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第1章
“父母是我人生最好的老师”

1964年5月2号,黄冈中学的钟美鸣老师喜气洋洋:妻子王彩燕在医院里生了一个男孩儿,28岁的他做父亲了。

走在春天的校园里,每一个老师都向他道喜。一位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问:“孩子叫什么名字?”

钟老师愣住了:还没想过呢!这孩子的预产期原来是6月,妻子昨天正在上课,肚子突然疼起来,赶紧送到医院,手忙脚乱,谁还记得取名字的事情呢!

那位老师脑筋很快,说:“我来给他取个名字吧,叫‘刚阳’。毛主席说,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孩子早上出生,正好是刚刚升起的太阳。”

钟老师一听,感觉太直白,政治味儿太重,微笑着感谢了对方,自己给孩子取了个名字:钟冈扬。“冈”是黄冈的冈,“扬”是扬子江的扬。黄冈地处长江边,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乘着长江的风,在人生的航道上扬帆远行,这名字寄托着他对儿子的深切希望。

后来,钟老师再一琢磨,又去掉了“冈”字,最后确定下来,叫钟扬。

钟扬是早产儿,一出生就放在保暖箱里,身体天然有点儿弱。随着一天天长大,感冒发烧是家常便饭。5岁的时候,患了肾病,父母很着急,带他去武汉,请著名的老中医张梦龙先生诊断。张老先生已经70多岁了,他躺着给钟扬把脉,旁边站着他的助手,记下他说的方子。钟扬连续不断地吃了张老先生100多服药,从来不怕药味儿苦。

养孩子很辛苦。钟老师夫妻俩都是普通教师,钟老师教政治,王老师教化学,工作很忙很忙。王老师的哥哥、嫂嫂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停发了工资,经常要依靠妹妹和妹夫资助。钟扬身体差,需要补充奶粉,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两口子住的地方是学生宿舍,一间房子分成两半儿,一家人就住在半间里。狭窄的空间,繁重的教学任务,需要供养的老老小小,钟老师一家人过得紧紧巴巴。

然而钟老师不怕苦,因为他一直是这样苦过来的。

钟老师是湖南省武冈县人。在民国时期,武冈是个很大的县,明朝的时候曾经设过州。1949年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武冈被切分,钟老师的家乡丰田乡故里坪被划入新宁县,因此钟扬的祖籍也变成了湖南新宁。钟老师父亲家里有4亩地,属于乡间的中农。中农的生活水平仅仅温饱而已,上学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948年,钟老师小学毕业,他很想报考地处武冈的第六师范,这个学校不收学费,还发两套校服、一套被褥。更重要的是,吃饭不要钱,毕业了能去当小学老师。武冈的孩子争先恐后报这个学校,钟老师就觉得这个学校太难,于是决定报考武冈县立中学。县立中学要交饭钱,但学制很有特色:一个学期学习,一个学期回家干活儿,初中要学6年,等于半耕半读。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真是太合适了。于是,钟老师在家一边放牛,一边准备考试。准备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学”“常识”和“公民读本”。1949年8月,他背着3升米、两块银元,翻山越岭120里,到武冈县城应考,那时,他12岁半。

路上要走两天,夜里住客栈,给老板一升米,包吃住。到了县城,也要住客栈,一天1块银元,也包吃住。考试就在武冈县立中学,整整一天,晚上老师阅卷,第二天张榜出成绩。钟老师参加的这次考试,有1600多名考生,全县只录取50名,另有10名预备生,竞争特别激烈。

考完试的第二天,钟老师心情忐忑,和一起考试的同伴看发榜。他不敢从开始看,小心翼翼地从末尾看,一个个名字往上数,没有看到自己,心里直发凉。站在旁边的同伴忽然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看前面!”

钟老师抬眼一看,大吃一惊:自己是第三名!

