，去院里的会议室听领导介绍院里的情况。院党支部书记高云宝半开玩笑地对钟扬说：“你从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位置调到我们这里来当个普通教授，有点屈才啦！”

钟老师一笑：“到哪里都一样干革命。”

记者来采访他，他说得更加直白：“人就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才能不负人生。我对植物学感兴趣，在高校搞研究，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只做个普通教授又怎么样呢？”

引进钟扬，是陈家宽的主意。他说，“当时引进钟扬到复旦，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必然性是，因为我到了复旦，学科建设急需几位领军人物，不引进他也引进别人，这是必然的。偶然性是，我跟他最熟，我始终认为他是最佳人选，人品好、学术也好，同时胸怀开阔、有格局，完全有可能成为卓越的学术领导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判断是对的。同时，我跟他也有私交，早在1984年就认识”。

什么是“学科建设急需”？当时复旦的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从环境资源系转换而来，名字变了，方向也在调整。陈家宽和大家确定了三个学科突破口，其中有一个方向是种质资源研究，所有包含物种遗传信息的载体都在内，“大到植株小到花粉，甚至微观到DNA的样本”。人类进入21世纪，最大的争夺发生在资源战，“由煤炭、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演进到以微米、毫米计的种质资源，是科技发展推动人们去重视的必然结果”。

放到这个背景下，钟扬的生物信息学专业就显得格外宝贵。他对这个问题理解得很透，更有深厚的研究力度。后来在2004年，钟扬与人合作，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第一次用基于结构信息的进化分析新方法，研究了SARS病毒致死的进化机制，找到两个作为罪魁祸首的突变基因。同样是被陈家宽引进复旦的生态学家卢宝荣，对钟扬赞誉有加，说他“特长在于计算方法学，是生物信息学方面的领军人物，把国外流行的phylogeny（系统发育学）的计算方法引入到国内物种的分类和系统学研究上。一种方法，越是能同时用于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有效计算，越能证明它有广谱的意义”。

也是在全球种质资源全面紧张的状态下，上海市也启动了生态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支持力度。陈家宽的努力，是整个社会的需求，人才梯队建设就显得尤为急迫。他解释：“我同时引进三位学者，一位是钟扬教授，另两位是卢宝荣教授和李博教授。我们共同承担重建复旦大学生态学科的重任。我们为什么要重建生态学科，我们有我们的眼光。因为上海市的发展中，急需生态学科的科技支撑。”

不仅如此，陈家宽很懂钟扬，知道他心里有个“教师梦”，而复旦是最适合钟扬焕发教师情怀，同时又能彰显科研能力的高等学府。“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明确地告诉他，你在武汉是副局级干部，父母又在武汉工作，你下决心跟我来吗？他毅然地回答，我绝不后悔。我懂得他。他到复旦来实际上希望从科学家转型成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钟扬一直有当教师的梦。第二个原因，是复旦的人文精神、文化底蕴，特别是对人才的信任和包容，强烈地吸引了他。来到复旦，为了契合上海的需要，他从研究植物学毅然转到研究生态学。因为他敏锐地捕捉到，生态学对上海、对国家而言更急需。他担任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主任，而且在科学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其实，钟扬来复旦，早有铺垫。

1999年，复旦的生态学科的前景将明未明，处于转型的节点。陈家宽很有心，他将千里之外的钟扬请来，策划一个生态学方面的973项目的建议书。陈家宽向其他合作者介绍，“小钟是个天才”，大家看到这位35岁的青年科学家，“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言谈风趣，似乎与想象中的青年才俊对不上号”。然而他一开言，思路敏捷，语言风趣，对学术动态如数家珍，富于激情又显得成熟。人们惊讶他的大器早成，他却淡淡地说：“你别看我年轻，但出道江湖比较早。”这样的人才谁不喜欢呢？！复旦正要启动生物信息学学科建设，要在这个全球刚刚起步、尚未体系化的领域先走一步，钟扬在武汉植物所的研究方法和成绩，正是复旦所需要的。钟扬向大家说：“马上要编写一本有关生物信息学的教材，介绍给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听到的人都觉得不大可能，这门学科的基础还很薄弱。谁都没有想到，第二年，来到复旦的钟扬就编出了一本使用至今的《生物信息学》教材。

报到的当天晚上，钟扬和生命科学学院的几个学生走出复旦东门外，在一个叫作“老巷”的小饭馆聚餐。学生们这才发现，新来的钟老师是个段子手，话匣子一打开如江河之水，根本收不住，瞬间把聚会的气氛点得火热。

