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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和何子非就这样成了搭档。
有一天，何子非让我向组织转交一张秘密图纸。横洞桥上安下的机关，就是桥南水下三米深的一块石板，只要移动这块石板，所有的石板就会纷纷脱节，稀里哗啦。
何子非居高临下地告诉我，这是根据多米诺骨牌的原理设计的，而多米诺骨牌最早又是中国人发明的，来自发源于宋朝的牌九。
我说，我用不着知道这些，你懂就行了。
何子非说，一旦遇到敌人围攻根据地，当长洲告急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桥拆除，所有的材料沉入水下，需要的时候很快就可以恢复。
我对何子非的职业精神非常佩服，我甚至幻想，拆除的时机最好是敌人进攻途中，他们纷纷落水，被我们一个一个地活捉，多么惬意。
当然，我的想象最后没能实现，因为不久我们就实行战略转移了，没有在长洲同敌人打仗。所以这座横洞桥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当地人已经在桥头树了一座石碑，正面刻着“红军桥”三个字，后面刻着何子非的名字和造桥经过。他们哪里知道，就连这座桥，现在也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本来，我们葱北苏区发展得很好，先后抵御了中央军和一串地方军的围攻，尽管有些仗打得半真半假，但双方还是死了不少人，战争给葱北带来的灾难远远不止这些。
这里我要讲一个情况，经过连年战争，葱北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很多地方，百姓背井离乡，田地荒芜。特别是后来围攻我们的地方军部队，每次打仗都要强征大量的民夫，这些人瘾君子居多，一仗下来，死亡者不计其数。战争造成的尸体无人掩埋，导致瘟疫滋生。一九三四年秋天，长洲城附近几个县流行痢疾，很快蔓延到城内。
师部命令各部，做好卫生防疫工作。我们特务营奉命到痢疾多发地区，抬送病号，进行消毒。就是那一次，我们学到了不少医护知识。
师医院驻扎在城东的万家岭，依山傍水，原先是一个大户的祠堂。有一次师部让我派人到师医院领消毒药水，我让何子非带队，顺便去看看张婆娘。他头一摇说，不去，我去招惹她干什么？我说张婆娘是冲着你才当红军的，待你不薄，你不能这么无情无义啊。何子非说，她开饭店，我照顾她生意，没有更深的交往。我说不可能，你曾经摸过她。何子非眼睛一瞪说，我还摸过你呢，那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琢磨，何子非对张婆娘可能真没有那个意思，但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去。我是营长，他不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我以后怎么指挥他？好说歹说，何子非终于答应跟我一起去了。
我们那个师医院，是方面军最早成立的师级医院，里面有十几个医生，一大半是从国民党军俘虏过来的，还有几个是从云华山带来的土郎中。护士有男的，也有女的，其实就是普通的红军战士，有点文化，经过短期培训，调来时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包扎、止血等方面的工作。楚兰医生是院长，对护士的要求很严，任务重的时候，大家各司其职，任务轻的时候，就让大家学文化，学习医术，中医西医一起学。
我和何子非带领工兵排，走进师医院大门，看见到处都是大锅，热气腾腾煮着各种中草药。七问八问，找到了张婆娘，她围着一个大围裙，正忙着从锅里舀汤药，一瓢一瓢地往大桶里装。我说张婆娘，你看谁来了？张婆娘抬头一看，眼睛闪了一下，把水瓢一扔，张着双手就要扑过来，啊，是你们啊，何半仙啊，想死我了。
何子非连连后退，双手挡在胸前，别别别啊，你浑身都是草药味。
张婆娘站住了，收敛笑容，啊，何半仙你嫌我？
何子非说，你忙你的工作，我和老凌是来领消毒水的。
张婆娘恨恨地看着何子非说，你这个何半仙，当初老子陪你吃辣子鸡丁，你也没有嫌老子身上有鸡屎味，现在当了真红军，你倒像公子哥儿了。我跟你讲何半仙，你要是对老子无情无义，老子就革你的命。
何子非说，你说什么，革命？
张婆娘说，是啊，革命啊，革你的命。楚兰医生说，我们革命，首先就要从自己开始，从自己的花花肠子开始，把自己的花花肠子洗得干干净净的。
我说等等，张婆娘这话是你说的，还是楚兰医生说的？
张婆娘说，一半是楚兰医生说的，一半是我说的。
我松了一口气说，哈哈，张婆娘你行啊，参加红军刚刚一个月，就会满嘴革命了。
张婆娘说，楚兰医生说了，我们红军的医护人员，首先要成为文化人，有文化才能有信仰，有信仰才能有勇气，有勇气才不怕牺牲。
我后退一步，上上下下打量张婆娘，我说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张婆娘你的进步神速。老何，过来替张婆娘舀药，咱们好好聊聊。
何子非仰着下巴，背着手，煞有介事东张西望，斜了我一眼说，舀什么药啊，术业有专攻，她干的是技术活，咱们干不了。
张婆娘瞥了一眼何子非说，何半仙，我跟你讲，我知道你看不起老子，老子不会死乞白赖跟着你，老子已经有相好的了。
我吃了一惊，怎么会，张婆娘，这才一个月啊！
张婆娘得意地说，一个月，你知道吗，这一个月，我比过去三十年都长见识，一个月我就有了相好的。何半仙，你忙你的吧。
我和何子非面面相觑，全都傻眼了。我说，张婆娘，你忙吧，咱们以后有时间，再吃辣子鸡丁啊。
张婆娘说，吃什么辣子鸡丁啊，老子过去只知道卖辣子鸡丁挣钱，可是挣到钱又能咋的，照样受欺负，连何半仙都嫌弃老子，老子再也不做辣子鸡丁了，老子要革命。
何子非向我挤挤眼说，老凌，张婆娘要革命，咱们也得领药水，不跟她啰嗦了。
我说好，那我们滚蛋了。
张婆娘说，滚吧，好好干革命，老子还要工作。
我和何子非落荒而逃，走出十几步远，还听见张婆娘跟在后面喊，往后不要喊我张婆娘了，老子改名了。
我站住，回过头来问，不叫张婆娘，你叫啥？
张婆娘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挥舞着水瓢，神气活现地说，老子现在叫张达理，“知书达理”的“达理”，楚兰医生给起的。
下山的路上，我问何子非，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怪怪的？
何子非说，有什么奇怪的，我跟你讲，张婆娘……哦，张达理这个人，她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她就是一个女二百五。
我说，怎么叫二百五呢，你听她说话，粗中有细，好像确实进步不小。
何子非说，那是当然，这个人就像动物，没有那么多心眼，很容易改变。
我说，张婆娘说她有相好的，你不吃醋？
何子非嘿嘿一笑，莫说我根本不相信，就是相信了，那又怎么样，关我屁事啊。
我说，你这家伙，真是没心没肺啊。
何子非说，我问你，张婆娘这样的人嫁给你，你干吗？
我说，老何你胡说什么！张达理是冲着你当红军的，关我什么事啊。
长洲城里的痢疾愈演愈烈。本来，由于防范工作做得好，我们部队还没有染上，可是过了几天，一些单位陆续出现痢疾病号，引起上面高度重视。
我对何子非说，如果这个时候敌人来围攻，想象不出来该是什么光景。
何子非说，哈哈，那很简单，敌人来了，不用打仗，把痢疾传染给他们就行了，我们一起漫山遍野拉稀，拉完稀了接着打。
我说，老何你的脑子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何子非说，那是自然，何半仙嘛。
我们的任务照例是查寻生病的群众，从师医院里用水桶运送汤药。到了后来几天，汤药越来越少，师医院的人也染上了痢疾。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又受命到乡村去收购大蒜。
有一天，我和何子非带人去师医院送病号，回来的时候，路过福音药行，老远看见门口人头攒动。走近了才知道，福音药行弄到了一批盘尼西林，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来了那么多护士，门口摆了几张桌子，在那里给病人注射。有人告诉我们，那是其中坪教会学校的学生，代表上帝来拯救长洲城。
就是那次，我对“上帝”产生了兴趣。我问何子非，上帝长的是什么样子？
何子非说，上帝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描述上帝的样子。
我问他，上帝是不是无所不在，能够在危急的时候帮我们一把？
何子非说，为什么要帮你？
我说我们革命是为了广大人民，人民都是上帝的孩子，他应该对他的孩子发慈悲啊。
何子非想了想说，这个世界上，谁不是上帝的孩子？不仅我们中国人、外国人是，所有的生命都是，包括动物和植物，也包括好人和坏人。
我说那要上帝干什么，没有原则和立场嘛。
何子非一时答不上来，过了很久才说，也许，正是因为上帝没有立场和原则，所以才是所有人的信仰。你想啊，要是他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共产党一定会打败国民党，如果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那他不就是反革命吗？
