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2号，黄冈中学的钟美鸣老师喜气洋洋：妻子王彩燕在医院里生了一个男孩儿，28岁的他做父亲了。

走在春天的校园里，每一个老师都向他道喜。一位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问：“孩子叫什么名字？”

钟老师愣住了：还没想过呢！这孩子的预产期原来是6月，妻子昨天正在上课，肚子突然疼起来，赶紧送到医院，手忙脚乱，谁还记得取名字的事情呢！

那位老师脑筋很快，说：“我来给他取个名字吧，叫‘刚阳’。毛主席说，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孩子早上出生，正好是刚刚升起的太阳。”

钟老师一听，感觉太直白，政治味儿太重，微笑着感谢了对方，自己给孩子取了个名字：钟冈扬。“冈”是黄冈的冈，“扬”是扬子江的扬。黄冈地处长江边，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乘着长江的风，在人生的航道上扬帆远行，这名字寄托着他对儿子的深切希望。

后来，钟老师再一琢磨，又去掉了“冈”字，最后确定下来，叫钟扬。

钟扬是早产儿，一出生就放在保暖箱里，身体天然有点儿弱。随着一天天长大，感冒发烧是家常便饭。5岁的时候，患了肾病，父母很着急，带他去武汉，请著名的老中医张梦龙先生诊断。张老先生已经70多岁了，他躺着给钟扬把脉，旁边站着他的助手，记下他说的方子。钟扬连续不断地吃了张老先生100多服药，从来不怕药味儿苦。

养孩子很辛苦。钟老师夫妻俩都是普通教师，钟老师教政治，王老师教化学，工作很忙很忙。王老师的哥哥、嫂嫂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停发了工资，经常要依靠妹妹和妹夫资助。钟扬身体差，需要补充奶粉，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两口子住的地方是学生宿舍，一间房子分成两半儿，一家人就住在半间里。狭窄的空间，繁重的教学任务，需要供养的老老小小，钟老师一家人过得紧紧巴巴。

然而钟老师不怕苦，因为他一直是这样苦过来的。

钟老师是湖南省武冈县人。在民国时期，武冈是个很大的县，明朝的时候曾经设过州。1949年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武冈被切分，钟老师的家乡丰田乡故里坪被划入新宁县，因此钟扬的祖籍也变成了湖南新宁。钟老师父亲家里有4亩地，属于乡间的中农。中农的生活水平仅仅温饱而已，上学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948年，钟老师小学毕业，他很想报考地处武冈的第六师范，这个学校不收学费，还发两套校服、一套被褥。更重要的是，吃饭不要钱，毕业了能去当小学老师。武冈的孩子争先恐后报这个学校，钟老师就觉得这个学校太难，于是决定报考武冈县立中学。县立中学要交饭钱，但学制很有特色：一个学期学习，一个学期回家干活儿，初中要学6年，等于半耕半读。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真是太合适了。于是，钟老师在家一边放牛，一边准备考试。准备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学”“常识”和“公民读本”。1949年8月，他背着3升米、两块银元，翻山越岭120里，到武冈县城应考，那时，他12岁半。

路上要走两天，夜里住客栈，给老板一升米，包吃住。到了县城，也要住客栈，一天1块银元，也包吃住。考试就在武冈县立中学，整整一天，晚上老师阅卷，第二天张榜出成绩。钟老师参加的这次考试，有1600多名考生，全县只录取50名，另有10名预备生，竞争特别激烈。

考完试的第二天，钟老师心情忐忑，和一起考试的同伴看发榜。他不敢从开始看，小心翼翼地从末尾看，一个个名字往上数，没有看到自己，心里直发凉。站在旁边的同伴忽然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看前面！”

