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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身份政治》一书的出发点，不妨从两个现象说起。
一个是“‘伊斯兰国’的欧洲志愿者”现象。根据国际反恐中心2016年的一个报告，欧盟成员国中有四千人左右奔赴中东参加“圣战”，其中英国七百多个，法国超过九百个，比利时五百个左右……在此，尤值一提的恐怕是丹麦——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曾提及，由于丹麦的政治典范意义，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可以被表述为“如何到达丹麦”的问题。在这个“典范国家”，2011年以来，有一百二十五个志愿者奔赴中东参与战斗，其中大部分是加入“伊斯兰国”，已有二十七人死于自杀袭击。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志愿者大多是生于长于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后裔。
另一个现象，则是“共和党的蓝领工人支持者”现象。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62%的白人蓝领工人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成为他胜选的决定性力量。不过，特朗普并非那个“为共和党赢得蓝领工人”的领袖。1980年以来，里根、布什父子、麦凯恩、罗姆尼等共和党候选人都曾赢得多数蓝领工人的选票。换言之，工人阶层从民主党倒向共和党，是过去四十年左右的趋势，而非源于特朗普的个人魅力。
为什么把这两个现象放到一起？表面而言，欧洲的“圣战”志愿者和美国的蓝领工人，二者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其政治选择似乎都与其直接“利益”背道而驰。就那些“圣战志愿者”而言，这些年轻人在欧洲可以说衣食无忧，至少物质生活水平远远好于战火纷飞的中东，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弃明投暗”。事实上，有研究显示，就每万人的“圣战”输出者而言，发达国家居然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就那些“共和党的蓝领支持者”而言，纯粹从利益角度来看，他们的投票方向也令人费解：民主党才是那个更支持工会、更主张提高最低工资、更主张扩大政府医保、更支持扶贫济弱的政党，也就是更合乎蓝领工人的利益。但是，近年，他们中的多数却摒弃了利益考虑，“非理性”地给共和党投票。
为什么？为什么这两个群体会选择如此“非理性”的行为？这个问题，以及无数与此类似的问题，或许正是福山写作《身份政治》一书的初衷。
“身份政治”（或者说“认同政治”）的崛起，是后冷战时代的新现象，令很多人措手不及。此前，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是“左右之争”。1989年苏东阵营解体，宣告冷战的结束，人们似乎有理由欢庆一个“理性时代”的到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福山写下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后文简称为《历史的终结》）。在其乐观主义的论述中，历史正在走向终结——这当然不是说制度竞争已经消失，而是指制度竞争背后的观念竞争正在消失——全世界所有的制度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制度，这一话语策略本身，正是这一观念竞争终结的表现。
然而，此后，历史并没有终结，它只是切换了一个跑道而已——确切地说，政治斗争的主线从意识形态上的“左右”变成了身份认同上的“族群”。有时候，这种高涨的族群意识体现为民族主义或种族认同，有时候则体现为宗教情感，还有时候体现为性别或性取向意识，等等。人们惊异地发现，即使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人类社会也并没有走向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而是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义”。
只有理解了这种“新部落主义”，才能理解上述“非理性”的政治现象。尽管穆斯林后裔在欧洲衣食无忧，但或许是由于“边缘身份”所产生的怨恨，或许是西方原子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失落，其中一些极端分子试图寻找“更温暖的集体”、加入“更宏大的斗争”，而“伊斯兰国”恰恰以其狂热的团体性和清晰的意义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去处。同样，就美国的许多蓝领工人而言，尽管他们更可能从民主党的政策上获利，但是大量移民对其文化认同的威胁，以及某些进步主义话语对他们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宁愿倒向共和党来捍卫其身份认同。
显然，体现后冷战时代“新部落主义”兴起的，不仅仅是上述两个现象。放眼望去，无数国家的族群冲突都在死灰复燃。在印度，国大党独大时期的政治世俗主义日渐受到挑战，印度人民党所煽动的印度教认同重新点燃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在印度尼西亚，“各大宗教平等原则”逐渐被侵蚀，宗教保守派向司法系统施压，使印度尼西亚的宗教信仰环境变得更加逼仄；在南非，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所达成的妥协曾经是种族和解的传奇，但是近年，逆向种族主义政党不但开始壮大，也推动了非国大政府的民粹化趋势……总之，似乎各国民众都从一场“理性的昏迷”中苏醒，重新拥抱自身的族群身份，甚至将其开发为一种政治武器。
某种意义上，《身份政治》是《历史的终结》一书的“续集”。《历史的终结》收篇于“承认”这个概念，而《身份政治》恰恰从这里开始。尽管福山主要是个经验研究型学者，但其政治价值观始终在经验研究背后若隐若现。如果说这个价值观有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承认”。在黑格尔史观的影响下，福山始终认为，寻求相互的、对等的“承认”是政治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根据这一观念，政治现代化就是在“承认的失衡”中寻找“承认的均衡”。宗教改革唤醒了个体的“内在自我”，启蒙运动则要求对这一“内在自我”给予外在承认，法国大革命进一步通过军事力量去落实这种承认。