我一听，这个话题不能扯下去了，隐隐觉得，上帝确实不能有立场，无论他站在哪个方面都不合适。再扯下去，搞得不好就把我们的思想搞乱了。
我们沿柞树大街边走边聊，一直走到福音药行的门口，我无端地怀着一个隐秘的念头，希望在那里见到一个人。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不知道这件事情跟上帝有没有关系，我当真看见我希望看见的那个人——在福音药行门外的广场上，我从一群忙碌的青年人中，一眼瞅见一个娇小的却敏捷的身影。她在为病人分发药片，偶尔一抬头，一双乌黑的眸子倏忽一闪，随即又埋头工作。
我远远地看着她，从纷乱的人群里跟踪她，发现她工作的时候非常专注，询问病人的情况，耐心地解释，仔细地交代，希望的种子从她的手上播下，然后生根发芽，长出一片绿荫……我怀疑这是我的幻觉，揉揉眼睛仔细看，确实是她。虽然她戴着口罩，但是那双眼睛确实是我曾经见过的清澈如泉的眼睛，即便隔着很多人，即便隔着二十多米的距离，我相信我没有看错。
何子非发现我有些走神，问我，你怎么啦，看见天使了？
我“哦”了一声，我没有告诉何子非这里有我认识的女孩，我不想让这个满脑子低级趣味的家伙玷污我的想象。但是有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在其中坪分手的时候，她送给我和谢谷少校的桃木匣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我说其中坪教会学校的学生来了，可能安南先生也来了，我想去拜见他。
何子非说，听你讲过，安南应该是开明士绅。
我说何止开明，我感觉他同情革命，对我们红军很友好。
何子非说，那我就陪你拜见，如果能在城里找家馆子吃上一顿辣子鸡丁就好了。
我说，老何你什么觉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吃辣子鸡丁。
何子非嘿嘿一笑说，什么时候了？什么时候你也不能不让我想。
我们从广场的一侧，仄起身子往药行里面挤，我没有打搅安屏小姐，我想，如果上帝知道我们近在咫尺，他一定会安排我们相见的。
进到药行里面，芎安正忙着收购草药，看见我们，有点意外。我对芎安说，我看见其中坪教会学校的学生来了，估计安南先生也来了。芎安说，安南先生和理查德教士都在后院楼上，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跟贵军有关。
我说能有什么事，还不是治痢疾的事。
芎安说，我不太清楚，他们可能正在商量到贵部求见长官，你们来了正好，我去通报一下。
我说好。芎安走后，我问何子非，能有什么事情，要见我们的长官，莫非老何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何子非说，扯淡，我违反群众纪律也违反不到他这里啊，是不是你们上次打了贺之发，惹麻烦了？
我一听，还真有可能。交流会期间，我们在三十里铺给贺之发来了个螳螂捕蝉，当时是很过瘾，但是会不会带来后患，那个无耻的恶棍会不会报复其中坪，这确实不好说。
不久安南先生就下楼了，后面还跟着理查德教士和李海伦女士，刚刚寒暄几句，理查德教士就急切地说，凌先生，请带我去见你们的最高长官，尽快！
我说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见我的最高长官？
李海伦女士抢上来说，魔鬼出现了，魔鬼正在制造一场灾难，凌先生，你要站在上帝的一边，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我说，两位不用着急，总得让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安南先生提议到亭子里小坐片刻，被理查德教士否定了，我们就站在院子里，理查德拿出一张电报纸递给我，我让何子非看，何子非说，是英文，只能看懂一点，还是听他们说吧。
理查德和李海伦你一句我一句地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前几天，在某地连续发生了扣留外国传教士、索要赎金的事件，据说是红军所为，消息很快就通过电报传到了邻近省份的传教机构，呼吁营救。理查德教士希望通过长洲红军斡旋此事。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带他们去见赵政委。李海伦女士说，凌先生，你们到其中坪，给我们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我相信你们的长官是有信仰的人，你们是站在上帝一边的，请你尽快带我们去见见长官吧。
我说，我们的长官当然是有信仰的，但是我们的长官的信仰和你们的信仰不一定是一回事。我们不一定站在哪一边，我们只会站在正义和善良的一边。
我这样说着，其实已经决定了，带他们去见赵政委。凭我对赵政委的了解，他是一个大学问家，处理这样的事情，一定比我们高明。
为了稳妥起见，我让何子非先行一步，骑马到师部报告，然后我们一行，从柞树大街步行前往师部。
路上我问安南先生，自从上次交流会后，国民党反动派有没有找其中坪的麻烦？安南先生苦笑说，还好，贺之发是不敢敲诈了，但是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总是免不了的，眼下还能应付。
说话间师部很快就到了，何子非迎着我说，赵政委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答应跟理查德教士好好谈谈。
我这才放下心来，带头加快了步伐。师部设在师范学校后面的操场上，临时搭起了一些帐篷和草棚。我们走近了，远远看见赵政委和师部的几个首长，已经在师范学校的大门口等候了。
赵政委对理查德夫妇和安南先生非常客气，让警卫员上茶，还有一些茶点，居然还有几块面包。赵政委首先感谢夏天我们小分队在其中坪受到的礼遇、得到的支持。赵政委郑重地说，这次长洲蔓延痢疾，其中坪和外国朋友对此做出的努力，长洲人民和红军是不会忘记的。听说安南先生仗义疏财，一家就募捐了三千块银元，十分难得。
安南先生说，几个月前，凌先生带领的小分队，在其中坪留下很好的口碑。红军是仁义之师，这不仅是其中坪百姓的共识，也是外国朋友的共识。这一次，长洲痢疾蔓延，红军客居此地，不顾自身安危，鼎力相助，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更见红军本色，说感谢的应该是长洲百姓，还有我安南一家。
理查德好像有点着急，坐卧不安，想要说话。赵政委说，理查德先生，你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理查德又拿出那张电报纸，向赵政委比画说，邻近三个省，都收到了这份电报。请赵先生过目。
赵政委接过电报纸，认真地看了起来。我和何子非对视一眼，都有些吃惊，原来赵政委能看懂英文。赵政委看了一遍，不动声色地把电报纸还给理查德，沉吟一会儿说，这两起事件，目前还不能确定就是红军所为。
理查德说，能不能联系那里的红军，帮助解决？
赵政委想了想说，我们红军是尊重宗教信仰的，保护外国传教士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有一种例外，有些外国传教士，站在反动势力一边，诬蔑我们红军共产共妻，是洪水猛兽，更有甚者，宣传反动迷信，鼓励教友与红军为敌，鼓惑百姓“坚壁清野”，成为反革命的帮凶。所以，我们对外国传教士，是区别对待的。一旦同红军遭遇，我们要进行甄别，没有反动事实的，就立即放人。有反动言行的，确实要罚款，直至更严厉的惩处。
理查德教士大声地说，赵先生，我以上帝的名义保证，上帝派遣我们走遍天涯海角，是为了传播福音，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我的朋友都是上帝忠实的信徒，绝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参与你们的党派之争和战争。
赵政委笑笑说，理查德先生，据我们了解，你和李海伦女士，也包括百涧镇、长洲城的传教士，多数是循规蹈矩的，目前没有发现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一直互相尊重的理由。但是，要说你的朋友都是上帝忠实的信徒，那不是事实。我们掌握了很多材料，从晚清社会到今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数以万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带着上帝的旨意，而是带着帝国主义的利益，在中国境内从事军事情报、经济掠夺、文化欺骗等活动，这也是事实。理查德先生，你想知道详细情况吗？
在赵政委讲话的时候，理查德的情绪一直很激动，但是赵政委讲完了，他好像突然被谁踢了一脚，顿时有点泄气，不再那么义愤填膺了，喃喃地说，当然，当然，国情不一样，人和人也不一样，可是，可是……
赵政委和颜悦色地说，理查德先生、李海伦女士，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也会重视。我向你们承诺两点，第一，这个电报的内容，我会向上级汇报，弄清事实，公正地处理。第二，在长洲境内，包括其中坪和百涧镇的传教活动，只要不违反红军的规定，不破坏红军的规矩，我们仍予尊重和保护。我这样承诺，你们满意吗？
理查德看看赵政委，又看看李海伦，用眼神询问。李海伦女士说，我们希望能够尽快，上帝在看着我们。
