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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2016年11月没有当选总统，我不会写这本书。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对选举结果感到吃惊，为美国和全世界因此面临的影响而不安。那是一年之内的第二次重大选举意外，第一次是英国前一年6月公投决定脱离欧盟。
我这几十年许多时候都在思考现代政治体制的发展：国家、法治、民主责任制最初如何产生、如何演变且相互作用，以及最后如何衰败。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我就撰文指出美国制度在衰败，因为这个国家愈发受制于强大的利益集团，被困在僵化的结构里，不能自我改革。
特朗普既是衰败的产物，也是衰败的推手。他竞选时承诺，身为局外人，他会运用民意给他的授权去撼动制度，使之恢复运转。美国人厌倦了党争僵局，期盼来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打破利益集团足以阻挠集体行动的局面——我称之为“否决制”，让国家再度团结起来。类似的民粹逆袭曾于1932年把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送进白宫，改写了此后两个世代的美国政治。
特朗普的问题是双重的，与政策和个性都有关系。他的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让支持他的选区状况恶化而不是好转，他明显偏爱威权强人胜过民主盟友，这可能会让整个国际秩序失稳。论个性，特朗普和人们心目中通常的总统形象很不一样。诚实可靠、英明决断、一心为公，以及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些都是美国历史上的伟大领袖必备的美德；而特朗普关注的则是推销自我，他从不死守规则，会想尽办法达成目的。
特朗普代表着国际政治中所谓民粹式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的大趋势。 [1] 民粹主义领导人正在利用民主选举赋予的合法性巩固权力。他们号称可以通过号召力直接和“人民”（the people）建立连接，可这个“人民”往往是由狭隘的族裔概念定义的，大部分人口被排除在外。他们不喜欢体制，想削弱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限制领导者个人权力的制衡力量：法院、立法机构、独立媒体、非党派官僚系统。
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化浪潮现已进入我的同事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说的“全球衰退”。 [2] 1970年，全世界只有大约三十五个选举制民主政体，此后三十年，这一数字稳步增长，到21世纪初接近一百二十个。最快速的增长发生在1989—1991年，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引发了那片地区的民主浪潮。但是，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段以来，趋势逆转，民主政体总数在减少。
新的准民主国家，如突尼斯、乌克兰、缅甸，仍在艰难构建可运转的体制，自由民主并未在美国干预后的阿富汗、伊拉克扎下根，这不足为奇。俄罗斯重返威权传统，这并不完全出人意料。远比这些更出人意料的是，对民主的威胁竟然出自民主已经相沿成习的国家。匈牙利是最早发生剧变的东欧国家之一。它加入北约和欧盟时，看起来就像政治学者说的那样，是作为一个“巩固的”自由民主国家重返欧洲的。可是，在奥尔班及其青年民主主义联盟（Fidesz）的领导下，匈牙利带头走向奥尔班所谓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更让人吃惊的是英美两场投票，一个决定脱欧，一个选出特朗普。英美是民主的两大表率，是现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设计者，20世纪80年代，两国在里根和撒切尔治下引领了“新自由主义”革命。可他们自己似乎正扭头走向狭隘民族主义。
凡此种种，领我回到这本书的源头。我于1989年中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3] 自那以后，常有人问我，某某事件是否推翻了我的论点。某某事件可能是秘鲁的一场政变、巴尔干的一场战争、“9·11”袭击、金融危机，或者最近的特朗普当选，以及上述的民粹式民族主义浪潮。
大多数批评源于对我的论点的误解。我用 历史 一词，是取其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指的是人类制度长期演化的历史，也可以说成 发展 或 现代化 。 终结 一词，意思不是“结束”，而是“目标”或“目的”。马克思认为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而我认为，黑格尔的说法——发展最终一定会产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自由主义国家，才是更合理的结果。 [4]
我不是说自己的观点在这些年中没有变化。我在《政治秩序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两本书中尽可能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反思，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基本相当于我对当今世界政治的理解，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重写了一遍。 [5] 我的想法有两个最重要的变化，一是关于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构建之难，我称之为“走向丹麦”，二是关于现代自由民主衰败或倒退的可能性。
批评我的人还忽略了另一点。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最初那篇的文章标题末尾有个问号。他们也没有读《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后几章，那几章专门谈了尼采的“最后的人”的问题。