钟老师抬眼一看，大吃一惊：自己是第三名！

进入武冈县立中学，对钟老师的人生来说，是件影响很大的事儿。1949年的秋天，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挺进湖南，陈赓指挥的部队挥师武冈，这年10月初，把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在武冈城里有五六千人，战争一触即发。10月9号，解放军朝城里打了三发炮弹，一发炸中国民党县党部，一发炸中县政府，一发打在县里中学附近的空地上。钟老师和几个同学站在学校门口，望着炮弹的硝烟，知道这是解放军对国民党守城部队的严重警告。第二天，大雨滂沱，解放军打进城了，国民党部队望风而逃。共产党、解放军到底是什么样子？钟老师和同学们在校门口张望。一队解放军走过来，领头的问：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学生。”

“注意安全。”解放军快步走过去。

钟老师惊讶地发现，解放军越来越多，暴雨中个个浑身湿透，却没有一个人到商铺里躲雨，都齐刷刷地站在街上。这让他心里一震，随后是深深的感动。这份感动在他心里流淌了几十年，始终难忘。

共产党来了，县里中学的日子有了些改变。初中每个月有两块银元的助学金，高中时助学金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分别是银元5块、3块、2块、1块。回忆起这段日子，钟老师说，“我是靠着助学金读完了中学”。

改变的不仅是中学生活，时代的变迁也给钟老师打开了一条新的求学之路。1955年，地处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学制4年。在这之前，招的都是两年制的专科生。钟老师报考了这所学校，最后被政教系顺利录取。1959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黄冈师范学校，教政治课，从此开始了他的“黄冈人”生涯。1961年，黄冈师范改为黄冈师专，1962年，钟老师转入黄冈中学，不但教政治课，还连续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工作十分繁忙。也就在这一年，他的女同乡王老师从陕西师范学院毕业，来到了黄冈中学，教化学课。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钟老师和王老师两家人在湖南新宁住得很近，两个人早就定下了婚约，王老师来到黄冈中学后，两个人很快结了婚，终身大事就这么简单地完成了。

钟扬的出生，给钟老师夫妇带来了欣喜，也带来了辛苦。两个人的课很多，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还要参加“四清”运动，经常到乡村、基层参加宣传教育活动，不能天天陪伴孩子。钟扬的奶奶从湖南来到黄冈，帮着小两口带孩子，缓解了钟老师和王老师夫妇的压力。紧张的生活有时也会出现意外：有一天烧的煤炉没有燃尽，让钟老师一家人昏昏欲睡，差点儿出大事故。事情过去以后，一家人更加小心，期待日子平平安安，期待小钟扬快点儿长大。

一晃两年过去，1966年5月，钟扬两周岁，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如同黄冈所有单位，黄冈中学也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争斗不已。街道变成了红海洋，标语、大字报、高音喇叭、各种游行……中学完全乱了套，教育体制失去了章法。

钟老师很着急，在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到处盛行“知识无用”的政治环境里，越来越大的儿子的启蒙教育怎么办？既不能违抗社会潮流，又要让孩子学到有用的知识，钟老师想了个办法：让孩子背《毛主席语录》。通过背《毛主席语录》，让孩子增长语文知识，学习怎么样造句，怎么样流畅地讲一个故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景：父子俩捧着一本小红书，父亲念，儿子背，一段又一段，一定要把每一段背得一字不差。哪怕是上街，看到满墙的毛主席语录，钟老师都要领着儿子一句一句地念，直到他背出来。久而久之，钟扬开始认识了不少字，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爸爸走到街上，经常会指着墙上不认识的大标语、语录牌问：

“这句话怎么认？这个字怎么念？”

父子俩就这样把街道变成了课堂，一天天学下去。钟老师感觉儿子的记忆力非常好，几乎能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完整地背出来。钟扬6岁时要去读小学，校长听说他能背《毛主席语录》，根本不相信，就把他叫到办公室，手拿《毛主席语录》，从第一段开始，每一段校长念第一个字，让钟扬背下去。结果，钟扬背得一字不差。这让校长大吃一惊，感叹这孩子脑力不错。