赵政委说，不管上帝怎么看，我们都会尽力而为。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能如此了。
赵政委让我们把理查德夫妇和安南先生送回福音药行，我满心指望还能看见安屏小姐，我想和她说几句话，想问问她送给我的桃木匣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或者一句话不说，哪怕在她面前多停留一会儿也行。可是等我们回到药行，门前的空地虽然还有很多人忙碌，但是却不见了安屏小姐的踪影，以至于我怀疑我在两个小时前见到的那个身影，是不是安屏小姐，是不是我的幻觉。
安南先生邀请我和何子非到药行里面喝茶，我爽快地答应了。何子非对我的态度有点意外，按他的想法，理查德夫妇在赵政委那里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更没有好的办法，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敢久留？可是，他不知道我的心思，我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想看看安屏小姐会不会在药行里面。
我安慰理查德夫妇说，我们红军是什么样子，你们是看到的。也许那边的事情是误会，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李海伦问我，你们红军是不是都是一个样子？
我说当然，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李海伦说，上帝保佑，但愿我们的朋友遇到的是像你们这样的红军。
我们在药行里只坐了一会儿，因为军务在身，不便久留，只好告辞，从始至终，没有看见安屏小姐。倒是何子非，看见药行茶室有几本书，征得安南先生的同意，顺手翻看，看到其中的一本，何子非的脸上出现了惊讶的表情，问安南先生，能不能借这本书。安南先生说，这是理查德先生的书，得向理查德先生借。理查德看了一下封面，对何子非笑笑说，可以，送给何先生吧。但愿我们的上帝和你们的上帝是朋友。
返回特务营的路上，我问何子非，理查德送给他的是什么书，何子非神秘地说，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书，英文版的。
我问是不是《圣经》，何子非说，不是，是研究共产主义的。
我吃了一惊，理查德先生怎么会有这样的书，他们不是说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吗？
何子非说，共产主义是当今世界一门先进的学问，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别说支持它的人要研究，反对它的人也要研究。无论我们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首先要搞清楚它是什么，不然，无论反对和赞成，都是没有道理的。你说是不是？
我说，理查德研究它，是为了反对它？
何子非说，那也不一定，但凡真的信仰，总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所有的信仰都是以“善”的名义，善，就是信仰的相通点。
经过红军和长洲各界百姓共同努力，加上天气逐渐变冷，蔓延了一个多月的痢疾终于被扑灭了。
自从那次在福音药行匆匆看见安屏小姐的身影，此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后来的几天，我们特务营被调到瘟疫最严重的城东搬运病人，等我们回到驻地，我又到福音药行去了几次，门前的桌子已经撤了，其中坪教会学校的学生一个也不见了。
有一天下雨，我们巡逻经过那里，我让何子非带队先走，我独自一人下马在广场溜达，并且到当初安屏小姐发药的地方站了一会儿，想象着她的动作、语气和味道。其实，我和安屏小姐并没有多少来往，她对我说的话，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二十句，可是在我的感觉里，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某种默契，甚至有了某种约定，再甚至有了某种牵挂。总觉得我们还会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刻相遇，一旦相逢，就是一段地老天荒的爱情。我为这样的想法感到幸福，也感到惭愧，因为我知道，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安屏小姐也许早就把我忘了。
这以后，何子非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辣子鸡丁是没得吃了，他也不像过去那样经常惦记了。忙里偷闲，他跑到长洲师范学校借了一本英文词典，经常叽里咕噜地翻译那本“关于未来”的书，有时候苦思冥想，有时候拍案叫绝。他说他有点明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大胡子确实了不起，就像画家，画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社会，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剥夺，没有疾苦，这跟天堂有什么区别？
我说，什么时候能够到这样的天堂里住一阵子？
何子非说，我已经住在天堂里了。只要你心里有天堂，你就是天堂的客人。
何子非的话我似懂非懂，隐隐地，好像我也看见了那天堂，远远地，在高山之巅，在云层之上，海市蜃楼一般，那里到处都是欢歌笑语，干干净净的街道，整整齐齐的楼房，清澈见底的河水，相亲相爱的人们，到处都是鲜花和美酒……
有一次，何子非给我看他的翻译稿，密密麻麻的，我大致看清楚了。我说，这其实就是讲故事啊。何子非说，是讲故事，但是故事里面有道理。宗教其实就是通过讲故事，让道理不知不觉地进入你的心里。你认识的那个传教士，也是用讲故事的方法传经的。
我回想一下，确实是这样的。我说，我小时候听大书看大戏，有时候泪流满面，有时候怒发冲冠，这是不是也是传经的作用？
何子非歪起脑袋，想了想说，也是啊，不过，那还不是传经，而是讲道理。我读过三言二拍，你知道什么是三言二拍吗？
我说我当然知道，《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还有《拍案惊奇》……
何子非说，哈哈，还知道一些。这就是文以载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其实，中国古典文学，有很多都是传播道理，教人做人的，有的和宗教信仰沾边，《红楼梦》和《西游记》都是。
我说，老何，你确实有学问，等战争结束了，咱们办个学校，你当校长，我来给你做辣子鸡丁。
何子非哈哈大笑说，好，不过，你只能烧火，做辣子鸡丁，还是张婆娘拿手。
长洲城的痢疾被控制之后，我们有了一个短暂的休整时间，师部办了一个军政训练班，各团军政主官和师部直属分队的负责人，轮流受训。我和何子非的身份比较特殊，有时候当教官，有时候当学生。
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也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在红军队伍里已经算高级知识分子了，但是比起何子非，还是差得很远。这老兄不仅精通土木工程，精通地理测绘，也精通用兵带兵之道。有一天他让我回忆山涧峰战斗的细节，我说早就忘了，一场小小的战斗，我干吗要记住它啊。他说，这就是你成不了军事家的原因。红军强调，打一仗总结一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非常实用的。
我说，我当然知道打一仗总结一次，但是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
他说，你搞错了，我不是让你躺在功劳簿上，而是让你从中找到经验教训。
我有点不高兴，我说你说什么，山涧峰战斗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告以结束，我干吗要从中找到经验教训啊。要找，也应该是谢谷找。
何子非神秘地笑笑说，山涧峰战斗，对于谢谷来说也是难得的一课，如果他想在战术上有长进，也会认真总结的。
我把山涧峰战斗写了一个详细的经过，配上示意图，交给何子非当教材。何子非倒好，向训练班的负责人建议，把全班四十多名干部拉到现地，从受领任务、构筑防御工事，到侦察敌人炮兵阵地，迂回包抄敌人小股部队，从头至尾演练了一遍。结果发现，敌人指挥官的战术意识是很强的，每一步都很审慎，特别是战斗前期，用试探性进攻吸引我方暴露火力兵力，而其炮火一反常态，按兵不动，没有进行首轮炮火准备，这一招是很阴险的。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战斗，从战斗前期的兵力火力使用，可以分析出指挥官的秉性和风格。
后来何子非振振有词地跟我讲，一场战斗就像一盘辣子鸡丁，不同的人能尝出不同的味道，什么人用什么兵，从战斗态势能够看得出来。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员，应该学会这个本事。