一个学生问：钟老师，搞科研的人应该具备什么品质呢？

钟扬说：要具备四种动物的素质。哪四种？你们猜。

顿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后还是要请钟老师自己说。在场的博士生任文伟记得，他说了一番让大家永远难忘的话：“搞科研其实是一条很艰辛的道路。首先要对自己研究的东西感兴趣，否则会非常痛苦。但如果想在科研上取得成功，还必须具备四种动物的品质：一是要有狗一样的嗅觉。必须知道哪些是科学前沿的问题，哪些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二是要有兔子一样的敏捷。想到了好的问题，就要马上动手去做。因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可能全球有上百个实验室在研究它。如果慢了的话，就是有再好的想法，也会被淘汰，如同‘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是没有竞争力的。三是要有牛一样的勤奋。很多科学实验需要大量数据并进行反复验证，需要不断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要像老黄牛一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成功则是水到渠成的事。第四点很重要，光有前面三种动物的品质还不够，最后还要有猪一样的心态。因为，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失败一直会伴随科学家。如果没有猪一样超脱的心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话，那科学家大都会郁闷而死。”

居然还有猪？刹那间哄堂大笑，人人领略到新来的钟老师的风趣，更感受到风趣之后的深刻。愉快的氛围中，学子们呼吸到了学术的新鲜空气，获得了无形的动力。2000年，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困难时期，与社会上普遍的经济状况相比，大学教师收入少，科研经费也少，搞生态学这种“冷门”学科的处境更难。钟扬全然没想到这些，还是像一头他所描绘的“新四不像”，高高兴兴到复旦教书来了。这除了一个透明的“教师梦”，还能为什么呢？！

钟扬来到复旦，给本科生上“生物信息学”“科研伦理学”等新课。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的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善讲”“能讲”的天赋，课堂上既讲原理，又讲故事，二者不分。钟杨上课还有一个让学生感觉很新鲜的部分：课堂结束前都有10分钟的“扯淡时间”，听他讲一些关于各国科学家科研生涯的小故事，有些科普的元素。同学们纷纷在学校的BBS上发帖评论，有个学生写道：“钟扬老师讲的科普小故事，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精彩。”更让同学们吃惊的是，在为大三学生讲授“生物信息学”时，期末考试的内容不是死记硬背，也不是复杂的解题，而是为钟扬主编的《简明生物信息学》教材“挑刺”。经历过这门考试的学生，忽然发现自己的观念中增加了一些怀疑精神、批判意识。不久，他主讲的“生物信息学”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名牌课程、复旦大学生科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与同学们的互相信任、互切互磋，源自钟扬的教育理念。他始终把学生放在教育的本位。他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孩子听说有一位智者什么难题都能解答。于是，他要去挑战智者。孩子把一只蝴蝶用手掌轻轻合拢在掌心，然后问智者‘蝴蝶是死是活，’智者说：‘蝴蝶就是你想要的样子。’”钟扬说：“这就是教育的本质。好的教育不是塑造孩子，而是给他们以支撑和帮助，让他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本科生教育是如此，硕士生、博士生教育都是这样。

他的研究生徐翌钦回忆：“钟老师曾经说过，在我的课题组里，学生是上帝。”这个“上帝”的禀赋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能做最适合自己的研究，钟扬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交谈，一起探讨学生的兴趣点。徐翌钦说：“钟老师总是协助我们完成工作，而不是我们帮他做课题。可以说，钟老师成就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实验室总有些学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但是，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就像收集种子一样，他总是用心培养，期待着学生长成参天大树。”这样的教育方式既科学，又渗透着深厚的人文气质，给了学生一个宽松自在的生长环境。钟扬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学生掉队”，学生掉队了，只能说明是老师没有根据学生特点“定制”出差异化的培养方式。多名学生介绍，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学生掉队”，会根据学生特点“定制”专属的成长计划。从这样的视角看学生，就没有“废料”，只有“特长”。他有位博士生不喜欢科研，但社交能力强，尤其对国际事务和相关接待工作兴趣盎然。钟扬每次有这类工作都让这位学生参与，逐步让其锻炼，结果这位学生毕业后去丹麦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干得很好。这样的例子很多。他的博士生贝康安说，钟老师的学生毕业出去干什么的都有，有一次领着他去一家小餐馆，钟老师指着小老板说：“这也是我毕业了的博士生！”

这是不是有些离经叛道？众说纷纭。也许在钟扬看来，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劳动立身就行。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大于学术，人生的道路，各各不同。

