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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旅游与现代性关系的阐述，已有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需求方的游客动机、行为与现代性的关系；供给方的旅游产业发展与现代性的关系（如Wang，2000）；旅游对于目的地现代化的影响（如Oakes，1998）；旅游产业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如Nyíri，2006）。
由于本书的研究主题是中国出境游客行为与中西方现代性背景的关系，这里主要关注从需求角度研究旅游与现代性关系的文献。它的研究脉络大致如下
：首先，Boorstin（1964）提出旅游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虚假事件”（false event），批判大众游客的肤浅性，首次将旅游与现代社会结合。接着，Dumazedier（1967）将旅游视为“移动的大众”（mass on the move），认为旅游是现代人为了逃离异化的城市生活而开展的活动，首次讲到现代游客为什么而旅游的问题。之后，MacCannell（1976）提出现代游客为了追求现代社会失去的“原真”（authenticity）而以一种准朝圣的方式去往“他地”（other place）追求原真。此后，讨论的焦点长期集中在旅游与现代人精神需求的关系上。如Graburn（1989）提出旅游是现代人的一种半朝圣或者怀旧之旅，去异地增加自身生命的意义；Crick（1989：332）提出旅游是一种“日常角色与责任的仪式性转换”；Krippendorf（1987）则认为旅游起到一种社会疗愈的功能。Wang总结了这些学者的观点，将现代人为什么外出旅游概括为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他们对“这个世界”或现存的条件有某种问题（certain problem）；其次，人们质疑这种既定的发现、了解自身的存在现状，并且通过规律性的（每半年或一年一次的节奏）精神地、社会地、空间地与日常生活和日常性保持出一定距离来再次谈判（renegotiate）他们生命的意义。（2000：ⅶ）
一方面，由于“这个世界”现存条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种问题会推动他们主观产生渴望到某一“他时他地”去旅游，并开展一系列旅游活动的欲望；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带着这种质疑、这种对日常生活环境中某种缺失感的不满而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接受某些与目的地相关的旅游产业如广告、媒体的诱导、宣传、教育，前往某一目的地旅游并开展一系列国内日常环境较难提供条件的旅游行为（Wang，2000；王宁，1999）。因此研究游客对目的地的形象、价值认知，在目的地的行为、动机、偏好等可以从游客主体的视角探究游客在日常生活缺失、希望寻求的精神意义，从而进一步洞察其所处的日常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旅游就这样与现代性内在的推拉力建立了联系，并因此提供了一条线索来洞察原本晦暗不明的现代社会的生存问题（Urry，1990）。
本书中，中国游客的购物行为是在赴欧旅游这个特殊的场域中发生的。商场是其旅游场所，而商品是其主要的旅游吸引物。中国游客热衷于去欧洲商场购物不是一种个体性、个别现象，而是当前中国赴欧游客的一种大规模、集体性的行为表现，是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因此中国游客赴欧旅游购物行为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为背后反映着深层次的对于欧洲商场、商品的价值认知，这种价值认知又进一步反映出游客关于中西方社会的观念认知，而这种观念是受到国内外现代性大环境的长期影响、塑造形成的。因此从需求角度，中国游客在欧洲旅游中的购物行为及其相伴随的态度、价值认知提供了一个从游客主体认识、理解中西方现代性对比特征的切入点。
1990—2011年，约翰·厄里教授先后出版了三本关于游客凝视的书，分别是
The Tourist Gaze
：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
Theory
，
Culture & Society
（1990），
The Tourist Gaze
2.0（2002），
The Tourist Gaze
3.0（2011，与拉森合著）。这三本书都没有对“游客凝视”这个概念进行明确定义，而是在行文中不断用这个词讲述旅游发展的各个方面。这种笼统、含糊的所指使得后续研究不断对其泛化使用——如李拉扬（2015）发现，旧有文献统计了1996—2010年“游客凝视”
