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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书中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
“经”字，《说文解字》曰：“经，织也。”意为织布机上的纵线。《玉篇》曰：“经纬以成缯帛也。”《大戴礼记·易本命》曰：“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释慧琳《一切经音义》曰：“凡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喻如织也。”由此可知经与纬相对，其本义是穿梭织布时的纵线，而后引申为南北方向的道路。王先谦《荀子集解·成相》中记载：“经，道也。”《礼记·祭统》曰：“礼有五经。孔颖达疏：经者，常也。”《易·上经》陆德明释文：“经者，法也。”《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经，常法也。”可见在古代，“经”字引申义为常道、准则、常法等。
“方”字，《说文解字·方部》中曰：“方，併船也。”为两船相并之义，为象形字。《尚书·益稷》孔安国传：“方，四方也。”《淮南子·本经》高诱注：“方，地也。”《诗经·商颂·殷武》朱熹集注：“方，正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曰：“中矩者谓之方。”可知方字的本义为两船相并，后引申出方形、方正之义。郭庆藩《庄子集释·大宗师》引《文选注》曰：“方，常也。”《论语·壅也》何晏集解：“方，道也。”《孟子·万章上》朱熹集注：“方亦道也。”可见方字由方正、方形又引申出规矩、常道、常法。
结合以上考释可知经、方二字皆有常、道、法之义，因此推断《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经方”一词之本义应为常道、常法，然而具体到中医学领域则为合常道、有效验之方。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将当时著录在册的医籍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书中记载：“上经方十一家。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以看出，经方是根据疾病之病位、病机，以药物的寒温之性、酸苦甘辛咸之味组成的交济水火阴阳的处方，使病机之闭结得以通解，以达到人体阴平阳秘的平和状态。据此，后世医家多认为此处经方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方书或效验方。
《魏书·卷八·世宗宣武帝纪》载：“虽龄数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赖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此处“经方”应指当时的方书。《北齐书·卷四十九·方伎》记载：“马嗣明，河内人。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为人诊候一年前知其生死。”可见此处“经方”是《甲乙》《素问》《明堂》《本草》等书的统称。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中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可见“经方”一词在唐代以前指的是方书或效验方。
宋代高保衡、林亿在《千金翼方·校正千金翼方表》中云：“医方之学，其来远矣，上古神农播谷尝药……中古有长桑、扁鹊，汉有阳庆、仓公、张机、华佗，晋宋如王叔和、葛稚川、皇甫谧、范汪、胡洽、深师、陶景之流，凡数十家，皆祖师农、黄，著为经方。”可见宋代仍有“经方”为方书一说。北宋时期，黄庭坚在《伤寒总病论·序》中言庞安时“中年乃屏绝戏弄，闭门读书。自神农黄帝《经方》、扁鹊《八十一难》、皇甫谧《甲乙》无不贯穿”。其中将“经方”与《八十一难》《甲乙》并称，因此此处“经方”应为书名。同时宋代出现了“时方”的概念，用来和“经方”相区分。可见在宋代“经方”一词已经开始由广义的方书、效验方向狭义的书名转变，但是其经方的古义仍在沿用，并且出现了时方的概念，用以和经方相区分。说明这一时期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阶段，学术争鸣盛行。