进入武冈县立中学,对钟老师的人生来说,是件影响很大的事儿。1949年的秋天,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挺进湖南,陈赓指挥的部队挥师武冈,这年10月初,把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在武冈城里有五六千人,战争一触即发。10月9号,解放军朝城里打了三发炮弹,一发炸中国民党县党部,一发炸中县政府,一发打在县里中学附近的空地上。钟老师和几个同学站在学校门口,望着炮弹的硝烟,知道这是解放军对国民党守城部队的严重警告。第二天,大雨滂沱,解放军打进城了,国民党部队望风而逃。共产党、解放军到底是什么样子?钟老师和同学们在校门口张望。一队解放军走过来,领头的问: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学生。”

“注意安全。”解放军快步走过去。

钟老师惊讶地发现,解放军越来越多,暴雨中个个浑身湿透,却没有一个人到商铺里躲雨,都齐刷刷地站在街上。这让他心里一震,随后是深深的感动。这份感动在他心里流淌了几十年,始终难忘。

共产党来了,县里中学的日子有了些改变。初中每个月有两块银元的助学金,高中时助学金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分别是银元5块、3块、2块、1块。回忆起这段日子,钟老师说,“我是靠着助学金读完了中学”。

改变的不仅是中学生活,时代的变迁也给钟老师打开了一条新的求学之路。1955年,地处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学制4年。在这之前,招的都是两年制的专科生。钟老师报考了这所学校,最后被政教系顺利录取。1959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黄冈师范学校,教政治课,从此开始了他的“黄冈人”生涯。1961年,黄冈师范改为黄冈师专,1962年,钟老师转入黄冈中学,不但教政治课,还连续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工作十分繁忙。也就在这一年,他的女同乡王老师从陕西师范学院毕业,来到了黄冈中学,教化学课。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钟老师和王老师两家人在湖南新宁住得很近,两个人早就定下了婚约,王老师来到黄冈中学后,两个人很快结了婚,终身大事就这么简单地完成了。

钟扬的出生,给钟老师夫妇带来了欣喜,也带来了辛苦。两个人的课很多,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还要参加“四清”运动,经常到乡村、基层参加宣传教育活动,不能天天陪伴孩子。钟扬的奶奶从湖南来到黄冈,帮着小两口带孩子,缓解了钟老师和王老师夫妇的压力。紧张的生活有时也会出现意外:有一天烧的煤炉没有燃尽,让钟老师一家人昏昏欲睡,差点儿出大事故。事情过去以后,一家人更加小心,期待日子平平安安,期待小钟扬快点儿长大。

一晃两年过去,1966年5月,钟扬两周岁,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如同黄冈所有单位,黄冈中学也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争斗不已。街道变成了红海洋,标语、大字报、高音喇叭、各种游行……中学完全乱了套,教育体制失去了章法。

钟老师很着急,在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到处盛行“知识无用”的政治环境里,越来越大的儿子的启蒙教育怎么办?既不能违抗社会潮流,又要让孩子学到有用的知识,钟老师想了个办法:让孩子背《毛主席语录》。通过背《毛主席语录》,让孩子增长语文知识,学习怎么样造句,怎么样流畅地讲一个故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景:父子俩捧着一本小红书,父亲念,儿子背,一段又一段,一定要把每一段背得一字不差。哪怕是上街,看到满墙的毛主席语录,钟老师都要领着儿子一句一句地念,直到他背出来。久而久之,钟扬开始认识了不少字,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爸爸走到街上,经常会指着墙上不认识的大标语、语录牌问:

“这句话怎么认?这个字怎么念?”