生态学、生物学是很耗费体力的学科，往往需要野外考察。一般来说，老师不太愿意接受身体有问题的学生。钟扬不同，他是真正的有教无类，对有困难的学生还特别关注。有一位名叫杨桢的硕士生给钟扬发来电子邮件，恳切地说，听过他的讲座之后，特别想考他的博士生，但很难下决心，因为自己患有“肌无力”症。谁都知道，这是很严重的病，无药可医。钟扬立即回复邮件，表示愿意接受他，告诉他“我愿意招收你不为别的，而是因为你确实适合做科研”。同时又让杨桢做好刻苦学习的准备，“生活方面我可以给予你适当的照顾，但是学术方面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不在乎你的身体的状况是什么，只要你能完成你的学业”。杨桢又惊又喜，无限感动，入学后动力十足，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

特殊的学生，特殊的标准，这也延伸到钟扬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关照上。复旦作为大学中的“国家队”，承担着为各族人民培养专业人才的重任。他在西藏大学招收博士生有一个特别之处：对藏族学生不考查英语，甚至也不看知识面，只看有没有专心从事植物学研究的真正兴趣。这个“政策”好不好？会不会降低学生培养的质量？实践证明相当高效，钟扬多年来培养出了七个少数民族博士，其中有一个哈萨克族，五个藏族。藏族的五个人中，四个都留在了西藏大学，其中的拉琼现在已经成为西藏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钟扬的这种选拔方式实际上是把“德”放在第一位，爱专业、爱土地、爱家乡，这正是一个生态学、植物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钟扬表面上宽松的招生方式，其实要求高得很，寄寓着遥远的志向和价值观。不符合这一“方向”的学生，学业再好，钟扬也不看重。他讲过一件事：“有一位同学曾经联系我，想要读我的研究生，说是对高原植被学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欢迎报考西藏大学，因为西藏大学具有研究高原植被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之后那位同学就没有再联系我了。我还是有一点伤心的，因为那位同学喜欢的是复旦，而不是我和我的研究方向。”钟扬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关爱，富于人文内涵，也融合着历史的要求。他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生物系教授索南措说，“我和他认识十年了，他是个特别亲切的人，我遇到什么困难都敢跟他说”。

知识渊博，和蔼可亲，身材有点胖，同学们背后都叫他“钟胖胖”。但和蔼背后是对学生的殷切期待。选择什么职业各有所爱，但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却是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会的。钟扬喜欢用青藏高原上的植物来描述他对学生的希望：“海拔越高的地方，植物生长越艰难，但是越艰难的地方，植物的生命力越顽强。我希望我的学生就如生长在世界屋脊的植物一样，坚持梦想、无畏艰险。我相信，终有一天，梦想之花会在他们的脚下开放。”这语言是诗性的，落实在实际教学和培养中是刚性的，钟扬从来不放松。复旦2001级生物信息专业博士朱彬还记得，他跟着钟老师为上海科技馆撰写英文展板说明，平时幽默风趣的钟老师换了一个人，“不仅每一字、每一句都要把关，甚至标点符号、全角半角的差错，他也会逐一揪出来”。

这样的大学老师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其中有人格的宽广与美好。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曾经请钟扬去讲课，预定40分钟，可到了时间师生们都不肯离去，他就继续讲，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人们被他所吸引，知识的力量是一方面，人性的魅力更加重要。钟扬也万分重视自身的教师定位，他多次说过一句沉甸甸的话：“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

“最在意”是一份浓浓的责任感，是摈弃一切精神杂质的自我要求。在这个世界上，传道授业教书育人，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还有什么比人更高贵，又比人更复杂的呢？没有“最在意”的心境，哪能承担起“教师”这两个字的历史重量？特别是高校教师，面对的都是快速生长的年轻一代，大学生是什么，国家的未来就是什么。钟扬的“最在意”，本质上也是全民族对教师的根本要求。

2016年，钟扬到上海市教卫直属机关青年工作委员会作报告。有人问：什么是青年人最需要的品质？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毅力、胸怀和创新。其中“创新”格外重要，创新就是“在某一领域有颠覆性的想法，并加以实施”。年轻的时候没有积累这样的品质，后面的日子不可能过好。有人接着问：人不再年轻的时候，又应该如何生活？钟扬说：特别要珍惜35、45、55这几个不同的年龄段，“35岁看到了社会百态，45岁打好事业的牢固基底，55岁开始体悟对人对事的从容不迫”。听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钟扬对学生的期待，是对他们整个生涯的远望，是盼望学生有一个贯穿始终、伸枝吐叶的美丽人生，如同他所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

