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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去找寻茶铺的往事？
我们经常忽视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因为它们太平常，司空见惯，哪怕它们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也提不起我们的兴趣。
过去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许多方面，就在我们眼前一天天消失，它们的离去，大多数甚至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都在关注新的事物。一代又一代地陪伴我们先辈的东西默默退去，我们都不屑于叹息一声，或者流露出哪怕一丝丝的伤感。
当多少年过去以后，经常是它们都不存在的时候，我们才蓦然醒悟，感觉我们生活中、文化里似乎欠缺了点什么，然而不知道在哪里去寻找它们的踪迹。
全世界都知道茶铺与中国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关于中国茶叶的写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相对来讲关于茶铺的写作却要少得多，因为写茶铺的难点是资料的缺乏。
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而当时的中国人，可能是对茶馆司空见惯，很少留下文字的记录。反而较早关于茶馆的记录，是由西方人和日本人留下来的。
例如前面所提到的英国人福钧（Robert Fortune），1990年代末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读到了他在中国的旅行记，即1853年在伦敦出版的《两访中国的茶乡》（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
还有戴维森（Robert Davidson）和梅益盛（Isaac Mason）在1905年出版了《华西生活》（ Life in West China ），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中村作治郎1899年出版的《支那漫游談》，后来还有井上红梅的《支那风俗》，迟冢丽水的《新入蜀记》，以及东亚同文会所编《支那省别全志》中的《四川省》等。
这些外国人所记录的中国社会生活，其中有一些饮茶和茶馆的描写，虽然也不是很详细，但毕竟提供了一些19世纪和20世纪初关于茶馆的信息。
关于成都茶铺的中文资料，到民国时期开始多一些了，许多到过成都的人留下了不少私人的感想、笔记或者回忆文章。另外还有各种报刊资料对茶馆也时有报道，以及我自己的田野调查和访问资料。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大量档案，对成都的茶铺的了解因此丰富了许多。
从历史的尘埃中突然发现已经忘却的过去，那是我们的运气，因为历史上99%以上的东西，一旦被丢失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记得是2000年，我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关于成都茶铺的资料，非常兴奋。但是2000年只是利用暑假回国做研究，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些档案资料彻底翻一遍，但是我知道那里边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记录。
随后的两年，我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街头文化》的那本书上，实际上到了2003年，我获得了美国人文学研究基金（NEH）的资助，这样我在整个一年的时间内不用上课，全部的时间都用来研究茶馆的课题。
基金支付我那一年的工资，如果不够的话，由我任教的学校另外补足。由于这个基金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获得的，得到这种资金对于我本人和学校来说是极大的荣誉，那一年学校还多奖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
利用这个机会，我在2003年将成都市档案馆的有关资料进行了系统地查阅。那个时期档案的使用是非常开放的，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当时档案馆便已经有了很好的编目，先查目录，然后由档案馆借阅部的工作人员进库调卷宗。那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友好，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尽可能的方便。
那个时候档案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查阅和复印的，而与现在各档案馆的各种限制非常不同。现在许多档案不再开放查阅，而且规定每一张介绍信只能复印有限的几十张。如果当时有如此限制的话，我不可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收集到这么多的资料。所以档案的开放程度，直接影响到史学研究的发展。
现在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我认为，开放档案，让真实的历史浮出水面，就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反之，就是为历史虚无主义张目。所以，一方面限制档案的使用，另一方面竭力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似乎陷入了历史的怪圈之中。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档案部门都不愿意让学者们自由查阅档案，有相当多的档案部门还是尽量为学者创造使用档案的条件。在我第一部《茶馆》的中文版201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以后，当时的成都市档案局局长兼成都市档案馆馆长在媒体上写道：
作为档案局馆长，这几天我特别的兴奋，感到震撼！在8月15日我休假时买了一本与成都市档案工作有关的新书。这本书是2010年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署名王笛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作者在《英文版序》中说：“感谢成都市档案馆允许我使用其卷帙浩繁的档案资料，当我在那里阅读资料时，得到了非常优良的服务。”我兴奋得很，从15日下午到16日凌晨3时，我一口气看完这部500余页的有世界影响的学术专著，这是一部与我们成都市有关与我当局馆长的档案馆有关的书，与我们的档案管理和开发利用有关的书，我有理由兴奋有责任深思。
希望我们所有的档案管理人员，都能像这位档案部门的负责人那样具有开放的态度。
在那个时候，成都市档案馆的阅览室没有空调，夏天坐在那里，经常汗流浃背，那里的工作人员和我一起遭受酷热，最多就是用电风扇来解暑。
在那里，经常几乎就我一个人看档案，有用的文献从资料的海洋中被筛选出来，然后填写复印表格。当复印的资料交到我的手中，那种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我当时在想，我万里迢迢从美国来到成都进行研究，但是为什么本地学者不来查阅档案呢？我认为当时国内的学者还不像西方历史学家那么看重档案，学术研究基本上是靠图书馆的资料，对档案的强调，是后来才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还有一个原因，当时中国学者的条件还没法和西方学者相比，记得当时查阅一卷档案是10元钱，那么大量的调档，加上复印资料是一元一页，开销便相当大。这也有可能是当时国内学者很少来利用档案的原因之一。
