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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政治剧变。
20世纪70年代初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段，发生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归入选举制民主的国家从大约三十五个增至一百一十多个。这一时期，自由民主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默认的政府形式，至少追求如此，哪怕实践上并未做到。 [1]
与政体转变平行发生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相应增长，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全球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和后来变成的世界贸易组织等自由经济制度巩固了全球化。这些制度又有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做补充。在此期间，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GDP的增长速度，被广泛视为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力。1970年至2008年间，全球商品和服务产出翻了两番，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增长，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占比从1993年的42%下降到2011年的17%。五岁前死亡的儿童占比也从1960年的22%下降到2016年的低于5%。 [2]
但是，这种自由的世界秩序并未惠及每一个人。在许多国家，而且特别是发达民主国家，不平等急速加剧，增长的收益大部分流向了主要由教育界定的精英。 [3] 由于增长关乎越来越多的商品、货币、人口从一处移向另一处，巨量的破坏性社会变化随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以前用不上电的村民突然就生活在大城市，看着电视，或者手机时刻连着互联网。劳动力市场为适应新形势，驱使数千万人跨国越境，给自己和家人寻找更好的机会，或是逃离本国不堪忍受的环境。巨量的新中产阶级在中国、印度等国出现，但他们做的工作替代了原本由发达国家老中产阶级做的工作。制造业逐渐从欧洲、美国迁往东亚及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与此同时，在服务业越来越占主导的新经济中，女性开始取代男性，低技能工人则被智能机器取代。
新世纪前十年的中期，世界秩序走向更开放、更自由的势头开始动摇，随后逆转。这一变化恰逢两次金融危机，第一次危机在2008年，始发于美国次贷市场，导致后来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是因希腊破产危及欧元和欧盟而起。两次危机中，精英政策都造成了巨大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全球数百万普通劳动者收入下滑。美国、欧盟是自由民主的典范，所以这些危机伤害了自由民主的整体声望。
研究民主的学者拉里·戴蒙德把危机之后那些年称作“民主衰退”期，那期间几乎各个地区的民主国家数量都从峰值回落了。 [4] 若干国家变得更自信、更强势，其中首推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开始推广“中国模式”，这种模式被视为与西方民主殊途同归的发展富裕之路；俄罗斯则指出，欧盟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正在走向衰败。一些20世纪90年代貌似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如匈牙利、土耳其、泰国、波兰，倒退回更趋威权的政府。2011年“阿拉伯之春”搅乱了中东地区的独裁统治，但是，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随后陷入内战，这些地方的民主希望因此落空。催生了“9·11”袭击事件的恐怖主义未被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击败，而是演变成“伊斯兰国”，成了世界各地坚决反自由的暴力伊斯兰主义者心目中的灯塔。“伊斯兰国”韧性惊人，同样惊人的是，那么多穆斯林青年放弃中东、欧洲等地相对安全的生活，前往叙利亚为它而战。
更出人意料，或许也更重要的，是2016年两大民主投票事件的意外：英国公投退出欧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这两场投票中，选民都关心经济议题，尤其是遭遇裁员和去工业化的工人阶级。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反对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认为移民在争抢本土工人的饭碗，慢慢破坏早已形成的文化身份。反移民、反欧盟的党派在多个发达国家壮大，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荷兰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德国的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奥地利的自由党（Freedom Party）。整个欧洲大陆既有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也出现禁止穆斯林身份表达（如蒙面长袍、头巾、布基尼
）引发的争议。
20世纪的政治格局是沿着一条由经济议题界定的左右光谱分布的，左翼追求更平等，右翼想要更自由。进步主义政治以工人、工会、社会民主党派为中心，追求更好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再分配。右翼的首要兴趣则是缩小政府规模、推动私营部门发展。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这个光谱在很多地区似乎让位给了由身份界定的光谱。左翼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广泛的经济平等，而是更多专注于促进被认为遭到边缘化的各色群体的利益，如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裔、LGBT社群、难民等等。右翼则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志在保护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者，而这个民族身份往往与种族、族裔、宗教有明确的关联。