父子俩就这样把街道变成了课堂,一天天学下去。钟老师感觉儿子的记忆力非常好,几乎能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完整地背出来。钟扬6岁时要去读小学,校长听说他能背《毛主席语录》,根本不相信,就把他叫到办公室,手拿《毛主席语录》,从第一段开始,每一段校长念第一个字,让钟扬背下去。结果,钟扬背得一字不差。这让校长大吃一惊,感叹这孩子脑力不错。

校长的惊讶还在继续。在小学里,钟扬不但记忆力好,而且还经常给同学们讲故事。那个年代,讲的自然都是红色故事:白毛女、黄继光、罗盛教、小英雄雨来……这都是钟老师教给他的。钟老师买了很多连环画,一本一本讲给他听,这是为了训练他的文学素养,让他以后能够写点儿文章。钟老师没有想到,这会使钟扬日积月累获得一种特别的能力:讲故事。钟扬工作以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钟扬讲“段子”的本领远远超出一般人。他会讲各种笑话,脑子里装着无数的奇闻异事,随时都会让大家哈哈大笑。这甚至成了他的一种工作方法,每当要动员大家承担一项有难度的任务时,他总是一开始不讲正题,先聊一些开心的话头,讲着讲着,把大家的情绪带了进去,然后不动声色地把那件为难的正事端出来,让大家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在小学时,校长就看出了他的这个“本事”:小学生们到乡下摘棉花,同学们都喜欢聚在钟扬的身边,一边听他讲故事一边干活儿,气氛特别活跃。小小的钟扬也因此感受到了当一个带头人的喜悦,悄悄增长了“领袖人才”的潜能。

不过喜悦中也有想不到的挫折。上初中时,有一次评选“劳动模范”,钟扬被班主任一票否决,理由是:太爱讲故事。班主任也许更多地“听见”了钟扬,而没有看到他默默的另一面。他是一个非常专心读书的孩子,这得益于妈妈王老师的教育。妈妈教的是化学,特别能理解孩子们面对化学反应的好奇心。钟扬曾回忆:“记得我小学二年级时从书中读到了一点电池的知识,立即就将家里手电筒中的大电池倒出来,用铁钉打出小洞,再往洞内灌各种各样能找到的酸性液体。当我的母亲——一位中学化学老师看到那一堆废电池时,不但没有责怪我,还将我带到化学实验室去观摩实验课。最后,她带我去校办工厂参与汽车蓄电池用浓硫酸的稀释工作,彻底打消了我对剧烈化学品的恐惧,也激发了我学习化学的兴趣。至于以后高考化学成绩名列前茅,反倒成了一项副产品。”

钟扬小学时,妈妈的课很多,顾不上管孩子,经常让钟扬一个人在家里看书。钟扬的身体很弱,有两个月休了学,在家里养病。妈妈对他说,不要老是看书,看书累了就唱唱歌,唱完了再看书。就这样,在一间静静的小屋里,钟扬一个人看书写字,累了就稚声稚气地唱唱歌,这养成了他一个人独处、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的能力。几个月过去,学校的老师担心钟扬课业跟不上,提议他不参加考试,留级一年。钟扬硬是不肯,考试的结果,每一门都名列前茅。

就在这红色年轮的延展中,“文革”突然结束了。

更令人惊异的是,“红色风暴”之后,迎来了知识的春天。没有放弃学习的人,终于显示出强大的生长力。

1977年底,中断了十年的大学入学考试终于重新开始。此时钟美鸣老师已经调到黄冈市教育局工作了好几年,不但分管教育,也负责招生工作。他发现黄冈中学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学校的教育质量严重下降,高考录取率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下降太多。1977年恢复高考,黄冈中学居然只考上4个应届生,这与“文革”前的高考录取率相差实在太远。这4个学生理所当然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多年后钟扬回忆:“1977年春节刚过,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如今赫赫有名的湖北省黄冈中学,于当年2月份在大操场为4名考上大学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震耳欲聋,4名应届毕业生胸佩大红花,精神抖擞地站在高台上,接受学校的表彰。他们还不到我校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1%,却成了全校2000多名学生心目中真正的英雄。”13岁的钟扬那时即将从黄冈中学初中部毕业,他说:“我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前进的榜样,那从未走进过的大学校园对我而言似乎也不再遥远了。”