概念在三大期刊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
Tourism Management
上被引用总计185次，平均每年被引用13.2次，单个著作引用率排名第一，但大多数文献在使用“游客凝视”的时候，多是一笔带过，或将其同化为“旅游”本身，反复论述游客凝视对目的地的影响。这导致，他总结道，厄里试图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旅游学“一般性理论”，通过一个抽象的“游客凝视”概念，将旅游和社会阶层、变迁、影响、话语等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最终归于“旅游何以可能”这一宏观命题。Ryan（2013）则评论三本书是浅显的旅游学本科生入门读物，以此对这个世界的旅游发展有一个概览。Leiper（1992）认为，厄里第一本书的贡献在于将旅游拉进现代性研究的领域，但并没有成功与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建立联系；只是在开篇对话福柯的“医学凝视”而指出他要展现的“游客凝视”与严肃的医疗规制无关，而是发生在快乐的旅游产业中，实际与福柯关系不大。Crouch（2011）认为，这是一本看似不着边际、教科书式的“关于‘doing tourism’的文章集”。这些评论都反映了“游客凝视”这一概念的泛化、含糊性。
本书试图从了解厄里教授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开始，对其“游客凝视”概念做出梳理、澄清。
约翰·厄里（1946—2016）出生于英国伦敦，1967年已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获得了经济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1972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来到英国北部的兰卡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担任社会学系的讲师，1983年成为该社会学系主任，1985年成为社会学教授，并在日后成为兰卡斯特艺术与社会学院院长和社会学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Hollinshead，2015）。可见，厄里教授的学科背景是社会学，他早期发表、出版的一些文章、书籍也多是围绕传统社会学中权力与革命、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资本主义批判等内容展开的，例如，1973年出版的《参照群体和理论变革》（ Reference Groups and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和《英国的权力》（ Power in Britain ），1975年与他人合著的《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1981年出版的《解剖资本主义社会》（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等（维基百科，转引自Hollinshead，2015）。之后他的研究轨迹发生转向，在社会学基础上加入地理纬度，研究人的各种形式的流动性（mobilities）、气候变化与能源危机等。2003年，他在兰卡斯特大学成立了流动性研究中心，并担任学术期刊 Mobilities 的编委，推动用动态、流动的视角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及其背后的人、地关系。
可见，厄里教授主要是基于他丰厚的社会学背景、将社会学相关理论引入旅游领域，在对旅游现象的解读中完成了三本关于游客凝视的书。回归三本书的内容，第一本书是基础，第二本书对第一本书的内容主旨几乎没做改动，只是更新了资料和图片，最后增加了一章——“凝视全球化”（Globalizing gaze），以应对批评界对“游客凝视”这一概念静态化、视觉化、缺乏主体能动性、没能识别出MacCanell提及的“二次凝视”（second gaze）的问题以及适应全球化、流动性这一总体社会发展趋势（Urry，2009）。第三本书全面更新了前两本书每一章节的内容和观点，并加入了“展演性”（performance）这个概念，“游客凝视”的内涵有了很大的延展。因而，第三本书可以看作是观点最全、最能体现作者对“游客凝视”最新思考的书。为此，我细读了《游客的凝视（第三版）》（ The Tourist Gaze 3.0 ），对其中每一章的内容进行了归纳，提炼出其中作者赋予“游客凝视”的意义（见表3-1）。
表3-1 《游客的凝视（第三版）》章节概要及“游客凝视”意义