校长的惊讶还在继续。在小学里，钟扬不但记忆力好，而且还经常给同学们讲故事。那个年代，讲的自然都是红色故事：白毛女、黄继光、罗盛教、小英雄雨来……这都是钟老师教给他的。钟老师买了很多连环画，一本一本讲给他听，这是为了训练他的文学素养，让他以后能够写点儿文章。钟老师没有想到，这会使钟扬日积月累获得一种特别的能力：讲故事。钟扬工作以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钟扬讲“段子”的本领远远超出一般人。他会讲各种笑话，脑子里装着无数的奇闻异事，随时都会让大家哈哈大笑。这甚至成了他的一种工作方法，每当要动员大家承担一项有难度的任务时，他总是一开始不讲正题，先聊一些开心的话头，讲着讲着，把大家的情绪带了进去，然后不动声色地把那件为难的正事端出来，让大家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在小学时，校长就看出了他的这个“本事”：小学生们到乡下摘棉花，同学们都喜欢聚在钟扬的身边，一边听他讲故事一边干活儿，气氛特别活跃。小小的钟扬也因此感受到了当一个带头人的喜悦，悄悄增长了“领袖人才”的潜能。

不过喜悦中也有想不到的挫折。上初中时，有一次评选“劳动模范”，钟扬被班主任一票否决，理由是：太爱讲故事。班主任也许更多地“听见”了钟扬，而没有看到他默默的另一面。他是一个非常专心读书的孩子，这得益于妈妈王老师的教育。妈妈教的是化学，特别能理解孩子们面对化学反应的好奇心。钟扬曾回忆：“记得我小学二年级时从书中读到了一点电池的知识，立即就将家里手电筒中的大电池倒出来，用铁钉打出小洞，再往洞内灌各种各样能找到的酸性液体。当我的母亲——一位中学化学老师看到那一堆废电池时，不但没有责怪我，还将我带到化学实验室去观摩实验课。最后，她带我去校办工厂参与汽车蓄电池用浓硫酸的稀释工作，彻底打消了我对剧烈化学品的恐惧，也激发了我学习化学的兴趣。至于以后高考化学成绩名列前茅，反倒成了一项副产品。”

钟扬小学时，妈妈的课很多，顾不上管孩子，经常让钟扬一个人在家里看书。钟扬的身体很弱，有两个月休了学，在家里养病。妈妈对他说，不要老是看书，看书累了就唱唱歌，唱完了再看书。就这样，在一间静静的小屋里，钟扬一个人看书写字，累了就稚声稚气地唱唱歌，这养成了他一个人独处、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的能力。几个月过去，学校的老师担心钟扬课业跟不上，提议他不参加考试，留级一年。钟扬硬是不肯，考试的结果，每一门都名列前茅。

就在这红色年轮的延展中，“文革”突然结束了。

更令人惊异的是，“红色风暴”之后，迎来了知识的春天。没有放弃学习的人，终于显示出强大的生长力。

1977年底，中断了十年的大学入学考试终于重新开始。此时钟美鸣老师已经调到黄冈市教育局工作了好几年，不但分管教育，也负责招生工作。他发现黄冈中学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学校的教育质量严重下降，高考录取率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下降太多。1977年恢复高考，黄冈中学居然只考上4个应届生，这与“文革”前的高考录取率相差实在太远。这4个学生理所当然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多年后钟扬回忆：“1977年春节刚过，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如今赫赫有名的湖北省黄冈中学，于当年2月份在大操场为4名考上大学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震耳欲聋，4名应届毕业生胸佩大红花，精神抖擞地站在高台上，接受学校的表彰。他们还不到我校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1%，却成了全校2000多名学生心目中真正的英雄。”13岁的钟扬那时即将从黄冈中学初中部毕业，他说：“我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前进的榜样，那从未走进过的大学校园对我而言似乎也不再遥远了。”