钟老师的心情不轻松,他要找到恢复黄冈中学昔日风采的办法。经过一番调研,钟老师找到了问题的要害:黄冈中学以前是向黄冈专区(1970年改称黄冈地区)各个县招收学生,而“文革”开始以后,招生范围被限定为黄冈县城关镇以内,这使得大量的优秀学生不能进来,优质的教学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钟老师向上级提议,迅速改变招生办法,恢复黄冈中学向全地区各县招生的老办法,将成绩最好的中学生集中起来,给予优质培养。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978年秋季,来自黄冈地区各个县的高分初中毕业学生,集中到了黄冈中学。学校从其中选拔了23个最优异的学生,组成一个班,配备最好的老师,全力培养。

14岁的钟扬,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这一年刚刚进入黄冈中学高中部。正是在这个班级,钟扬遇上了终生好友黄梵。黄梵回忆道:“钟扬记忆力惊人,从小洞察很多事,在同龄人还很懵懂的时候,他大事小事都能讲出个所以然来。那时他在中学时的作文几乎都是范文,常会被贴在学校门口。可偏偏后来我俩的道路完全颠倒,我学了文科,他进了理科,不过他对写作的热情倒是始终不减。”

钟扬学习很刻苦,无论寒假暑假,他都找一个空无一人的教室,反复做教科书上和参考资料中的各种习题。但他的刻苦又不是只知道下死力气,他很会动脑筋,思路往往别出心裁。

他的聪明劲儿,被老师看在眼里。物理老师余楚东记得,那时的高中还是两年制,1978年,钟扬进入黄冈中学读高一。“他学习很刻苦,吃饭、上厕所、上学、放学路上,手里总是捧着书。他是班上有名的‘学习狂’,特别是在物理方面有天赋。”余老师对他很偏爱,经常下课后给钟扬“开小灶”,讨论一些其他同学还没有涉猎的问题。

和余老师的师徒关系变成长久的情谊,逢年过节,钟扬都要发信息问候余老师。2004年,黄冈中学百年校庆,余楚东老师到上海联系黄冈中学校友会,第一次来到钟扬所在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办公室,“一等就是两小时”。余老师一点儿也不生气,静静地等他。终于看到钟扬上完课回到办公室,前来提问的学生一拨又一拨,“忙得午饭都是从食堂打来直接带到办公桌前吃”。

这些都是后话。高中一年级的钟扬,最大的目标,还是考上心仪的大学。

一年以后的夏天,又到了高考的紧张时刻,黄冈中学的学生和家长们都有些焦虑。情况有些变化:1978年的夏季高考,高中生无论是什么年级,都可以参加高考。这引起了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不满,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样做挤占了应届毕业生的名额。毕业生和家长们的情绪引起了相关主管部门的注意,1979年高考前,湖北省教育局下达指示,只有应届毕业高中生才能参加高考。

钟老师看到这个通知,心里很着急。黄冈中学的学生们都在积极准备高考,如果不允许一年级的学生参加考试,这对他们是严重的挫伤。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钟老师向上级提出:黄冈中学情况特殊,它刚刚改变了招生范围,集中了一批优秀学生,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为了避免损害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利益,可以规定,每个学生只能参加一次高考,高中一年级学生参加了考试,第二年就不能再参加。这样,会使每一个学生都慎重考虑,不会轻易去冒险。同时,也可以让那些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有冒尖的机会,给国家输送急需的人才。

这个建议虽然不能完全平息反对意见,但基本上是合理的,获得了上级的批准。很快,钟扬所在的“尖子班”,23个人中,21个选择参加当年高考。钟扬很高兴,他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这一年他付出太多。

他根本没有想到,父亲回家对他说:

“你今年不能参加考试,等明年。”

这真是当头一棒。钟扬问:“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就是不行。”父亲坚决地说。

“别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钟扬大声说。

父亲的回答铁打不动:“别人都可以,就是你不可以。”

为什么不解释?钟老师多年后说:“我的儿子在读高中一年级,我向上级提议让一年级的学生参加高考,谁都会想,这里面有什么私心呢?之所以让我负责招生,是因为我是一个湖南人,在黄冈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亲友,有利于秉公办事。如果我让我的儿子参加高考,那怎么也说不清楚了,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干?”

