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星光灿烂的名字。

1958年9月，为了适应中国新兴科技领域的紧迫需求，中国科学院创立了这所大学。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担任首任校长。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中国科大搬到了合肥，在新的校园里，树立起一座石碑，上面刻着郭沫若撰写的校训：“勤奋学习，红专并进。”

与钟扬几乎同时来到中国科大校园的，还有5个黄冈中学的学生，年龄都差不多，读少年班的唯有钟扬。

中国科大少年班，当时的名声响彻神州大地，人们都把它当作“神童”的集中地。1978年春天进校的首届少年班有21人，平均年龄14岁，其中来自江西的13岁少年宁铂被称为“中国第一神童”。根据中国科大的统计，到2018年，科大少年班已经办了40年，共招收31期学生，总计1620人，已毕业1327人，其中1035人攻读研究生，占91%。从毕业生的人生选择中，散发出浓浓的“科学报国”气息。

钟扬进入的是科大的第二届少年班。与上一届一样，学制5年，开始两年不分专业，高强度学习数理化各门基础知识，三年级以后再根据各人的志愿，分流到不同的院系。钟扬的物理和化学基础都很好，学业不成问题，每一门成绩都非常好。但他在同学们中间还是有些不同，散发出一股掩不住的文学气息。

在黄冈中学的时候，尽管学业紧张，一年要学完全部高中课程，钟扬还是用了不少时间写散文、诗歌。在师生的印象中，钟扬身上有文科生的气质，文笔滋润，表达力非常强。来到中国科大，校园氛围焕然一变，满校全是科技的能量。这和当时全中国的新潮流有紧密的关系。1978年1月，《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老作家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全国人民都感动于陈景润这个有些“呆气”的数学家的孤独探索，科学家的声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直线上升。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面对6000位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们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且坚决地肯定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首先从科学技术的大进军吹响了号角，全国上下为之振奋。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直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动力十足，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巨大的时代推力。

在“科学技术的春天”的温暖氛围中，中国科大满园春色，学子们意气风发，人人争当未来的一流科学家。在一派学科学的浪潮声中，钟扬也闻鸡起舞，每天都在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之间穿梭不停。但这也不妨碍他继续着自己写作的爱好。他没有大块的时间写抒情的散文，就不断与各地的同学们通信，抒发自己的心得和感想。他把写信当作一种写作方式。他的表哥吕放光回忆，“我俩同一年考上大学，书信往来成了我们联系的纽带，至少每个月会有一封往来书信。我们谈学校、谈学习、谈生活、谈未来、谈理想、谈所有喜欢不喜欢的见闻，大学期间阅读他的来信成了我最开心最快乐的事情，至今我仍保存着他近百封来信。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他成了我解惑救难的好帮手。不仅如此，他还省吃俭用，用生活费给我寄来了大量的学习书籍、生活用品”。

爱写信的习惯，钟扬后来一直保持着。他不喜欢打电话，也不太习惯电子邮件，而是偏好手写，“能写信就不写E mail，能写E mail就不打电话”。这种爱写的习性，正是作家的本能啊！在科大的学术环境中，钟扬甚至有时候担心自己的写作能力悄悄下降。他那时候的书信密友是就读南京工学院（如今的南京理工大学）的高中同学黄梵。有一次钟扬在信中说，“你的写作水平超过我了”。没想到钟扬的这句自我担忧，却让黄梵信心大增。他一向认为钟扬更有作家的潜质，连钟扬都觉得不如自己了，那还不把人生目标定义在文学写作上？他后来果然成为一名知名作家，走上了与工科分道扬镳的道路。

写信属于私人空间，话题终究有限，钟扬在中国科大的“文学生涯”，更多地体现在给校报投稿上。他的作品主要是诗歌，短小而自由，不用耗费大量时间。他经常发表诗作，每发表一篇，能得到两三元稿费。拿到稿费，他就做东和同学们聚餐。那时候饭菜很便宜，两毛钱就可以买一碗肉，同学们可没少沾他的光。本科毕业前夕，钟扬在校刊上连续发表散文，得到10元稿费。这可是一笔“巨款”，照例又是同学们的一顿好吃好喝。同学们都惊叹他的写作才能，但都不知道，其实钟扬小学四年级就是“小作家”了。1974年全国放映电影《闪闪的红星》，小主人公潘冬子勇敢活泼的形象大大激发了钟扬的憧憬。他写了一篇小短文，题目是《学习潘冬子，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文章被推荐到《黄冈报》，立刻发表了。这是钟扬第一篇被印出来的作品，若不是意外考上科大少年班，他说不定下一年报考文科院校，真的走上一条文学之路。