金元时期关于经方的记载较少，也多沿用宋代以前的涵义。清代徐灵胎在《金匮要略心典》序文中指出：“若扁、仓诸公皆长于禁方，而其书又不克传，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远接轩皇，近兼众氏……其方亦不必尽出仲景，乃历圣相传之经方也，仲景则汇集成书，而以己意出入焉耳。”文中提到扁鹊、仓公等医家所撰著作未能流传后世，只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汇集历代相传之经方并加以己意编纂成书，使经方流传于后世，因而此处经方当指现存张仲景之书。后徐氏在《医学源流论·金匮论》中写道：“《金匮要略》乃仲景治杂病之书也。其中缺略处颇多，而上古圣人以汤液治病之法惟赖此书之存，乃方书之祖也……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症加减之法……自此以后之书，皆非古圣相传之真诀，仅自成一家，不可与《金匮》并列也。”此处亦言经方是上古圣人历代相传，张仲景根据己意随症加减而成，其后的书不能与之并列，自此经方特指张仲景之方的涵义已经形成。清代和民国时期也出现了大量以经方命名的书籍。例如莫枚士所著的《经方例释》，黄钰所著的《经方歌括》，何仲皋所著的《经方阐奥》，曹颖甫所著的《经方实验录》等。此外日本古方派受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亦有关于经方的著作问世，如《经方权量略说》《经方例释》《经方辨》等。
综上所述，“经方”涵义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唐代以前“经方”主要指方书或效验方；宋代是新旧交替的时期，这种观念开始转变，出现了“时方”与之区别；清代“经方”特指仲景之方的观念已经确立，并沿用至今。
经方派是中医学术流派的一种，即是由众多经方家组成的一个医家群体。古代尊《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为经方，后世医家，凡主张宗用其方者被称为经方派。明清时期对于《伤寒论》经方的研究最为盛行，并形成了三大学术流派：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和辨证论治派。
错简重订派以方有执、喻嘉言等医家为代表。方氏著有《伤寒论条辨》，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伤寒论》做了较大的移整和考订。方氏认为《伤寒论》年代久远，早已失仲景之旧，即使是王叔和所编次的，亦为后人所改易了。他认为：“窃怪简编务册，颠倒错乱殊甚。盖编始虽系于叔和，而源流已远，中间是易世殊，不无蠹残人弊，今非古物固然也，而注家则置弗理会，但徒依文顺释。”于是大倡重整考订之风，“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合于仲景之道”。“不惮险途，多方博访，广益见闻，虑积久长，晚忽豁悟，乃出所旧得，重考修辑”。“移整若干条，考订若干字”。其重订方法为削去《伤寒例》，将《辨脉法》《平脉法》合二为一，并移置篇末。对六经证治诸篇大加改订，特别是将原有的《太阳病》上、中、下三篇，重新编为“卫中风”“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三篇。整移其余各篇条文，并在六经之外，增《辨温病风温杂病脉证并治》。方氏以为如此便基本恢复了张仲景所著之《伤寒论》原貌。《伤寒论》经过整理编次后，进一步加强了原文的系统性和条理性，重点突出，颇受后世许多《伤寒论》研究者的赞许。同时这一“错简重订”治学观点也引发了《伤寒论》研究的学术争鸣。清初医家喻嘉言亦是“错简重订”的倡导者。他认为：“太医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编集成书，共二十二篇……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圣，祗令学者童而习之，白首不得其解。”后来虽有林亿校正、成无己注解，但喻氏认为：“此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见为仲景之功臣也……殊不知林、成二家，过于遵信叔和，往往先传后经，将叔和纬翼仲景之辞，且混编为仲景之书，况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驯，反首列之，以错乱圣言，则其所为校正，所为诠注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喻氏对方有执所著《伤寒论条辨》大加赞赏，他认为该书“始先即剥去叔和序例，大得遵经之旨”。喻氏著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并将方有执错简重订观点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即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
虽然错简重订派提出的观点未必被后世医家所接受，但他们对于风寒中伤营卫的独到见解及对仲景的立法定方思想的认识，为经方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维护旧论派是与错简重订派相对应的一个学派，以张志聪、陈修园等为代表。张志聪在《伤寒论集注》中指出：“成氏以后，注释本论，皆散叙平铺，失其纲领旨趣，至今不得其门，视为断简残篇，辄取条例节割。”张氏反对错简重订的观念是认为王叔和非但没有乱于仲景，而且把仲景学术思想较为完整地传承了下来，成无己亦没有曲解仲景之意。因此，原《伤寒论》的内容不能随便改动，尤其是《伤寒论》中有关六经病证内容并无错简，无须重订，只能依照原文研究阐发，故称维护旧论派。