我把我和谢谷两次交手的情况作了综合分析，确实发现鹰嘴岩和山涧峰两次战斗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虽然规模不同，地形不同，但是谢谷用兵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比较讲究章法，追求完美，同时很注重节俭，不像一般的国民党指挥官，为了壮胆，战斗发起后，首先虚张声势枪炮开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指挥官的品质。
训练班期间，我感到受益非常大，那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战术问题。中央红军总结的“十六字游击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套，在实践中无师自通，运用得游刃有余，但是要说上升到理性高度，形成战术思想，还是在长洲时期训练班开始的，这要感谢何子非。
自从张婆娘，哦，自从张达理参加了红军，何子非吃辣子鸡丁的次数急剧减少。我们特务营附近的几家饭馆，他也曾尝试过，每次都是兴致勃勃而去，垂头丧气而归。我怀疑这里面有感情因素，与其说他喜欢张婆娘的辣子鸡丁，不如说他喜欢张婆娘。张婆娘摇身一变成为张达理，成了师医院的一名伙夫，自然不能再给他做辣子鸡丁了。
训练班的驻地在万家岭山坡上，同师医院隔得不太远，是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从这里往山下，能够看见柞树大街的街面，弯弯曲曲的灰瓦屋顶，还能看见福音药行的三层小楼和门前的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广场。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向那个方向看上一眼，有一次还情不自禁地哼出了那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
何子非当时就在我身边，奇怪地看着我说，又想起了什么？
我吃了一惊，我说，我在想，理查德教士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何子非说，我发现你心里有秘密。
我说，我有什么秘密？
何子非说，一个人，心里有秘密，脸上就有味道。你是不是迷恋上某个人，比如其中坪那位安屏小姐？
我失口叫道，怎么可能，我怎么会同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一见钟情……
何子非笑笑说，感情这东西很奇妙，它是不分阶级的。
我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反正何子非的话让我非常震惊，我惊奇于自己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思念一个跟我毫无关联的女孩子，自从到其中坪去了一趟之后，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天一天地露头。我突然想到赵政委讲的，晚清社会，自从中国国门打开之后，一些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确实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文明，传播了进步的文化和科技，但是也有一些传教士用他们的文化对中国人进行文化腐蚀——我是不是被腐蚀了呢？天哪，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不寒而栗。
我决定忘记安屏小姐，忘记这个萍水相逢的精灵。然而，这很困难，在此后的岁月里，我还会常常想起安屏小姐送给我的那个桃木匣子。
训练班的第二阶段，集中进行政治学习。
赵政委讲课那天下午，师医院的同志也来了。我看见楚兰医生的身后跟着张达理，从我们身边路过的时候，我和何子非都站起来跟楚兰医生打招呼。
楚兰医生挨着我们坐下说，你们两个病友，现在成了战友，很好啊，两个读书人。
我说何副营长是大读书人，我是小读书人。
楚兰医生说，师部真对特务营高看一眼啊，现在有文化的人这么少，你们一个营长，一个副营长，两个大知识分子一起工作，真是不得了。
楚兰医生这么一说，把我吓了一跳，我生怕这话传到赵政委的耳朵里，提醒了他，把我和何子非分开。说实话，我已经有点离不开何子非了。
张达理穿着一身破旧的军装，但是很合身，我想这一定是楚兰医生的功劳。师医院的人都很注意仪表，不管穿什么样的破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补丁整整齐齐，张达理自然不能例外。她的手里拿着小本本，还有一根铅笔，坐在我的旁边，老实得像个小学生。我打趣她说，张达理同志，像个读书人了，认了多少个字啊？
张达理得意地说，每天认五个，认识了二百多。
何子非说，你会写“辣子鸡丁”几个字吗？
张达理不高兴地说，我干吗要写辣子鸡丁啊，我认识的字，都是药名，有草药，也有西药。我还会包扎呢。哪天你负伤了，我给你包扎，我会像土匪绑票一样把你捆得结结实实。
楚兰医生说，张达理，你胡说什么？
张达理这才舌头一伸，不吭气了。
赵政委给我们讲的内容是“革命与信仰”。赵政委说，很多同志参加革命，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吃饭，有人说为了让红军替他免除债务，还有的女同志为了逃婚，这些都是理由，但不是根本理由。我要问同志们，如果吃饭的问题、债务的问题、婚姻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还要不要革命呢？当然还要革命，那么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信仰，我们是为信仰而革命，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免除债务，也不是为了逃婚。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再也没有土豪劣绅，再也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
讨论的时候，何子非表现得最积极，从私有制到红军的供给制，从法国大革命到苏维埃政权，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大开眼界，当然也有很多、更多的困惑。
以后我把特务营的讨论记录送给赵政委看，赵政委表扬我们说，总体思路是对的，只不过，这样涉及信仰的大问题，确实不是几个底层指挥员能够说得清楚的，这不仅需要相当高级的理论水平，也需要革命实践来证明。以后有机会，送你们到国外深造，没准你们会找到权威答案。
我把赵政委的话向何子非传达了，何子非很高兴，盯着我说，今晚找家馆子吃辣子鸡丁？我请客。
我说，老何，你不能嘴上一套，行动一套。你已经是革命者了，不能多吃多占。
何子非说，革命领袖从来没有说过，不让我老何吃辣子鸡丁。我的奖金是我通过劳动自己挣来的，我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认为反对剥削就是不让我吃辣子鸡丁，那就是对革命的歪曲。
我说，我没有不让你吃辣子鸡丁，问题是张婆娘现在成了张达理了，别的馆子都不是那个味道。你要是想吃辣子鸡丁，我建议你给组织上写个报告，申请同张达理同志结婚，以后你们想吃辣子鸡丁，那就方便了。
何子非说，我打报告，组织上能批准吗？
我一听，有戏。我说，因为你是特殊材料，我估计组织上会同意的。
何子非说，我为什么要打报告，我不能因为辣子鸡丁去娶张达理。你干吗不娶她？
我说，何子非你这话不是话，我为什么娶她？就算我想娶她，也得两厢情愿啊。
何子非说，你为什么就不能两厢情愿，你娶了她，她做辣子鸡丁，我们可以打平伙。
我说你这话更不是人话，别说张达理了，两个男人私下议论自己的同志，而且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同志，很不道德。
何子非说，我也觉得不道德，是你挑起来的。
我连忙求饶，我说好好，是我挑起来的，是我不道德。
何子非说，你知道吗，楚兰医生我是认识的，看样子她并不认识我。
我说，哦，我也听说，楚兰医生是从“西训团”过来的。
何子非说，我在“西训团”二分团进修的时候，楚兰医生是一分团的医务主任兼女生队的队长。这个人很有故事，她在一分团搞了一个“革命军人沐浴室”，学员训练出汗多了，要洗澡，楚兰医生有一句名言，各个分团都知道，“连屁股都洗不干净，怎么能打仗啊”。
我说，打仗跟洗屁股有关系吗？
何子非说，应该有点关系，她的意思是说，革命军人要当文明之师，文明之师就是胜利之师，这里面确实有逻辑关系。当然，沐浴还不算稀奇，最稀奇的是，她还设计了一个东西，武装甲，那时候“西训团”的女生，都用那个东西束胸。
我一听，心里一动，我想起了在其中坪李海伦女士问我的那个问题，我问武装甲是什么东西，何子非说，我也没有见过，可能就是裹乳房的。
我有点明白了，国民党女军官的武装甲，应该就是李海伦女士讲的文胸，既然是楚兰医生发明的，红军医院的女人也应该用上了这东西。如果再见到李海伦女士，我就可以回答她的问题了。
