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证,《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应当创作于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并作为纲领草案之一提交给了大会。该草案篇幅不大,翻译成中文约3500字,采用的是一问一答的教义问答体形式,由22条与共产主义信仰有关的问答组成。这22条问答大体分为三组:
前6个问题为一组,主要涉及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解:
1.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
3.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目的呢?
4.他们的财产公有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5.这是一些什么原理呢?
6.你们打算用什么方法为实现你们的财产公有作好准备呢?
第7至第12个问题为第二组,主要涉及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本质:
7.什么是无产阶级?
8.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9.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10.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11.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12.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最后10个问题为第三组,主要涉及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及革命的基本原则问题:
13.这么说,你们并不认为任何时候都可能实现财产公有?
14.让我们回到第六个问题吧。如果他们打算用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的方法来为公有制作准备,你们是否因此就拒绝革命呢?
15.你们打算一下子就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吗?
16.你们认为,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从目前状况到财产公有的过渡呢?
17.一旦你们实现了民主制,你们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
18.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19.你们在过渡时期怎样实施这种教育呢?
20.在实行财产公有时不会同时宣布公妻制吗?
21.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
22.共产主义者排斥现有的各种宗教吗?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出自恩格斯的手笔。但恩格斯究竟是《草案》的撰写者还是誊写者,人们对此曾有过怀疑和争论。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草案》使用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教义问答体形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相去甚远;第二,《草案》具有明显的人性论历史观的痕迹,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明显的差距。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前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却认为共产主义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基础是历史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制度“建立在因发展工业、农业、贸易和殖民而产生的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因使用机器、化学方法和其他辅助手段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 。另一个基础是人性的:“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论证的。” 而这种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正是一脉相承的。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根据研究,人们现在肯定恩格斯确实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撰写者。但有些内容并非他的本意,而是他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原有指导思想进行斗争和妥协的一个结果。首先,当时愿意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纲领草案的不只一人,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也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双方的理论竞争客观存在。其次,对于马克思刚刚发动的针对克利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同盟领导人恰恰是不满甚至反对的。最后,同盟绝大多数成员的出身是手工业者,教义问答体是他们最熟悉因而也是最愿意接受的一种体裁,恩格斯必须对此有所考虑。好在同盟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的主张,所以,我们看到恩格斯作出的妥协并不大,且主要存在于第一组问题之中,在第二组、第三组问题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已经得到了明确有力的贯彻。
恩格斯对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显然不满意。因此在同时期的书信以及后来的历史回忆论述中,他都没有提及这个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