1982年秋季，钟扬的综合基础课程结束，少年班的同学们都要选一个专业。这可是件大事。那还是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毕业时按专业包分配，分配到什么行业、单位，一辈子很难挪动。他和另外5名同学选择到六系去，正式名称是无线电电子学系。

分别的时候到了。这一天，少年班的全体同学在校门外面的“南七照相馆”合了一张影。从那天起，大家都不再是少年班，而是标准的大学生了。

钟扬的记忆中，那天“窗外飘着细雨，全班一色的白衬衫。拍完全班合影后，我们几个转到六系的同学或坐或站、表情严肃地也照了一张”。

钟扬在照片上题了四个字：“到六系去！”心情十分豪迈。那一年，他17岁。

为什么选择无线电电子学？青葱少年，也不会有太多的考虑。生活中考虑太多，有时候反而踟蹰不前。钟扬自己回想起当年的这个决定，也说不出所以然，但他不后悔，相反他却说，“这也使我在今后每逢重要决策时，变得更加果断”。后来他在复旦当教授，经常遇到学生要求转系的问题，总是深有感触：“每每有学生来找我谈转系之类的事，总有家长陪同，或家长来一封长信，弄不清到底哪些是学生的想法，哪些又是家长的意志。”在他看来，这难道不是应该由学生自己决断的事情吗？

不过，他选择无线电电子学，也不是无迹可寻，从他的高中经历中可以找到一点儿前因。黄冈中学的物理老师余楚东回忆，当年钟扬妈妈请余老师为钟扬做考前辅导，余老师给小钟扬补了很多电子知识。讲到三极管放大电路，余老师比喻，“放大电路就像水闸一样，只要闸门稍微提高一点，就会引起很大的水流通过，三极管的放大原理也是这样，通过控制一个回路的小电流的变化，却能引起另一个主回路电流大幅度的变化”。钟扬马上领悟，说：“这就像四两拨千斤。”这话给余老师留下很深的印象，说这孩子有很强的类比性想象，适合学物理，尤其是电子学这种变化多端的学科。

钟扬自己绝没有想到，学了无线电电子学，他后来却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在那里，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知不觉延伸迁徙到上海的复旦大学、雪域高原的西藏大学。时间是无法看透的，年轻人飞翔的翅膀，除了探寻，还是探寻。

进入无线电电子学系，钟扬看到了一片新的知识领域。无线电电子学，顾名思义，横跨“无线电”和“电子学”两大学科。无线电的核心是研究电磁波，电子学的核心是研究真空管，两者结合，构成物理学中的一大专业领域，内涵极为丰厚。进入这门学科，需要敏锐的跨学科领悟力和持之以恒的坚持力，而这两点正是钟扬的特质。从更深的性格与气质来看，钟扬在潜意识中，也许更喜欢这种“跨界”的学科，这给他更宽广的想象和驰骋空间。

他转入六系之后，学习劲头十足，后来他回忆，“我算过，自己在中科大确实花了一万个小时在学习，这与成绩高低无关，你付出的时间必定在将来有所收获”。

什么是收获？科学大奖、丰富的成果当然是硬指标，钟扬后来获得多次科学奖，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生物学家之一，这证明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才能。而更深层的收获，是创新性的思维方法和探索精神。具体落实到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就要看能不能打破传统的藩篱，走出自己的独特路径。钟扬以无线电电子学的专业背景，后来成为中国生物学界的领军人物，这类突破学科界限、耕耘交叉地带的学者，属于少数。这不但需要扎实的计算机和数学背景，还需要强大的转换能力，将无线电电子学的知识应用到分子生物学、进化和生态学。海外著名华裔生态学家、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何芳良与钟扬有过学术交流，1986年和1988年一起合作发表过论文。在他的印象中，钟扬的学术思维具有很高的前沿性，善于用计算机和电子信息学的方法研究生物学和生态学。2002年，他读到钟扬和施苏华在Ecology Letters上发表的一篇红树林研究的论文，十分钦佩。这篇论文以数量分类学的方法分析生物群落的构建机制，观念新颖，基础坚实，具有高度的开拓性。这样的成绩，只能来自钟扬在中国科大不舍昼夜的“一万个小时”。