由于各路军阀互相掣肘，我们的根据地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那个时期，也是红军大发展的时期。到了一九三四年年底，有消息说我们要在葱茏西北地区同中央红军会合。不久，上级就得到情报，国民党嫡系部队一个师，会同地方军一部，将对长洲、勉岩、仙岩等根据地发起进攻，一夜之间，部队进入临战状态。
十二月初，地方军两个师三个旅从玉州出发，进犯长洲城。我当时心里有一个隐隐的期盼，盼望能和谢谷在同一个地方，以同样的兵力打一仗。这个念头没有成为现实，师部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固守西可岭，防御正面是一千二百米，防御时间是一天一夜。
当时我们的实际兵力，除了特务营以外，只配属了三个步兵连，比第一次防御兵力还少了五分之一。战斗发起之前，我们已经对敌情有所掌握，深知这一仗险恶。我和何子非勘察地形，把所有可能有利于敌人穿插的路线都走到了，并且设置了障碍。
结合上次山涧峰战斗经验，我亲自拟订了一个防御计划，将有限的兵力和火力配置发挥到了最大限度。
何子非看了之后，说了两句话，一句话是，很好。第二句话是，不能用。
我问为什么，何子非说，你想到的，敌人都想到了。你要想到敌人想不到的方案。
我说我的时间差原则，敌人未必能想得到。
何子非说，对了，就是这个时间差，可能就是这次战斗最大的亮点。
何子非在我起草的作战计划上改了几个地方，把两个固定的制高点火力配置改成移动火力配置，再给准备佯退的两个排兵力画了一道弧形退却路线。我看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
何子非说，这两个排不论进退，都由我亲自指挥。这次战斗，我只指挥两个排。
我说，好，我相信你。
其他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我单讲我们的穿插。
战斗发起不到半天，左右阵地就被敌人撕破了两个口子，当然，敌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仗下来，敌人死伤三百多人，而我们由于战术灵活，并且有准备地佯退，牺牲微乎其微，仅仅伤亡十余人。
战斗第二阶段，敌人从正面和两翼发起进攻，共有三处火力向我主阵地压制，打得我们抬不起头。这时候，何子非指挥固守一号高地的两个排，神不知鬼不觉地撤了下来，就在敌人蜂拥而至的时候，以突然的火力两边射击，打了不到十分钟，又攀岩回到先前的一号高地，而此时山谷里的敌军正在自相残杀。这两个排从两边进攻，一号高地失而复得，并且大量杀伤敌人。
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何子非的穿插战术是怎么回事了，确实神出鬼没，得心应手。
战斗第三阶段，敌人从三个方向向我突击。因寡不敌众，我指挥全线收缩，同时指挥司号员进入战斗，漫山遍野都是嘀嘀嗒嗒的军号声，还有两个方向，出现了快速运动的号音。敌人一时不辨真假，就在停止进攻的不到十五分钟之内，我们有限的迫击炮进行集火射击，又造成敌人大规模伤亡。
就这样打打停停，虚虚实实，我们坚持到第二天黎明。虽然最终因为兵力过于悬殊而不得不放弃阵地，但是我们的战役目的达成了，而且由于有准备的交替掩护，我们的损失并不大，掩护主力实现了金蝉脱壳。
后来得知的情况是，中校团长谢谷指挥的部队，从白旗镇跨过“红军桥”向主城区突破。我记得在战斗发起前还提醒师部，桥下有何子非设置的暗道机关，必要时可以抽取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将桥面沉入水中，但是不知道为何师部没有动用这个撒手锏。直到转移的路上才知道，原来此前师部已经得到战略转移的命令，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在长洲城同敌人血战。也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利用长洲城防御，敌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长洲城，这里免受了兵燹之灾，那座桥也得以保存完好，直到新中国成立，仍然在使用。
我们在西可岭进行的防御战，实际上是为红军主力转移争取时间，吸引敌人兵力，达到牵制的作用。主力转移之后，按计划我们将从西线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绕过葱茏山，追上主力。
前一阶段还算顺利，因为葱茏山西北地区山高林密，道路崎岖，便于隐蔽行动。可是我们刚刚擦过云杉村，到达鹰嘴岩附近，接到当地交通送来的紧急命令，要我们改变方向，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原来，敌人占领长洲城的第二天，一股身份不明的人，在苑安至西安的公路上劫持了安南先生和他的女儿安屏。国民党长洲占领军大肆造谣，此举为红军所为，目的在于裹挟财物。
为了戳穿敌人的谎言，上级要我们就地变换任务，特务营留下一个排，由我亲自率领，营救安南父女，其余部队交给何子非带领，追赶大部队。交通站的同志说，这股土匪估计目前还没有离开葱茏山区，行动越快，成功的把握越大。
这一定又是赵政委的安排，他知道我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和安南父女有来往。
同何子非分手之后，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迅速找到芎安，或者是其中坪的其他公仆。
当天下午，张有田把芎安带到了鹰嘴岩。
芎安告诉我们，理查德夫妇已经离开了其中坪，前往贵州。临走的时候，理查德撕下温情脉脉的面具，威胁安南先生，告发他屡次资助红军的行为，并勒索一万块银元。安南先生无奈，给他筹集了四千块钱，对他说，我并不是怕你，只是感念你们是上帝的使者，为其中坪做过好事。我给你钱，是为了帮助你的朋友，我希望你们做真正的上帝使者，而不要在中国浑水摸鱼。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安南先生曾经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国之后，安南先生遭到通缉，潜回老家隐居，后来同共产党走得很近，同情革命，暗中支持。上次我们到其中坪，实际上是安南先生向赵政委提出的建议，让启岩阳谷老人和其中坪的百姓进一步了解红军。此后其中坪多次向长洲红军提供物资援助，都是安南努力运作的。因此我也明白了，红军为什么对其中坪和安南先生始终采取保护政策。
我询问劫持的经过。芎安说，理查德夫妇临走的时候，同安南先生约定，将安屏小姐送到西安，由西安的教堂负责转送瑞士，在那里继续求学，攻读美术专科。岂料在途中遭遇一群黑衣劫匪，钱财打劫一空，公仆悉数驱散，安南父女不知被带向何处。
一想到安南父女落到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手中，生死未卜，我的心里就有一把钢刀在搅动。虽然我跟他们交往不多，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善良的人，是对革命有帮助的人。
我召集于众兴和张有田研究敌情。葱茏山方圆几百里路，要想找到隐身其中的劫匪，无异于大海捞针。后来我决定，潜伏在其中坪附近，不管劫匪是什么人，他一定会同其中坪进行交涉，一旦露面，我们就跟踪前行，直至端掉他的老窝。
决心定下之后，我对芎安说，你仍然回其中坪，向启岩阳谷会长禀报，红军对此事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潜伏在山里，只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就会出动。同时，我让张有田带一名战士，跟随芎安回到其中坪，秘密住进天堂客栈，随时通风报信。
还记得其中坪的观雪亭吗？对，它的下面有个柞树林，西边有一个从山上引水的石渠，沿石渠可以钻到山肚子里，那个无名山洞一直通向百涧镇的恒泰货栈，当初安南先生曾想用它来帮助我们摆脱谢谷的追杀。我选择在那里潜伏，一是可以随时出现在其中坪，二是可以快速抵达百涧镇，这两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我的目标点。
为了隐蔽，我让战士们浑身插满树枝，避开大路，甚至放弃了羊肠小道，在没有路的路上几乎用爬行的速度前进，有时候需要手脚并用，一个上午只移动了不到三里路。
中午我们在树林里吃了点干粮，按指北针标定的方位角前进。前面的路更难走，稍有不慎，一脚踏空就会掉下几十米深的悬崖。我率先爬过那段路，将绳子一头拴在一棵大树上，然后让战士们拉着绳子，一个一个地通过。其他人通过得还算顺利，没想到最后一个战士遇到了麻烦，刚走到一半，打起了哆嗦，吓得不敢往前走。
殿后的于众兴收了绳子，跟在他的后面喊，抬起头来走，不要怕，后面有我。
他这一喊不要紧，那个战士更紧张了，一步没有踏稳，摇晃起来，差点儿把于众兴也拖下去了，幸亏于众兴没有松开绳子。
我往前迎了两步，向他伸出手说，你抬起头来，继续往前走！
这个战士哆嗦了一会儿，镇定了情绪，一步一步地过来了，最后一步，几乎是扑到我的怀里。
我一把抱住他，才顾上说了一句，好险！
直到离开那段险路百十步了，于众兴还在数落那个战士，他妈的，这么小的胆子，怎么打仗啊！
那个战士哭丧着脸说，打仗我不怕，我就怕……高……
于众兴说，走这样的路，不要往下看，我不是让你抬起头来走吗？
那个战士说，我想抬起头来，可是我的头它抬不起来啊，下面，下面……