（续表）
从表3-1中归纳的《游客的凝视（第三版）》的主要章节内容及相应的“游客凝视”意义可以看出，厄里的“游客凝视”概念在其著述中存在着社会性凝视（social gaze）和视觉性凝视（visual gaze）两种研究方向。
一是社会性凝视。
（1）在群体层面，一方面，游客凝视被社会性地建构。厄里认为游客凝视具有社会性和符号性，是被“社会性地组织和系统化的”（厄里，2009：2），旅游者长期所处的社会结构、客源地及目的地社会文化政治关系和旅游产业（包括旅游相关媒体、旅游书籍等）共同生产建构着目的地的形象、符号，而诱导游客前往。因此这一研究方向主要考察客源地、目的地或由两地组成的社会情境中相关产业、文化、历史与地方环境对①游客在特定时期旅游偏好、旅游诉求、趣味的建构作用或②对游客对目的地的认知想象的建构作用，即游客对于目的地的想象是如何建构形成的。这也是李拉扬（2015）会把游客凝视理解为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由社会建构的原因。Pearce，Wu & Osmond（2013）从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市场三方面来分析中国游客的凝视也是在群体层面讨论中国游客的凝视是如何被建构的例子。反过来，大众游客对于目的地的凝视（偏好、动机等）也在影响着目的地旅游供给方，并不断再生产、建构着目的地的形象。正如厄里书中第二至六章用了大量篇幅阐述游客的偏好、品味、诉求，游客对于目的地的形象认知是如何反过来影响旅游产业供给方的运作、历史遗产的修复与改造、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Gordon（2014）便是在此反向建构性上借用了“游客凝视”概念，他评价道：作者考察了19世纪中期以后魁北克市步行旅游这种以“看”为主的城市旅游活动如何在当地旅游企业开发的导游书推介下流行起来的（游客凝视被建构）；随之大型旅游企业又因为追随、适应英美国际游客的休闲品味而不断修改导游书内容，而由于当地小企业权力弱小，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市场偏好而跟进产品，最终魁北克市逐渐形成了它较为统一的城市历史解说文本。
（2）在微观个体层面，当上述社会性的游客凝视发生在目的地具体的旅游情境中时，游客这种被社会和旅游产业建构的有关目的地的价值认知会影响到他们面对目的地居民、文化掮客等人群以及特定旅游吸引物时的心态，形成一种相对的心理权力感知。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在性别、族群、文化、政治、经济等表征社会关系的变量上往往有着不对等的地位。在传统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来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会由于自身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具备的优势而产生更多的优越感，这使得他们拥有比目的地居民更多的可控资源。可见，这种主客权力、地位关系与群体层面游客凝视的社会建构具有同源性。当然，厄里和拉森（2011）在第三本书中又结合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进一步指出了权力是普遍存在于目的地游客、居民、文化掮客等各类角色之间的，主客双方无论社会性权力地位的高低，都可能产生相互的凝视行为。但这一微观权力已和传统的表征社会关系的权力（如上述的性别、族群、文化、经济等）在内涵上有所不同。由于本书聚焦于探究中国游客旅游购物行为的社会动因，打通个体与宏观层面的现代性问题，故在个体层面，主要关注传统社会权力对游客态度与价值观念的影响。
二是视觉性凝视。
视觉性凝视，指游客以用眼睛观看为主带来的视觉技术、旅游体验等研究话题。“凝视”起源于西方文化传统中视觉中心主义对看的关注——“西方文明从其一开始就打上了视觉和视觉中心主义的特点”（艾尔雅维克、高建平，2000）。古希腊人喜欢的戏剧、表演，剧场和理论具有同一个特点，即“看”。古希腊数学里的数、线条、黄金分割比都与“看”直接相关。柏拉图（2003）在《蒂迈欧篇》中讲到视觉具有对宇宙的认知能力，继而才有了哲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强调视觉能阐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后的笛卡尔、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一系列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潮都与视觉相联系（朱晓兰，2011）。厄里继承了这一点，三本书中都有一些关于看、视觉文化、视觉体验的章节，使得旅游中的视觉感官体验，视觉技术创造、搭建、传递、凝固的旅游体验以及视觉技术中的权力关系都自然成为游客凝视在“视觉性凝视”这一方向上的研究内容。后有研究不少是传承了这一方向的，如Gillespie（2006）在微观情境中考察了目的地居民反凝视对摄影旅游者情绪的影响、造成的心理压力。Favero（2007）通过三个民族志案例讲述了视觉旅游体验中包含的文化与政治。