钟老师的心情不轻松，他要找到恢复黄冈中学昔日风采的办法。经过一番调研，钟老师找到了问题的要害：黄冈中学以前是向黄冈专区（1970年改称黄冈地区）各个县招收学生，而“文革”开始以后，招生范围被限定为黄冈县城关镇以内，这使得大量的优秀学生不能进来，优质的教学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钟老师向上级提议，迅速改变招生办法，恢复黄冈中学向全地区各县招生的老办法，将成绩最好的中学生集中起来，给予优质培养。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978年秋季，来自黄冈地区各个县的高分初中毕业学生，集中到了黄冈中学。学校从其中选拔了23个最优异的学生，组成一个班，配备最好的老师，全力培养。

14岁的钟扬，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这一年刚刚进入黄冈中学高中部。正是在这个班级，钟扬遇上了终生好友黄梵。黄梵回忆道：“钟扬记忆力惊人，从小洞察很多事，在同龄人还很懵懂的时候，他大事小事都能讲出个所以然来。那时他在中学时的作文几乎都是范文，常会被贴在学校门口。可偏偏后来我俩的道路完全颠倒，我学了文科，他进了理科，不过他对写作的热情倒是始终不减。”

钟扬学习很刻苦，无论寒假暑假，他都找一个空无一人的教室，反复做教科书上和参考资料中的各种习题。但他的刻苦又不是只知道下死力气，他很会动脑筋，思路往往别出心裁。

他的聪明劲儿，被老师看在眼里。物理老师余楚东记得，那时的高中还是两年制，1978年，钟扬进入黄冈中学读高一。“他学习很刻苦，吃饭、上厕所、上学、放学路上，手里总是捧着书。他是班上有名的‘学习狂’，特别是在物理方面有天赋。”余老师对他很偏爱，经常下课后给钟扬“开小灶”，讨论一些其他同学还没有涉猎的问题。

和余老师的师徒关系变成长久的情谊，逢年过节，钟扬都要发信息问候余老师。2004年，黄冈中学百年校庆，余楚东老师到上海联系黄冈中学校友会，第一次来到钟扬所在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办公室，“一等就是两小时”。余老师一点儿也不生气，静静地等他。终于看到钟扬上完课回到办公室，前来提问的学生一拨又一拨，“忙得午饭都是从食堂打来直接带到办公桌前吃”。

这些都是后话。高中一年级的钟扬，最大的目标，还是考上心仪的大学。

一年以后的夏天，又到了高考的紧张时刻，黄冈中学的学生和家长们都有些焦虑。情况有些变化：1978年的夏季高考，高中生无论是什么年级，都可以参加高考。这引起了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不满，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样做挤占了应届毕业生的名额。毕业生和家长们的情绪引起了相关主管部门的注意，1979年高考前，湖北省教育局下达指示，只有应届毕业高中生才能参加高考。

钟老师看到这个通知，心里很着急。黄冈中学的学生们都在积极准备高考，如果不允许一年级的学生参加考试，这对他们是严重的挫伤。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钟老师向上级提出：黄冈中学情况特殊，它刚刚改变了招生范围，集中了一批优秀学生，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为了避免损害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利益，可以规定，每个学生只能参加一次高考，高中一年级学生参加了考试，第二年就不能再参加。这样，会使每一个学生都慎重考虑，不会轻易去冒险。同时，也可以让那些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有冒尖的机会，给国家输送急需的人才。

这个建议虽然不能完全平息反对意见，但基本上是合理的，获得了上级的批准。很快，钟扬所在的“尖子班”，23个人中，21个选择参加当年高考。钟扬很高兴，他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这一年他付出太多。

他根本没有想到，父亲回家对他说：

“你今年不能参加考试，等明年。”

这真是当头一棒。钟扬问：“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就是不行。”父亲坚决地说。

“别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钟扬大声说。

父亲的回答铁打不动：“别人都可以，就是你不可以。”

为什么不解释？钟老师多年后说：“我的儿子在读高中一年级，我向上级提议让一年级的学生参加高考，谁都会想，这里面有什么私心呢？之所以让我负责招生，是因为我是一个湖南人，在黄冈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亲友，有利于秉公办事。如果我让我的儿子参加高考，那怎么也说不清楚了，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干？”

