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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先辈皆由儒入医，推崇医文同宗能医能文。邦本先生治医之法首选学文。先文而后医，犹如起九层之塔，塔基愈厚，塔身愈高。医文互通的基础是断文识字，然后才有以文滋医，文医相济，立德、立功、立言诸事。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医经研读、类编、校正、考据、荟萃、发微、问难、解惑和钩玄等构成了医学著作的主体，如不得法，虽皓首穷经也难入其门，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终老也不过一庸医也。
阅读古代医籍，难在古今文字的隔阂。综览医典要籍，医籍注释既有医理方面的阐发，又有文理方面的诠释，知医者须先知文。读古典医著，首在释义，古人称之为“训诂”。清代学者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古书注释内容主要有解释词义，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揭示主旨和剖析句段关系，释音与校勘，这六个方面都是读懂读通古医籍的基本功。具备扎实的文化底蕴和文字修辞之学，又有高超精湛的诊疗水平，正是我国古代名医辈出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原因。
邦本先生学医起步于1957年，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系统学习古代汉语知识，刻苦钻研中医经典著作。他以王力《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为基础教材，深入阅读《说文解字（许慎）》《古汉语纲要（周秉钧）》《训诂方法论（陆宗达）》《校勘学史略（赵仲邑）》《古汉语虚词（杨伯峻）》和《现代汉语（丁树声）》等几十种语言学书籍，积累了深厚的小学研究功力。
邦本先生在研究古典医著过程中与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结为同道知己，长期书信往来。二人初识于1983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医籍校勘学术会议，这是一次顶级中医学术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专业学术性极强。知名中医大家吕炳奎、耿鉴庭、裘沛然、何任、张灿玾、凌耀星和李今庸等均有出席。邦本先生与钱超尘教授同居一室，与会期间朝夕相处，结下了惺惜之谊。钱教授是古汉语专家，是研究中医古典医籍的权威学者。邦本先生视钱教授亦师亦友，钱教授也把邦本先生引为虔诚忠实的中医传承者和从医重文的同道者，弘扬中医药国粹的共同愿望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1985年6月，邦本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组织的《痹病论治学》编审会议期间，专程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看望挚友钱超尘教授，朋友相见谈笑甚欢，两人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学习古汉语和中医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和成就。临别时，钱教授特将珍藏的手抄本胡澍《素问校义》赠予邦本先生。这份《素问校义》手稿邦本先生一直妥善保管，时时阅读。1989年12月邦本先生赴京参加《中华临床药膳食疗学》编审会议时，再次赴北京中医药大学看望老友，钱教授又赠送《训诂学的研究与应用》（王间渔主编，陆宗达审定），该书收录了钱教授的论文《论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训诂方法》，并在首页上书“邦本仁兄雅正，弟超尘，89，12，北京”，再次见证了二人相投于志的知己之情。
邦本先生还广泛涉猎了《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中国史纲要》《文学的基本原理》和《文心雕龙》等著作，并自学《许国璋英语》，积淀了非常深厚的文史哲功底。功夫在诗外，处处皆学问。这些医学典籍之外的大量阅读丰富了他的思想视野，为他遨游医海奠定了自由徜徉的坚实基础。
读经典、拜名师、勤临床是邦本先生认定的中医成才必由之路。读经典是成才的基础，拜名师是成才的条件，勤临床是成才的途径，三者中读经典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历代大家都首推经典和经方，“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古人犹且如此，今人读古书更是难上加难，不在经典医著上下大功夫是成不了大医名医的。
诸经之中，他对《内经》的研读用力最多最勤，参考得最多的典籍是明代张景岳《类经》、清代于鬯学术笔记丛刊《香草续校书》和现代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释》等。著有10篇研究《内经》学术的论文，4次撰文指导学生研读《内经》的文理、校勘、注释。在《〈内经选读〉学习中的文理问题》一文中，邦本先生以“能”字为例，就如何正确训诂做了范式，咬文嚼字，抽丝剥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能，音tái，通台（古星名）。《史记·天官书》：“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而台、胎系通假字。《中华大字典》：“台，同胞。”《辞海》说胎，指“事物的基始”，所以胎可以训为始。“胎始”为同义复词，“万物之能始”即“万物的开始”。张景岳：“能始者，能变化生成之元始也。”他认为过去有的教材上注释：“能始”为“能力的原始”显然是不对的。同篇“能冬不能夏”中的能，音nài，通耐；“病之形能也”中的能，音tài，通态；“能知七损八益”中的能，音néng，能够，副词。
中医学是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形成的健康术，与中华文化同宗同源血脉相连，五行学说、取象比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哲学传统和思维方式皆属于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元文化元认知。邦本先生注重中医学与哲学、文学、道学的紧密联系，强调医者要广博专精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学会运用同一时代的经史诗词与医经文理相通相近的特点，理解古文原意，增加学习兴趣。他讲授《素问·脉要精微论》中的“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赤、朱、赭三色的区别，就引述了《论语》“红紫不可为亵服”为证，说明红紫不是正色。古人把青赤黄白黑当成正色，红指粉红色，唐以后红才作大红讲。又引白居易《忆江南》词佐证，“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词中的“红”就是大红了。所以《内经》的作者不把红当正色，而以赤为正色。
邦本先生八秩之年仍记忆超凡，经典诗文信手拈来，朗朗背诵如流。诊治之时口授处方不假思索，反应迅达，毫无顿涩之感，弟子笔录往往跟不上他的速度，这都与他青年时代重视诵读记忆训练有关。邦本先生告诫学生《内经》文近散体，押韵的四言句亦多，最宜吟诵，吟诵是加强记忆和增强语言感知能力的有效方法。要正确吟诵，必须脑耳目口并用，掌握词序，重视停顿，停顿单位就是意义单位，读出词与词之间的节奏、关系，既能明了医理，又能体会享受汉语音韵之美，令记忆更加准确深刻。
邦本先生还从文字学和音韵学上对《内经》词义词源进行了研究，重点指出同源字在医经阅读中的理解。公开发表论文《内经同源字举隅》，篇幅不大，以阴-隐、食-蚀、中-脏、邪-斜四对例字成文，从古音古义出发，考证字间的同源关系，走出了《内经》研究的新路子。他有多篇研究《内经》的论文目录，均被王洪图先生主编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所收录，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学术界完成了对两千多年来《内经》研究工作的第一次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