于众兴没好气地说，下面，下面有鬼啊！
那个战士总算平静下来了，说，下面……连长你真的神机妙算，下面，确实有鬼。
于众兴喝了一声，胡说，大白天的，哪里有鬼，我看你像鬼。
那个战士说，下面，确实有鬼，我看见一条狗，瘦得只剩下骨头了，在那里睡觉，身边还有一个箩筐。
于众兴和战士对话的时候，我正走在他们的前面，我回过头来问那个战士，什么，你看见什么了？
或许是我的表情比较狰狞，吓住了那个战士，他惶恐地看着我说，营长，我不是故意的，打仗我不怕，我就是怕从高处往下看。
我说，我没有问你这个，你说，你看见什么了？
那个战士眨眨眼睛，这才壮起胆子，大声说，报告营长，我看见了一条狗，一条瘦狗。
我怔怔地看看渐渐偏西的太阳，对于众兴说，命令队伍，掉头，回到刚才的位置。
于众兴惊讶地说，营长，你不会让我们再返回吧？这小子胆子小。
我说，扯淡，把望远镜给我。
回到刚才那段险路的一端，我像壁虎一样，贴着山壁，挪到那个战士打哆嗦的地方，用望远镜居高临下地搜索。我的心里有一个强烈的预感，那条死狗的身边，很有可能有我要找的东西。我一遍一遍地搜寻，几乎忘了我是身处绝壁，几乎忘了脚下就是百丈悬崖，害得于众兴在边上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遍一遍地喊，营长，危险，趴下！
我当然没有趴下，也没有坐下，而是蹲在那里。我终于看见了狗——我看清了，那不是一条狗，准确地说，那是一条狗的骨头架子，在离狗骨不到三米远的地方，有我熟悉的东西，那个在我胸前待了几个小时的白色的柞绸袋子，尽管它被树叶盖住了一大半，我还是认出了它。
我招呼于众兴和张有田过来，把望远镜交给他们，让他们看。于众兴看了半天说，除了那条狗的骨头架子和旁边的箩筐，我啥也没有看见。张有田说，我也是。我又让战士们轮流看，大家都说，没有看见什么袋子。我很生气地骂他们，为什么只有我看见了，因为你们都是半瞎，都是笨蛋。
于众兴说，我们确实是笨蛋，可是，这么险峻的地方，咋办呢？
我察看地形，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险的小路爬下去。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死狗的骨头架子旁边，我仔细搜寻草棵，奇怪的是，确实没有我要的东西，我让战士们在附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战士仰天打了两个喷嚏，一边揉着鼻子一边惊叫，看，那是什么？我向战士手指的方向看去，眼前顿时大放光芒，那是一棵巨大的榕树，枝杈上挂着一个白色的物件，一个战士爬上老树，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
我按捺住狂跳的心口，深深地呼出一口长气，蹲在地上，把布袋放在腿上，解开后，果然是桃木匣子，手指轻轻抚摸扣锁，很快就打开了。一层一层的绸布解开之后，里面是红色柞绸垫布，可是垫布上什么也没有，我轻轻地把垫布抠出来，下面还是空无一物。
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让于众兴和战士们过来看，问他们，看到了什么，得到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啥也没有。
天哪，我朝思暮想，费尽周折，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找到的桃木匣子，里面装的，居然是“啥也没有”——难道安屏小姐送给我的，就是“啥也没有”？
就在我们到达无名山洞之后不久，张有田带来了消息，证实绑架安南父女的，确实是葱茏山上的一群山匪，为首的叫巴根。张有田说，巴根派到其中坪的信使名叫姜皮，现在就在其中坪。
事不宜迟，当天晚上，姜皮正在其中坪长老会的议事厅跟启岩阳谷会长讨价还价，于众兴带人突然出现，把他抓到无名山洞。
我让人把姜皮吊起来，下面架上火烤，其实是吓唬他的。还没有等火点着，这家伙就全招了。
据姜皮招供，正是其中坪安插在匪窝的那个帮办，六天前向巴根提供了发大财的机会——趁国民党军攻打长洲，兵荒马乱之际，绑架安南父女，然后嫁祸于国民党军。后来据巴根说，讲红军绑架，其中坪人不会相信，所以他们只好冒充国民党。国民党当土匪，比土匪更像土匪。
姜皮说，巴根给他的任务是，到其中坪会晤启岩阳谷会长，索要金条十根共六十两，然后陪同其中坪的公仆，到川陕交界的旺宣城交钱赎人，限期三天，过时撕票。至于在旺宣城何处何时交接，待姜皮和其中坪的公仆到达旺宣之后，先到某处对暗号，然后等待指令。
我对姜皮说，巴根很信任你啊，如果你拿到黄金，他不担心你远走高飞？
姜皮哭丧着脸说，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巴根的手里，我哪里敢跑啊。
看来这个巴根是个惯匪，对绑票程序非常熟练，能够确保自身安全。现在的问题是，安南父女在哪里？问姜皮，他也说不知道。姜皮说的应该是实话，巴根一天一个地方，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
我和启岩阳谷会长商量，决定连夜出发，到旺宣。
启岩阳谷会长老泪纵横，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救出安南父女。启岩阳谷会长让芎安跟我们一道去，沿途开销由其中坪承担。
为了缩小目标和减少开销，我让张有田选了三名枪法好的战士跟我一道前往旺宣，其余的同志由于众兴带领迅速追赶队伍。又让芎安弄来五套其中坪公仆的服装，收拾停当就上路了。
下面的故事，就像后来我们从电影里看到的谍战片，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我简要地讲。
从其中坪到旺宣，共有二百多里的路程。出发前研究了路线，翻越葱茏山后，在陕西境内的马桥集买了两辆马车，日夜兼程。头一天，沿途可见军队，稀稀落落地开进，这是地方军。第二天，见到一些穿灰布军装的士兵，军容稍微好一些，当地人说是西北杨虎城的军队。一路上没有看见红军，我心里想，实行战略转移，说不定我们还赶在主力的前面呢，我们有马车。
路上姜皮跟我们讲，巴根这个土匪，是比较讲义气的，一般情况下，谋财不害命。我说扯淡，哪有狗不吃屎的，是土匪都难改匪性。姜皮说，那是，那是，如果搞不到钱，巴根也会撕票的。
第三天上午，我们风尘仆仆抵达旺宣，派人打探，这里驻扎着杨虎城部队的一个团。我们当然不能大摇大摆，枪支都藏在马车上。姜皮第一次去接头，怕他耍滑头，我做了精心安排，当着姜皮的面交代三个战士，从三个方向控制那家饭店。我对姜皮说，你知道的，这三个人都是神枪手，百步穿杨不一定，但是一百步以内，他要打你的左眼，一般不会误伤右眼。姜皮凄惶地说，我明白，我明白，我绝不会拿我的身家性命开玩笑。
我说，那就好。
姜皮确实被我们吓坏了。虽然接了几次头都没有接上，但是我能分析出来，不是姜皮耍滑头，而是巴根太多疑。害得我们在城里转了大半夜，换了三个地方。
我判断，每次姜皮离开接头地点，后面都有巴根的人跟踪，我甚至怀疑他发现了我们。后来的一次，已经是傍晚了，我决定让其他人远距离跟着，只剩下我冒充其中坪的芎安，留下武器，藏好金条，乘坐马车，来到一个名叫坛坛香的饭店。姜皮领着我走进饭店，先是几个人上来搜身，然后又到后院，终于见到了巴根，一个教书先生一样的土匪头子。
巴根那当口正在和几个喽啰打麻将，看见我们进来，眼皮也不抬，说，等一会儿，没看我在忙着吗？
我说，我也很忙，要不是为了朋友，老子才不来见你。
我这么一说，巴根有些意外，他把手里的牌放下了，站起身来，上上下下打量我，你叫芎安？
我说，你希望我是谁我就是谁。
巴根好像没有听明白我的话，说，钱带来了吗？
我说，带来了，但是被我藏起来了，我要见到安南先生和他的女儿。
巴根看看我，突然把手一挥，一个土匪上来，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我并不紧张，镇定地说，干什么？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不要破了山寨规矩。
巴根冷笑一声说，你根本不是芎安，你是谁？
我说，我是不是芎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给钱，你给人，咱们各走各的道。
巴根说，你为什么要冒充芎安？
我说，因为你们想见芎安。
巴根说，那你是谁？
我说，我是安南先生的朋友，受人之托，为朋友两肋插刀。
自始至终，我没有乱方寸。我的决心是，救出安南父女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我不一定要马上消灭这股土匪，甚至真的给他十根金条也在所不惜。
巴根对我半信半疑，挥挥手，麻将桌边的三个喽啰都站了起来，从腰里掏出驳壳枪，押着我进到更深处的一个院子，在那里我终于见到了安南父女。
安南父女一见到我，也似乎很意外，但是他们都很冷静，平静地看着我。
巴根问安南，他是你的朋友吗？
安南先生点点头说，是的，是我的朋友。
巴根又问，你的朋友是做什么生意的？
安南看看我，有些拿不准。我说，我来告诉你，我是中国工农红军。
我这样一讲，巴根脸色大变，马上掏枪对准了我，后面的三个土匪也如临大敌，向我举起了枪。巴根说，找死啊，原来你是红军探子，竟敢摸我的路子！
我说，我既然来了，就不怕死，我是来帮助朋友的。
我的态度有点出乎巴根的意料。巴根说，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这次来，不是来剿匪的。我跟你说过，把安南先生和他的女儿放了，等他们到达指定的位置，我就把钱交给你，就这么简单。