张氏认为六经病证篇是《伤寒论》的主要内容，而《平脉》《辨脉》《霍乱》《汗吐下后》等诸篇与其六经病证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仅作论证、补充之用。于是重新汇节分章，将原文398条分为100章节，每个章节均立题以“拈其总纲，明其大义”“先证后脉，首列六篇，次列霍乱易复，并痉、湿、暍、汗、吐、下，后列辨脉、平脉编次之法，永为定规”。
张氏认为“注解本论，必明仲祖撰论之原，方为有本”，因此主张应用《黄帝内经》理论来阐释《伤寒论》诸病的病因病机。如注释《伤寒论》中的“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硬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时，张氏引用《灵枢·邪客》之理论：“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注：“故悍气为病，当急泻其邪，而不容稍缓也，下利者，悍气下逆而利也，悍气为病，先行于脉外，不入经俞，故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硬者，神机不利也，夫脉外之邪，慓悍罔制，心下之气，窒碍难通，急下其邪，而神机自转，缓则譬如卒中，不可为期也。”
此外，张氏对气化学说推崇备至，认为“学者当于大论中五运六气求之，伤寒大义思过半矣”，因此，主张以五运六气、标本中气理论解释伤寒六经的病理生理。如《伤寒论》中曰：“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注家多随文注释，而张氏从少阳枢机加以解释，曰：“此言少阳枢折于内，不能出入者，须启生阳之气以达之，伤寒八九日，当阳明少阳主气之期，只藉少阳之枢转以外出，若下之则枢转有乘，开阖不得。”又《伤寒论》中阳明燥热腑实证，临床治以通腑泄热润燥之法，张氏用此理论作为阳明经之主要治则，曰：“阳明者火燥热之气也，天有此阳明之气，人亦有此阳明之气，经云阳明之上，燥气治之。”
张志聪维护旧论，坚持仲景本旨，但并不一味盲从，对王叔和、成无己提出的许多观点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夫叔和序例，自称热病证候既非条例，又非大纲，与本论且相矛盾，混列其中，殊为不合。”因此他主张删去王叔和《伤寒例》，“以泯叔和立言之非，以息后人辩驳之衅”。“成无己注解本论，谓风则伤卫，寒则伤荣，凡遇风寒俱执是解。不知此二语乃‘辨脉篇’中论神机出入，二节寸口，二节趺阳，另有旨义，非别风与寒也。如谓风必伤卫，寒必伤荣，何以《素问·玉机篇》云：‘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灵枢·五变》云：‘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素问·皮部篇》云：‘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须知风寒皆为外邪，先客皮毛，后入肌腠，留而不去则入于经，留而不去则入于腑，非必风伤卫而寒伤荣也。成氏倡之，诸家和之，固执不解，是举一而废百也，不亦诬乎！”可见张氏维护旧论并非盲从，而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张氏以后，陈修园亦是维护旧论的拥护者。他认为“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故按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原文，删去他认为是王氏所增补的《平脉》《辨脉》等篇；推崇张志聪的学术思想并按其体例以分章节，编纂成《伤寒论浅注》，全书在原文中衬以小注，约之于一言一字，深入浅出，融会贯通，总期学者从仲景原文细心体会其要旨。
综上所述，维护旧论派主张维护仲景本旨，不对《伤寒论》条文尤其是六经病证的内容妄加修改。但是张氏、陈氏等人崇古而不泥古，敢于批判前人的缺点和错误，并对原书重新加以注释、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方学术的发展。
辨证论治派出入于上述两派之间，该派既不同意张志聪、陈修园等人“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的观点，也反对方有执、喻嘉言等人的“错简重订”和“三纲鼎立”之说。该派不重视对张仲景原论编次的考证，但求体现《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神。这一派根据不同的研究特点又可大致分为以柯韵伯、徐灵胎等为代表的以方类证派和以尤在泾、钱潢等为代表的以法类证派等。