这种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形式。自由主义路径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争取，因为在近代化的早期，“承认”的敌人是王权，所以“人权”是对“王权”的抵抗。社会主义路径则强调“无产阶级夺权”，因为当传统的王权隐退，有产者成为“无冕之王”，于是，将“无冕之王”拉下马来，成为新的政治目标。到了21世纪，通向“承认”的斗争则聚焦于身份认同，这时候的敌人不再是王权或资本，而是“他者”或“想象的他者”。
这看似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仔细想来却并不奇怪。冷战结束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超级全球化”阶段。某种意义上，身份政治的崛起是对“超级全球化”的文化反弹。固然，这种反弹在各国以不同的形式展开，但无论是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印度的印度教复兴、匈牙利的基督教回归，或是土耳其的保守主义回潮等，都是在与“他者”遭遇的过程中，人们重新穿上“传统”的盔甲，抵御“自我的流失”。只不过，与启蒙时代作为个体的自我不同，这个时代的“自我”越来越具有集体的面目。
因此，为承认而斗争之所以无比艰难，未必是因为这场斗争遇上了什么坚不可摧的敌人，而是因为每一轮斗争的胜利都引入另一种形式的失败。自由主义的斗争打倒了王权，但是它引入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打倒资本”，但它又可能引入高高在上的官僚权力；过度强调个人权利消解人的“归属感”，过度强调“归属感”又可能抑制个体自由。承认难以达至均衡，最终未必是因为反动力量的傲慢，而是因为一种形式的承认和另一种形式的承认可能相互格斗、相互消解。
“新部落主义”是对冷战后政治乐观主义的沉重打击。近年，一个众所周知的全球性现象是“民主衰退”——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政治极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动荡或威权国家的威权深化，都呈现民主衰退的不同维度。何以如此？为什么人们无法肩负他们自己通过艰苦斗争所获得的自由？显然存在各种原因，其中最重大的，或许正是身份政治的崛起。各种被身份意识所点燃的政治激情，如同一场飓风，将一艘艘本来沿着启蒙理性道路前进的船只吹得七零八落、纷纷偏航。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过去数年欧美的政治极化现象，也是《身份政治》一书的分析重点。就美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白人和少数族裔给两大政党投票的比例大体接近，但是，到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90%的黑人、63%的西裔、67%的亚裔投票给了民主党，而56%的白人投给了共和党，两大政党的种族色彩清晰可见。固然，部分白人由于“相对地位跌落”而产生的怨恨是重要原因，但福山也没有将所有的责任推给他们。“对某些进步主义者而言，身份政治成了严肃思考的廉价替代物。”在他看来，民主党对身份议题的过度热衷导致了很多底层白人的疏离，而进步主义者们对美国传统的贬低甚至污名化更是令其愤怒。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倒退乃至崩溃。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来，全球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转型大跃进”，短短四十年时间，竞争式民主政体从四十个左右升至一百个左右。然而，诸多新兴民主不是从此开始扬帆远行，而是纷纷重新落入水中。究其原因，身份政治仍然是核心因素。为什么埃及的民主只运行了两年就走向崩溃？因为脆弱的新生民主难以承受“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间极度的撕裂。为什么伊拉克转型如此动荡？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极端逊尼派和温和逊尼派的冲突……在伊拉克处处点燃了战火。为什么津巴布韦在赶跑了白人殖民者之后，从非洲粮仓变成了世界通货膨胀之都？因为穆加贝成功将白人塑造成了一切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精英通过煽动仇恨来实现权力的野心，与无数民众寻找“归属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表面而言，各国政治戏剧琳琅满目，但归根结底剧情大同小异，多是身份政治的高涨堵塞了民主体制的优胜劣汰功能。
身份政治也恶化国际政治秩序，将政治极化从国内搬到了国际舞台。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民族冲突，酿成了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战火。“9·11”虽然只是二十个极端分子所为，却拉开了全球反恐战争的序幕。1994年的卢旺达屠杀，不仅杀死了数十万卢旺达人，也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卢旺达、布隆迪、刚果、安哥拉、乌干达等国之间引发了“非洲世界大战”。“伊斯兰国”的崛起不但摧毁了数个中东国家，其难民潮也以一种巨大的涟漪效应恶化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今天，中美矛盾不断反复与升级，也引发无数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身份政治崛起之处，国际冲突的乌云就会开始聚集。