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长期传统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冲突的反映，本质上就是分蛋糕之争。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故事确实如此：全球化产生了大量被经济整体增长遗落的人口。2000年至2016年间，半数美国人真实收入未见增长；最顶层那1%得到的国民收入在GDP的占比，1974年是9%，2008年上升到24%。 [5]
但是，与物质自利同等重要的是，人也会被别的东西驱动，那些动机更能解释当下的种种事件。姑且称之为怨恨政治（politics of resentment）。许多情况下，政治领导人之所以能发动追随者，是因为人们认为该群体的尊严被冒犯、被贬低、被忽视了。这种怨恨唤起该群体的尊严得到公开承认的渴求。比起单纯追逐经济优势的人，渴望恢复尊严的受辱群体怀抱的情感更有分量。
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才会谈到苏联解体，以及欧洲和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乘虚而入，把北约的势力范围一直推到俄罗斯边境线。他蔑视西方政客的道德优越感，盼望俄罗斯不再被看成地区弱国——像奥巴马总统说的那样，而是被当作全球大国。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2017年说过，他于2010年再度掌权标志着“我们匈牙利人也决定夺回我们的国家，我们要重获自尊，我们要重掌未来”。 [6] “基地”组织创建者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十四岁时，他母亲发现他对巴勒斯坦怀有不正常的依恋，“在沙特阿拉伯的家里看电视甚至会泪流满面”。 [7] 本·拉登自以为穆斯林受到了羞辱，为此满腔愤怒，后来志愿前往叙利亚作战的青年也有同感，他们自诩是在为一种被全世界压迫和攻击的信仰而战。他们想在“伊斯兰国”重现伊斯兰文明昔日的荣耀。
因受辱而产生的怨恨在民主国家也是强大的力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因弗格森（密苏里州）、巴尔的摩、纽约及其他城市一系列被大量报道的警察枪杀非裔美国人事件而起，旨在推动外界关注受害者经历的、看似寻常的警察暴力。大学校园和全国各地的写字楼里，性骚扰、性侵犯被视作男性并不真正平等对待女性的证据。变性人突然被关注，他们以往并不被单列为歧视对象。把票投给特朗普的人当中，有许多怀念昔日的好时光，认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社会地位更牢靠，他们要行动起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但普京支持者对西方精英之傲慢和蔑视的感受，与美国农村选民的体验其实是相似的，后者觉得，东西海岸的城市精英及其媒体盟友对他们和他们的困难视而不见。奥尔班说过，“有些理论认为，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某位美国总统走上舞台，是跨国精英（又称“全球派”）与爱国民族精英在世界政治竞技场上的对决。”奥尔班本人就是后一派最早的典型之一。 [8]
这些案例中的群体，无论是如俄罗斯等强国，还是美国、英国的选民，都相信自己有一种身份未被给予恰当的承认，要么是未被外部世界承认（对国家而言），要么是未被本社会其他成员承认。这些身份的种类可能且事实上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基于国家、宗教、种族、性向或性别。它们都是同一种现象的表现：身份政治。
身份和身份政治 这两个术语是在相当晚近的时期问世的：前者于20世纪50年代经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普及，后者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只在文化政治领域进入人们的视野。身份如今有多种含义，有些情况下仅指社会类别或角色，还有情况指的是自己的基本信息（如“我的身份被盗”）。这类含义的身份一直存在。 [9]
本书用 身份 这个词，意在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它对当代政治如此重要。身份之所以出现，首先是由于人真正的内在自我有别于社会规则规范的外部世界，且外部世界对内在自我的价值或尊严不予恰当承认。纵观人类历史，总会有个体发现自己与社会不合。但是，有些观点直到现代才深入人心，比如，真实自我固有其价值，外部社会对真实自我的评价存在系统性的错误和不公。不是内在自我要去迎合社会规则，而是社会自身需要改变。
内在自我是人类尊严的基础，但尊严的性质可变，事实上也因时而变。在许多早期文化中，尊严只是少数人的属性，通常属于自愿出征赴死的战士。有的社会认为尊严是所有人的属性，基于的是人作为行为主体的固有价值。还有一些社会认为，尊严的存在是因为一个人属于一个拥有共同经历和记忆的更大群体。
最后，内在的尊严感渴望承认。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别人却不予公开承认，甚至诋毁我、拒不承认我的存在，这是不够的。自尊来自被人尊重。因为人天生渴望被承认，现代的身份感迅速演变为身份政治，个体借此要求他们的价值得到公开承认。身份政治由此涵盖了当代世界大部分的政治斗争，从民主革命到新社会运动，从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到当代美国大学的校园政治。事实上，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寻求承认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动力，这个动力是理解现代世界的钥匙。
在五十多年的全球化中产生的经济不平等是解释当代政治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经济方面的抱怨一旦与受歧视、被侮辱的情绪挂上钩，就会变得更加尖锐。实际上，许多我们以为是经济动机的东西，反映的不是对财富和资源的单纯渴望，而是金钱被认为可以代表地位、购买尊重这一事实。现代经济理论基于一个假设：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即物质福利）的理性个体，政治不过是这种最大化行为的延伸。但是，要正确解释真实的人类在当代世界中的行为，我们就必须超越主导话语的简单经济模型，拓宽对人类动机的理解。没人否认人有理性能动性，没人否认人是追求更多财富和资源的自利个体。但人类心理远比简单的经济模型复杂得多。要理解当代的身份政治，我们得退后一步，对人类的动机和行为形成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解。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人类灵魂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