柯韵伯是清代经方研究的典范，著有《伤寒来苏集》，是后世学习《伤寒论》的范本之一。全书主张以方类证、证从经分，即按方剂命名和分类六经各证。柯氏在《伤寒来苏集·凡例》中云：“起手先立总纲一篇，令人开卷便知伤寒家脉证得失之大局矣；每经各立总纲一篇，读此便知本经之脉证大略矣；每篇各标一证为题，看题便知此方之脉证治法矣。”“是编以证为主，故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症是某经所重者，分列某经，如桂枝、麻黄等证列太阳，栀子、承气等证列阳明之类。其有变证化方，如从桂枝证更变加减者，即附桂枝证后；从麻黄证更变加减者，附麻黄证后。”柯氏在六经各篇中先列出各大证类，例如太阳病篇里，汇列了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五苓散证、十枣汤证、陷胸汤证、泻心汤证、抵当汤证等11大证类；阳明病篇里，汇列了栀子汤证、瓜蒂散证、茵陈蒿汤证、承气汤证等5大证类。再在每一大证类下汇列有关的方证及变证、坏证、疑似证等。如在桂枝汤证大类下，共汇辑有关脉证16条，桂枝汤坏证18条，桂枝汤疑似证1条，又附加减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二麻一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生姜加人参汤等19首。其他各大证类亦如此类编。如此以方类证的编排，使得《伤寒论》全书内容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对于指导临床辨证施治有很大帮助。此外柯氏对于经方的运用提倡辨证论治遣方，即有是证，用是方。他认为：“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如麻桂二汤，为太阳营卫设，而阳明之病在营卫者亦用之。”如其在论述桂枝汤之应用时，认为头痛、发热、恶寒、恶风、鼻鸣、干呕等症，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不拘何经，更不论中风、伤寒、杂病，唯以脉弱自汗为主。此即“有是证，用是方”之典型例证。
清代名医徐灵胎亦是以方类证的倡导者，著有《伤寒论类方》。徐氏的著述方法，不类经而类方，将《伤寒论》113方归纳为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栀子汤等12类。每类方剂下先列该方之药物组成、剂量、煎服法及该方的主要条文，再列类方及其条文。如桂枝汤类下，首列桂枝汤主治诸证，次列桂枝加附子、加桂、加芍等证。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列”，便于学者随方求证，按证选方。书中以夹注与按语结合，探索组方之奥妙，分析类方之异同，阐明临床之应用，对于《伤寒论》方的临床运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柯韵伯、徐灵胎等所创立的以方类证法对后世影响较大，它使《伤寒论》的研究走出了传统研究以经解经的圈子，至今仍是广大伤寒学者所普遍推崇的研究方法。后世医家受其启发创立了以法类证、分经审证等方法，以不同角度探讨《伤寒论》的辨证论治规律。
尤在泾亦是辨证论治派的代表医家之一，在研究《伤寒论》时另辟蹊径，不纠结于文字编排，而是强调实用，重视治法，著有《伤寒贯珠集》，开创了以法类证的先河。尤氏认为：“振裘者必挈其领，整网者必提其纲，不知出此，而徒事区别，纵极清楚，亦何适于用哉。”因此在书中“略引大端于前，分列纲目于后”。《伤寒贯珠集》的编撰体例为以六经分篇，经下统法，法下列方证，其法证排列本着先主法主证、后变法变证的原则，而后为类证辨识，法下又按方证相似将条文组合排列。以法为纲，统率方证，其法又分为正治法、权变法、类病法、明辨法等。如太阳、阳明、少阳各有正治法：审其脉之缓急、汗之有无，或合阳明，或合少阴，分别用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黄芩汤等，为太阳正治法；阳明病，“经病有传变，自受之不同，腑病有宜下、宜清、宜温之各异”，皆为正治之法；而小柴胡汤一方和解表里，为少阳正治之法。太阳篇内，以“人体气有虚实之殊，脏腑有阴阳之异”，虽同为伤寒，亦不能一概而论，而分别有小建中汤、炙甘草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等，是为太阳权变法。如此编排正如尤氏在书中所言：“千头万绪，总归一贯，此于百八轮珠，个个在手矣。”此即“贯珠”二字为书名的缘由。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对经方的研究盛行，众多医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伤寒论》重新加以注释、整理和编次，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这体现了当时中医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这一时期对于《伤寒论》经方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也使伤寒学术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清末民初，随着国门的开放，《伤寒论》经方的研究也受到了“西学东渐”思想的影响，众医家在古人的基础上衷中参西，为经方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党和政府对中医学的保护和重视，经方的研究也日新月异，并逐渐形成了四个流派：火神派、寒温统一派、方证对应派和六经辨证论治派。