总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国际社会，身份政治的激情都逐渐扩散为失控的大火，四处熊熊燃烧。在福山看来，将政治的核心议题从阶层转向身份，这是一封信被投寄到了“错误的地址”。真实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不平等的恶化，是国家能力的缺失，是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威胁，等等；但是，当下全球崛起的却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各种身份群体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竞相攀登。消防员在勇猛奋战，大火却燃烧在别处。
然而，“错误的地址”又情有可原。
毋庸置疑，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并非以抽象的“个人”身份到来，而是与生俱来携带有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性别、一种语言，还常常有一个宗教……的印记，这些身份网络构成每个人自我塑造的基础。某种意义上，具有亲疏远近属性的认同圈层不但是“自然的”，甚至是“好的”，因为它“扩大信任的半径”，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它“降低交易成本”，用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它“增加社会资本”，而用文学家的语言来说，它为过度理性的世界涂抹上一层友爱与温情。
现代化和全球化则进一步强化这种“人性的处境”。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稳定的社区纽带被打散，现代人的生活成为一场漫长的“流浪”，人们不断被抛入陌生的地点、陌生的群体、陌生的关系，“独自承受”一切挑战。这种原子化状态驱动着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心理——人们试图在不断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抓住一点什么，哪怕抓住的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全球化的加速，则不断延长“流浪”的距离，并通过更加辽阔的可能性增加自由的重量。于是，对自由的逃避成为一场竞赛，族群冲突成为这场竞赛中的踩踏事件。
当然，政治永远是塑造身份政治的核心力量。纳粹的兴起不仅源自欧洲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而且源自希特勒集团有组织的仇恨煽动。前南地区的战争不仅仅是因为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敌意，也是因为政治领袖有意识地动员民族主义以争取选票。在殖民者已经离开几十年之后，津巴布韦黑人对白人的仇恨也不完全是自发情绪，穆加贝不断升温的仇恨教育才是核心动力。一百年前，世上并没有印度、坦桑尼亚、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之类的国家，但是，新生的“国家”始终在通过教育、经济、官僚系统乃至暴力在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之间揉捏出国族认同。因此，当我们使用“想象的共同体”来描述族群认同时，或许始终应当追问：谁的“想象”？通过什么在“想象”？强烈的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更是政治的后果。
身份认同也不总是产生消极后果。历史上，在各种反殖民和反霸权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往往是集体抗争最好的催化剂。拿破仑作为“马背上的启蒙者”能够一度在欧洲取得节节胜利，正是因为他唤醒了欧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20世纪印度的独立运动、中国的抗日斗争、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等，无不借助于各种形式的身份认同。到了20世纪后半期，以身份认同为动力的政治斗争，进一步深化为各种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平权运动、移民难民的权利抗争等，无不彰显身份认同所能激发的政治爆发力。这些运动的成果显示，身份政治不但可能与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价值相互兼容，而且是达至这些目标极其有效的动员加速器。
身份认同的价值不仅在于政治动员，也在于责任伦理的培育。诸多研究显示，在族群高度同质性的社会，人们对福利供给和公共服务往往更具热情，而在族群高度分裂的社会，人们则对财富转移更加保留。这一点不难理解——通常人们会对自己眼中的“同胞手足”更加慷慨，而对“非我族类”更加戒备。北欧各国的高税收、高福利之所以多年通行，或许正与其社会的高度同质性有关，而近年波及整个欧洲的难民危机，不但影响了北欧的政治生态，也可能会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进步主义者抱怨欧美底层民众对非法移民和难民的疑虑，然而，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根据情感纽带的差序格局安排资源分配，不但是人性无奈的处境，也合乎先来后到的“排队”伦理。
一方面，身份政治常常是各种暴力冲突和民主衰退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历史上又曾经是各种进步运动的助推力，如何理解这种矛盾？为什么有时候激烈的族群认同会孕育出纳粹主义或者卢旺达屠杀这样的洪水猛兽，有时候又成为反殖民主义和民权斗争的催化剂？在“好的身份政治”和“坏的身份政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区隔？
不妨观察一下塔利班这个组织的两面性。与今天我们心目中十恶不赦的形象不同，最初的塔利班是个抵抗苏军占领的组织。也就是说，在其先天的政治基因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它所争取的是“阿富汗的独立与自由”。但是，众所周知，上台后的塔利班成为一个残酷的压迫性政权，以其狭隘的原教旨主义教义作为执政方针，剥夺女性权利、打击宗教异己、禁止政治自由，并使阿富汗成为恐怖组织的避难所。