当然，他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诗歌创作，“文学青年”的风采依旧鲜明。钟扬2017年意外去世之后，当年少年班和他一起转到六系的一位同学写下一首长诗，悼念老同学的离去。其中写道：

二年后

你从少年班

选择了信息处理专业

我们成了同班

后来发现

你并没有在这个专业上花足够的心思

而是更醉心于文学与诗歌

校报上偶尔看到你青春的小诗

钟扬的文学气质，使他在无线电电子学之外，又别开一枝，精神伸展到形象思维的方向，这给了他跨越科学、让科学与文学“攀亲”的联通力。多年以后，他在西藏研究巨柏、沙棘、红景天等植物的长路上，乐此不疲，幸福感里也有来自头脑里不断地涌现的“文学风暴”，路途中构思着一个个小说和剧本。他曾经和朋友谈过，想写一个关于全球变化的“寓言小说”，甚至题目都想好了，叫《蜗牛，快跑！》。他说：“我可没有写‘全球变暖’，什么北极熊热得受不了了，你一猜就猜出来要写啥了。我写的是‘蜗牛历险记’。蜗牛怕什么？怕全球变咸。你看小孩折腾土蜗牛（鼻涕虫）就给它撒把盐。对蜗牛来说，全球变暖一点问题都没有，打仗也跟它没关。它一直过着和平美好的生活。突然全球变咸了，它身体一点点地缩小。当然，我的小说有一个极光明的尾巴，因为蜗牛特聪明，海蜗牛居然进化成了第一个光合作用动物。其实，写科普也得要创新，这跟搞科研一模一样。”他还翻译了一本销量颇高的科普书《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文采斐然。别人问他怎样才能写好、翻译好科普书籍，他特别强调，“科普的载体属于文学范畴，你的文学素养也要高。现在好多科学家写科普文章太直白”。说罢他不免有些得意，谈起自己的大学往事：“我大学的时候写诗，感觉一个月15元的助学金不够了，就写首诗去发表，一首两块钱。写得好一点有10块钱，可以请三个朋友喝酒。我知道做人要直，但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

说起这些，钟扬总是目光炯炯，也有些“庆幸”，自嘲地说，幸好他读本科时没有BBS、博客等等，否则他一定会畅游其中不肯上岸。可他还是很怀念那时的自己，怀念青春的创作激情，怀念自由的写作，感叹“如今所有正规的写字机会都演变成撰写项目申请书、总结和各种报告，完全的八股文”。

学业之外，钟扬也不忘同窗之谊，有时到南京工学院看望黄梵。黄梵的同学以为中科大过来的学生都是实干家，讷于言而敏于行。钟扬一到，把大家都震住了：从来没见过这样口才滔滔的理科生，谁都说不过他。大家不服气，一个大宿舍15个人，一起开火，和钟扬辩论，什么话题都有，结果被他辩得大败。真是块舌战群儒的料啊！黄梵每次见到他，都聊得忘记了时间，两个人无话不谈。钟扬告诉他，在中科大最喜欢一位物理老师，因为他有一次上物理课，讲得思想火花四溅，干脆放下物理不讲，给学生们讲起耳目一新的科学哲学。钟扬还透露，自己以后想当老师，“现在会经常对着镜子练说话”，“要为当老师做准备，调整自己的神态、语气、风格”。

那个年代交通不便，相聚总是很短暂，平时还是要靠书信。黄梵的记忆里，两个人的书信中还有一段“八卦”：“曾经有位女生对钟扬颇有好感，托我牵线。我也在信中传达了，不过钟扬很明白自己的喜好，礼貌谢绝。”

15岁到20岁，禾苗般成长的钟扬，在中国科大的园地里，就这样成长着，有汗水，有诗情，有梦想，有一天天清晰的精神脉络…… qO9ChqtHNmjFj+1loaZfeOMCIi6Aruc8hMYb3f4dD6w9WP5SC30DqGMUQSxqLW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