然而，在第一本书出版后，学界普遍质疑厄里强调视觉性这一点，认为旅游体验不仅仅包括视觉性的，还有触觉、味觉等多方面的感官体验。因而厄里在后两本书中对此做了辩护、澄清的工作。厄里和拉森（2011）在《游客的凝视（第三版）》中引入展演性转向（或表演性转向，performative turn），进一步论述在目的地微观情境下，游客以一种展演性的方式实践他们对目的地的凝视。也就是说在微观情境下，游客对于目的地凝视（形象认知、想象）的表达不是单一的“看”，还包括触摸、听、闻等调动多感官的展演性过程。将其称之为“展演”（performance），是继承了戈夫曼拟剧论中关于“剧班”“剧本”等社会互动概念，并进一步突出游客对于目的地的凝视话语嵌入在其社会性、知觉性的身体中。例如，我国的一些背包客群体来到元阳梯田旅行并寻找与宣传图片相符的清晨薄雾中或黄昏夕阳下的元阳梯田画面，生产出各类唯美的照片。这就是一个对目的地进行表演化凝视的微观过程：“表演”展现在他们带着相机到目的地选景、采风、架相机、感受天气、拍摄等一系列微观实践中。作者在此有一定矛盾性，他们一方面在扩展“游客凝视”这一概念的解释范围，将各种体验囊括进来，应对学界对旅游体验视觉单一化的质疑；另一方面，伴随着展演性的引入，“游客凝视”概念变得逐渐泛化而等同于“旅游体验”，“凝视”的关于视觉这部分的传承似乎消失殆尽了。
综上，已有学者如Lee（2001）将“游客凝视”概括为游客在旅行过程中观看，体验，消费目的地符号、象征物的地方性的综合性活动；刘丹萍（2005）将“游客凝视”解释为是将旅游欲求、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代表了旅游者对“地方”的一种作用力。但这些解读仍较为抽象、笼统，上文对于“游客凝视”做出的两大研究方向的区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明确、细分了“游客凝视”这一概念适用的对象和范围。
根据上文对于“游客凝视”两种研究方向的梳理，本书确定选取社会性凝视这一强调凝视背后的社会关系的研究方向。原因在于，社会性的游客凝视强调游客凝视的建构来源于游客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化经历（社会文化因素）和媒体宣传（产业因素）诱导。由3.1.1可知，游客的社会化经历会直接导致游客对于“这个世界”的某种问题产生疑问或缺失感，从而带着这种质疑、缺失感对目的地（他者）产生特定的旅游诉求和期许；而游客接受怎样的媒体宣传诱导也取决于他们想从中找回在日常生活中缺失的一些事物和精神意义。因此，社会性游客凝视（social gaze）连接了旅游目的地的游客行为表现与日常社会问题。正如厄里（2009）所说：“这种凝视都是通过在它和那些与它相反的、非旅游的社会体验和意识之间建立关系而被构建的……是通过与非旅游的社会实践——尤其是那些基于家庭和有酬工作的社会实践——形成反差来确立的。”“旅游可以被认为类似于异常，或者说是日常生活的异常化”（Urry，1990：2）。即使有研究提到旅游与日常生活逐渐区分化（Uriely，2005），但游客依然通过对于目的地特定的凝视来寻求与日常生活具有一定时空差异的事物。
在厄里的游客凝视语境里，寻求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填补日常生活缺失感的诉求。这一点源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拉康的观点。拉康认为凝视代表了凝视主体对于被凝视对象的某种欲望。主体会根据自身寻求未被满足欲望的需要而选择性地投射凝视，这种选择可能是主体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中发生的。
凝视是一种欲望的投射，是一种于想象中获得欲望满足的过程。但凝视本身所印证的只是欲望对象的缺席与匮乏。……凝视所诱发、携带的幻想，是欲望的投射，观看主体希望沿着缺席（欲望对象的匮乏）到达在场（欲望的满足）……（戴锦华，2007）
拉康所提出的主体对于凝视对象相对而存在的匮乏感用在旅游语境中，就自然指游客主体带着某种未被满足的欲望而离开客源地常住环境前往目的地寻求特定旅游吸引物。客源地与目的地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恰形成了满足落差感、匮乏感的条件。而在本书所立足的背景下，这种差异集中体现为中西现代性差异。即中国游客在西方现代性早发国家的一些典型的凝视表现实际上折射出他们对于国内现代性某种问题的质疑。因此，“游客凝视”正是本书要寻找的反映旅游与现代性关系的一个中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