“进步的”塔利班和“反动的”塔利班，根本差异在哪？或许在于，前者所追求的集体自由，是个体权利的必要通道，而后者则以统一教义去压制个体权利。如果不驱逐侵略性的苏军，阿富汗的政治选项会被极大限制，公民权利被极大压缩，在这个意义上，解放阿富汗是解放每一个阿富汗人的前提，族群动员成为个体解放的必要通道。但是，驱逐苏军之后，塔利班根据极端教义制定法令，压制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自身成为个体权利最大的禁锢。换言之，身份政治具有天然的集体性，当这种集体性成为个体权利的辅助性力量，它往往呈现出“进步性”，而当这种集体性成为个体权利的压迫力量，它常常变得“反动”。
何以个体权利成为集体认同的尺度？根本而言，原因或许还是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的尊严：人到底应该通过什么获得“承认”？固然，如前所述，每个人都携带着特定身份来到人世间，这些身份给每个人提供一个作为初始设置的情感圈层结构和意义诠释系统。但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到底是来自于某些固定不变的集体性特征，还是一个人突破“初始设置”、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如果我们认可人的价值之所以高于植物动物，恰恰在于人类自我塑造的能力，那么或许就不应把人的价值锚定在其“初始设置”之上。
这也是正是激进身份政治的问题所在。它过度强调每个人的初始设置，即一个人的种族、性别、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征，以至于将每个人视为特定集体属性的囚徒。当然，自我塑造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摆脱其先天身份，成为一个抽象的、漂浮的个体——这就像摆脱历史一样不可能，自我塑造的含义并非抹去与生俱来的身份印记，而恰恰是在既有的身份属性之间取舍、排序、糅合，同时选择性地融入不同的“他者”，从中创造一个独特的自我。先天印记是形塑“自我”的材料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而已。
这并不是说，身份认同仅仅具有服务于个体权利的“工具价值”。毋庸置疑，由认同所凝聚的每一个社群，其内部的友爱与责任感具有“内在价值”，人们甚至可能为了这种友爱与责任“让渡”部分权利（比如通过交税实现财富再分配），但是，“让渡我的权利”与“剥夺他人的权利”不同，前者基于自主选择，后者基于强制暴力。当一个人基于自主选择而让渡“个体权利”以实现“社群责任”时，他本质上还是在进行一种个体权利的实践，尽管其实践目的是他所珍爱的集体价值。
以对个体权利的尊重程度去衡量身份政治的利弊，使我们发现隐藏在“多”背后的“一”。近年，“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成为多族群国家解决族群冲突的政治理念——人们越来越相信，文化融合或同化是不必要的，各个族群各美其美不但可能，而且多样性是力量的源泉。但是，“多”之所以能够和谐共存，是因为背后有个“一”，即，允许不同观念、文化和宗教并存的自由空间。没有这个“一”，“多”就成为撕裂性力量。塔利班不可能与基督徒共建“多元文化主义”，正如纳粹不会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与犹太人和谐共处。无视这个“一”，“多元文化主义”将蜕变为“文化相对主义”。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正是福山在书末所警惕的。相比“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方案，他更认可的是“信条国家”方案。在他看来，“自由民主国家有充足的理由不围绕一系列不断繁殖、外人无法进入的身份共同体来管理自己”，更好的策略是培育“信条身份”，即，“基于对宪政主义原则、法治、民主责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来构建“我们”。换言之，“一”是“多”的前提，“多”是“一”的后果。
强调“信条身份”而不是“族群身份”，在这个时代似乎不合时宜，因为它看上去是在用某种文化霸权取消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看法低估了“多元主义”对自由空间的依赖程度——没有唱歌的自由，不会有摇滚、民谣、爵士、歌剧、流行歌曲等风格的多元；没有打球的自由，也不会有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橄榄球的多元。但是，自由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状态”，弱肉强食原则下的强权原则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自由需要人为的力量去创设、去维护、去哺育、去教化。换言之，“信条身份”之所以比“族群身份”更值得强调，未必是因为对于每个个体它更重要，而是因为它的习得更加艰难。族群认同是在“人性的处境”中顺流而下，“信条身份”则是逆水行舟。
这或许才是“历史难以终结”的秘密所在。“信条身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它在持续地与“人性”作战——排他的天性、党同伐异的天性、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天性。遗憾的是，使我们爱的力量也常常使我们陷入恨，降低我们与同类交易成本的机制，可能会提高我们与“他者”的交易成本，当我们把同胞称为兄弟时，可能会情不自禁将“他者”称为“蛮夷”。
当然，即使今天身份政治所点燃的政治冲突令人应接不暇，过度的悲观则或许仍是过虑。纵观人类文明史，四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引发了血腥的宗教战争，三百年前奴隶制还在诸多国家盛行，两百年前女性几乎没有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一百年前人们还对同性恋讳莫如深……今天，这一切却都在急剧改观。这些蔚为壮观的进步或许说明，人类具有突破初始设置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穿过漫长的血与火的洗礼，人类终于慢慢意识到，在各种肤色、民族、语言、宗教的“我们”之下，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们”，由人之为人的理性与同情心融合为一个一望无际的整体。自启蒙时代以来，这个“我们”已经走了很远，或许可以心怀忐忑地期待，它还将走得更远。
献给朱莉娅、戴维和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