来自对“创新”的注重，钟扬在教育中始终要求学生发挥原创精神，不要走捷径。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很注重细节和学术规范，反复对学生说：“学术规范是做科研的底线。很多科研工作的创新点都来自很小的环节，比如青霉素的发现。跳过这些环节，虽然省了时间，但也可能和创新失之交臂。”他审改学生论文严谨甚至严苛，研究生们回忆，“钟老师帮我们改一篇论文平均就要花30个小时以上”。这太难了，全靠一份“最在意”的虔诚！

学业指导上的钟扬严肃而细致，转换到生活场景，他完全变了个样。搞植物学经常需要去野外考察，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这时候，钟扬变身为学生们的邻家大叔、厨师、救护员，在任何困难的境况下，他都把学生放到第一位。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随他去的学生都发生高原反应。这时候氧气袋成为最重要的装备，支撑不下去就要及时吸氧。有一次，一个学生缺氧晕倒了，钟扬马上把唯一的氧气袋送给他急用。睡到半夜，钟扬的高原反应也加剧了，他脸色发紫，呼吸急促。正在吸氧的学生急坏了，拔下氧气管递给老师。钟扬怕他的身体支撑不住，一把推开，还补上一句：“别动，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不讲卫生，快点插回去！”他就这样煎熬着，清晨还第一个起来，为学生们做了一顿早餐，然后又带着他们出发了。这不是第一次，所有的学生，都在野外吃过钟老师做的饭。

这真是太辛苦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杨亚军教授2012年出差拉萨，去西藏大学的宿舍看钟扬，不由得吓了一跳：因为高原反应和痛风，钟扬的脚又肿又胀，鞋子都穿不上了。杨亚军实在是担心，要替他上一次课，钟扬笑眯眯地谢绝。正说话间，有个学生从野外回来，背着一大包植物样品。钟扬瞬间来了精神，仔细查验那一份份植物样品，查验无误后才舒了口气，笑着说：“我不能让错误的标本放到西藏的博物馆里。”

对自己的学生尽心竭力，对于别的老师的学生，一旦需要帮助，钟扬也毫不保留地给以支持。彭筱葳2003年考入复旦大学生态学专业，是硕博连读的研究生，读了两年后犹豫要不要直升博士。钟扬听人说起这个情况，有一天把彭筱葳叫到办公室，长谈两个小时。钟扬讲述了自己见过的很多实例，与彭筱葳一道分析各种可能性，归根到底说了这样一番话：“人们往往以为学生只要一路读到博士，甚至以后能在学校当老师，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不这么觉得。人其实应该做自己内心真正喜欢、想要做的事，那才叫好。”彭筱葳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钟扬老师会跨过导师的界限关心自己，谈过以后目光亮堂，心里温馨，后来读了博士，留在复旦任教。

钟扬的好口碑流传得越来越广，获得了普遍的信任和美誉。2008年，有人提议他出任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他毫不犹豫地推拒，说自己只想当一个普通教师。他极其享受与学生真情交往的幸福，这是他永远放不下的心意。学生蔡宁毕业后要去西北民族大学当老师，临行前特意与几个同学一起邀钟扬喝酒。他二话不说，从家里提来了一坛珍藏多年的好酒，一口气喝到深夜。钟老师是好酒量，平日千杯不醉，敢于自称“复旦第一”。他自我介绍，爷爷是滴酒不沾，爸爸只能喝一点儿，10岁小学毕业后，随父亲出去吃宴席，无意中发现自己能替爸爸喝酒，此后就一发不可收。但这一夜别人不醉，他自己却彻底醉倒了。

星光下的钟扬老师，醉的是酒吗？他醉的是香醇的师生之情，是人世间最珍重的共同岁月！

在复旦校园里，钟扬走过，永远是一副学生的风貌。宽大的格子衬衫、旧牛仔裤、质料普通的大背包，半点儿大教授的样子也没有。很少的例外中，有一次是生命科学学院一位老师的婚礼上，钟扬穿上一身正装担任主持，气场分外雅正。学生们惊呼：“终于看到人模人样的钟老师了！”

校园生活中的钟扬就是这样可爱，他将自己融化于莘莘学子的需求中，从不惜力，而对自己的衣食，总是漫不经心。他非常注意不麻烦别人，包括学生、职工。为了工作，他往往在办公室忙到后半夜，出来的时候，实验楼的铁链锁早已锁上。“钟胖胖”每次都是扒开门缝，使劲吸气收紧肚子，一点点挤出去，一米八的大个子，做这件事挺不容易，成功之后，他一定会露出得意的笑容…… nI8BMtL8meKZei7TkptqVEStOgicjODe4eIMWBEjjBtX+uK283FadP+v4Af2D6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