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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气学派，为温病学中的重要学派之一。伏气学派主邪气伏藏体内。其理论是在继承《内经》伏气学说的基础之上发展形成的。
《素问·生气通天论》谓“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开创了伏寒化温理论之先河。《伤寒论》以邪伏的有无作为区分伤寒、温病的标准：冬季感寒，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寒邪伏藏肌肤，至春发为温病。遂成为后世论述温病“伏邪”的依据。虽然此时在病因方面，还没有完全摆脱“寒”的束缚，但已肯定为邪气内伏。隋代巢元方不满足于六淫之说，提出“乖戾之气”是温病的病因说；元末明初王安道主“感天气恶毒异气”的病因观点，肯定了温病的临床特点，提出了清泄里热的伏气温病治疗原则。巢王二氏在王叔和的伏寒化温论基础之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俩对明末吴又可影响甚大。吴氏通过亲身观察和临床实践体验，创造性地提出瘟疫之病，感“疠气”“邪从口鼻而入”之说（疠气属杂气之一）。他赋予了伏邪新的含义，疠气才是真正的伏邪。吴氏强调：“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专务六气，不言杂气，岂能包括天下之病欤！”他对伏气病因学说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对后世医家的影响亦是巨大的。如清代杨濬（《寒温条辨》）等就非常推崇吴氏之说。杨濬创用升降散等15首方剂，治疗杂气为病，根据伏邪的深浅，灵活运用，疗效可靠。吴氏学说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都应占有一席地位。清代不少医家，如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柳宝诒（《温热逢源》）、叶子雨（《伏气解》）、刘吉人（《伏邪新书》）、雷少逸（《时病论》）、蒋宝素（《医略十三篇》）、章虚谷（《医门棒喝》）等，对伏气温病病因学说均有所发展。伏气温病病因学说，源于《内经》，倡导于王叔和，开拓于吴又可，其间经过历代医家不断补充和发挥，形成于明清时期。其理论尽管不够完善，然能指导温病临床实践。因伏邪内发，里热较盛者，当清泄里热为主，如春温之阳明气分热盛证，急投白虎汤，以清热保津。
若感邪不重，正气又未及时祛邪外出，邪气伏藏而未觉察，正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所说：“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所谓正邪，即四时正常的风气，亦能乘人之虚，侵袭人体，故名正邪。）所以，吴又可说：“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若正气虚衰，正不胜邪，伏藏之邪气，可乘机暴涨而发病。正气，系人体功能的总称。针对邪气来说，则指人体的抗病能力。温病病邪性属阳热，伤人之阴精。《素问·金匮真言论》谓“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即为后世医家提供了认识伏邪的条件。伏气学派，亦很重视内因在发病学中的重要作用。“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不藏精，可因房劳所致，亦可因气候反常等原因，阳不潜藏，汗伤而成。汗为津液所化生，津液又为精所化。汗出过多，皆谓不藏精。精藏于肾，不藏精者，肾精虚。肾精虚者，肾阴亦不足。阴不足者，则生内热。阴虚内热之体，易感阳热之邪，病温之后，更耗精伤阴。如伏气温病，精血虚甚，无阴以胜阳热，预后是不好的，正如《素问·玉版论要》所说：“病温虚甚死。”秦伯未说：“《广温热论》指出，温病有‘四损’和‘四不足’，四损的大劳、大欲、大病、久病，四不足是气、血、阴、阳四者有亏。认为四损由于人事，四不足由于天禀；四损是指暂时的，四不足是指平素的。如果在四损和四不足的情况下感受温邪，往往因正虚而邪入愈深，邪深入而传化难出……我意味着这些说法都与伏气的含义有关。”（《谦斋医学讲稿》）因热灼真阴，阴虚火炽者，当养阴清热为主，如春温之热伤肾阴，心火亢盛证，选用黄连阿胶汤，以育阴清热。因伏邪热毒久羁，阴精亏损者，当滋阴养液为主，如春温之肾阴亏损证，投以加减复脉汤，以滋养阴液。
伏气学派不仅从外因、内因两方面继承了《内经》伏气学说，而且在实践中还发展了这种学说，并有效地指导着温病临床治疗。温病初起不见表卫证，而先见气分热证，甚至营血热证者，便按伏气温病治疗，如春温、伏暑等便是。西医学中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等，就可参考伏气温病辨证论治。
（郑邦本撰文，原载《中医精华浅说》续一，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