巴根说，钱在哪里？
我说，我现在当然不会告诉你。
巴根想了想说，那这样，我先放一个，是放老的还是放小的，你们自己定。等我拿到钱之后，再放另一个，你们说行吗？
我还没有说话，安南先生抢着说，那先把我的孩子放出去吧，我留下。
我看看安屏小姐，安屏说，不，我要和爸爸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
巴根向我一摊手说，看看，这件事情还不好办，可是，一分钱没拿到，你让我把人都放了？那不可能。
我说，那这样，你让姜皮领着他们爷俩出去，我留下。你们到西风街杨桥下面，把他们爷俩交给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见到他们爷俩，自然会把钱交给姜皮带回来，到那时候，放不放我，就随你的便了。
巴根似乎有点犹豫，反复打量我，阴阳怪气地说，啊，看不出来啊，你还是条汉子，你说我信不信你？
我说，不信我，你从哪里拿到那十根金条呢？
巴根在我面前踱了两圈，终于下决心了，对身边的几个土匪吩咐了几句，让安南先生和安屏小姐做好离开的准备，并把他们身上的绳子解开了。
安南先生神情复杂地看着我说，凌先生，这样你就太冒险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好。你带小女出去吧，万一有个闪失……我这把年纪了……安南先生有点语无伦次了。
这时候，我希望安屏小姐能说几句话，哪怕一句也好，但是她就那么看着我，平静地，不见波澜地看着我，看着我的脚和我的草鞋。我突然想，安屏小姐为什么不对我说句话呢，莫非她不相信我，莫非她认为我和土匪是一伙的，是在演双簧，是在联手抢劫？
想到这里，我惊出一身冷汗。确实，从见到安南父女之后，我一直表现得从容不迫，异常冷静，因为我一心只想着把安南父女救出去，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可是，也许正是因为我的镇定，引起了安屏小姐的怀疑。天哪，万一，万一我真的死了，万一安屏小姐离开之后到瑞士了，这件事情我能说得清楚吗？可是，我怎么跟她解释呢？
就在我胡思乱想心乱如麻的时候，安屏小姐说话了，我听见她说，红军哥哥，我送给你的礼物你打开看了吗？
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我根本没有听明白安屏小姐讲的礼物是什么东西，就稀里糊涂地点点头说，打开了，我看见了，谢谢你安屏小姐。
安屏说，你都看见什么了？
我这才明白她指的是桃木匣子，我说，我看见了，啥也没有。
安屏“哦”了一声，想了想问我，你看清楚了，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说，是的。那天我们和谢谷打仗，可能是匆忙之间丢了，前几天到其中坪查找土匪的时候，在鹰嘴岩下面找到了，匣子里面的东西被人取走了，不过，桃木匣子还在。你能告诉我，匣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吗？
安屏看看我，正要说话，巴根那边嚷了起来，你们有完没完，什么时候了，还花前月下？
安屏小姐瞪了巴根一眼，向我一笑说，谢谢红军哥哥救了我们，上帝与你同在，后会有期。
安南先生深情地看着我，欲言又止，老眼泪花闪烁。
我说，巴根你听着，安南父女是我们红军的朋友，你给我伺候好了，有一点差池，红军会找你算账的。
巴根嬉皮笑脸地说，这个你放心，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再说，安南先生是有名的大善人，我不会亏待他的。
我说，那好，我们等着看。
我眼看着安南父女离开。安屏经过我面前的时候，站住了，突然伸出手来，把我的一只手拉过去，把我的手指掰开，看看我的手心，在上面横竖画了两下，并在上面吹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从我见到安屏小姐的那一刻起，她就是个谜，像个小巫女，直到现在。
走了，都走了。我被捆住手脚，扔进一间黑咕隆咚的房子里。冷静下来，思考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我确认我没有做错，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因为我临走时交代，只要见到安南父女，就把钱交给来人，如果没有见到我本人，那就说明我留下当人质了，下面的步骤，必须等安南父女绝对安全之后才能实施。张有田跟我参加过十几场战斗，我的意图他应该非常清楚。
这时候，我终于有了空闲，去想那个桃木匣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安屏小姐忘记往里面装东西，还是别人发现后取走了匣子里的东西，抑或是，我后来捡到的那个匣子不是安屏小姐送给我的，而是送给谢谷的，里面的东西被谢谷取走了？如果那是谢谷扔下的空匣子，那么，安屏小姐送给我的匣子里面，装的是什么？还有，刚才安屏小姐说，你看清楚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她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有点重，多少有点不相信的意思，是不是有特别的暗示啊？
就这样前思后想，昏昏沉沉，半是清醒半如梦。
不知道过了多久，黑屋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土匪提着灯笼，闪在门边，巴根进来了，先摸摸我的脸，然后踢踢我的腿说，起来吧，咱们喝一杯。你这个红军，够朋友。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定是他拿到金条了。
他们给我松了绑，我揉揉胳膊，突然飞起一脚踢在巴根的屁股上，我说，大胆毛贼，居然敢绑老子的票，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巴根一愣，他的手下马上又把枪口对准我。我说，老子是蒋委员长悬赏十万大洋的土匪头子。跟老子玩这一套！
巴根傻眼了，张口结舌地问，土匪头子，你也是土匪？
我说，我当然是土匪，不是土匪，我能闯你山寨摸你的门子？
巴根还是不相信，眨眨眼睛说，十万大洋，你吹牛吧，你这颗脑袋也值十万块大洋？
我哈哈大笑说，我当然吹牛。不过，我这颗脑袋肯定比你的脑袋值钱，不信你走着瞧。
后面的故事你能想象得出来，就在那个叫坛坛香的小饭店，我和巴根以及他的五个手下喝了一顿大酒，推杯换盏，不亦乐乎。我估计他们不会相信我这个冒牌土匪，但是凭着江湖经验，他们可能不会杀我。
喝酒之后，巴根说，睡一会儿吧，天亮送你上路。
我说好，那就等天亮。
我当然没有喝醉，就是醉了，我也清醒着，这就是战争赋予我的特殊本事。
我又被重新扔进黑屋里，只是比上半夜多了一条棉被。我用棉被把自己包起来，躺在地上，听着外面呼啸的北风，想象安南父女的境况。也许芎安带着他们正在返回其中坪的路上，或者他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前往西安，然后安屏小姐就到了瑞士。
想到这里，我稍微有点遗憾，这一次，安屏小姐对我说了好多话，可是，桃木匣子里面到底是什么，还没有来得及说，从此就天各一方了，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了。
遗憾归遗憾，我不后悔。作为一名红军营长，我为我做出这样的事情而感到欣慰。让他们记住红军吧，让他们记住，并且通过他们，让上帝也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是个什么样的军队。我的内心涌起一股暖流。
天快亮的时候，我回味巴根的那句话，“天亮送你上路”，这是什么意思，是放了我还是杀了我？不清楚，土匪的话往往话里有话，我估计八成是后面这个意思。这样想，我就有点懊悔，有点自责，后悔有点意气用事，放弃了一个营长的责任。我想，如果这次行动中有何子非，一定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和何子非简直就是一个人，我的战术，我的意思，不用说他就清楚。
可是，何子非现在在哪里呢？估计他已经同师主力会合了。这次的后续任务，我交给了张有田，这个一贯疑神疑鬼的家伙，如果行动不力，就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我这个营长牺牲了无所谓，可是那几个战士可能就会失散，还有那十根金条，就那么拱手送给土匪巴根了。我想，我应该写一封信，把这个责任承担过来。
想到这里，我一骨碌翻起来，可是，四周黑咕隆咚，只有北风吹得窗户沙沙作响。没有纸和笔，我只好作罢，重新用被子蒙上脑袋，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睡一觉再说。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被人推醒了，睁眼一看，阳光从窗户落进来，刺得我眼前直冒金星。
我揉揉眼睛，看清楚眼前站着张有田和三个战士。我跳了起来，连问怎么回事。
张有田说，营长，你可醒了，吓死我了。