我在这两处都指出，不论民族主义还是宗教，作为世界政治的力量，都不会很快消失。我当时就已指出，它们不会很快消失，是因为当代自由民主国家还没有彻底解决 激情 （Thymos）的问题。激情是灵魂里渴望尊严获得承认的那个部分； 平等激情 （isothymia）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尊重的渴望； 优越激情 （megalothymia）则是想被视作高人一等的欲望。现代自由民主国家承诺并在很大程度上兑现了最起码的平等尊重，体现为个人权利、法治、参政权。但这些东西不能保证的是民主国家的人，尤其是在历史上曾被边缘化的群体成员，在实践中确实会得到平等的尊重。整个国家可能会觉得未被尊重，致使好斗的民族主义得以壮大；宗教信徒觉得信仰遭了诋毁，也可能如此。所以，平等激情会继续驱动对平等承认的渴求，而后者似乎不大可能完全满足。
另一个大问题是优越激情。就提供和平与繁荣而言，自由民主国家做得相当不错（尽管近些年略有逊色）。这些富裕安全的社会就是尼采笔下 最后的人 之所在，他们是些“没有胸膛的人”（尼采语），生命耗费于追求永无尽头的消费满足，内核里空无一物，没有更高目标或理想去为之奋斗牺牲。并非人人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于是，优越激情兴于特立独行，比如冒大险、投身壮丽事业、追求盛大效果，因为这能让人得到高人一等的承认。某些情况下，优越激情造就杰出领袖，如林肯、丘吉尔、曼德拉。但是，另一些情况下，它可能产出暴君，如恺撒、希特勒，这些人会把社会领入独裁和灾难。
优越激情在历史上存在于所有社会，它无法被克服，只能被疏导、被缓和。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最后一章提出的问题就是，自由民主加上市场经济，这样的现代制度能不能给优越激情提供足够的出口。这个问题被美国国父充分认识到了。在北美创建共和政体时，他们就想到了罗马共和国垮台的历史，对恺撒式专制独裁未雨绸缪。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三权分立，防止权力集于单个领导人一身。我在1992年曾提出，市场经济也在为优越激情提供出口。创业之人可以在富甲天下的同时为普遍繁荣做贡献。这样的人也可以去角逐铁人三项，刷新珠峰攀登纪录，经营世上最值钱的互联网企业。
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其实提到了特朗普，是拿他举例：一个极具野心的个体，对承认的渴求被安全导向商业之路（后来是娱乐之路）。当时我真没想到，再过二十五年，他会不满足于商业成功和跻身名流，会去从政，还被选成总统。但这与我的总论点——关于自由民主的潜在威胁，关于激情这一自由社会的中心问题——并不矛盾。 [6] 这类人物以前有过，比如恺撒、希特勒、胡安·庇隆（Juan Perón），他们领着社会走上灾难之路，招致的结果不是战争就是经济衰退。为了自己的前进脚步，这类人深谙觉得自己的民族、宗教或生活方式得不到尊重的普通人心怀的怨恨。优越激情与平等激情就这样联起手来。
在本书中，我会回到自己从1992年开始关注、此后一直著述的主题：激情、承认、尊严、身份、移民、民族主义、宗教、文化。本书特别包含了我于2005年在李普塞特纪念讲座上关于移民和身份的演讲，以及2011年在日内瓦的拉齐斯基金会讲座上关于移民和欧洲身份的演讲。 [7] 书中有些地方或多或少在重复我自己以前著述中的段落。如若某处读来重复，我谨表歉意，但我相当确信，绝少有人花时间沿着这条思路思考，认为它是有关当下发展的一种连贯的论点。
渴望身份获得承认，这是一个主概念，能一统当代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的诸多现象。这些现象不限于大学校园里操练的身份政治，以及它所引发的白人民族主义，它牵涉广泛，旧式民族主义的复兴、政治化伊斯兰教的崛起，均与之相关。我将着墨论述，许多被当成经济动机的东西，实际上根植于对承认的渴求，因此不可能仅由经济手段满足。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应对当前的民粹主义。
黑格尔认为，驱动人类历史的是寻求承认的斗争。他主张，人渴望得到承认，理性解决这种渴望的方式唯有普遍承认，即人类每个成员的尊严都得到承认。普遍承认的概念自提出以来，一直面临种种部分形式的承认的挑战，如基于民族、宗教、宗派、种族、族裔、性别的承认，或者受一些希望被视作高人一等的个体所挑战。身份政治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兴起，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除非我们走出一条路，回归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否则就难以逃脱持久冲突的命运。
感谢朋友和同事为本书手稿贡献意见。他们是：谢里·伯曼（Sheri Berman）、格哈德·卡斯珀（Gerhard Casper）、帕特里克·沙莫雷尔（Patrick Chamorel）、马克·科多弗（Mark Cordover）、凯瑟琳·克拉默（Katherine Cramer）、拉里·戴蒙德、鲍勃·福克纳（Bob Faulkner）、吉姆·费伦（Jim Fearon）、戴维·福山（David Fukuyama）、山姆·吉尔（Sam Gill）、安娜·格吕兹马拉—布塞（Anna Gryzmala -Busse）、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马克·利拉（Mark Lilla）、凯特·麦克纳马拉（Kate McNamara）、亚沙·蒙克（Yascha Mounk）、马克·普拉特纳（Marc Plattner）、李·罗斯（Lee Ross）、苏珊·谢尔（Susan Shell）、史蒂夫·斯特德曼（Steve Stedman）、凯瑟琳·斯托纳（Kathryn Stoner）。
特别感谢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编辑埃里克·钦斯基（Eric Chinski），我的多部著述都蒙他不辞辛劳。他对逻辑和语言的感觉、关于实际问题的丰富知识，令本书获益匪浅。感谢Profile Books的安德鲁·富兰克林（Andrew Franklin）对本书以及此前我所有作品的支持。
一如既往，我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的埃丝特·纽伯格（Esther Newberg）和Curtis Brown的索菲·贝克（Sophie Baker），以及所有支持他们的人。他们的出色工作使我的作品得以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出版。
我也感谢我的研究助理：安娜·乌吉尔（Ana Urgiles）、埃里克·吉列姆（Eric Gilliam）、罗素·克拉里达（Russell Clarida）、妮科尔·索瑟德（Nicole Southard）。他们提供的宝贵资料为本书提供了基础。
感谢家人给予我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妻子劳拉（Laura）。我所有的作品，她都仔细阅读过，并且给出了中肯的意见。
帕洛阿尔托和卡梅尔滨海小镇，加利福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