钟扬还小，这个道理讲给他听，他不一定能明白，钟老师干脆来一次“专制”，让钟扬死了心。钟扬的气愤久久难消，好多天不理睬父亲，心里万般无奈，只能等待来年。

转机总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1979年高考前，钟老师到武汉参加招生会议，遇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老师。招生的老师说，他们要在湖北继续招收科大少年班的学生。招收少年班不占用各个中学的正常名额，在武汉报名和考试。钟老师一听，心里希望升起，觉得这是儿子的一个机会。

他赶紧回到黄冈，让钟扬认真准备。

“科大少年班”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道特殊风景。1974年5月，正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到中国访问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从全国招一些十三四岁的优秀少年，早早到大学接受教育，培养一批一流的科技人才。在政治运动波涛汹涌的时候，这个建议虽然受到高层的重视，但并未实现。1977年后，随着高考制度的全面恢复，科大少年班顺势而起，1978年3月，中国科大第一期少年班隆重开学，轰动全国。从1979年夏季，少年班的招考与高考同步，每期40人左右。这个传统坚持到现今，到2018年已经招了31期学生，总计1620人。

钟扬随父亲来到武汉，参加这场决定性的招生考试。考试和高考的时间同步，都是1979年7月7、8、9日，考试的房间单设，5个科大老师监督。数理化、语文、政治，还有口试，一关又一关，十分严格。15岁的钟扬考完以后，默默走出考场。

父亲问他：“考得怎么样？”

“没希望。”他简短地说。

父亲看了看他，只能鼓励：“没关系，今年不行，明年参加高考。”

钟扬回到武汉的住处，默默地又拿起书本，一心一意学习起来，全力争取第二年考出好成绩。

父子俩的心情已经恢复平静，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却下来了。整个湖北有60名学生报考中科大少年班，钟扬的初试总分排名第二。

这真是意外之喜，全家人都很激动。激动中钟老师不忘提醒钟扬，一定不要过于张扬，高考是一件“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得意忘形会刺激别人。“省招办主任孙伯伯的儿子今年已是第二次高考，这次又是只差几分，落榜了。”而且，在整个湖北全省录取率不到4%的大局面下，参加高考的湖北省地市招办主任的孩子“无一人考入大学”。

与招生办主任们的失意相反的是，钟扬所在的“尖子班”成绩辉煌。这个班高考成绩第6到第9名上了北京大学，第10至第13名上了清华大学。前5名都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那时候的号召力，绝对是举世无双。

让钟扬心里有些怅惘的是，好朋友黄梵去了南京工学院（后来改名南京理工大学），以后的日子，见面就少了。

通知书上说，9月15号开学，时间虽然不太紧张，准备行装却也有一些难处。首先一个问题是，钟扬没有什么合身的衣服，人渐渐长高了，裤子越来越短，小腿都露了出来，总不能这样一身打扮去念大学吧？可是，买新衣服对于钟扬父母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钟扬的妈妈翻出家里的褥子，褥子的布料是钟扬的奶奶亲手纺出来的，是乡下常见的土黄色。妈妈裁下一块布，给钟扬的旧裤子加了一截，颜色明显有些不一样。

钟扬就是穿着这条裤子，出发了。

1979年9月12日，钟老师带着儿子离开黄冈，乘船渡过长江，在北岸乘长途汽车，到了芜湖，再次北渡长江，又乘车赶到合肥。三天的奔波，丝毫没有让父子俩感到疲惫，他们都知道，一种更为广阔的新生活，正在徐徐展开。

一路上的少年钟扬，喜悦中有些感慨。整个参加高考的过程，让钟扬忽然明白了很多事理，多年后他感慨地写道：“35岁之后，我才明白，父母是我人生最好的老师。” LJsePMNyVrsIFdDKz3ApE2hdcfqru2HzneCAS6vZRhvbaGN4eQMp6cT8INaStS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