我在那里每天看档案，和借阅部的几位工作人员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实际上由于我调读的卷宗和复印的资料量都非常大，工作人员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所规定的收费标准，在最后结账的时候给了我不少的优惠。
当然由于我这次回来是有研究基金资助的，对于有用的资料，不考虑成本也要收集到手。多年以后我还在想，如果当时不是果断地把这些资料都掌握的话，以后再回去查阅和复印将是非常困难的。
还记得我带着满满一手提箱的资料离开成都回美国的时候，充满着兴奋的心情。当时都不敢把这些资料托运，担心万一遗失，所以我一直随身携带。这些资料可以说在过去的将近20年中，为我的茶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那个时期，可能是中国档案管理最开放的时期，我抓住了机会，那是我的运气，也可以说是学术的运气，否则就不会有我后来的两卷本的茶馆研究了。
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总是期望一切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好，其实有时候机会就是转瞬即逝，没有抓住，可能就是终身的遗憾。
我最初的设想是，考虑到成都茶馆的资料非常有限，那么通过档案的发掘，再加上实地考察以及其他资料的补充，有可能写一本成都茶馆的百年史，就是整个20世纪成都茶馆的历史。所以在查阅档案的同时，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成都茶铺的田野调查。
但是在得到了丰富的档案以后，我决定以1950年为分界点，写两本茶馆的专著，以充分利用所收集到的珍贵的资料。
在档案馆查找资料的时候，由于上午11∶30就要交还档案，一直到下午2∶30才重新开门，中午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出去吃午饭，就这样，位于花牌坊街成都市档案馆周围的茶馆我几乎都去过，无论是低档的街角茶铺，还是中档的茶楼（记得那个地区没有发现高档的茶馆），几乎都进行了考察。在周末或者其他不看档案的时间，则去其他地区的茶馆。
2008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出版了西方世界第一本关于中国茶馆的专著，即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即上面提到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十年之后，即2018年，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关于中国茶馆的专著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即《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后者于2020年获得美国城市史学会颁发的两年一度的最佳著作奖。
成都市档案馆所藏有关于茶铺的资料，散布在《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成都市商会档案》《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成都市工商行政登记档案》《成都市工商局档案》等。
这些资料提供了关于茶铺的经营、资金、利润、竞争、价格、征税等。从征税记录，我们得知茶铺数量，每个茶铺的规模，每日销售量等，从每日销售还可以对每日平均顾客数进行估计。
发生在茶铺中许多事件，像争执、小偷、赌博、走私、暴力、仇杀等，在警察档案中亦留下了大量记录。整个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和警察发布了许多关于茶铺的规章，涉及公共秩序、娱乐控制、行为规范、政治宣传、卫生标准等各个方面，这些档案资料提供了可信的记录。
我也大量使用其他像报纸、游记、私人记录等资料。在地方报纸中关于茶铺生活的报道，虽然简短和不全面，但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档案资料的不足，并竭力找到各种支离破碎资料间的内在联系。地方报纸经常发表关于茶铺的文章，包括一些系列文章。
例如，仅从1942年《华西晚报》上，我便发现有五篇这样的文章，即此君的《成都的茶馆》（1942年1月28—29日），陆隐的《闲话女茶房》（1942年2月25—28日），周止颖的《漫谈成都女茶房》（1942年10月13日），居格的《理想的茶馆》（1942年10月17日），以及老乡的《谈成都人吃茶》（1942年12月26-28日）。这些文章多是基于作者自己的观察和调查，为我们今天重构茶馆过去的文化和生活提供了依据。
我发现了不少旅行者和访问者对成都日常生活、特别是茶铺生活的描述。一个外省人或外国人一进入成都，即会被这个城市茶馆的兴盛所吸引，不少人写下了关于茶馆的印象和感觉，从而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当然，我也充分理解，作者有他们自己的主观性，对信息经常有选择地记录，我们所看到的茶铺是透过他们的眼睛和头脑。
历史的写作，靠史料的支撑，但并不是有了史料，就掌握了历史，因为更重要的是，怎样去解读这些资料。每个历史的观察者，对资料的解读可能都有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反映了观察者的出身、教育、阶级、政治观点、思想倾向等分野，还充分展示了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的史家们热衷于宏大叙事，历史的写作越来越趋向干巴巴的科学论文，越来越远离司马迁《史记》的那种文学的魅力。在对日常生活史的记录方面，我们历史学家，其实远远地落在了文学和小说家的后面。
茶铺是成都日常生活的中心，一些以成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许多情节都发生在茶铺里。例如在初版于1936年的《暴风雨前》和1937年的《大波》中，李劼人对晚清成都和四川保路运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反映了成都茶铺生活的丰富多彩。
虽然《暴风雨前》和《大波》都是历史小说，但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李劼人对成都的面貌、地名、社会习俗、主要事件、历史人物等的描写，都是以真实为依据的。
由于李劼人的《大波》非常写实的描写，以至于有人批评这部小说“不是戏，倒像是辛亥年四川革命的一本记事本末”，针对这样的批评，李劼人在他的《“大波”第二部书后》自我调侃道：“细节写得过多，不免有点自然主义的臭味”。他自己也承认，该书“反映了一些当时社会生活，多写了一些细节”，特别是上卷“是一部不像样子的记事文”。
但也正是这种“记事本末”或“记事文”的风格，对于社会和文化历史学者来说，则成为了解已经消失的成都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的有用记录。
另一位乡土作家沙汀对成都附近小乡场的地方权力斗争亦有详细描述，茶铺是沙汀描述社会冲突的理想之地，许多情节皆发生在那里。特别是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1940年），长篇小说《淘金记》（1941年）、《困兽》（1944年）等。
这类根据作家自己的生活观察，以地方风土和真实经历为基础的一些历史小说，是作者第一手资料的观察，有着非凡的细节和可靠性。
不过，当我们以小说作为史料时，必须区别历史记录与作家创作之间的不同。虽然小说提供了茶馆文化和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描写，但毕竟经过了作者的再创造，因此在使用这些记录时，我们必须持一个谨慎的态度。