我说怎么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有田说，那次在其中坪我担心有人在酒里下蒙汗药，你还不信，跟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蒙汗药，这回信了吧？
我说，谁给我酒里下蒙汗药了？
张有田说，巴根啊，巴根本来打算杀你的，后来听说蒋委员长悬赏十万元洋钱要你脑壳，就改主意了。他们把你蒙翻之后，本来想把你抬上马车找国民党卖钱的，没想到我借了杨虎城部队的一个巡逻班，带过来了。我一枪没发，守在饭店后门口，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全抓起来了。
我差点儿晕了过去，好半天才清醒了问，什么，杨虎城的一个班？你怎么能借到杨虎城的一个班？
张有田说，我说我是生意人，遇到赖账的人了，求老总帮个小忙，让人在前面敲门查烟贩子，我的人在后面守株待……待……
我说，太没文化了，守株待兔。兔子来了吗？
张有田看着我说，兔子来了啊，全在伙房里捆着呢。
我怀疑是在梦里，揉揉眼睛，再掐掐腿，哈哈，不是在梦里，是真的。我说，你怎么从杨虎城的部队里借到了兵？
张有田说，不是借的，是买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啊不，有钱能使磨推鬼。安南先生临走的时候交代芎安，给了我们三千块大洋，我擅作主张花了十块钱啊，给杨虎城的兵每人一块，让他们跑了十分钟的龙套。营长，你处分我吧，我未经请示就花了十块大洋啊！
我的脑袋好像还有点疼，晕晕乎乎的。也许张有田讲的是真的，可能土匪真有蒙汗药。我使劲地拍拍脑门说，安南先生他在哪里？
张有田说，走了，已经走了啊！
我又问，金条在哪里？
张有田说，在我这里啊，在我怀里揣着呢。
我一跺脚说，那还不快追，追上安南先生，把金条还给他。
张有田说，不用追了，安南先生给你留了一封信，这十根金条，支持革命了。
我一激动，只觉得脑子一热，摇晃一下，差点儿摔倒在地。
张有田吩咐饭店老板给我们熬了一锅稀饭，还有油条。我的天哪，好久没有吃到油条了，简直像进了天堂一样。
我们几个人风卷残云一般吃完，我让张有田把巴根和他的喽啰带上来。一会儿巴根就出现在门口，身后跟着三个喽啰，一律五花大绑，嘴里塞着破布。巴根一见到我，哇啦哇啦地直喊，我一把拽掉塞在他嘴里的臭抹布说，你喊什么喊，没有杀你就天高地厚了。
巴根凸起眼珠子说，你这个人不够意思，我是完全按照江湖规矩办事的，可是你呢，言而无信啊。
我说，去你妈的，你以为老子真是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红军营长，老子是执行任务。
巴根瞅瞅桌子上的油条稀饭，吧嗒吧嗒嘴说，半夜里我还请你喝酒，你总得让我喝口稀饭吧。
我说，喝稀饭没有问题。不过，你得老实告诉我，你下了蒙汗药，把老子蒙翻了，倒是想干什么？
巴根一脸迷茫，突然叫了起来，什么蒙汗药，我从哪里来的蒙汗药？我想的是，天亮之后，押着你出城二十里，然后让你滚蛋。我巴根是一个讲良心的土匪，从来就是谋财不害命。
我说，你赶快喝稀饭吧，我和大家商量一下，是杀你还是放你。
巴根眼皮一翻说，随你的大小便。
巴根说完，不再理我，蹲下，把嘴凑到碗边，吸溜了一口，抬起头来说，能不能把绳子解了，你们手里有枪，我们跑不掉。
我说，这个我说了不算，张有田你说。
张有田说，不能松绑，一旦他们逃跑，我们不敢开枪。
我对巴根说，对不起，只好委屈你们了。
巴根眼珠子转了两圈说，知道了，你们挺在行的。说完，又猫起腰，嘴巴对着碗边，一口气喝下去半碗。
巴根和他的三个喽啰喝稀饭的当口，我和张有田商量下一步行动，当然是追赶队伍，可是队伍在哪里，眼前还是未知数。我只记得在西可岭防御战之前，赵政委给我交代任务的时候说过，你们是独当一面，掩护主力战略转移。万一打散了，就带领队伍向西北方向，因为我们战略转移的任务是接应中央红军。
我告诉张有田，向西北方向走。
方向确定了，路线也不成问题，但是还有两个难题，第一是十根金条，六十两，这不是个小数字。自从我们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和各路军阀争先恐后地围追堵截，这一带到处都是国民党军队，嫡系和杂牌都有，像蝗虫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走，带着黄金很不安全。后来我决定，雇上一辆马车，黄金还是带上，我们尾随在追赶红军的国民党军后面，他们什么时候找到红军，我们就从他的屁股后面给他一家伙，然后回到组织怀抱。
第二个难题是，这几个土匪怎么办？如果在根据地还好说，要么收编为红军，要么发给路费滚蛋。可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放不能放，一旦放了，他们可能会报复其中坪，危害安南父女。可是收编吧，我们是在敌人堆里穿行，万一有个土匪叫嚷起来，那就鸡飞蛋打了。再说，绑着他们走，目标就更大。
我问张有田，你说怎么办？
张有田看着正在埋头啃油条的巴根，向我挤眉弄眼地比画了一下说，等他们吃饱喝足了，一会儿我就送他们回老家。
我明白张有田的意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看着眼前这个土匪头子，我的心里突然涌出一阵恻隐。说实话，我有点喜欢这个土匪，无论是他的长相还是他的秉性。我在想，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如果不是孤军深入，如果是和大部队在一起，我一定不会杀他，也许我会循循善诱，动员他参加红军。
当然，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情况不允许，不杀他，我就没有办法。
决心是下了，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在哪里杀，是出城之后杀，还是就在这里杀？
张有田的意思是，就在这里杀。他向我递了一个眼色说，营长，你去洗洗脸，这里交给我吧。说着，他还把袖口向我扬了一下，我看见匕首明晃晃的刀尖。另外那三个战士都在门后站着，同样把手拢在袖口里面，就像屠夫等着杀猪一样。
显然，张有田已经看出了我的不忍，怕我心软，让我避开。我又看了巴根一眼，他的嘴巴正在追逐着半根油条，从桌边追到桌子中间。这个动作很好笑，多少有点让我心酸。我心里想，多吃那一口又有什么用呢，一旦我离开，你们就是尸体了，喝到肚子里的稀饭还没有变成尿。想到这里，我又看了他们一眼。
老实说，参加革命好几年了，在战场上打打杀杀不计其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优柔寡断。也许，这是因为面对面的缘故？或许，是因为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
我不能再犹豫了，我迈动沉重的脚步，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回头一看，巴根正用惊恐的眼睛看着我，突然喊了一声，长官……
我停住步子，回头看了他一眼，问他，什么事？
巴根死死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问，你，不会，杀我吧？
我说，你说呢？
巴根说，你不能杀我。
我说，为什么？
巴根突然强硬起来，因为我没有犯死罪，再说，你们也没有审判。
我说，笑话，土匪杀人，从来不是因为被杀的人犯了死罪。所以，我们杀土匪，也不用审判。
巴根大叫，有种你把我们放开，让我们公平地干一仗！
本来我是有恻隐之心的，他这么一闹，反而促使我下了决心，我向张有田一挥手，你们看着办吧。
讲完这句话，我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走了。刚刚走了不到十步，我听见身后传来呜呜的叫喊，渐渐地声音小了。我知道，是张有田和战士们把土匪的嘴巴堵上了。我拼命地加快步伐，想尽快离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的腿脚越来越重，往前迈越来越困难，似乎不听使唤了。突然，我的双脚，它们自己向后转了过去，拖着我的身体，就像箭一般冲进屋里。
这个时候，巴根的嘴巴刚刚被堵上，还在一跳一跳地挣扎。张有田手里的匕首高高举起，正在寻找最佳切入位置，眼看就要刺向巴根的喉咙，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喊一声，住手，刀下留人！
这一声喊，声音出奇地大，还发着颤音，已经不像人的声音了。
一屋子人都惊呆了，战士们手里握着匕首，呆呆地看着我，五花大绑并被塞住嘴巴的三个土匪也呆呆地看着我。我问，刚才是谁喊的？
张有田说，是你啊，营长，是你喊的，你像女人那样尖叫一声，住手，刀下留人。
我说，奇怪啊，是我喊的吗？我好像已经出门了啊。
张有田说，营长，你现在不还站在这里吗，难道你遇到鬼了，是鬼把你推进来的吗，是鬼从你嗓子里发出的声音？
我原地木然站立，呆了半晌，我跟张有田说，我确实遇到鬼了，是鬼把我推进来的，是鬼钻进我的嗓子眼里说话的。
张有田愣愣地看着我说，那咋办？
我说，把他们捆起来，拴在一起，关在这个屋子里，把钥匙交给饭店掌柜的。一个小时后放他们出去。
张有田嘴巴大张，跺脚喊道，营长，这太冒险了，放虎归山，他们会咬住我们，再说，还有安南先生——
我打断张有田的话，闭嘴，一切后果由我承担，执行命令！
我看见张有田的嘴巴张了张，好像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