钟扬还小,这个道理讲给他听,他不一定能明白,钟老师干脆来一次“专制”,让钟扬死了心。钟扬的气愤久久难消,好多天不理睬父亲,心里万般无奈,只能等待来年。

转机总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1979年高考前,钟老师到武汉参加招生会议,遇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老师。招生的老师说,他们要在湖北继续招收科大少年班的学生。招收少年班不占用各个中学的正常名额,在武汉报名和考试。钟老师一听,心里希望升起,觉得这是儿子的一个机会。

他赶紧回到黄冈,让钟扬认真准备。

“科大少年班”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道特殊风景。1974年5月,正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到中国访问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从全国招一些十三四岁的优秀少年,早早到大学接受教育,培养一批一流的科技人才。在政治运动波涛汹涌的时候,这个建议虽然受到高层的重视,但并未实现。1977年后,随着高考制度的全面恢复,科大少年班顺势而起,1978年3月,中国科大第一期少年班隆重开学,轰动全国。从1979年夏季,少年班的招考与高考同步,每期40人左右。这个传统坚持到现今,到2018年已经招了31期学生,总计1620人。

钟扬随父亲来到武汉,参加这场决定性的招生考试。考试和高考的时间同步,都是1979年7月7、8、9日,考试的房间单设,5个科大老师监督。数理化、语文、政治,还有口试,一关又一关,十分严格。15岁的钟扬考完以后,默默走出考场。

父亲问他:“考得怎么样?”

“没希望。”他简短地说。

父亲看了看他,只能鼓励:“没关系,今年不行,明年参加高考。”

钟扬回到武汉的住处,默默地又拿起书本,一心一意学习起来,全力争取第二年考出好成绩。

父子俩的心情已经恢复平静,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却下来了。整个湖北有60名学生报考中科大少年班,钟扬的初试总分排名第二。

这真是意外之喜,全家人都很激动。激动中钟老师不忘提醒钟扬,一定不要过于张扬,高考是一件“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得意忘形会刺激别人。“省招办主任孙伯伯的儿子今年已是第二次高考,这次又是只差几分,落榜了。”而且,在整个湖北全省录取率不到4%的大局面下,参加高考的湖北省地市招办主任的孩子“无一人考入大学”。

与招生办主任们的失意相反的是,钟扬所在的“尖子班”成绩辉煌。这个班高考成绩第6到第9名上了北京大学,第10至第13名上了清华大学。前5名都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那时候的号召力,绝对是举世无双。

让钟扬心里有些怅惘的是,好朋友黄梵去了南京工学院(后来改名南京理工大学),以后的日子,见面就少了。

通知书上说,9月15号开学,时间虽然不太紧张,准备行装却也有一些难处。首先一个问题是,钟扬没有什么合身的衣服,人渐渐长高了,裤子越来越短,小腿都露了出来,总不能这样一身打扮去念大学吧?可是,买新衣服对于钟扬父母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钟扬的妈妈翻出家里的褥子,褥子的布料是钟扬的奶奶亲手纺出来的,是乡下常见的土黄色。妈妈裁下一块布,给钟扬的旧裤子加了一截,颜色明显有些不一样。

钟扬就是穿着这条裤子,出发了。

1979年9月12日,钟老师带着儿子离开黄冈,乘船渡过长江,在北岸乘长途汽车,到了芜湖,再次北渡长江,又乘车赶到合肥。三天的奔波,丝毫没有让父子俩感到疲惫,他们都知道,一种更为广阔的新生活,正在徐徐展开。

一路上的少年钟扬,喜悦中有些感慨。整个参加高考的过程,让钟扬忽然明白了很多事理,多年后他感慨地写道:“35岁之后,我才明白,父母是我人生最好的老师。” xSiRgC7/0BDiv96Ldd260pISkkl8MwAKP3hjNTYR+5pO6/E+bymTyhfW85QwSAXs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