火神派又称扶阳学派，是指以清朝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子、姜（生姜、干姜、炮姜）、桂（肉桂、桂枝）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伤寒学术流派。其中，又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郑氏临证主张明辨阴阳，认为“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提出“阳主阴从”的思想，认为“人身一团血肉之躯，阴也，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因此治病立法重在扶阳，所用之药多为大剂量姜、桂、附子等辛温之品。他们认为附子非重剂不能回阳，因此用量动辄数十克，甚则上百克。火神派传承百余年来不乏其人，其远者有卢铸之、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当代名医还有唐步祺、卢崇汉、刘力红等，他们均被称为“某火神”或“某附子”，在当今医林中依然独树一帜。
明清时期，叶天士著《外感温热论》，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体系，自此标志着温病学理论体系的确立。温病学理论体系的确立，不可避免地与伤寒学发生冲突，寒温论辩随之出现。针对温病学说的崛起，伤寒学派内部开始分为两派：通俗伤寒派与经典伤寒派。其中通俗伤寒派以广义伤寒为研究对象，主张伤寒是外感热病的总称，对待温病学说主张兼容并蓄，为寒温统一做出了早期尝试。现今寒温统一派即是通俗伤寒派的延续和发展。
寒温统一派是指赞同用某种辨证施治的方法如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八纲辨证来结束寒温分离，实现伤寒与温病合二为一，同时建立一个统一、完整、开放的外感病学辨证体系的一大群医家。章巨膺认为《伤寒论》为温病学奠定了基础，而温病学说的成就乃是伤寒论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伤寒温病所以有条件统一起来的先决条件。姜建国认为温病学的卫气营血辨证较之六经辨证，更能体现外感病由表及里的传变规律，用卫气营血辨证统辖外感病的辨证较为适宜。万友生更是明确提出了“寒温统一论”，并著有《伤寒知要》《寒温统一论》《热病学》三书来阐述其寒温统一观点。梅国强也认为伤寒论与温病学既有各自的特点，亦有许多共同之处，应取所长，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从而丰富和扩展中医辨证之机要，掌握病理之变化、治疗之原则。寒温统一的观点已得到中医界众多医家的认可和接受，但是如何统一，还没有形成共识。
方证对应的思想源于唐代孙思邈，孙氏研究《伤寒论》创立了“以方统证，比类相附”的诊治体系。到了清代，柯韵伯明确指出“有是证即用是方，不必凿分风寒营卫，亦不拘其外感内伤”。
方证对应即“有是证用是方”，临床证候只要与仲景的描述相符，便可大胆使用经方而不必强求舌、脉、症的面面俱到。此举是在重复仲景当年的临证实践，是准确运用经方的一条捷径。当代已故经方大家胡希恕便是方证对应派的倡导者之一。胡氏认为“方证对应”是辨证中的关键，临床总尊经方原样，少有加减，每获良效。其弟子冯世纶、张长恩等将其学术思想整理成书，代表著作有《经方传真》《伤寒论传真》等。聂惠民、黄煌等也极力倡导方证对应学说。聂氏认为方证相应是组成方剂的基本原则，是辨证论治的依据，是辨证论治准确的基本要求。黄氏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古方派影响，同时结合自身学医经历和长期临床实践，提倡方证对应，规范方药应用，并著有《张仲景50味药证》《中医十大类方》《方药心悟》《方药传真》《经方100首》等。
关于六经的概念，历代医家有以下不同的认识。
该学说认为伤寒所分之六经与经络学说密切相关，六经即为人身之十二经脉，合之则为六经。
该学说认为腰以上为三阳地面，腰以下为三阴地面，三阳主外而本于里，三阴主里而不及外。六经实际是涵括人体各部的6块“地面”。
该学说以《黄帝内经》的标本中气理论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整体恒动观为其基本特点。
该学说认为伤寒六经实为相关脏腑之代称。
而六经辨证论治派中六经的概念实际上是上述各种学说的综合体。因此六经辨证论治即是指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以六经辨证贯穿着八纲而联系于脏腑、经络，尤其是以脏腑、经络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物质基础，对人体的病因、病性、病位、正邪盛衰等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和综合，来确定其为六经的某病、某证、某方。这一学说被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所采纳，成为当今伤寒研究的主流学说。六经辨证论治派名家众多，如李培生、刘渡舟、李克绍、陈亦人、陈瑞春、李心机等，都是这个学派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